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14, 2017

谢选骏:王通复兴儒学但并不成功,为什么?


网文《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简论》说:
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立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王通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将其“中道”的观点,合理地运用到了如何处理三教关系上面,明确地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这是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吸收和借鉴佛、道两家的思想,兼容并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也对后世的宋明理学家在处理三角关系上有所启示。
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出身世宦和儒学家庭,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20岁曾上《太平策》,隋文帝未用。后居于河汾之间,以授徒著述为业。其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早已遗失不存。现存《中说》十卷,由其子记述编纂,旨在光大儒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通是一位长期不受重视的儒家学者,然而,被冷落往往是先驱者的命运。王通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超前,他在儒学改造还不成熟的隋代,就提出了儒学改造的课题,并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佛学和道家,从“三教可一”观念出发大量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构建了融合儒释道的思想体系。王通一生致力于推崇周公、孔孟之道,在儒家思想走向没落的危急关头,王通走在世人的前面,他的思想为儒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韩愈、李翱以及后世的宋明理学都起到了启蒙和引导作用。王通的“三教可一”论正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而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显示了儒家的未来发展,也预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王通时代的三教关系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当时汉朝的大一统的局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从实际上使得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所宣扬的“天命”和“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缺乏细密严谨的思辨性,越来越显得粗陋和呆板。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而且,佛教自传入之时起就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尤其是儒家的精髓,不断地实现“本土化”。与此同时,本土的道家在东汉时也正式形成。到了南北朝时期,社会战乱不断,使得老百姓长期生活在黑暗和混乱之中,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摆脱苦难的人民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就把精神寄托于号称能让人们长生不老、延年益寿、驱邪避祸的道教,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苦集灭谛等教义也正适合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观心情,这样就使得佛教和道教空前繁荣。此消彼长,缺乏细密严谨的思辨性的儒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到隋朝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儒释道为了争夺主导地位不断地争斗,也使得三教融合的课题摆在了历史发展的道路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平等三教”、“三教合一”、“三教并用”等,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同时,这些主张三教调和论者一般都是把三教进行简单的对照和比附,皆是泛泛而论,三教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融合。而且。此时的三教合一并未明确提出以儒教为主的会同三教,三教仍然是各自以“己教为本,它教为末”来会同三教。“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是以道教为本,来会同儒道二教。明僧绍《正二教论》中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这是推崇以佛教为本、道教为末的观点。由此可知,两汉时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已经衰落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又如何对待佛教、道教,在理论上是一个十分严峻和十分现实的问题。
二、兼容并蓄,“三教可一”
王通的主要思想是“中道”,包含三个方面:一为他抛弃两汉以来的儒学神学化的“天人感应”说,把“天道”和“人道”区分开来,主张要回归“人道”。二为“复礼”,其中包含内外两个方面,外为“圣人之道”,内为“穷理尽性”。三为“三教可一”说,王通兼容并蓄,不偏执一说,统合佛、道等不同的思想资源,但是也不折中妥协,仍然坚持以儒为主,融合三教,使儒家思想在中国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王通首先申明他的儒家立场,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希望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和支持。他曾经说过:“若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用?”“千载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之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王通不只在理论上复兴儒学,而且企图像周公那样,辅助当权者,把儒学付之于实践,用以治理国家和安民。平心而论,当时的隋朝除王通外,确实没有这样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代表人物。而王通则自觉地“继周公”“绍宣尼”,当仁不让。后世有人批评王通以圣人自居,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正是当时非常难能可贵的。

王通也很清楚佛、道二教的社会危害,但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佛教也是西方圣人创造的,只是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或问佛子。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他还认为道教不讲仁义道德的修养,而只讲神仙长生不老之术,所以,这种长生不老是没有意义的。“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虽然如此,在他看来,佛、道二教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两者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中说·立命》上说:“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显然是取自老子的“无为”之说。《述史》篇上还对“问知”、“问识”的回答是“无知”、“无识”,这种思想又是融合了庄子“无思无虑”和僧肇的“般若无知”的观点而来的。在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通对佛、道两家的吸收和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王通在处理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时,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第一次比较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三教可一”。他说:“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王通认为儒释道三教各有利弊,所以他希望能够出现“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以“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使各家能够相互借鉴、融合与吸收,取长补短,吸收他家之长以“通其变”,这样就可以使“天下无弊法”。 “共言九流”与“共叙九畴” 就是讲的三教之间应该融合、借鉴,虽然,这样的思想佛教学者早就提出过,但是,在儒家的立场上,却是第一次被王通所提出来。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观点,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使三教在社会中有各自的地位。《中说·问易》记载: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出多门矣!”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儒释道三教之间如果相互攻击,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果同时用三教来治理国家就会造成“政出多门”,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会造成社会的长期混乱,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只保留儒教,而废止佛、道两教呢?在王通看来,这样也是行不通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曾进行过废止佛、道两教的活动,不但没有成功,反倒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的作用,适得其反。所以他认为三教不但应该合一,而且能够合一。另一方面,王通主张“三教可一”,也受到了秦汉学术诸家殊途同归的启示。所以他在《中说·周公》里面说:
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
各种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看起来好像水火不容,实际上则是“相反相成”。所以在对待三教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三教的差异。“知其长,则不可废;知其短,则不可独任一教。通其变,则三教各有各的功能;执其方,则任何一教都不完善。”所以,王通希望能够有“圆机之士”理解他的主张,更希望能够有“皇极之主”来完善他的主张。
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王通所说的“三教可一”,不是将三者简单的罗列,不是“归一”,也不是综合创新。从他的思想我们可知,应该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借鉴吸收,共存共荣,不因为一教而消灭另一教。有人说“三教可一”是“合一”即合而为一,这绝不是王通的本意。后来的李翱和宋明理学家,在实践中,以儒学为主,吸收异教思想,提高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更像是王通本人的意愿。
三、小结
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佛教和道家学说都有长足的发展,此消彼长,这两者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中独尊的儒家学说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下降,到了隋朝时期,佛、道两家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儒家的发展,在这基础之上,隋代大儒王通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足见其可贵之处。
后来的陆九渊曾经批评王通“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而实际上,王通对佛、道两家都是有批评的,有“讥贬”的。他所主张的“三教可一”不是简单地折中混合,而是明确地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为根本。后来的唐王朝以儒学为基础,实行三教并存的政策,宋明理学家以儒学为基础,终于实现了三教合一。王通的“三教可一”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但是,毫不犹豫地说,王通的主张预示了未来的方向,而后的历史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王通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谢选骏指出:王通长期不受重视,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吹自擂地,甚至自比孔子,杜撰经书,其实又没有很多创见。孔子要是也像他这样泛泛地自比周公,那也是不行的,会自我毁灭的。
陆九渊批评王通“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就是说他缺乏批判能力,因而不具创造性。他虽有“三教可一”的主张,但却自说自话地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莫名其妙,混乱名分,狂悖无理。难怪遭到世人的撇弃。
他虽号称“儒家学者”,但是这种行径不像儒学家。倒像五胡鲜卑人。王通复兴儒学但并不成功,为什么?我以为由于他的这些做法不合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流,那就是佛教化。而后来居上的北宋诸子,拒绝了王通的这种自我封圣的道路,才得以在融合佛、道的基础上,振衰起敝,得以复兴其实是再造了儒学。振衰起敝?振什么衰?起什么敝?振儒学之衰,起第一期中国文明之敝。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则是进入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三起中国文明的交接期了,但是,同样的机制依然存在的,只懂佛教、不懂基督教,犹如当年的王通也,必不能通向未来中国也。因为即使连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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