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谢选骏：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法律、基督教
“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而美国的民营又在于法律保障，美国的法律保障又在于基督教传统。这是无神论中国永远也追赶不上的。看看苏联的例子就明白为何败于美国手下了。美国政府无论犯下多少错误，都不可能毁灭美国，因为它的手脚被民营、法律、基督教捆住了；但中国政府只需要要动动指头，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灾难。——这才是致命的差距！
《一台美国发动机就足以掣肘中国科技》（2018-04-17 工业智能化）报道：
哭了！一台美国发动机就足以掣肘中国科技 让中国万亿级产业瘫痪
01
现在贸易战是子弹上膛，只待扳机扣响，人人都在犯嘀咕，特朗普这家伙究竟图啥啊？
解决贸易逆差、提振就业、为中期选举造势？坚持主张中国为非市场经济、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运作？
是特朗普目光长远、脑袋灵光？这一点很难下结论。但他的直觉很可怕。
他将301调查这个重磅武器利用到了极致。这场贸易摩擦起先是以知识产权争端为由头，最终白宫却理直气壮亮出全面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意图——今年3月美国提出的增税领域，恰恰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重点发展的十大高新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领域。
这已不是简单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产业较量，是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科技崛起的全面遏制。
02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科技崛起高度警惕，甚至不缺微信自媒体上“美国被吓尿”的调调。
早在今年2月份，美国知名地缘政治智库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发布《即将到来的对华科技战》。报告大赞中国近年来在高超音速导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和量子卫星领域取得举世瞩目之成就，读来隐隐有自豪感在胸中激荡，字里行间里也时时质疑美国科技公司能否赶上中国同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
人工智能对于军事、民生都将带来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中国在这方面对美国步步紧逼。2017年底工信部发布的人工智能三年计划显露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想要实现自给自足的雄心，中国官方甚至还和民间科技巨头强强联手组起了“梦之队”。
（中美两国的研发经费对比，请注意，单位是10亿美元）
在中美双方针锋相对的前一周，英国《经济学人》用封面报道《中美技术争霸》也凑了热闹，表示“机智的我早已看透一切”：
“加州设计，中国制造”，苹果手机背后的字样曾经代表了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的分工。如今斗转星移，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技术威胁令美国慌乱。中美技术争霸会引发贸易战吗？
《纽约时报》用词更狠，中美贸易战会让全球最先进的行业加速进入新冷战时代，比美苏冷战更冷，比美日贸易战更难解：
以前，日本在科技上是竞争对手，但在军事上是盟友。苏联在国防科技上是对手，但商业上远远不如……但中国在争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下一代无线互联网等前沿领域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资金。
明摆着，西方媒体都不认为这是一场大豆高粱、一钢一铝的贸易战。美国很忌惮中国近年来在顶尖科技领域的成就，并且足以为此发动一场科技争霸战。
难道真是如此厉害了我的国？这几年中国在高精尖领域已强劲到有压倒美国之势？
为了再度增强心中的民族自信心，我认真、主动、元气满满地搜了中美在顶尖科技领域的差距，结果？呵，真是对这些美国同行的专业能力感到非常不满！
高能预警，以下你将看到美国人对自己国情严重的认知不足！
03
美国在顶尖科技领域，究竟如何登峰造极，如何令人发指。
（1）美国用一台发动机就能掣肘中国制造
为什么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只相当于50年前美国的波音737？
为什么中国目前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直升机是8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美国“黑鹰”？
为什么中国战机的争气机歼-20和美国的F-22相比还有10左右的差距？
最关键的都是“心脏”的问题。标志一个国家最高精尖、最强大、科技力最密集的领域，当属被称为“现代工业皇冠”的航空工业，而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就是航空发动机。而中国竭尽半个多世纪之力，至今还没造出一个成熟可靠的核心机。
目前美国掌握的顶尖科技是：成熟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第四代军用低涵道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第五代军用非几何结构变换变循环涡扇发动机、军/民用大功率涡轴/涡桨发动机……
（普惠公司研发的F119发动机）
因为两台后燃推力达156千牛的F119发动机，美国战机F-22可以做出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机动动作，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不开加力就可以超音速巡航的战机，对于美军霸权至关重要。
因为四台推力分别为191千牛的TF39涡扇引擎，美国C-5银河号敢大声说自己是世界上现役最强运输机，没有之一。上层舱可载运75名乘客。在满载的情况下可以2300米的距离内起飞，并在1493米的距离内降落。机身可装载量可约估算为：100辆大众甲壳虫/6辆灰狗巴士/6架阿帕契直升机/2辆M1A2主战坦克/1架C-130。1961年开始研制，1970年服役。
（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TF39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需要在高温、高压、高转速和高载荷的严酷条件下工作，并满足推力／功率大、重量轻、可靠性高、安全性好、寿命长、油耗低、噪声小、排污少等众多十分苛刻而又互相矛盾的要求。
因此也牵涉了材料学、气动热力学、结构力学等数不胜数的学科，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多学科集成的工程机械系统之一，任何一个学科存在短板，都会导致航空发动机水平受限。毫不夸张地说，航空发动机的水准就是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的水平和制造业的高度，当然，还要加上烧钱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山寨大国”，研究了这么多年，却至今拿不出一款代表中国高端制造的量产型发动机。在这一高精尖的领域无法突破，自然也能明白为什么当起赛车手的韩寒会抱怨中国给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发动机。
（2）美国独有的巨型天文望远镜称霸光学领域
日常生活中的高品质数码相机尼康、佳能都是来自日本，但事实上，当美国在发射哈勃望远镜（携带2.4米直径的巨型透镜）时，日本还加工不了0.5米级的同类型设备。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高端的光学强国，能加工出超大直径光学透镜的，也只有美国。
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近日，NASA称原定于今年服役的被称为“史上最强大望远镜”的韦伯望远镜将推迟到2020年，以便让工程师有更多时间确保任务成功。
这个巨型望远镜的口径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3倍，比哈勃灵敏约100倍，质量却只有哈勃的一半，承担主要任务是调查作为大爆炸理论的残余红外线证据。部署之后，能让天文学家史无前例地窥探宇宙初期形成的第一批银河。
而美国在研制直径100米的超级薄膜透镜设备时，中国还在攻关4米直径的大型巨型透镜设备，科技鸿沟赤裸裸啊。
更要命的是，巨型透镜设备体系是军用光学侦察卫星和侦察系统的核心关键设备。
当今最先进的光学成像侦察卫星是美国的锁眼-12（KH-12），地面分辨率达到0.1-0.3米，足可以清点沙漠中的坦克，帐篷和人员。
美国民用遥感卫星也不赖，拍摄出0.35米级上海市浦东新区卫星照片
发动机和光学这两大高端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航天航空技术能走多远。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取得不少突破，但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
另外，美国在重型/超重型火箭的设计及制造、空间站技术、月球探测技术、深空探测技术等领域的成就仍无人突破。
（3）颠覆产业的新材料
在关键部件用对了新材料，很可能实现对全产业的颠覆。除了发动机风扇上的耐热新材料，美国的新材料运用还有多牛？
先来说说“机密”级别的。
美国这架科幻感十足、曾让全世界颤栗的B-2幽灵，世界上唯一的隐形战略轰炸机，每台造价24亿美元。B-2大部分表面被一层特殊的弹性材料覆盖，使表面保持均匀的电导率以减少来自接头或接缝处的雷达波反射。而在设计中不能依靠外形进行隐身的部位（如进气口）就要涂上雷达吸波材料（RAM）了，其组成成分至今仍是高度机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1997年服役。
另一个外星长相的杰作，实战记录中没被任何敌机或防控导弹击落过的侦察机SR-71，黑鸟，至今仍是世界上有人驾驶最快的飞机。黑鸟的技术突破在于热障上，三倍音速以上就是热障区，黑鸟最大速度是3.35马赫，在这个速度上航空铝会变脆变软，所以黑鸟所采用的低重量、高强度钛合金和复合材料是真正的技术关键。
再来看看比较“接地气”的：
A． 锂空气电池有望颠覆电动汽车行业
美国特斯拉Model S的最远续航里程540公里，用的是“三元锂”电池，已经是目前所有电动车续航里程里面最长。
但是近日，美国又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们造出锂空气电池，极大振奋电化学储能领域。
这款拥有极高理论能量密度的电池已成功充放电700次，打破了之前锂空气电池只能使用纯氧、且循环寿命短的限制，有望取代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突破电动汽车里程瓶颈。
B、不能轻易挑战的半导体霸主
“半导体王者”英特尔宣布今年陆续推出几款3D XPoint内存，单条最大容量512G起。业界惊呼这是PC领域的革命。
而清华紫光预计今年推出DDR4内存条，单条容量最大128GB。目前还停留在第三代技术DDR3，单条最大容量64GB。
半导体材料从手机芯片到巡航导弹的控制器、从民用到军用，分布广泛，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最核心技术。美国半导体生产已多年占全球市场48%的份额，仅英特尔一家的研发开支就已经达到整个中国芯片业的4倍之多。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统计，整个中国市场每年半导体销售额约1000亿美元（中国自给率不到10%），其中美国公司市占率接近60%，美国公司出口到中国的金额至少在500亿美元以上。
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封锁战”从没放松过。
冷战时欧美日等国在组织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对外技术出口，冷战结束后巴统解散。不过美国随即联合多国设立了瓦森那协定，继续限制对外技术出口，特别是高新科技，半导体技术就是其中的重点。所以，根据美国的出口条例，14nm芯片工艺制造可以搬到中国来，但是Intel的X86 CPU设计和其他关键技术的设计绝不能离开美国本土。
随之近年来中国在半导体行业上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制造2025中对芯片制造提出自给自足的要求、以及清华紫光、海思跻身全球半导体公司前十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更加严防死守。
在本次中美贸易战谈判中，特朗普要求很明确，希望中国要继续加大对美国半导体芯片的进口。
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近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发起的收购案：
2015年12月，清华紫光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存储巨头美光；
2016年2月，华创投资和华润牵头，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的仙童半导体；
2017年9月，有中资背景的私募机构Canyon bridge以13亿美元收购美国芯片公司莱迪思；
……
2018年2月，中国半导体投资基金湖北鑫炎亿5.8亿美元购买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商Xcerra;
2018年3月，一宗新加坡博通收购高通案，被否决的原因是高通公司是为数不多做长期投资的无线芯片公司之一，另一个则是华为。特朗普担忧高通被收购后，华为会取而代之成为5G无线标准的领导者。
（4）暴利却又利民的生物制药
美国式生物制药领域的绝对领先者，生物制药公司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华尔街的资本对生物制药也是疯狂追随，2017年生物制药公司IPO全球TOP25中，有11家美国公司。
比如肿瘤药物。据中国科学院俞德超教授介绍，过去几年美国批准了48个新药，基本上每个肿瘤都有1-5个新药上市。比如说肺癌五年前医生只有3种药可以选，今天医生可以选十几种治疗肺癌的药物。美国的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直线下降。今天，美国患肿瘤五年的存活率是70%，而中国连30%都不到。
比如疫苗。美国目前基本是多糖疫苗，没有活菌，而且要求严格，不能使用苯酚类的杀菌剂，甚至已经开始上市靶向性更强、免疫性更强的蛋白结合苗。
而中国国内疫苗的主力还是活菌的、20世纪初的卡介苗之类的减毒疫苗，毒性减到多少才是真正的安全，根本没有绝对的指标。
中国的高端药物基本要从欧美国家进口。说到这儿也不得不提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市场上几乎以国外品牌为主导，其中，通用电气在核医学类、超声影影像类、磁共振MRI、CT类妥妥割据市场。
（5）人工智能
这项被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认为会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冲突形式的顶尖科技，美国一样保持领先优势。
苹果手机上熟悉的人机交互功能Siri，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在2003年投资的CALO计划，而此计划同样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工智能课题研究上。
谷歌开发的Alpha Go是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程序。
在过去的一年里，谷歌的Waymo在加州的自动驾驶路程达到了35万英里，而脱离自动驾驶模式、由驾驶员接管的次数仅仅63次而已。
除了美国自己拥有的，通过资本与法律，美国可以掌控的顶尖科技多得超乎想象。
比如中国武直10的发动机，试飞时采用的是加拿大的民用型号产品，这个型号比中国当时最好的军品都好用，但美国说不行，加拿大就不敢再出售。导致中国武直10不得不最后关头重新设计。
比如民用计算机系统，数据库。中国现在大型央企国企内部仍要向微软购买系统，向甲骨文购买数据管理服务。
这张2013年麦肯锡发布的中美科技差距雷达图到现在仍不过时。中国要赶上美国现在的科技成就，至少要花上20年。
当经济鸿沟越来越小的时候，中国更应该关注科技的鸿沟是不是也能保持相应的速度在缩窄。
虽然西方近些年一直在聚焦中国取得的科所进步：
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高性能量子雷达的是中国，第一个设计出量子计算机的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量子通信卫星的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反通信量子试验的是中国，第一个突破全电推进技术的是中国，第一个突破四翼倾转旋翼机技术的是中国，第一个独立建设空间站的是中国，第一个实现连续开采可燃冰的是中国……
中国的确有中国制造2025的信心，但也要看到真实的差距。中美科技鸿沟的背后不仅是大国对科技研发投入的比拼，还有几代人的刻苦专研、坚持创新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保护。
04
中国制造业的残酷现实：国外一个小小的企业，就能让中国万亿级产业瘫痪
作者 江必旺（作者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这是一篇深度分析国内制造业的好文章，说透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和一些关键性问题，涉及技术、人才、制度、政策等诸多领域，也点中了中国工业化的软肋和痛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要解决这些问题实属不易，作者也提出了解决路径和方法。
产业“隐形冠军”是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领先，在自身领域成为世界前三甲，但鲜为人知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隐形冠军”位于产业链上游，因为不与终端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公众知名度比较低，故名“隐形”。
但却因掌握行业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关键材料，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产业的真正幕后控制者。据称，全世界3000多家隐形冠军公司，德国拥有1307家，数量最多，而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做到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请加微信公众号：工业智能化(robotinfo) 马云都在关注
因此，中国的产业要由大变强，拥有话语权，就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近几年呈跨越式发展态势，但对外依存度极高的“缺芯”问题却始终是最大的痛点：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部件和材料长期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国内芯片90%依赖进口，2016年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众多的产业都像电子产业一样，因为缺“芯”，体量大却没有话语权，如：
中国的钢铁产量是世界第一，但特种钢铁却大量需要依赖进口；
中国的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核心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必须来自于西门子、ABB等国外公司，甚至连螺丝钉都依赖进口；
中国的圆珠笔产量世界第一，却做不出圆珠笔芯的滚珠；
中国的PC产量第一，但计算机的芯片基本被美国Intel 和AMD垄断；
中国汽车市场名列世界前茅，但发动机却一直受制于人。
纵观中国产业发展，虽然规模大，但由于缺“芯”这样致命的短板，导致在产业发展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而发达国家则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或关键部件牢牢掌控着产业主动权。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京东方烧钱上千亿人民币，成为全球平板显示最大的生产企业，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等出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液晶电视显示屏世界第三，改变了中国每年进口总值高达数千亿人民币液晶显示屏的局面。
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后非常感概。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众多产业就像平板产业一样从空白变成世界规模最大，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提升了中国GDP。国家也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一方面，则更引发了长期以来对中国产业发展大而不强、重产值轻研发、注重规模体量忽略核心技术的担心和忧虑！中国目前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都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垄断，而这些垄断企业大多是产业的隐形冠军，是世界上唯一或极少数几家可以把现代高端产业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做到极致的公司，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园珠笔芯、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分析检测用的色谱柱填料、生物制药用分离纯化层析介质等。可以说，国外一个很小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不供应相关材料，就可以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面临的残酷现实。
因此，只要不可替代的关键部件和材料掌控在国外的隐形冠军企业手里，中国的产业再大也无法摆脱“装配工厂、低端运行”的被动局面。当前，中国要主导任何战略性产业，促进国家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是靠依赖投资更多的下游巨无霸组装和加工工厂，而是需要培育更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的上游隐形冠军企业，从而在重大产业上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瓶颈。隐形冠军，将成为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决胜着力点和关键所在。
中国产业迅速扩张的资源优势分析
近年来中国已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很多制造领域的规模都跃居世界首位。这得益于中国独有的四大资源优势：
一是市场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购买力巨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市场潜力越来越大。庞大的消费需求，使得中国企业得以快速发展，极易形成规模化产业。目前中国很多市场需求都已跃居世界第一，如钢铁、塑料、食品、电子器件等等；
二是劳动力优势。中国人口众多，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如服装、纺织、玩具、皮革等及下游的组装产业如平板显示在中国都有绝对的发展优势；
三是资本优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本，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四是体制优势。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可以集中各类资源和力量办大事。为了提升战略性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层面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甚至不计成本投入巨资予以扶持。无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京东方液晶面板产业，还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铁就是很好的案例，通过国家的支持，可以迅速改变中国落后的液晶平板显示生产技术，结束每年进口数千亿液晶显示屏的局面，国家大力支持京东方投入上千亿人民币建设液晶面板线，即使公司连续多年巨亏也可以持续下来，最后变成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最大的公司。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政策和金融支持，完全依赖市场化运行，京东方恐怕是无法挺过来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同样的，中国的高铁之所以能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因为有国家财政和政府资源的强大支持。
规模化背后的打工模式探究
中国相当多的产业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而且在不缺市场、不缺人、不缺钱、不缺政府支持的强大背景下，为什么始终是规模化有余、竞争力不足？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短，技术积累少，研发能力弱，很多核心技术及关键材料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
中兴芯片事件、华为内存事件就清楚暴露出中国产业脆弱、不堪一击、话语权缺失的尴尬与无奈。以液晶显示产业为例，中国液晶面板产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基本是属于加工组装型，不但生产线要从日本进口，而且制造面板的很多关键材料也都必须依赖进口。
因此，看似红红火火的生产，其实挣大钱的都是日本的设备和材料生产厂商。日本人把液晶面板转移到中国来只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大量的资本，他们靠关键材料和设备的垄断，就可以轻松的从中国获取巨额利润，然后再把这些利润用于开发新的显示技术，升级换代后再卖到中国去赚取更多的利润。结果，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企业一直在买买买，从5代线买到6代线，再到7代线8代线，到现今的10代线，每条线投资都高达上百亿。更令人咂舌的是这些投资惊人的生产线需要用日本的关键技术和材料才能进行生产，也就是说生产线的开动，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同时购买大量的日本材料，一天断供，这些上百亿投资的生产线就立刻瘫痪。
日本一个掌握关键材料的隐形冠军企业，就可以卡住中国上万亿产业的脖子。也就是说，中国人如果不拥有核心技术，产业体量做得再大也只能是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依靠已有巨大的显示屏产业规模，众多的应用人才，以及国家的资本支持，开发创新自有的显示屏生产技术，摆脱给别人打工的被动局面呢？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开发新的显示屏技术往往需要上游材料厂商的配合，目前上游关键材料却大多被日本隐形冠军企业所垄断。中国显示技术的科学家即使有很好的技术和主意，但如果没有上游材料厂家的供应和配合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以把技术落地，无法把技术转化成产品。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要想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让中国制造成为全产业链条的良性互动，不是依靠购买更多的，规模更大的，更先进的下游组装线，虽然依靠购买组装线可以增加就业，快速扩大GDP，而必须下决心从源头抓起，引导和支持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的研发制造，专注于把核心部件和上游产品做到极致，专注于成为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企业，在突破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制造的瓶颈方面杀出外国公司的重围，为中国产业重构发展路径提供坚实的基础。
解开制约关键技术的“密码”
一个国家的产业规模往往取决于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国家资本实力。中国凭借市场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及强大国家资本实力的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众多产业成功地做大。但是，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发展，则与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源及国家资本实力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依赖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化水平和综合国力。这些恰恰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力决定着企业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成败，甚至会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死存亡有巨大影响。中国不少领域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只有突破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公司的长期垄断，中国重大产业在世界才有话语权，中国产业才能由大变强。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制约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研发突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外部环境和国家政策，以及企业认知和企业家胸怀等深层次问题。
基础原料和装备差导致研发速度受阻
高端新兴产业如液晶显示对关键材料和部件性能和质量要求极高，因此研发和生产技术难度大。中国虽然是基础原料生产大国，如不锈钢及众多化工基础原料生产的产能都位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缺乏高性能不锈钢和高质量的化工基础原料，导致以其为原料生产出来的相关材料和设备不能满足高端产业的生产需求。可以说基础原料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产业关键材料和部件的研发进展和产业化成功。我回国创业做液晶显示用“间隔物微球”材料遇到的基础材料质量导致产业化过程拖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液晶显示屏由“间隔物微球”“混迹”于液晶之中、“立身”于玻璃面板间，主要发挥“骨架”作用，可以精准控制玻璃面板的厚度。它好比是人体骨骼中的钙，没有它，液晶面板就“站”不起来。
虽然液晶“间隔物微球”只是由普通的聚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材料组成，但用于液晶显示的聚合物对微球质量和性能要求极高，必须具有高度的粒径精确性、极窄的粒径分布、优异的机械强度、光滑的表面性能、极高的洁净度和极低的金属杂质等性能，因此制备技术壁垒极高，长期以来全世界只有日本两家公司可以生产。我们在开发液晶间隔物微球材料时，首先就遇到国内基础原料质量差的问题。苯乙烯是通用化工单体之一，国内生产产能位居世界首位。但国产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杂质含量高（尤其是奈杂质含量高），用其生产出来的间隔物产品机械强度低、变形大，不能满足控制液晶显示的要求，不得已公司只好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单体纯度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产业化过程中还遇到由于不锈钢性能差引起装备不合格的问题。生产高性能微球需要用不锈钢反应釜，经多次试验，发现用国产反应釜生产的液晶屏用间隔物微球产品铁含量超标，无法满足液晶显示的高端要求，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尝试了很多家国产反应釜都是一样的问题，而用进口的铁含量就达标。付出如此大的时间成本、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竟然得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国内不锈钢质量就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不锈钢，高性能的不锈钢都需要进口！
因此，虽然我们开发了比日本先进的微球制造技术，但由于国产的原料质量及不锈钢性能问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些基础原料差的问题，才最终实现间隔物微球产业化。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中国做高科技产品研发尤其是做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关键部件的难度有多大：不仅要解决关键技术壁垒而且要解决配套的基础原料和设备质量差的问题！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了众多的科研人员，发表的文章全世界最多，而成果转化率却极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解决现代产业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首先必须提升整个中国基础原材料以及仪器设备的质量，否则即使我们拥有众多解决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制造技术的人才，也难以做出高性能的材料和部件以满足现代产业的需求。
社会浮躁，基础创新不足，导致研发驱动力受阻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全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并引发一些极不合理的现象。如飞速上涨的房价让炒房的人得到巨大财富，而相比之下辛苦干活的人却越来越穷。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导致投机心态越来越严重，破坏了中国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整个社会也就越来越急功近利，缺乏沉下心来专注做好一件事情的耐性和坚守。
但几乎所有产业需要的关键材料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都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经验积累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中国很少有企业愿意花十年的时间去开发一项技术和产品，大家都喜欢短平快的项目，不愿意把资金和时间投入到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先进技术研发和材料制造领域。欧美日的隐形冠军企业无不是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几十年把一个材料或部件做到极致才形成的。因此中国要培养隐形冠军企业首先要有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体制，社会财富应该倾斜于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而不是投机的人，才能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把关键技术做到极致，让更多企业成为隐形冠军。
另外一方面，国家虽然投入大量科研经费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的发展，但由于目前对高校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主要是依赖发表文章数量，科研人员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如何发表更多文章而非深入研究原创技术或实用技术以解决产业核心技术。在以论文数量为王的评价体系以及不合理经费的控制和分配体制，让科研人员无法沉下心来做原创性科研，或专注于产业化核心技术，而是去做容易出文章的研究。让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如中国虽然在纳米技术领域发表文章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文章数量与国内产业化技术发展极不匹配，纳米应用技术和纳米材料的产业化基本空白。因此，只有对科研评价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完善激励机制，才会实现让国家科研投入能有更多成果转化，更好地为产业服务，更好地回报社会。
社会浮躁与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由于以往的政策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各级政府都愿意投资发展能快速做大并容易增加GDP和就业人数的下游组装产业。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很多产业到中国后形成恶性竞争，如太阳能面板产业就是一个政府过度投资带来产业过热问题的典型。上游关键材料和部件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规模也不会快速放大，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意愿和力度就明显不足。
国内市场推广难度大 研发成果推广受阻
由于当前中国大多新兴产业都是依靠引进的国外技术，且关键材料都使用国外进口产品。因此中国企业开发出来的关键材料要导入市场就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
首先，关键材料和部件对终端产品性能影响极大，如果质量有问题，会给终端客户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一般情况下，客户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导致国产材料替换进口材料的难度很大。即使客户有意愿导入国产品牌材料，验证周期也非常长。有的材料虽然单价非常高，但在整个设备的成本比例比较低，客户更没有意愿去做新产品尝试和替换。比如说间隔物微球，虽然单价很高，但由于用量少，占整个显示屏材料成本不到1%。而这个材料对整个显示屏的质量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客户往往不愿冒险采用国产产品。
其次，国人对国产和进口产品的偏见也会导致国产产品导入困难。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厂家习惯于生产中低端产品，对技术和产品质量重视不够，因此普遍的印象是国内产品质量不行，用起来不放心，客户对国产产品导入会非常慎重甚至会提高导入门槛。更有甚者，如果客户使用了国产产品出问题，第一时间会怪罪到国内原材料的质量问题；而如果客户用的进口材料生产出问题，反而会反省自己工艺有什么问题。因此国产产品要导入客户，不仅要有超高的产品质量，还要贴近客户需求，熟悉客户工艺，遇到问题时可以及时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
要解决国产产品市场推广问题，需要多方结合、达成共识：一方面生产材料厂家确实要做好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高效用，要有耐心去培育市场、贴近需求，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累积，国产的产品质量会越来越好甚至有可能超越进口产品。另外一方面，下游厂家也需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与上游国产材料厂家配合。上游关键材料和部件成功产业化会极大促进下游厂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国家也应出台一些政策鼓励下游厂家使用国产材料。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研发能动性受阻
由于目前国内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因此经常出现投入很长时间大量资源开发出的产品和技术被仿造，被偷走，甚至整个技术团队给挖走，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由于中国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造成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严重限制了企业对关键材料和部件开发的动力。因此很多企业都愿意聚焦在短平快的低端制造业上或风险相对小的下游组装上，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长，风险大的高技术产业。有的企业即使想做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开发也会因为担心技术泄密而不得不采取一些保密手段。
本来高技术开发需要共享信息，激发大家的灵感才容易促进新的想法，解决遇到的问题，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很多信息无法在技术团队上分享和交流，严重影响了项目的进展，并限制了技术研发的快速进展和试验成功。因此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法律为自主研发企业保驾护航，才能让中国真正投入研发创新的企业得到回报，让靠投机或剽窃技术的企业得到惩罚，营造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的良性发展环境。
税收政策局限性导致关键材料研发企业发展受阻
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制备具有技术壁垒高，附加值高等特点，但同时也具有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风险。这种企业的活化劳动成本主要在研发投入、人员工资、产地租金等方面，大大高于传统企业，如果按中国现行的增值税抵扣方式，该部分成本不能抵扣，从而使企业的税负较高，大大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使得企业在前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更多的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上。其实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增值税会影响高科技企业发展，因此在一些特殊领域如软件、芯片及生物制药产业都有特殊的增值税政策。而与这些产业异曲同工的关键材料制造企业目前却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
因此，国家要解决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问题，就必须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税收政策，拓展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行业范围，切实解决先进材料制造企业面临的税收窘境，为企业减负，为创新添翼，才能有利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才能让有志于与国外垄断企业抗衡的科技研型企业真正走上隐形冠军的强企之路。
培养隐形冠军企业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破局之举”
中国要真正完成经济转型，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强国，必须把解决好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放在首位，必须培养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的大而强，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隐形冠军”是指那些非常专注、具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市场领袖地位的中小企业，他们的产品可能很小，不跟消费者直接见面，不易被人觉察，加上自身低调，公众知名度比较低，但在各自行业内往往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产业发展无可撼动的霸主。基于此，中国的企业要想成为隐形冠军，需要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坚持长期不懈的研发，用匠心、耐心、恒心和信心，把技术和材料做到极致。
坚持创新占据技术制高点
一个公司能否在全球的竞争中成为隐形冠军，取决于这个公司是否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否占据世界关键材料制备技术的制高点。无论是电子产业的芯片，还是飞机发动机，还是看去简单的圆珠笔芯和高铁的螺丝，都是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精湛的工艺制作而成。要做到一个领域制高点的技术，往往不是靠人多或短期砸钱就可以快速获得的。中国过去那种凭借众多劳动力资源和大量投资来迅速把产业做大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要形成一种创新的科研环境，吸引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可以安下心来，通过长期的创新和技术积累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从而解决关键材料和部件的国产化。
坚持专注和坚守做到持之以恒不动摇
中国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资本、人才、市场、产业链，最大的短板是缺乏耐心和坚守。现代产业的发展越来越精密化、自动化、高性能化，这些发展趋势对关键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关键材料和部件对下游产品性能影响极大，因此在材料领域往往赢者通吃的局面，即做得最好的企业逐渐成为产业的隐形冠军，形成独霸一方的垄断局面，做得质量差的企业基本无法生存。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组装能力，只要拥有了关键材料和部件就会迅速做出相关产品，同样，谁垄断了这些关键材料，谁就在产业链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隐形冠军企业就是要坚守一种使命感和民族情怀，不忘初心，一但认准一个目标就持之以恒做下去直到成功。这种专注和长期坚持的精神在当今浮躁社会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坚持工匠精神把产品和工艺做到极致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精益求精，要把产品和工作做到极致，必须靠一丝不苟和严谨务实的态度，对产品不断改进、创新和优化，必须把掌握行业内最顶尖的技术，打造质量最高的产品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我曾参观过德国一家生产工业风扇的中小企业，为了检测风扇运行时的噪音，特意建造了先进的静音实验室，置身其中，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为提升品质舍得投入，敢于投入，这样的产品无疑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工匠精神不仅是精益求精，更是一种追求、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耐得住寂寞的承诺。我想，这也应该成为中国隐形冠军企业的追求，用最好的技术制造最好用的产品。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瞄准国际标准，弘扬工匠精神，中国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进入新时代。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强研究，突出关键共性技术重点拓展科技项目，强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倡导创新文化，等等，国家正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目的就是为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从根本上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要培养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掌握相关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突破发展瓶颈、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全产业链材料、加工自主可控，为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真正变成一个制造强国。
网民狂吠：
新天狱博 30秒前
说明赵紫阳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短视的，行不通的。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靠别人施舍、靠【邓文革式傍大款】发展中国经济是小市民思想，这样的人不适合当领导。反思改开的经验教训势在必行。
破棉袄 18分钟前
根本不需要发动机和芯片，那些平时看起来不显眼的免费软件，才是天朝大国跨不过去的门槛，我刚才粗略查了一下，如下软件都被美国商务部出口法律管辖：WINDOWS，LINUX的主要版本，IOS，JAVA，PYTHON，C/C++/GCC/GNU，Apache等等。没有这些工具，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数万亿的中国“高科技”都是笑话。中国的所谓高科技公司，都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做了最后5%的工作，就声称自己设计了。想自己搞一套这个FOUNDATION吗？可以啊，不是很难，但是以后自己必须搞维护和升级，这就难了。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啰里啰嗦半天也讲不清楚的一个道理——“美国的强大就在于民营”，而美国的民营又在于法律保障，美国的法律保障又在于基督教传统。这是无神论中国永远也追赶不上的。看看苏联的例子就明白为何败于美国手下了。美国政府无论犯下多少错误，都不可能毁灭美国，因为它的手脚被民营、法律、基督教捆住了；但中国政府只需要要动动指头，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灾难。——这才是致命的差距！
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谢选骏：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谢选骏：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闻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一事，十分“诡异”。其实，这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不止美国一家，还有以下：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只是，可能出于避讳，这些被川普称为Shithole的国家领导没有和美国总统列在一起，结果让世人误会了只有美国“以其他方式”了。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情：英国对习近平当选始终保持沉默， 查遍以下记录，丝毫不见英国踪影：
《一些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华社2018/03/17
2018年3月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消息宣布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纷纷致电或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我对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衷心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我确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沿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示，欣闻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相信，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您将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实现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党、国家和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视之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相信您将继续关心指导各级、各部门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不断扩大和提升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深入发展。
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我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全面巨大和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一定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四好”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入发展、开花结果。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您的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英明领导充满信心。中国在过去5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受到广泛赞誉。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将继续向前迈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巴中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全面加强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国梦，为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您派特别代表出席平昌冬奥会开、闭幕式，使本届冬奥会成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和谐的盛会，我深表感谢。今年是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我愿同您一道努力，开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步入新时代的元年。
日本天皇明仁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谨表示诚挚祝贺。祝您身体健康、贵国繁荣昌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今年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日中两国广泛开展合作。我希望以今年为契机，推动日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改善，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表示，您的当选是对过去五年您领导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您领导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定信心。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我深信孟中关系将得到巩固与深化。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表示，在您睿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孟方期待加强孟中两国各领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勇前进。祝中国人民永享和平繁荣，愿白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表示，您的英明领导必将为中华民族带来更大发展，创造更多福祉。相信格中传统友谊和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
喀麦隆总统比亚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的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愿同您一道，加强喀中两国间业已存在的特殊友好合作关系。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迈上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对您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充满信任和信心。我相信，今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取得巨大成功，推动非洲和中国之间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您作为忠诚正直、敢于担当的领袖，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充分表达了对您的信任。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马里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您为国家主席，是对您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的充分肯定。我愿同您一道，为继续加强马中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懈努力。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表示，您的成功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和未来宏伟规划满怀信心。相信您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促进国际和平正义。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您的岗位责任重大而崇高。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在成功大道上继续前行。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有担当的政党。我高度评价您的果敢和担当，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复兴必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造福全球各国人民。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督威廉斯表示，您是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和杰出才能的领袖，祝愿中国在您领导下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致函表示，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我深信，今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19 01:00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我谨代表柬埔寨全体人民和参议院、国会、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来越繁荣富强，并继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您的丰功伟业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我坚信，有您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中不断进步，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您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国作为具有战略性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过去5年，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您领导中国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决心。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朝着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前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在您高瞻远瞩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持续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以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您的当选将提高中国作为有威望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保障全球、包括本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您确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国际威望道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您的全票当选表明您实施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获得中国人民高度信任，相信您的治国经验和远见卓识将确保中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成为21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信，中国将继续发挥保障和平、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力量平衡的作用。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中取得更大成就，我愿与您共同推动深化意中关系及两国在多边和欧中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我深信在您新的任期内，葡中之间稳固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将得到更大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您为加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展现了坚定承诺和领导力。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人民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摩尔多瓦总统多东、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刚果(布)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乍得总统代比、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塞舌尔总统富尔、尼泊尔总理奥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1 20:15:17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政党领导人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欣悉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表示衷心祝贺。我愿继续与您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进。衷心祝愿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开启辉煌的新时代。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祝中国繁荣昌盛。
加蓬总统邦戈表示，值此令人欣喜的时刻，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系列重大决定表示敬意。这些重大决定将有利于推进您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福友好的中国人民。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您的当选是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中发挥卓越作用的必然结果。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将日益强大稳定，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团结、和平和繁荣。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表示，我谨代表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衷心祝愿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实现巨大发展，土中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我相信中国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成功，我对土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您并通过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约方愿同中方一道，继续致力于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开辟更加美好、繁荣、公正、和平的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未来将更加蓬勃发展。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指引下，我们两国定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祝愿您在崇高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成功。我坚信，希中两国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创造更多机遇。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您卓越领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表示，您与缅甸建立了亲密友好、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您的当选为进一步促进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机遇，对此我深感高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在应对全球性严峻挑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令世人瞩目。您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英明领导的拥护。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利比里亚总统维阿、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南苏丹总统基尔、黎巴嫩总统奥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荷兰首相吕特、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温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闻频道 来源：央视网 2018年03月21日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又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表示，欣闻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祝贺。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斯中双方将坚定合作信心，推动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保持印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全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我期待与您一道，以去年9月厦门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基础，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充分说明您的卓越领导力获得绝对信任。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继续繁荣发展，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继续发展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合作。我深信，在您英明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成就，两国关系将达到更高水平。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您的当选有力地说明您享有最高水平的信任，您非凡的领导力、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得到高度认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您的当选是中国人民对您卓越领导力投下的信任票，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成为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引领型国家。南方相信，南中合作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两国关系未来将更加美好。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表示，过去五年，您带领中国人民在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您的当选是对您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的充分肯定。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塞内加尔对您当选国家主席倍感高兴。我将继续与您一道，推动塞中两国亲善友好的优先关系和充满活力的多元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国家主席，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您的亲自关心下，比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坚信，得益于比中两国的互信和深厚友谊，比中政治、经贸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深化。
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表示，欣悉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乌中两国友好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格林纳达总督拉格雷纳德表示，相信您的当选将增加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格双方相互尊重和理解，深化两国人民友谊。
瓦努阿图总统摩西表示，瓦中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一直是瓦努阿图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您的当选为瓦努阿图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带来了希望。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冈比亚总统巴罗、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多哥总统福雷、阿曼苏丹卡布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门总统哈迪、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卢森堡大公亨利、格鲁吉亚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2 19:36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党领导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您为中国国家主席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愿与您共同推进德中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过去几年，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搭建了稳定框架。我愿同您一道继续深化合作，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祝您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岗位上继续取得成功。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2017年4月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全面规划了双方广泛领域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计划。相信这一计划将为芬中务实合作指引方向，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丰硕成果。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向您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表示，我深信，在新时代，您将继续为造福国家而不懈奋斗。我愿同您持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您的当选彰显您带领国家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杰出领导力和中国人民对您的信任。我相信，智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友好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取得非凡发展成就。特多与中国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特多政府将坚定致力于增进两国友好关系。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表示，自几比民族解放斗争初期，中国人民就与几比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将不遗余力地与您共同发展和巩固几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间传统友好、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双方带来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黑山总统武亚诺维奇、马耳他总统普雷卡、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
谢选骏指出：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呢？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而且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第一个轰开清朝大门的国家，而且是在一百七十多年前。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唯一一个独立抗击纳粹德国的国家，而且是在1940年。
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看来，这个沉默有点深不可测。
新闻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一事，十分“诡异”。其实，这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不止美国一家，还有以下：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只是，可能出于避讳，这些被川普称为Shithole的国家领导没有和美国总统列在一起，结果让世人误会了只有美国“以其他方式”了。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情：英国对习近平当选始终保持沉默， 查遍以下记录，丝毫不见英国踪影：
《一些国家领导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华社2018/03/17
2018年3月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消息宣布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纷纷致电或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热烈祝贺。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表示，我对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衷心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我确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沿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示，欣闻您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相信，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您将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实现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越南党、国家和人民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视之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相信您将继续关心指导各级、各部门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不断扩大和提升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深入发展。
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我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取得全面巨大和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一定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祝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四好”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入发展、开花结果。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您的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英明领导充满信心。中国在过去5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受到广泛赞誉。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将继续向前迈进，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巴中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全面加强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国梦，为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您派特别代表出席平昌冬奥会开、闭幕式，使本届冬奥会成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和谐的盛会，我深表感谢。今年是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我愿同您一道努力，开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步入新时代的元年。
日本天皇明仁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谨表示诚挚祝贺。祝您身体健康、贵国繁荣昌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今年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日中两国广泛开展合作。我希望以今年为契机，推动日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改善，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表示，您的当选是对过去五年您领导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您领导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定信心。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我深信孟中关系将得到巩固与深化。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表示，在您睿智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孟方期待加强孟中两国各领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您的当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勇前进。祝中国人民永享和平繁荣，愿白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表示，您的英明领导必将为中华民族带来更大发展，创造更多福祉。相信格中传统友谊和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
喀麦隆总统比亚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的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愿同您一道，加强喀中两国间业已存在的特殊友好合作关系。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迈上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对您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来的远见和智慧充满信任和信心。我相信，今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取得巨大成功，推动非洲和中国之间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表示，您作为忠诚正直、敢于担当的领袖，得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充分表达了对您的信任。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马里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您为国家主席，是对您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的充分肯定。我愿同您一道，为继续加强马中友好合作关系而不懈努力。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表示，您的成功当选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您的英明领导和未来宏伟规划满怀信心。相信您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促进国际和平正义。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您的岗位责任重大而崇高。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祝愿中国在您的领导下在成功大道上继续前行。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有担当的政党。我高度评价您的果敢和担当，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复兴必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造福全球各国人民。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督威廉斯表示，您是一位具有巨大感召力和杰出才能的领袖，祝愿中国在您领导下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致函表示，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我深信，今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19 01:00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表示，我谨代表柬埔寨全体人民和参议院、国会、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来越繁荣富强，并继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您的丰功伟业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我坚信，有您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中不断进步，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表示，在您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国作为具有战略性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过去5年，在不确定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您领导中国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决心。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继续朝着实现新时代的目标前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在您高瞻远瞩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持续实施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以实现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您的当选将提高中国作为有威望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保障全球、包括本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您的当选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对您确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国际威望道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您的全票当选表明您实施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获得中国人民高度信任，相信您的治国经验和远见卓识将确保中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非盟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成为21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信，中国将继续发挥保障和平、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力量平衡的作用。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表示，祝您在履行这一崇高使命中取得更大成就，我愿与您共同推动深化意中关系及两国在多边和欧中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表示，我深信在您新的任期内，葡中之间稳固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将得到更大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您为加强中国政府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展现了坚定承诺和领导力。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人民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摩尔多瓦总统多东、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刚果(布)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乍得总统代比、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塞舌尔总统富尔、尼泊尔总理奥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阿富汗总统加尼、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伊朗总统鲁哈尼、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1 20:15:17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政党领导人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欣悉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表示衷心祝贺。我愿继续与您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巴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进。衷心祝愿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开启辉煌的新时代。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祝中国繁荣昌盛。
加蓬总统邦戈表示，值此令人欣喜的时刻，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系列重大决定表示敬意。这些重大决定将有利于推进您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福友好的中国人民。
几内亚总统孔戴表示，您的当选是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中发挥卓越作用的必然结果。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将日益强大稳定，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团结、和平和繁荣。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表示，我谨代表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衷心祝愿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实现巨大发展，土中关系也取得重要进展。我相信中国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成功，我对土中关系未来充满信心。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向您并通过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约方愿同中方一道，继续致力于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开辟更加美好、繁荣、公正、和平的未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未来将更加蓬勃发展。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指引下，我们两国定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表示，祝愿您在崇高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取得成功。我坚信，希中两国将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创造更多机遇。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您卓越领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表示，您与缅甸建立了亲密友好、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您的当选为进一步促进缅中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机遇，对此我深感高兴。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在应对全球性严峻挑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令世人瞩目。您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英明领导的拥护。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利比里亚总统维阿、科摩罗总统阿扎利、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南苏丹总统基尔、黎巴嫩总统奥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荷兰首相吕特、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温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新闻频道 来源：央视网 2018年03月21日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又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表示，欣闻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祝贺。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斯中双方将坚定合作信心，推动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保持印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全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我期待与您一道，以去年9月厦门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基础，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泰国总理巴育表示，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充分说明您的卓越领导力获得绝对信任。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继续繁荣发展，成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继续发展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合作。我深信，在您英明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成就，两国关系将达到更高水平。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您的当选有力地说明您享有最高水平的信任，您非凡的领导力、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得到高度认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您的当选是中国人民对您卓越领导力投下的信任票，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成为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引领型国家。南方相信，南中合作将进一步拓展深化，两国关系未来将更加美好。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表示，过去五年，您带领中国人民在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您的当选是对您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的充分肯定。我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塞内加尔对您当选国家主席倍感高兴。我将继续与您一道，推动塞中两国亲善友好的优先关系和充满活力的多元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表示，衷心祝贺您当选国家主席，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继续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表示，值此您当选国家主席之际，我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您的亲自关心下，比中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坚信，得益于比中两国的互信和深厚友谊，比中政治、经贸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深化。
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表示，欣悉您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我谨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坚信，乌中两国友好关系将进一步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格林纳达总督拉格雷纳德表示，相信您的当选将增加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格双方相互尊重和理解，深化两国人民友谊。
瓦努阿图总统摩西表示，瓦中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一直是瓦努阿图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您的当选为瓦努阿图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带来了希望。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冈比亚总统巴罗、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多哥总统福雷、阿曼苏丹卡布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门总统哈迪、爱沙尼亚总统卡留莱德、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卢森堡大公亨利、格鲁吉亚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等还以其他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
《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2018-03-22 19:36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党领导人陆续致电致函习近平，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我谨对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您为中国国家主席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愿与您共同推进德中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过去几年，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搭建了稳定框架。我愿同您一道继续深化合作，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祝您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岗位上继续取得成功。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2017年4月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全面规划了双方广泛领域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计划。相信这一计划将为芬中务实合作指引方向，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丰硕成果。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向您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表示，我深信，在新时代，您将继续为造福国家而不懈奋斗。我愿同您持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智利总统皮涅拉表示，您的当选彰显您带领国家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杰出领导力和中国人民对您的信任。我相信，智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友好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罗利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取得非凡发展成就。特多与中国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特多政府将坚定致力于增进两国友好关系。
几内亚比绍总统瓦斯表示，自几比民族解放斗争初期，中国人民就与几比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将不遗余力地与您共同发展和巩固几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间传统友好、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双方带来福祉。
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黑山总统武亚诺维奇、马耳他总统普雷卡、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米罗诺夫。
谢选骏指出：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呢？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而且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第一个轰开清朝大门的国家，而且是在一百七十多年前。
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是唯一一个独立抗击纳粹德国的国家，而且是在1940年。
英国为何拒绝祝贺习近平当选？看来，这个沉默有点深不可测。
谢选骏：王震仇恨《河殇》因为他在南泥湾种鸦片
王震之所以仇恨《河殇》并四处诋毁之，就是因为《河殇》批判了“黄河心理”、影射了延安精神、触及了王震的“鸦片生意”，因为正是王震这个常败将军在南泥湾大肆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贩卖烟毒。王震批河殇，正是出自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绝望。
《“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传言与真相》（2018年4月14日 转载老高博客）报道：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虎门焚烟”列为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十幅浮雕之始，鸦片被中国人视作列强欺侮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动用严刑峻法来遏止的重大罪行。但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情况却很复杂
老高按：“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的《南泥湾》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一来到海外之后，马上就听说：什么花儿香？罂粟花儿香！开荒种的啥？种的是鸦片！随后又听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此文在文革中被抬为“老三篇”之一）褒扬纪念的张思德，并不是烧炭而死，是在熬炼鸦片时窑洞塌方不幸身亡。
海外媒体刊登此类说法，难免遭到“反共宣传”之讥，而其消息来源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尽付阙如，要么虽然提供出处，普通读者却无从查找；至于后来网络上的传言，公信力相当有限，一般人也就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不断得知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披露，陕甘宁边区制毒贩毒确有其事，涉及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鸦片的信息虽然零碎，但揆情度理，都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假语村言。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国大陆的东方出版社2004年列入“稀有书系”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长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等等。
据说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提到。但这本书国内有多种中文版本，我在出国前读过最早的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但没有印象其中提到在边区种鸦片之事。是否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那个年代嘛！
此外，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也撰文证实这件事。
我早就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系统翔实地阐述陕甘宁边区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才找到了洪振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转载于下。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对中共是否在延安时期制毒、贩毒一事还感觉有疑问的人，读了此文，我推测，他们会感到无可怀疑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的。“虎门焚烟”，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幅浮雕之始，鸦片也被中国人从小视作列强欺侮我们、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饶恕、动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遏止的重大罪行，极端者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对之当场格杀勿论……
但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放在当时中共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应该如何衡量？就像卖淫为一般人所不齿，但是我们不是也对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对大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对日本影片《望乡》里的阿崎婆都一掬哀悯同情之泪吗？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之后，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该年，“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5－2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
年份——收入金额
1942——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年份——收入金额
1942——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特产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谓特产，就是鸦片。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毯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南泥湾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罂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罂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罂粟。
359旅曾经种罂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罂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罂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罂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予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会少出浆液。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边区党政军在“特产”贸易中的冲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烟督察处的冲突，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贺龙所说的“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此事的背景，是边区贩卖鸦片政策的演变。从现有资料看，为了渡过难关，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财政厅主张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以维持贸易平衡，解决财政难题。刚开始时，贸易由边区政府贸易局下属的光华商店具体负责。但这只是在边区政府系统，部队和机关所属的公营商店各自经营“特产”贸易，边区政府也管不了军队，所以未能归于统一。1941年8月，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实行“特产”专卖。1942年初，贸易局转归财政厅领导，同时成立了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督察处处长。到1943年初，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兼任。同年11月，为加强缉私工作，各级禁烟督察机关一律并入保安机关。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公司不变。（《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167、187页）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产”贸易最赚钱，部队机关生产人员普遍产生依赖“特产”赚钱、完成生产自给任务的心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在缉私工作上，我们的困难是相当的大，首先是军队机关为了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他们不顾整体，漠视政府的法令，武装包庇走私，包庇偷税”。（《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6页）陇东负责鸦片贸易的人说：“因为大家都想抓钱，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些机关、部队也在私下里经营大烟土买卖。这给财政带来了严重混乱。”（《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而刘向三1944年的报告中则指出：“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从四一年到现在我的经验特货发财思想是继续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中，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地15亩，调查者问：“去年二十五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亦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这隐蔽地方种五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在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六团政委颜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页）颜金生是358旅716团政委，可见从团领导到普通干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统一的。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
在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
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
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
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4月15日（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载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实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
在县，358旅的警备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
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
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
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4月15日（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㈣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中共高层对产销鸦片的争议
中国近现代受鸦片伤害很深。对于鸦片的危害，社会早有共识。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里面说：“查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1940年5月15日陇东分区庆阳县政府发布彻底禁绝烟毒的布告，内说：“查烟毒为害，倾家荡产，贫国弱民……际此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危急关键，凡种烟造毒及贩卖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奋，岂非羞愧难当？”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页）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道：“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谢选骏指出：王震之所以仇恨《河殇》并四处诋毁之，就是因为《河殇》批判了“黄河心理”、影射了延安精神、触及了王震的“鸦片生意”，因为正是王震这个常败将军在南泥湾大肆种植罂粟、熬制鸦片、贩卖烟毒。王震批河殇，正是出自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绝望。
2018年4月12日星期四
谢选骏：我见过毛泽东流着口水亲吻女宾的死样子
《李志绥：毛泽东一死，她们俩就笑了…》（2015-10-26摘引李志绥回忆录）报道：
1976年9月9日，中共领袖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如何熬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逝世前后，中共高层发生过怎样密不可宣的政治斗争？华国锋、江青、汪东兴等人对毛泽东的死作何反应？《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在书中的序言部分，对毛泽东逝世之前的历史有详细记述。在李志绥看来，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毛的病危和死亡，李志绥知道他自己永远不会安全。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后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李志绥妻子吴慎娴——编者注）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于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此后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于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后，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于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后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于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一九五九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后愤然要回国时，斯大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于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
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于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于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
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加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於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於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加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於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於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词说些什么。张耀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障碍已经消失，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此时张耀词气急败坏从室内走出来，向我说：“李院长，你问问值班的人和别的人，有没有看见床旁桌子上的那块手表？”
我说：“什么表？”
“就是郭老在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的那块手表。”毛没有戴手表的习惯——他起居无常——那只瑞士亚美加表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兼学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给毛的。郭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终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只表极具历史价值。”
我说：“刚才大家都忙着抢救，谁也没有注意那只表，你问问张玉凤。”张说：“我看见毛远新走来走去，东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说：“我没有看见，医疗组的人没有谁有胆量拿。”张又急忙回内室。
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家五代都做医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斯大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另外两个研究员前往英国的蜡像博物馆研究如何复制蜡像。他们这小组决定，至少在蜡像制造技术上，中国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国。工艺美术学院所制作的毛泽东蜡像栩栩如生，英国蜡像馆里的陈列像看起来就假多了。
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耳马林灌注法。毛的脑部保持原封不动——我们不想剖开他的头颅——但我们必须取出内脏，也就是心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脏。我们可以把这些内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身体内空腔里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液的棉花。遗体保护组并可透过插在毛颈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尔马林液。玻璃棺材内则灌满氦气。遗体保护组的工作在吊唁瞻仰期间后随即秘密展开。我们的工作地点便在“五一九工程”内。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国、苏联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北京秘密建设了地下通道，代号便为“五一九工程”。隧道宽度可以并行并开四辆汽车，沟通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大楼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备战时中央做为临时指挥部及转移之用，三零五医院大楼下面的隧道中设有小型医院，设备很全，正好用来作为保护遗体之用。
吊唁一周后，九月十七日午夜，将毛的遗体由人民大会堂运到地下医院，华国锋、汪东兴、卫生部正副部长和遗体保护组的数位负责人，在警戒森严的摩托车队护卫之下，分车前往。我伴随毛的遗体经过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两个哨兵守卫的毛家湾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挥手示意通过，小型汽车便往下开入婉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驶向十五分钟车程外的三零五大楼地下的医院。到医院后，便将毛的遗体移入手术室，开始了遗体防腐工作。
数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运来的蜡像。它后来被锁在手术室附近的房间里。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们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那蜡像诡异的就像毛本人。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毛遗体和毛蜡像一起在地下医院里收藏了一年。这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察看两个毛泽东。连看守医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们在保护什么。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门的纪念堂完工，且准备公开展示毛的遗体时，两个毛泽东——以及那几罐浸泡内脏的福尔马林——一起被转运到纪念堂下的大陵寝里。此后，曾参与毛遗体保护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徐静，便被指派去继续保管毛的遗体，并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自此以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访客，前来纪念堂瞻仰这具遗体——曾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蜡像，则作为日后一旦遗体腐败毁坏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后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从下午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东侧礼台。天气很热，在太阳下站立，真是挥汗如雨。自从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毛的肖像便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两侧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革命口号。
下午三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汽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全国人民继之默哀三分钟。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作单位自行哀悼。大会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国致悼，华国锋致悼词。
我看着下面的人海，不断冒汗。几个月来的长期疲乏突然淹没了我。华国锋开始致颂文时，我晃了晃，用尽全力才没昏倒。自从毛在五月中旬发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后，已经有四个月过的是衣不解带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也骤减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时整天昏昏沉沉。我只知道等一切都结束时，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也许我还可以回到我家人身边。
下午五时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来以后，就睡下了。刚刚入睡，汪东兴又来了电话，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厅，由医疗组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报告毛的患病经过、治疗情况和死亡原因。医疗组的医生全体参加，由我报告。汪说：“这次会很重要，你要准备好。”
我很清楚这次会议是万分重要的。毛刚去世后发表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通过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没有赶到。二十二日的会议则是全体委员都参加，如果他们通过了我的报告，就说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属於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医疗组也尽到责任，所以这次会议关系着医疗人员的今后命运。
我当即召集了医疗组的医生们，说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讨论后，决定由我执笔写出再讨论。我动手写报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写完。那份报告有五十余页。我详细交代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抢救过来，逐渐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直至发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过程，包括检查与治疗和死亡原因。后经大家讨论，反复修改了几次，到最后定稿时，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带着这份报告去见汪东兴。汪说他不看了，要我找华国锋看。我即去见了华。
华看了后说写得很详细，但医学名词太多，政治局的同志们不懂，还是要明确说明是什么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来同大家说明华的意见，大家认为，医学名词要保留不动，因为这些名词都有严格的科学涵义，不能口语化。在报告时，可以解释说明这些名词，至於死亡原因，因为身体内的主要内脏都处於衰竭状态，不能说是由於单一原因死亡，不过可以强调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将报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见华，说明了大家的意见。华同意了这份报告稿，又嘱咐说：“在会议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志提出问题，要尽可能详细回答，要让人听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张耀词同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坐在沙发上围成一个大圆圈。沙发后面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华国锋与叶剑英的背后。
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陈锡联正站着大声说：“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华说：“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商量，现在先听毛主席的医疗组报告。毛主席病重以后，这些同志连续昼夜值班抢救，已经四个月了。现在让医疗组组长李志绥院长报告病亡经过。”
这时叶剑英回头对我说：“你语调声音要大一点，好几位耳朵不大好。”我开始读我的报告，当中有几位委员插话问医学术语及名词，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解释。在讲到六月下旬病危时，坐在斜对面的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死人见的多了，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我说：“用药都是医生写医嘱，两个值班护士核对，再由值班医生复查后才用，而且每种都由医疗组讨论后才用，药品都是为中央首长专用的保健药房准备的，各种药都经过药物鉴定，取来时都加过密封。”许说：“难道不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站在我面前，两手插腰。他的话是对我说，可是头转过去看定了张春桥。张春桥左手托着下颚，两眼看着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华国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汪东兴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围没有发生什么事。王洪文左顾右盼，满脸通红。
叶剑英和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我说：“主席左肺有三个肺大泡，两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严重，他是凌晨零时十分去世的，许世友同志看遗体是下午四时，当中已相隔了十六个小时，是出现尸斑。人死后一般四小时后就开始出现。”
这时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许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有话慢慢讲。”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李院长，你们先回去，汇报等以后再说。”这个会后来如何结束我不知道。医疗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回中南海后，张耀词警告我说：“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诉你，要同大家讲一下，不要议论政治局的事，免得惹麻烦，等候政治局决定。”吃午饭的时候，我将汪的话告诉大家后，大家都愁眉苦脸，就更加吃不下饭了。
对我来说，这决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说我们下毒的是许世友，而为我们辩护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来，指责我及医疗组最多的是江青。不过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张春桥参加了值班，不要说下毒，就是医疗上稍有失误，他们也难於推脱责任。江与王和张是一伙的，目前政权大局未定，江青势必要坚持医疗上没有问题。这以后，上面没有再让我出席政治局会议。
我昼夜不安的过了一个星期，到十月一日国庆节前，汪东兴让大家分别回到原来工作的医院。於是医疗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并未结束，自然也不可能结束。大局在动荡不安，毛泽东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权力角逐正加紧进行。
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权力即将在握的笃定神态，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只要政局未定，医疗组的命运也就难测，毛的死因随时可能成为互相指控的把柄。
对我而言，即使权力斗争暂时落幕，江青四人帮被捕，但谁说得准另一场政治斗争又会在何时登场？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我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我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
谢选骏指出：显然，李志绥在中南海里自我封闭了。因为他竟然认为【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谢选骏指出，好在李志绥说的只是“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对七八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例如我本人就不是这样的。就在1975年、1976年亲眼见过几部时事纪录片，上面就有毛泽东张着嘴巴、流着口水，低头端详然后亲吻外国女宾的手的镜头……一副行将就木的死样子，简直令人作呕。这些纪录片同时也昭告世人，毛泽东的末日即将来临了。于是，我就静静地等待历史性的解冻时刻。毛泽东死后全国戒严，召开追悼大会，所有人包括医院的住院病人都要参加。我们单位是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天安门同步进行的，不过我站在房间的最后一排，昂首挺胸，绝不鞠躬，然而观赏我前面的群众卑躬屈漆地“三鞠躬”，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感谢上帝。
谢选骏：邓小平的“认罪视频”
《“认罪视频”是如何成为中共宣传工具的？》（2018年4月13日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2015年10月的一个上午，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王宇在国家电视台一段未剪辑的视频中谴责自己的儿子。
2015年10月的一个上午，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王宇在国家电视台一段未剪辑的视频中谴责自己的儿子。
她本人被捕时，她的儿子已经因为未经允许或在未取得适当文件的情况下离开中国而被拘留。他先是坐飞机到达中国南部的云南省，然后搭乘摩托车进入缅甸，他的行为被闭路摄像机拍到了。
“我强烈谴责这种行为，”王宇在一个毫无特征的房间里用平淡的语气说，“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是违法的。”
这段视频第一次播出时，她的同事们已经猜到了，这一切都是谎言。
王宇的悔罪录像只是一个例子，表明中国当局经常胁迫被拘留者做出符合政府宣传需要的声明。
现在，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详细讲述了她的案件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件，提醒人们关注这种在它看来违反基本正当法律程序和国际法律标准的行为，指责中国和香港的媒体机构助长这种行为，传播“认罪视频”，有时甚至参与它的制作。
长期以来，批评人士一直认为，电视上播出的这些认罪和悔过视频都是在欺骗。“保护卫士”本周发布的报告分析了2013年7月至2018年2月录制和播出的45个引人注目的案例。
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是律师和记者等参与促进中国人权的人士。其中很多人在视频中“认罪”时，正式的法律程序还没开始，等于无视就连中国法律也承认的无罪推定原则。
在12个案例中，该组织的研究人员采访了那些被迫拍摄认罪视频的人，详细记录了这些视频是如何精心编排并播出的。
从下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安全部门如何通过认罪视频来展示它强大的司法权力，强调宣传要点，努力转移国内外的批评。它们最终展示出，被拘留者在被卷入中国的法律系统后是多么无能为力。
“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能理解我，”王宇在讲述自己为何做出那个痛苦的决定时说。为了换取释放，她同意了审讯者的要求。“我只想说，儿子就是我的一切。也许我别无选择。”
通过认罪视频传递信息
林荣基(Lam Wing-kee)是香港铜锣湾书店(Causeway Bay Books)的经理，这家书店销售令北京当局不快的书籍。2015年，他从香港前往内地通过边检时被捕，卷入了一系列针对书商的案件，这些案件继续在香港引起反响。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正承受着中央政府的沉重压力。
2016年2月，林荣基再次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露面，“承认”自己销售的那些书耸人听闻，具有误导性，有些书中包括对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的露骨描述。
林荣基在这份报告中向研究人员表示，他录了十几遍，那些拘留者才满意。他还说，视频拍得像是在接受采访，还有一个是假装在庭审，一名警察假扮成证人。林荣基获释后，在香港举行了一场爆炸性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当局为了让他更难堪，播放了更多的视频。
该报告称，认罪“并不只是简单地承认有罪”。它们旨在警告其他可能会挑战政府的人，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滥用权力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该报告还表示，“中国的电视认罪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暴力的、侮辱人格的政治迫害”，还提到了斯大林的公审和公开羞辱，那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点。
转移国际社会的批评
瑞典公民桂民海是另一位被卷入2015年案件的书商。他是在泰国自己的度假屋被绑架后带回中国的。他在神秘的情况下遭到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瑞典政府的介入。
后来，桂民海出现在三段录制的视频中。在第一段视频中，他宣称自己是自愿回到中国，他的家属和同事对此表示严重怀疑。
最近的一段视频是2月份公布的，之前，该事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折。去年，桂民海被释放后，在上海附近的宁波市受到密切监视。今年1月，他在几名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时被捕，那些外交官表面上是护送他去接受治疗的。
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视频中，桂民海显得很紧张，经常停顿或重复自己的话，称那些瑞典人是在利用他。视频还展示他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这段视频出现在《南华早报》的网站上。该报因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批评，但它后来表示，采访是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获得了当局的配合。
桂民海的女儿安杰拉(Angela)一直在为他的获释奔走，她向该报告的研究人员表示，看着那段视频，她很痛苦。“这是谁都不该经历的事，”她说，“所以无法用言语形容。”
谢选骏指出：人类是健忘的，也是善于遗忘的动物，这也叫做“选择性地记忆”，否则人们就无法生存下去了——例如显然，上述这些人都不知道邓小平的“认罪视频”，否则他们就不会对现在的认罪视频大惊小怪了。邓小平的“认罪视频”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的告密书“我的自述】（摘录）
邓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
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
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认罪书】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
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1972给毛泽东的信,邓在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悔过书】（1972）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第三次上台前写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第一封信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社论因泄露了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它公开出现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邓小平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是写“华国锋、党中央”。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10月24日，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这个时候，华国锋仍然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又一封信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又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的名字，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华国锋也就无法一手遮天。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的认罪悔改，就是推动了改革开放。因为毛泽东的文革提出了“斗、批、改”三部曲，斗争和批判都完成了，改革却因为林彪事件无法推动了，陷入了胶着。后来更因为“向美帝投降”而出现了新的动向。毛泽东晚年自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邓小平正是沿着毛泽东晚年“背叛共产主义、出卖全世界无产者”的极右派道路顺杆爬的一只小猴子。
2018年4月7日星期六
谢选骏：“台湾旅行法”扩大了美国对台湾的监护权——“三个联合公报”承认美国对台湾的监护权
在《纽约时报不懂美国从未“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一文里，谢选骏指出：
台湾问题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当年要不是一个跟屁虫、马屁精，不跟斯大林当狗去朝鲜打仗，就既没有台湾问题也没有朝核问题了，他也就顺顺当当地统一中国了，不像现在，只能当个北朝领导，遭到美国耳提面命。
而《纽约时报》却不懂装懂了，胡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承认但不认可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事实上，美国的一中政策只是“承认但不认可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至于这是一个什么中国、它的首都在那里，都是没有提及的。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中国。只知道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懂英文，又没有法律知识，糊里糊涂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把台海两岸命运的控制权，白白送给了美国。“三个联合公报”只是提到美国“美方承认（英文为acknowledges）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not to challenge）。”这哪里有纽约时报胡说的美国“承认但不认可北京对台湾的主权”的影子？！
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审视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相关段落：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签署的三个外交公报，包括了《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在冷战时期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在今天的重要性则更为显现。美国政府主张其两岸政策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制订的。
1、上海公报
两国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是于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1972年2月28日签署。这个联合公报的特别之处在于，双方首先并没有回避各自的歧见，文件中阐明了两方不同的观点，然后表示双方愿意尊重对方的立场。随后再阐述双方达成的共识。
《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国对越南问题以及亚洲其他地区政治局势的不同看法；
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利益；
国际争端应在尊重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基础上解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利益范围；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
美方承认（英文为acknowledges）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not to 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扩大两国民间交流与往来，为双边贸易提供便利；
保持接触管道
《上海公报》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的主要成果，代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对美国而言，公报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拉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苏联及其卫星国家，利用中苏分裂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对于中国，虽然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中共领导人认为因地理原因，苏联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大威胁，因此与美国改善关系对中国也有利。而今天，《上海公报》最大的意义则在于美国对一个中国的立场首次正式表明了不表异议（not to challenge）。
2、建交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美建交公报》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于1979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在该公报中首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就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往来。在中文版的原文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一立场；而在英文版中，对应的一词为“recognize”。两个国家也重申了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建立霸权的共识，暗示着两国对苏联的共同立场。双方都在中英文版本上签了字。
该建交公报在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夕公布，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被视为一次外交胜利。而对依然坚持拥有全中国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则是继被迫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外交上的另一次打击。
3、八一七公报
《八一七公报》全称《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是于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也是三个联合公报中争议最大的，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没有切实履行该公报中有关美国“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的承诺。该公报是为了彻底解决美国对台武器出售的问题而签订的，该问题在《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都未有效解决，双方只是阐明了各自的立场，未达成共识。但是在公报中，除了美方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之外，中国则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美国也对此表示“赞赏”。
美国在该公报中就对台售武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承诺，最重要的三条包括：
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指责美国政府继续对台售武，而且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升，违反了该公报。而美国则以具法律效力的“台湾关系法”之对台承诺，以及近年来两岸军力不对等为由，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抗议持保留意见。
谢选骏指出：
第一，在《上海公报》里，美方承认（英文为acknowledges）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not to challenge），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步减少在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注意，其前提仅仅是美方承认了“海峡两岸”自己“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情况，并不是说美方承认了“海峡两岸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事实。而且，美国仅仅说他对海峡两岸的这一态度“不提出异议（not to challenge）”，而没有说赞同与否。其潜台词很明显，就是有一天海峡两岸有关“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态度变了，美国的这一承认其“都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态度和不提异议，也就不存在了！我不知道周恩来怎么可以签署这样一个暧昧的公报的？
第二，在建交公报里，中文版本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在英文版中，那其实不是承认，而仅仅是“认识”（对应的一词为“recognize”）。认识？认识是什么意思？是不完全承认！我不知道邓小平怎么可以签署这样一个暧昧的公报的？
第三，至于八一七公报，更是正式承认美国可以干预“中国内政”，可以向“中国的一个地区”运送武器，请问，这不是公开承认台湾在事实上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怎么可以签署这样一个暧昧的公报的？授权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武器？？
综合起来看，三个联合公报都违反了一中原则，因为三个联合公报都授权美国可以干预甚至仲裁台湾问题。
我要是中共领导人，绝不会和美国签署这些公报，因为这三个公报都在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对于台湾的监护权！甚至承认了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中国现在虽然是一个“现代南北朝”，但即使在古代南北朝，也没有授权其他国家来管理这两个分裂国家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我这个既非中共领导人、又非美国领导人的第三者的立场去看如此暧昧的三个联合公报——只要台湾海峡一边的人对于台湾地位的看法有了变化，美国的承认和认识也就可以随之而变。因此说，有一天台湾宣告独立了，美国即使支持台湾独立也并不违反三个联合公报。
这怪谁呢？
怪就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愚蠢、投机、渺小。毕竟，他们都不过是分裂中国的“现代北朝”的头目，离开统一中国还有一相对漫长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中英联合声明”只授权英国监护香港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那么，“三个联合公报”则授权美国可以无限期监护台湾安全了。
《观察：中英联合声明“失效” 中共承诺价值几何？》（2017年7月1日BBC中文网）报道：
1984年12月1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共同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领导人亲笔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份不具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中国政府的承诺那么不值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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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两国于1984年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与司法独立。
该声明由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订，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都在场见证。该文件于1985年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正式生效。
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于周四（6月29日）发表声明说：“英国在与中国的《联合声明》中立下的对于香港的承诺，在今天仍然与20年前一样有力。”
他表示，毫不怀疑香港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联合声明》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香港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联合声明》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措词谨慎的发言竟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周五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说：“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希望上述人士认清现实。”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失效。
“羞辱英国”
英国政府已对中方的说法提出异议。英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现在《中英联合声明》与30多年前签署时同样有效。这是一部在联合国注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且持续有效。作为联合签署国，英国将密切监督其实施情况。”
中方的表态也引起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抨击。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称《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非常可笑。你不能今天签一个合同，明天就说合同已成历史。”
他认为，“这不只是中国政府羞辱香港人民，也是习近平在羞辱英国政府。”
习近平7月1日在香港发表演讲称：“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基本法》也“失效”？
为缓解此事在香港引起的民意波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港媒说：“50年不变是《基本法》重要条文，市民不用担心。”并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强调要全面落实《基本法》。
但是，这话恐怕难以令香港人完全放心，因为中国政府对其在香港《基本法》中做出的承诺也并未忠实履行。
《基本法》承诺港人有权透过普选选出行政长官。但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2017年“普选”方案规定，候选人必须由所谓“提名委员会”事先甄选。
这与香港人一直期待的普选方式有很大差异，因此被称为违反《基本法》的“假普选”，遭到香港立法会泛民议员的反对，并直接引起2014年的“占领中环”事件。
2014年“占领中环”的示威者要求香港获得“真普选”的权利。
何必当初？
既然中国政府不想履行这些承诺，为什么当初要对国际社会和香港人民做出这些承诺呢？
可以想象，30多年前，中国国力仍不算强大，需要做出姿态缓解国际压力，并稳定香港民心。
但熟悉中港台事务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梁文道认为，在“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化问题上，八十年代的中共当局或许真的曾经有过一定的诚意。
梁文道上周接受《明报》采访时说，“所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与其说是香港时间表，倒不如说是大陆政改时间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想法，是到了2047年，两制要慢慢愈走愈近”。
当时中共已开始搞村委选举，“到2047难道上海广州还未能全面选市长吗？到时取消两制也没问题，因为已经接轨了。”
但问题是，这种想法在“六四”事件后在大陆已经破产。
梁文道说，当中共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想法转变后，便会忧虑一个问题：“假如香港可以有真普选，对内地构成多大冲击？香港可以选自己的市长，为什么我上海不可以？”
他分析道，为了避免这种想法在中国蔓延出去，所以当局“一定要拖住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7月1日早晨，抗议示威者和亲北京人士在会场附近发生冲突。
“历史的先声”
说到中共未兑现的民主承诺，不能不提及大陆作家笑蜀编写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该书收录了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赞赏美国制度，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
比如，书中引述毛泽东1944年6月回答中外记者团问题时的话说：“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另外，《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评论说：“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这本书引述的都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报纸和讲话，但却被中国政府查禁。也就是说，这些70年前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早已被中共一笔抹煞。
这对香港而言，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先声”呢？
谢选骏指出：英国由于丧失了制海权，所以无法继续监护香港；但是美国依然握有制海权，所以还在监护台湾——现在美国的焦虑就在于，在中国的步步进逼面前，美国也可能步上英国的后尘。所以美国用“台湾旅行法”来扩大“台湾关系法”，而不是像英国那样放弃执行“中英联合声明”，仅用“BBC”来发出一些痛苦的哀嚎。
《英媒：伦敦正考虑让前俄罗斯间谍定居美国避险》（2018年4月08日 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女儿尤莉亚新的身份，并让他们到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以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
今年3月，斯科利帕父女两人在英国一个城市被人以神经毒剂袭击，险些丧命。英国指责俄罗斯实施了这次袭击，俄罗斯坚决否认，事件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争端。
《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就重新安置斯科利帕父女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为了保障两人的安全，英国希望将他们安置到所谓的“五眼情报联盟”国家之一去居住。这个情报分享联盟除了英国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位了解英美这项协商事宜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是重新安置他们的明显选择，因为他们在那里被追杀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有了新的身份之后，他们在那里比较容易受到保护。”
英国外交部对这一报道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英国丧失了制海权的结果。
谢选骏：罗马帝国的师傅
罗马人怎么会想起来要统治世界的？我认为，是在几次布匿战争中的经历，使得罗马人产生了这个想法的。而其中，对罗马人刺激最大的，应该是差点攻克了罗马城的汉尼拔，他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师傅。
汉尼拔·巴卡（拉丁语：Hannibal Barca，前247年－前183年），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出生在巴卡家族。
【汉尼拔的布匿语的实际发音为“Ḥannibaʻ(a)l”或“Ḥannobaʻal”，意思是“巴耳的恩赐”。一说其名字来源于布匿语词汇“ʼDNBʻL”，实际发音为“ʼAdnibaʻal”），意思是“巴耳是我的主人”。】
其生长的时代正逢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少时随父哈米尔卡进军西班牙，并向父亲立下要终身与罗马为敌的誓言。他自小接受严格和艰苦的军事锻炼，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现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之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率领军队从西班牙翻越庇里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损失了大量佣兵，进入意大利北部，在特雷比亚河战役（前218年）、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前217年）和坎尼战役（又称康奈大战，前216年）中巧妙运用计策（地形、兵种及天气变化）引诱并击溃罗马人，进入罗马国境的途中因眼疾而有一眼失明。坎尼战役之后，罗马人深感此人之军事威胁，特别是情报搜集、行军布阵及外交分化罗马联盟上，于是减少与汉尼拔的军团发生正面冲突，加强同罗马联盟之间的关系，施行焦土战略，阻断其军需物资的补给，发行国债，增加军团，从汉尼拔身上学会及改用游击战略，才逐渐夺回意大利南部的要塞。前204年，罗马人在大西庇阿的率领下入侵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到非洲。前202年，大西庇阿于扎马战役击败汉尼拔。
战后汉尼拔成为迦太基的行政官，以帮助迦太基从战争的疮痍中恢复。前195年，在罗马人的施压下，汉尼拔出走东方，流亡到塞琉西王国，直到公元前189年，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并要求引渡汉尼拔，汉尼拔逃到小亚细亚北部的比提尼亚王国。即使如此，罗马人仍然不放心汉尼拔，一直争取把他引渡到罗马受审，终于逼迫汉尼拔在前183年服毒自尽。
背景与早年生涯
汉尼拔出生在迦太基著名贵族家庭巴卡家族里，是迦太基名将哈米尔卡·巴卡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哈斯德鲁巴和马戈。
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败给罗马之后，哈米尔卡为改善迦太基的前景，出兵征服伊比利亚半岛。
根据罗马史家蒂托·李维的记载，当汉尼拔央求与父亲同行时，哈米尔卡要汉尼拔在神殿内发下了终生与罗马势不两立的重誓。当哈米尔卡在战争中阵亡之后，其婿哈斯德鲁巴继任为统帅。
哈斯德鲁巴采用以外交为轴心的策略，以巩固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经贸基础为重，建立新迦太基城（今西班牙卡塔赫纳），并与罗马定下条约，以埃布罗河为双方界线，应许不将其势力扩展至该河之北。伊比利亚半岛丰富的矿产资源使迦太基不但有能力偿还对罗马的战争赔款，并再次逐渐壮盛起来。
哈斯德鲁巴于前221年被凯尔特人刺杀身亡，汉尼拔在军队拥护之下接管军权，并随后获得迦太基政府的正式任命。
接下来两年内汉尼拔除了巩固自己的声势之外并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埃布罗河以南的征服战。顾虑到汉尼拔日渐壮大的势力，罗马人与西班牙城市萨贡托结盟，宣布此城为罗马保护地。因为萨贡托远处埃布罗河之南，汉尼拔认定此举违反了双方的条约，因此出兵将其包围，并在八个月之后攻陷此城。对此罗马向迦太基发出通牒，要其将汉尼拔交付罗马受审。面对汉尼拔此时如日中天的声望，迦太基政府不但拒绝了罗马的要求，并随后向其宣战，揭开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序幕。于此汉尼拔决定率军攻打意大利半岛，将战争带到敌人的领土上。
第二次布匿战争
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完全掌握了地中海内的制海权，战败的迦太基受条款所限无法建立能与其抗衡的海军。因此汉尼拔计画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策略，他在公元前218年春天从新迦太基出发，率军翻越庇里牛斯山，穿过敌对高卢人的领土，在九月率领90000步兵，12000骑兵及37只战象，渡过隆河，避开罗马派进高卢军队的拦截，于秋天抵达阿尔卑斯山脉边缘。
面对多变的气候、险峻的地形，统帅一支种族语言参差混杂的军队，对抗山地部落不断的骚扰攻击，汉尼拔完成了在罗马人眼中绝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在冬季成功跨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据估计在整个过程中汉尼拔损失了将近半数的兵力。
提基努斯河会战
罗马原本打算在高卢击溃迦太基军队，进而入侵伊比利亚及北非迦太基领土，万想不到汉尼拔会越过阿尔卑斯山，出现在帕杜斯河（波河）谷地内。当地各个高卢人部落不久前才臣服罗马，汉尼拔的出现使他们纷纷起义，脱离罗马的控制。
罗马执政官兼远征军统帅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在高卢得讯之后，迅速将部队由海路运回意大利，并打算在北部拦下汉尼拔的部队。在经过短暂休息补充之后，汉尼拔首先收服了都灵地区的敌对部落，解除了对他军队后方的威胁。随之于西元前218年12月在波河流域提契诺附近与罗马军交战。汉尼拔善用其骑兵优势，迫使罗马军退出伦巴底平原。战斗的损失极为稀少，且两军交战后，双方各部队的主力都仍保持原有的战斗力，而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撤退特雷比亚河的另一侧。
罗马在这场小规模交锋中的失败，加速了当地高卢人的叛变，不久之后整个意大利北部的部落便全部倒向迦太基阵营。高卢与利古里亚佣兵的加入使汉尼拔的军队得以补充回40000人的全盛状态，全面入侵意大利的日子指日可待。
特雷比亚河战役
在提契诺落败受重伤的西庇阿带领仍然完整的罗马军撤退至特雷比亚河对岸，并在Placentia扎营等待与援军会合。在提契诺之役前，罗马元老院早已传令驻军西西里岛的执政官塞姆普罗纽斯·朗戈斯（Sempronius Longus）率军赶回北方与西庇阿会合，联合对付汉尼拔。汉尼拔在经过巧妙的行军之后，将其阵营移至塞姆普罗纽斯援军必行之路上，阻断罗马军会合的计画。但在他随后攻打邻近的Clastidium，获得大量的军粮时，塞姆普罗纽斯趁机绕过迦太基军，成功的与西庇阿会师。
当年十二月，两军在特雷比亚河畔展开决战，汉尼拔充分展现了他过人的军事天才，运用骑兵骚扰罗马军营，诱使急躁的塞姆普罗纽斯下令全军出击，进入汉尼拔设下的陷阱。在双方正面交锋得如火如荼之际，迦太基伏兵从埋伏之处涌出，突袭罗马军侧翼。罗马兵溃不成军，全军伤亡超过三分之一。
特拉西梅诺湖战役
汉尼拔的胜利巩固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力量，当年冬天他与高卢人一起扎营过冬。因高卢人对他的支持逐渐下滑，公元前217年春季，他决定南下寻找一个更稳定的基地。
为了防止汉尼拔攻打罗马城，罗马派出新上任的执政官Cnaeus Servilius与盖约·弗拉米尼（Gaius Flaminius）驻守东西两条通往罗马城的道路。能通往意大利中部的路径，只剩下位于阿诺河口的一片沼泽区。汉尼拔十分清楚穿越这片沼泽的困难，在这个季节内该地淹水频繁，但是要想进入意大利中部，此时这条路无疑是最近与最可行的选择。
根据波利比奥斯的描述，汉尼拔的军队在备受疲劳与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在水中行军了四天三夜之后穿过了沼泽，接着跨过亚平宁山脉，并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渡过阿诺河。在此过程中汉尼拔右眼因结膜炎失明，并且失去了许多士兵以及所有从开战至今仅存的战象。
抵达伊特鲁里亚的汉尼拔决定引诱驻守在阿雷佐的弗拉米尼与他决战，因此刻意四处破坏周遭的农田庄园，并以此向罗马的意大利盟邦显示罗马没有保护他们的能力，以期瓦解他们与罗马的联盟。在种种方法失败之后，汉尼拔大胆的把军队开到罗马军左侧，截断其通往罗马城的道路。即便如此弗拉米尼仍继续守城不出。至此汉尼拔决定朝普利亚行军，期望弗拉米尼会尾随而来。弗拉米尼在接获汉尼拔退兵的消息之后终于按耐不住而出兵追赶。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湖北岸设下埋伏，当罗马军以纵队通过湖畔的狭道时，迦太基军队毫不留情从四面八方予其痛击，罗马军在此役中全军覆灭，统帅弗拉米尼随军阵亡。
至此汉尼拔消除了有能力阻挡他进军罗马城的唯一障碍，但意识到己方欠缺攻城所需的器械，汉尼拔决定前往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以说服各地起义背叛罗马。在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之后，汉尼拔宣称：“我并非来此与意大利人为敌，反之我是为了意大利人的自由而与罗马为敌。”
罗马元老院在特拉西梅诺湖惨败之后任命费边·马克西穆斯为独裁官。费边一反罗马尚武的传统，命令军队与汉尼拔军保持距离，限制其行动，但避开任何与其正面交锋的机会，意在消耗汉尼拔军队的士气、耐心与补给能力。汉尼拔多次尝试引诱费边与其对决，但即使他的军队驶进意大利最富有的省分萨莫奈与坎帕尼亚，沿途破坏掠夺，费边仍只是保持距离的尾随著，始终不与他进入决战。费边消极的策略在罗马极不受欢迎，他的政敌更公开指责他胆小懦弱。
当汉尼拔决定在冬天前离开被他破坏殆尽的坎帕尼亚时，他发现所有的退路都已被罗马军封住。汉尼拔用计使罗马军相信他将从森林逃脱，在罗马军转移把守地时，汉尼拔占下出路，使全军在未受阻碍之下离开当地。虽然当时费边就在咫尺之外，但他顾虑汉尼拔的诡计，仍选择按兵不动。当汉尼拔安全的离开坎帕尼亚并在普利亚平原找到过冬基地的消息传到罗马之后，费边的声望严重受挫，不久之后他的任期届满，他的军权随之回到罗马执政官手上。
坎尼战役
前216年春天，汉尼拔先发制人的的攻下了罗马人在普利亚平原的补给重地坎尼，截断其对罗马的粮食供应。此时罗马元老院选出了两位新的执政官盖乌斯·特雷恩蒂乌斯·瓦罗与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并为了将汉尼拔彻底铲除，动员了罗马共和国史上最庞大的一支联军，估计人数最高多达十万。
亟欲与汉尼拔一决高下的罗马众军团在两位执政官带领下南行至普利亚，在奥凡托河左岸找到他之后，于距其六英里之处扎营。罗马人将两只军队合并为一，两位执行官轮流隔日掌管指挥权。其中一位执政官发罗是个生性鲁莽傲慢的人，并一心渴望及早打败汉尼拔。汉尼拔利用这个特点，派骑兵骚扰罗马军营并干扰其水源供应，被激怒的发罗在次日轮到他掌权时，动员全军誓与汉尼拔一决胜负。
汉尼拔在此战中使用了其举世闻名的新月形战术，在战斗初期将军队部署成中锋凸起的阵形，以引诱罗马军集中攻打其中锋。面对占人数优势的罗马步兵，汉尼拔的中央步兵不久便节节后退，不疑有诈的罗马军涌入迦太基阵形中部，欲将其中锋击溃之后反抄其左右两翼。至此迦太基军阵形变成了凹陷的弦月状，将罗马主力包围在其中，其中锋并开始了顽强的反击。迦太基优势的骑兵在击溃罗马骑兵之后，在此时转头猛击罗马步兵的后方，至此汉尼拔成功的以较少的兵力彻底包围了人数为其两倍以上的罗马军。
罗马军彻底惨败。据不同资料的估计，罗马人在此役中死亡与被俘虏的人数大约有五到七万人。死亡者名单上包括了罗马执政官鲍鲁斯（另一执政官发罗成功逃回罗马），前任两位执政官，两位财务官，共和国四十八名军团司令官中的二十九人，以及八十位元老院议员（约为罗马共和国政府25%-30%的成员）。
此战成为古罗马历史上最惨痛的败北，亦为全球史上在单日中伤亡最严重的战役之一。
坎尼战役之后，罗马人才了解到费边的睿智，从此之后再也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改回使用被动的消耗战。
罗马在此战中的惨败动摇了它在意大利南部的联盟，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纷纷起义造反，汉尼拔随与锡拉库萨新国王希尔奥尼莫斯（Hieronymous）结盟。巴尔干半岛上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亦向汉尼拔传书表达支持，并向罗马展开了第一次马其顿战争。许多人相信汉尼拔若是在此时得到迦太基在人力与器械上的增援，他极有可能成功的攻下罗马城。
但事与愿违，虽然同年中，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卡普阿倒戈投入汉尼拔阵营，汉尼拔并随之以此城作为他的新基地，但由始至终只有少数意大利城邦加入他的行列，罗马在意大利的联盟仍屹立不垮。
僵局
意大利战争至此陷入了一场僵局，罗马人了解到要打败汉尼拔，唯一的方法是充分的使用费边的消耗战略。罗马人不给汉尼拔任何与其正面交锋的机会，并不断派出小部队骚扰敌军，旨在耗尽汉尼拔的精力，动摇其军心。接下来的几年内，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成效不彰的军事行动。
受限于地方城镇低效率的补给、缺乏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迟迟等不到迦太基的援军、无法取得与罗马相抗衡的资源等等因素，使得汉尼拔进军罗马城的希望越来越渺小。虽然在此期间汉尼拔仍与罗马打了几场显著的胜仗，于前212年彻底摧毁两支罗马军队，并在前208年的一场战役中杀死了两名罗马执政官，但他始终无法取得任何关键性的胜利。
退出意大利
前212年，汉尼拔攻下塔朗多（Tarentum），但无法成功占领控制其港口。此时双方的优势已渐渐转向罗马。
罗马在两次围城后于前211年夺回卡普阿，占领锡拉库萨，并在西西里岛上摧毁了一支迦太基军队，平定了当地的起义。同时并与希腊本土的埃托利亚同盟结盟对付马其顿的腓力五世，腓力在遭到四面围攻之后不久便向联军臣服。
前210年汉尼拔再次展现其战略天分，在普利亚地区Herdonea之处重挫罗马军，并于前208年在Locri Epizephyri围城战中摧毁另一支罗马部队。但罗马在这段时间内已渐渐夺回各地失去领土，并在前209年内攻下塔朗多，至此汉尼拔几乎丧失了其对意大利南部的控制。
前207年，汉尼拔再次进军普利亚，并在此等待与其二弟哈斯德鲁巴‧巴卡（Hasdrubal Barca）从西班牙带来的援军会合之后一起进军罗马城。哈斯德鲁巴不幸的在意大利北部梅陶罗河被罗马军击败身亡。得此消息后，汉尼拔退至Bruttium，并在此度过他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最后几年。期间汉尼拔三弟Mago Barca在利古里亚行动的失败（前205年-前203年），及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谈判的破裂，为汉尼拔征服意大利的计画鸣起丧钟。
于前203年，在意大利征战将近十五年后，汉尼拔被迦太基政府召回北非，以对抗由大西庇阿率领入侵迦太基的罗马远征军。
返回迦太基
在汉尼拔尚未回迦太基前，大西庇阿率军入侵北非，迦太基政府内的主和派打算与罗马商讨休战协议。主战派召回汉尼拔，恢复了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汉尼拔被任命为军队统帅，掌管由非洲军与汉尼拔从意大利所携佣兵组成的联军。
前203年，汉尼拔与大西庇阿在和平谈判中首次会面，尽管他们互相仰慕对方的军事才华，在罗马坚持指责迦太基违背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的合约之下，谈判宣告破裂。不久双方进行了关键性的扎马战役。
扎马战役
扎马战役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其他战役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迦太基在步兵数量上占了优势，反之在迦太基前盟友东努米底亚王马西尼萨倒戈加入罗马阵营之后，罗马军首次拥有了骑兵优势。虽然逐渐年老的汉尼拔在多年征战意大利之后身心俱疲，但整体来讲迦太基仍然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并拥有为数八十的战象。
罗马的优势骑兵在战斗开始不久便击溃迦太基骑兵并一路追出战场，而大西庇阿设计的战术阵形轻易的化解了汉尼拔象兵的威胁。即使如此，双方仍进行了一场硬战，战情甚至一度显示汉尼拔即将获胜，但大西庇阿适时的重整其部队，与全胜调头归来的罗马骑兵向迦太基军前后同时进击。迦太基军的阵线至此崩溃，据估计此战迦太基损失了31000人，另有15000人受伤，而罗马军总共只损失了1500人。
迦太基在此役战败后对汉尼拔的军事能力失去了信心，于是随即向罗马投降，正式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战后罗马向迦太基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款，除了钜额战争赔款之外，迦太基失去了所有海外领土，海军解散至只剩下十艘防海盗的军船，并从此不得在未经罗马许可下建立军队。
战后和平时期
46岁的汉尼拔在此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证明他在内政上的能力不亚于他的军事才华。战后他先低调行事了一阵子，但迦太基政局的腐败使他不久之后便出头予以整治，他被选为行政官后恢复了这个职位的威信，并进行了一系列成效显彰的改革，使得迦太基可望在不大幅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分期付清对罗马的战争赔款。
流亡与辞世
扎马战役之后七年，罗马人开始顾虑迦太基人复苏的经济会对他们再次造成威胁，要求迦太基政府交出汉尼拔。汉尼拔为此自愿流放离开迦太基。他首先拜访了迦太基的故乡腓尼基的推罗城，随之旅行至以弗所，被准备向罗马开战的塞琉古帝国国王安条克三世奉为上宾。
汉尼拔不久便发现安条克的军队无法与罗马军的力量抗衡，因此建议他派遣舰队登陆意大利南部，并自愿率领这批军队。但听信内臣进言后的安条克三世不愿将任何重要职位交给汉尼拔，因此未予采纳。据斯特拉波与普鲁塔克所记，在这段期间内他亦花了一段时间在亚美尼亚王国宫廷中，帮国王阿尔塔克西一世兴建新首都阿尔塔沙特。
前190年，汉尼拔受命指挥安条克的舰队，但在锡德战役被罗马的盟军击败。安条克在连串战役中败给罗马之后，有意向罗马人求和并交出汉尼拔，因此汉尼拔逃至克里特岛，但不久便再次返回小亚细亚，投靠当时正与罗马盟国帕加马交战的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阿斯一世。汉尼拔在这场战争中为普鲁西亚斯立下战功，再次让罗马人决心使其就擒。在罗马的要求下，普鲁西亚斯同意将其交出，但决心不落入罗马人手下的汉尼拔至此服毒自尽，据推测是服用鸦片自尽。
其死亡的正确年代仍受到争议，但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似乎暗示汉尼拔与小其十二岁的大西庇阿同于前183年过世，享年64岁。
谢选骏指出：汉尼拔具有超越的军事才能，但是商业立国的迦太基国家则缺乏足够强大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意志，无法与罗马共和国匹敌。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北非缺乏纵深地带，缺乏足够的资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的对决因此不具优势，犹如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比。正如英国若不与苏联美国结盟，断无击败德国的可能。
罗马人怎么会想起来要统治世界的？我认为，是在几次布匿战争中的经历，使得罗马人产生了这个想法的。而其中，对罗马人刺激最大的，应该是差点攻克了罗马城的汉尼拔，他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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