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30, 2017

谢选骏:太平军与捻军成败原因论


《太平天国与捻军关系述略》(郭豫明)认为:

 (一)

自1851年至1857年,是双方互有影响阶段。捻党起源甚早,可能始于清代康熙年间,较为确切的记载表明,它产生于19世纪初年,准确地说,应是1804年至1807年间,1807年已有捻党活动的档案记载(注:此系后来捻首被捕时提供的,见河南巡抚方受畴:《拿获马三振、王义等办理由》(嘉庆二十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它的最初成员,系嘉庆初年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失败后隐伏下来的教徒和参与镇压这次起义被撤回籍的乡勇。它的起先活动地区,是皖北、豫南以及湖北、山东、江苏等与之连接的区域。捻的含义是什么,以往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而一般和比较合理的说法,应是群聚成股之意。
随着捻党从隐蔽秘密向公开活动转化,其成员也逐渐增多起来。除原先加入者外,还有兵勇与差役、盗贼和小偷、船夫与渔夫、灾民与饥民、农民与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等,比较复杂,但就其主体而言,是贫穷农民和其他破产失业的劳苦群众。时人曾说,“捻则农民也”(注:刘光:《烟霞草堂文集》,《捻军》资料丛刊第6册,第337页。),清方文书也道,“多系无赖穷黎”(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1卷,第25页。),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捻党的初期活动除所谓“偷窃”外,主要有集体讨吃和“吃大户”、突击劫夺与公然索取财物、抗差抗粮、参与贩运私盐、结队远行劫掠财物即“打捎”等,还有设赌局与“争光棍”(互争雄长而聚众械斗)。
根据有关的档案,从1807年起,捻党便聚众开展活动,不久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成员罹难,活动受挫。可是,由于社会矛盾与吏治衰弱诸种因素的存在,他们未被消灭,其活动没有绝迹。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伸了进来,国内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捻党也日趋活跃。
北方捻党的抗争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彼此呼应、同步高涨的。1851年1月,经过多年的秘密筹划,洪秀全统率拜上帝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随即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9月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取得首次占据城市的重大胜利。在永安驻守期间,洪秀全分封诸王,建立一些制度,建国规模初具。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掀起,对于捻党活动自然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剿平捻匪方略》序中写道:“当粤西初用兵时,皖、豫之间,伏莽即已蠢蠢欲肆,一二年后,日益鸱张,分股数十,贼圩林立。”《湖北通志》还记载:“自粤匪倡乱,群捻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扰以掣我军,或前驱以助贼势,亡虏千数百股。”(注:张仲炘等:《湖北通志》,《捻军》第3册,第175页。)捻党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1851年,捻众在苏北丰县、邳州(今邳县)、铜山(今徐州)、萧县、沛县等地活动。次年,他们在苏北丰县和河南虞城、苏北铜山、砀山(今属安徽)等地以及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进出。同年11月,河南永城与皖北有捻党“十八铺”(即十八股)在皖北蒙城、亳州间的雉河集起事。1853年1月,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边界地方,捻党继续活动。显然,在1851年初至1853年初,捻党此伏彼起,开始向捻军转化。
太平军于1852年4月从广西永安突围北趋,转入湖南,挺进湖北,1853年1月,占领省城武昌,后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东下,夺取江西门户九江,攻占安徽省城安庆,3月取得江苏省城南京,并在此建都,改称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运动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震撼了清朝的腐朽统治,也鼓舞了捻党的斗争,尤其是安庆的攻占,太平军释放监狱中有正被查办的捻党在内的“囚犯”,并每人授以一刀,鼓动反抗,对捻党的影响比较直接,有的起事就是被释人员发动的。在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的辽阔地区,捻党闻风而起,积极响应,近在皖北的捻党更是如此。兵部侍郎周天爵奏道:“皖省自安庆失守后,土匪闻风而起,宿州、怀远、亳州、蒙城、灵璧等州县尤多,著名捻匪聚众抢劫。”(注:王先谦等:《东华续录》(咸丰朝)第1卷,第30页。)可见皖北、豫东、苏北、山东等地的捻党及其他农民起义军纷纷集结起来,展开斗争。其中捻党有如下一些比较主要的活动:
1853年2月,捻党冲入安徽合肥县署,劫夺被捕在狱的一百数十人,这些人遂成为捻党的骨干力量。同时,皖北亳州捻党进至河南永城同清朝兵勇对抗,蒙、亳“十八铺”捻党控制涡河、淝河流域。3月,江苏萧县有大批捻党活动,山东西南部聚有一批群众(可能是捻党或其中就有捻党)“劫夺居旅”(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第4册,第211页。),安徽灵璧、泗州(今泗县)捻党夺得米车并将米粮散给贫民,安徽临淮、豫东与皖北的捻党同清朝兵勇团练对抗。也在3月,安徽定远捻首陆遐龄聚众起义,他们同饥民联合,“淮上大震”(注:冯煦等:《凤阳府志》第17卷,第89页。),4月中旬,被清军镇压。3、4月间,安徽合肥梁园有群众(似是捻众)展开斗争,阜阳捻众屡败清军。不难看出,在太平军进向江南的影响下,捻党活动积极异常,并且大大增强了同清朝兵勇的武装斗争,从而加速了自身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这样,捻党向捻军转化的过程至是完成。
捻军在北方举行起义,是同太平军北伐紧密相连的。为了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太平天国决定出师北伐。1853年5月,北伐军从江苏扬州经仪征出发,开始了英勇的进军。他们取得浦口后,以风驰电掣之势进入安徽,接着攻进河南,越过黄河天险,围攻怀庆(今泌阳)不下,西入山西,冲进直隶,前锋抵达离保定仅60里的张登集(今张登镇),北京宣布戒严。北伐军转而东进,10月底,进逼天津。
北伐军的到来,更加激发捻军的斗志。《涡阳县志》写道:“奥匪到处仇官而不害民,市不易肆,凡藏有印信公文者杀无赦,革新潮汛,渐染渐深,匪胆愈壮。”(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99页。)又说:“时州县无官,匪始蜂起。”(注:石成之等:《涡阳县志》第4卷。)这清晰表明,太平军攻城夺地仇杀官吏的抗清行动,使捻军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同时,北伐军深入敌后,抗击了大量清军,减轻了捻军的压力,对捻军起义也起着屏障作用。与北伐同时,太平军举行的西征,其影响同样及于捻军,有力地促进捻军的斗争。
捻军斗争的展开,迫切要求自身队伍的聚合和力量的集结,以便抗击敌人。因此,他们于1855年秋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实行黄、白、黑、红、蓝五旗军制,首次将各股捻军组织起来,使之从分散走向集中与统一,并提出反清的目标,意义重大。会盟之后,他们以雉河集为基地,向皖北、豫东、苏北等地出击敌人,“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0页。)。
事实显示,捻党由来以久,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情况下,斗争逐渐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倘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他们的反抗也会继续扩展开来。《粤氛纪事》曾言:“皖之养痈同于西粤,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间,亦未必能晏然无事。”(注:谢山居士:《粤氛纪事》第5卷,第24页。)这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不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却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北伐军的到来,直接促使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起义;北伐援军的北上,推动捻军斗争前进,他们自称王侯,举行会盟,建号“大汉”,树起一帜。当然,捻军抗击了一些清军和团练,截断了畿辅重地至江南的交通线,对太平天国包括其北伐、西征、天京外围战也是有利的,起着屏障的作用。此外,捻军还多方支持北伐军。两军互相配合,共抗敌人,使清军顾此失彼,难以招架。

(二)

自1857年至1864年,是两军联合作战阶段。雉河集会盟后,捻军的斗争有了初步的发展,然而他们存在的政治主张、组织领导与军事行动等方面的不少弱点,使其一时取得的胜利成果难以得到巩固与扩大,且在清军的反扑下,抵挡不住,同敌人反复争夺过的雉河集于1856年11月再陷,次年2月尹家沟又失,张乐行等不得不率领捻军主力南下霍丘三河尖等地,可是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他们深感必须争取太平军的支持与帮助。太平天国方面由于1856年的天京变乱,罹难者二万多人,次年翼王石达开又率部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力量大为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一致对敌。所以,洪秀全非常重视在北方活动的捻军,认为是可靠的盟友,应该采取联合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之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注:王大球:《张乐行传略》,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正是在当时形势下,产生这种共同要求,促使奋战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这两支起义军实行合作。
1857年3月6日,两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从此,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他们的首领也得到封号,如盟主张乐行后被封为征北主将、鼎天福、义爵和沃王,五旗将领各有封号,如龚德树后被封为征北正总提、盖天义,苏天福后被封为立天侯。全军同太平军一样蓄发,有的部队且改用太平天国旗帜。太平天国除经常遣员与捻军联系作战外,另有专任代表驻在捻军中,捻军也常派人至天京,或到豫天侯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部,彼此联络会商,协调行动。不过,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军作战一般只限于安徽境内及邻近地区,即“听封而不能听调用”(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0页。),以便日后北征,再建基业。太平天国也不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没有改编他们的队伍和加强他们的纪律。显然,两军的联合还是有限度的,说明双方都无法根除农民小资产者经济地位所必然产生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偏见。尽管如此,捻军却开始走上和太平军共同作战的道路。
两军会师后,旌旗齐奋,桴鼓相应,随即在淮河两岸向敌人发起强大的攻势。张乐行所部捻军与韦志俊、薛之元所部太平军合作,进攻河南固始等地;韩奇峰所部捻军和陈玉成等所部太平军一道,攻打正阳关、寿州等地;龚德树、苏天福所部捻军同李秀成、李昭寿等所部太平军会合,围攻霍丘、颍上等地。
两军首次联合作战取得一些战果,后太平军因往攻鄂东与拟援天京而离去,捻军单独作战,难以阻挡敌人的反扑,6月三河尖失守,该地捻军退往正阳关,8月霍丘又失,该地捻军南走六安,10月正阳关也陷,该地捻军也撤向六安,已得的一些战果化为乌有。
但是,两军的合作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断断续续。其原因在于:皖北的太平军因为负有繁重的作战任务,既要抗击自湖北东犯的湘军,又要对付天京外围的清军,不得不常常东西往返征战,而捻军主要在淮河流域一带作战,没有远离这一地区。这样,捻军和太平军的协作,难免受到长江中游太平军战局的影响,以至出现上述的状况。当然,捻军还是直接参加或间接协助太平军在东面和西面战场上所开展的一些战役。
1857年4月,为稳固安徽基地,牵制敌人进攻江西,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进攻鄂东,捻军参加这次战役,经过较量,他们未能取胜,9月退回安徽。10月,驻守六安的龚德树所部捻军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进占安徽舒城及附近一些地区,逼近庐州(今合肥),旅太平军因天京外围战局紧张而东下,捻军回守六安,张乐行则率一部分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打通道路,当护送太平军绕过庐州后便返回六安。12月,六安捻军内部出现矛盾,有些人要求撤回淮北,不再与太平军联合,而张乐行、龚德树等广大将士仍坚持同太平军合作。
1858年春,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攻打河南固始不下,太平军南往湖北,捻军东回六安。不久,清军反攻六安,5月六安失守,捻军经正阳关于6月转辗怀远、临淮和凤阳,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很有意义。皖抚福济曾经奏道:“该逆分踞怀远、凤、临,为犄角之势,南北阻塞不通,庐州后路全失。”(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44卷,第29页。)就是说,这截断了清军在淮河中游一带的水陆饷道,孤立了其据有的庐州,而且将淮河北岸的抗清力量同南方的太平天国连接起来,使北方的清军难以南下,直接支援了太平天国。当时,张乐行在怀远曾以“大汉盟主”的身份发出檄文,号召淮北捻军“北取宿(州)、灵(璧)、蒙(城)、亳(州)、颍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资料辑》,《近代史资料》(总30号)1963年第1期。)这说明他们准备会兵北伐,再建自己的基业。
1858年9月,捻军与吴如孝所部太平军围攻定远,与东进的太平军相呼应,捻军还参与东进的太平军在安徽滁州乌衣与江苏江浦小店、浦口等地作战,打败清军,彻底击灭清军江北大营,解除天京的北面威胁,恢复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其功不可没。11月,捻军又参与太平军在安徽庐州三河镇的战斗,歼灭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且乘胜前进,收复曾被敌人占据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困安庆的清军撤退,从而制止了敌人长驱直入的攻势,扭转了近两年来皖北战场的颓败局面,后方也能安稳。他们在此役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59年3月,太平军重占安徽六安,后取天长、盱眙(两地今属江苏)。7月,捻军与太平军联合攻占定远,使捻军控制的地区可向南扩展,与太平天国辖区庐州等地“联为一片”(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65卷,第6页。),声势更大。
为了向北另谋发展,陈玉成派张乐行所部捻军北往颍州,又遣主将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北上援助表示归附太平天国的苗沛霖团练,还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部太平军远征西北。淮南局势的不断恶化,也促使张乐行想回淮北。11月底,太平军和捻军撤出来安。12月,张乐行将定远防务交给太平军,率领捻军至颍上,这标志着他们同太平军在淮南联合作战的结束。
捻军主力在淮南同太平军一道抗清,虽然其组织与纪律不及太平军,且有一些消极影响,《被掳纪略》曾说,“长发起事,规条甚好。攻城略地,凡安民后,深加体恤,所以江南半壁全为所有。自与捻匪合队,生灵涂炭,不堪言状”(注: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214页。),这多少反映其中问题。他们在战略上也有失策之外,如在淮河中游获胜后,便分兵把守所占城市,进行消极防御,没有注意歼灭敌人的实力,以致所占城市被清军各个击破,但是从整体考察,无论是对捻军还是对太平天国都是有利的。
综观两淮捻军的战斗,对太平天国来说,其正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当然,太平天国同捻军协同作战,对捻军也大有裨益。1856年雉河集等地失守后,捻军处境艰难,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援助,他们才能在淮河两岸重新站稳脚跟,继续同敌人抗争。同时,他们还从太平军那里学习了修筑防御工事等技术。
捻军撤出淮南后,他们与太平军的斗争仍息息相关。1862年1月,捻军与北上的马融和等部太平军围攻颍州,4月失利撤围,退往颍上,旋颍上又失。还在颍州战役进行时,陈得才、赖文光等太平军经淮北、河南进入陕西,张宗禹等捻军自淮北也经河南入陕,5月攻雒南,与西北太平军一道战斗,联合部队随即转逼西安,由于传来庐州危急的消息,便离陕西东入河南回援。可是,陈玉成已率部撤出庐州,北走寿州,被苗练诱捕,张乐行等捻军与马融和等太平军图谋搭救未果,后陈玉成牺牲于河南延津,马融和等太平军转与联合部队会合,河南陈大喜等捻军也赶来会合。联合部队得知上述讯息,便改变赴皖计划,进入湖北,拟东趋援天京受阻,张宗禹等捻军回皖,陈大喜等捻军返豫,太平军在豫南会合另一部捻军,再次远征西北,1863年10月,占领陕西汉中、城固。
清军厚集兵力,大举进攻淮北。李成、任化邦等捻军经苏北转战山东(后李成被害)。张乐行率领捻军硬拼,结果惨败,1863年3月19日雉河集失陷,旅张乐行殉难。突围的张宗禹等捻军联合陈大喜等捻军继续战斗后,于1863年5月同马融和等太平军重返蒙、亳地区,后马融和等太平军入陕与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至南召西北一带。陈大喜等捻军自豫至湖北襄阳、光化等地。
1864年1月,西北太平军“图解京师重困”(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自陕再次东下。陈大喜等捻军会合了自山东转战而来的任化邦等捻军,4月于河南淅川李官桥同西北太平军会合。张宗禹等捻军也于4月在内乡西坪、赤眉城之南与西北太平军会师。联合部队经豫至鄂东,同敌酣战,不幸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1月,联合部队冲至安徽霍山遭到截击而溃灭。
捻军同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虽然没有完成救援庐州和天京的任务,但是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与协作,也加深了双方向舟共济的理解和认识,为日后两军的结合与共抗强敌,准备了更为坚实的条件。

(三)

自1864年至1868年,是双方合并苦斗阶段。安徽霍山黑石渡之战后,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绅大搞反攻倒算,起义人们惨遭祸殃,血流遍地,尸骨堆积。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将领充分认识到:合则可存,分则败亡;只有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凶恶强敌的进犯,将北方的反清斗争延续下去,打开新的局面。因此,他们代表广大将士坚决表示,愿与太平军结合一起,“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遵王赖文光领带,赖文光“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两军将领采取这一步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斗争处于低潮之际,起义人们更应坚持团结战斗,才有出路。
于是,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领导下,1864年12月上中旬,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于河南南部进行整顿与改编。这次整编,决定部队没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如原先赖文光为遵王、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等封号依然采用,而且提出“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即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斗争任务;关于队伍的内部组织,基本上仍以捻军的五色旗区分,但作了一些变动,较前严密,如每一大旗下辖50小旗,每一小旗统众500人,分为10馆,每馆约50人,实际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多寡不等,有的部队可能由于人数特别多,就把小旗中的一部分成营(如内五营、外五营)一类的单位。
通过这次整编,捻军同西北太平军余部结为一体,组成新捻军,在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意义十分显著。清廷曾觉察到,新捻军“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230卷,第16页。)。就是说,新捻军同以往捻军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他们没有提出明显的斗争纲领,未能制定整体的战略计划,无法解决面临的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活动基地等重大问题,因而留下不利的影响。
新捻军组建后,便运用流动战术,同强敌展开英勇斗争。1864年12月12日,他们在河南邓州西南唐坡击败僧格林沁所部清军,使其“名望顿尽”(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5页。)。1865年1月18日,他们于宝丰甘露台、张八桥等地有些折损。1月29日,他们在鲁山水推磨地方再败僧军,阵斩悍将翼长恒龄。接着,他们在河南境内继续转战,4月进入山东,转至苏北,5月初重返山东。他们连续流动作战,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一再挫败强敌,还拖得僧军疲累已极,5月18日,终于在山东荷泽高楼寨击毙僧格林沁,歼灭其所部清军,增强自身的作战力量和本领,取得了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后,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率湘军、淮军及其他部队镇压新捻军,曾国藩提出重点设防、设立马队、修筑圩寨等一套“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6页。),以及“聚兵防河”的计策(注: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捻军》第1册,第42页。),企图缩小作战区域,形成包围圈,消灭新捻军。尽管新捻军经过顽强拼搏而接连获胜,然而局势仍很艰难。所以,同年10月中旬新捻军返至河南陈留、中牟等地后,赖文光认为,若再长此作战下去,深恐“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便决定派张宗禹等统率一部分队伍,前往陕西、甘肃,“连结回众(指回民军——笔者),以为犄角之势”(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10月21日,张宗禹等领军从中牟西进,史称西捻军,而赖文光、任化邦等领军自中牟东往山东,史称东捻军。自此两军各自展开活动,再也没有会合。
东捻军入鲁后,拟往运河以东地区筹集军粮,扩充部队,可是由于敌人阻挡,被迫放弃东进计划,返回河南,准备入陕与西捻军会合,也为敌所阻,便于12月转至湖北。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稍作休整、补充给养后,以大军挺进四川,留一部屯扎湖北作为声援,另一部拟攻豫、陕交界的荆子关,连结西捻军,然后以四川为中心,以陕、鄂、云、贵为外围,逐步扩展力量,重建太平天国政权,并同西北和云南的回族、贵州的苗族等人民起义队伍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倘若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注:陈昌:《霆军纪略》,《捻军》第1册,第257页。),结合回民军,在陕西建立基地。由于敌强己弱,这个计划要付诸实施困难很大。
面对强敌,东捻军采用流动战术。1867年1月11日,他们在钟祥罗家集大败提督郭松林所部湘军。1月26日,他们于应城杨家河东岸歼灭总兵张树珊所部淮军。2月19日,他们在京山尹隆河之战中先胜后败,失去大批人马,更重要的是战略计划受挫,损失巨大。3月23日,他们于蕲水六神港至溪潭坳消灭记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军。不过,他们多次抢渡汉水均未成功,无法实现由鄂进军川、陕的计划。5月下旬东捻军入豫后,经新野、邓州、南阳、镇平、内乡等地,拟西进陕西,因敌人连续追击,内部对行军方向意见不一,来自山东郓城梁山地区的将士要求前往粮食充足的山东沿海的青州府(治今益都)、莱州府(治今掖县)、登州府(治今蓬莱),遂决定向东进军,铸成大错。6月13日,他们从郓城戴家庙一带抢渡运河,进入运河以东地区,月底直逼烟台。
李鸿章随即制定围困计划,以胶莱河为内圈防线,运河为外圈防线,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并抽调军队进攻,使东捻军陷入十分险恶的境地。东捻军虽然于8月19日在西北海仓口外海滩海神庙北土岭地方冲过敌人的胶莱河防线,却未能越过运河。随后他们“军心自散”(注:《赖文光自述》,李鸿章奏折。),行动盲目,往返抢渡不成,连遭攻击,11月12日潍县松树山之战,一日三败,11月19日苏北赣榆之战,任化邦遇害,12月24日山东寿光海滨与南北洋河、弥河间之战,范汝增等牺牲,主力丧失殆尽。赖文光率领余部于1868年1月1日深夜冲过六塘河南下,1月5日在苏北扬州东北的运河渡口湾头、瓦窑铺等处战败,随后赖文光因负伤被俘而殉难。
东捻军失败后,西捻军仍在战斗。自中牟分军后,西捻军急速西进,进入陕西境内。1867年1月23日,他们运用流动战术,在临潼灞桥十里坡歼灭留陕帮办军务刘蓉所部清军主力,取得入陕首次大捷,却没有乘胜挥戈南下汉中入川,而是进围西安,究为失策。由于攻城未克,打援受挫,敌人又来犯,西捻军撤离西安,沿渭水南岸西行,从郿县以西过渭水,与回民军拟定联合作战计划,由回民军攻西安,西捻军攻同州(今大荔)、朝邑等地,但是受敌梗阻,计划无法实现。于是他们更改计划,共同逼近西安,见城防甚严,遂转向咸阳、泾阳,后趋三原、富平、蒲城,抵同州、乾邑一带,5月在同州北面许庄附近作战,未能取胜,后又西进,在武功普集镇(今武功)南渡渭水,再攻西安。西安一时未下,回民军退至咸阳附近,西捻军继续攻打仍不得手,东退临潼一带,复折而向西,从盩厔(今周至)又转战渭北三原、富平、蒲城等地。西捻军与回民军在渭水南北的联合斗争,因为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加上民族、信仰的不同,以及清朝的分化离间等,处于“时离时合”、“分合不常”的状态(注: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曾毓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363、29页。),有过矛盾冲突,甚至彼此发生交斗攻杀之事,难免产生消极影响。
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入陕镇压西捻军与回民军。1868年2月3日夜,西捻军攻直隶省城保定,接着进至满城、安肃(今徐水)、易州(今易县),前锋深入房山,直达宛平县西芦沟桥,“京畿大骇”(注:王闿运:《湘军志》,《捻军》第1册,第10页。)。清朝政府于2月8日下令京师戒严,又命恭亲王奕訢办理巡防事宜,且从各方面调兵保卫京师。因为敌人麇集直隶,新捻军转而南走。李鸿章与左宗棠商讨,准备在卫河以西、太行山之南、黄河之北的狭长地带消灭西捻军。西捻军折而东出延津,没有落入敌人设下的圈套。随后,他们冲破敌人的围攻,进入山东,4月17日于东昌(今聊城)李海务渡口过运河,沿东岸北趋,4月27日,直达直隶天津附近杨柳青和稍直口,直逼天津,清军急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加以防堵。4月29日,西捻军被迫自天津外围、静海撤退,后经盐山、庆云等地,南趋山东,至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等滨海地区。张宗禹见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且对敌人的内部矛盾估计过高,产生轻敌思想,也怕影响部队情绪,而忽略地形的不利,没有及早转移,终于吃了大亏。
敌人趁机部署围困计划:北面以减河为防线,西面以运河为防线,南面以黄河为防线,东南是大海,严禁鱼船下海,又抽调军队进入滨海地区进行围攻堵击。5月14日,西捻军北往直隶沧州,攻减河河墙,争取渡河北上,结果失利。接着,他们力争抢渡运河也未成。8月16日,他们从茌平广平镇向东北转移途中,被敌人扑灭,张宗禹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而去(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第2册,第108页。)。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灭,标志着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合并苦斗的终结。
在人民反抗斗争趋于低潮的情况下,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结合起来,以新的态势,顽强抵抗清军的疯狂镇压,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继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继承的作用,否则是难以设想的。
谢选骏指出:太平军的失败,由于其僵化的建国思想无法自新,终于坐困穷城、一筹莫展。捻军的失败,由于其根本缺乏建国思想,只能导致一盘散沙、不相联属。太平军与捻军的相加,也无法改变这一“核心死亡”和“缺乏核心”的状态。
总结一下“神汉建国”的道路,刘邦与朱元璋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并不固守僵硬的教条,而是积极努力吸取有生力量。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失败、邓小平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面,任何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独立建国;如果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必败无疑。正如虽有独立建国的规划,但不能积极吸取有生力量,其政权生命也将日将枯竭。更加深入一层,邓小平虽然成功,但由于其缺乏独立建国的规划,长期来看也就无法摆脱毛泽东的失败,终将功亏一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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