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19, 2017

谢选骏: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



《陈丹青:人文素养低劣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2月19日 转载)说: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养仍然有问题。这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今日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么,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
 
    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之流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之流,则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们再来向后推算:今天二十岁到三十岁一代年轻人的家长与老师,大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两课(英语、政治)考试中挣扎长大的少年人,则十年二十年后将要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执掌教育大权,带着今天我们看到的集体人格与集体素质,去教育我们的孙辈……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国历史变化之剧,文化断层之深,一代与一代之间教育品质的差异,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质不堪补救的后果,这后果,又是未来教育后果的层层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遗患,在于隔代见效的因果报应。
 
    我并不是说,凡是早远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质便是必然的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科技、新观念,前人就没有。但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推算,也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然而我以为从中可以窥见百年中国史的几次断裂与断层,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断层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都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好几位老革命,也就是当年的延安青年,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分歧,但其人品与素质,没有、或甚少我们今天忧虑的种种问题。他们都是参与推翻民国的“逆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国教育,而民国推行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致传递着古典教育传统。即便是民国年间最激进的新青年、颠覆者与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着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试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将、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还有昔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凭我们今日的教育制度与价值观,出得来么?
 
    现在我们谈论读经,恢复国学,好像要裹携着今天的所谓“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五四”传统,去和清代上溯两千多年古典传统相衔接。这样一种反方向的跨越与追溯,有没有可能?我愿意说,在学术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人心层面,在亿万人群中,我看不见可能。
 
    为什么?社会分层消灭了,文化差异抹平了,不同的人群与生活方式遗失了,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毁损了,“文革”最后一击,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迹,也被连根拔除。总之,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把握、攀缘、附会的愿望,在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书《傅雷家书》,在我出国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国,这本书居然还在畅销。另有新书即《曾国藩家书》,也持续热销。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已经没有了。而这样的家庭,是要千千万万好家庭好在那里,才会出那么几家——民族的种性,不会断绝,种性之禀赋优异者,也不会断绝。现在、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冒出新的钢琴神童乃至种种天才,但是还会有那样的家长,给孩子写那样的家信吗?在如今的千万封家信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说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才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样的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苏联、东欧也消灭了社会分层,但是知识阶层还在,尤其是,家庭单位——作为社会的细胞、成长的摇篮,作为教育最初的课堂,作为最后一道抵御社会灾变的屏障——尚未遭遇彻底毁灭。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质的、自我支配的阶级、阶层所构成的社会、人群与教育,我在欧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种种问题,甚至是骇人听闻的问题,但没有我们所谓的素质问题。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已经摸到问题的边缘了,尽管还没有真正入门,更没有深入堂奥。事实上,中国的百年革命,就是中国的野蛮化运动——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崩溃、第三期中国文明酝酿的荒原时代。中国革命,就是一场民族自新——
 正如我在1982年9月17日所写的那样: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

在上述意义而言,《人文素养低劣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一文,其实还有些南辕北辙了——没有认识到中国野蛮化过程在“文明再生”方面的“深层翻土”(颠倒历史的翻身运动)意义。
关于这些,可以参见我的这本书: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谢选骏

全书目录
2011年电子版前言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三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四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五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六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专电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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