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30, 2017

谢选骏:基督教与白莲教


网民问答《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扯上关系?》这样说:



问题:



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我国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就有8个……



(回答一)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准备多答一点。长文预警。



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描述成“为什么在当代,邪教大多数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一、从秦汉到隋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自然也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邪教史。从五斗米道到大乘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邪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邪教从来就没有原创的能力。邪教从来都是依附正常宗教而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正教与邪教的差别可以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从汉末到唐朝,邪教常常以道教形态出现;唐末至明清,邪教又开始依附于佛教;近现代,大多数邪教则以基督教自居。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政府对邪教崇拜对象的打击力度;政府对邪教所依附的正教的支持程度;正教本身的能力水平;正教背后的潜在势力,等等。

从秦末到两汉再到晋代,这段时间是道教系邪教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准确地说,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和以孙恩、孙泰、卢循为代表的五斗米道暴乱。这段时间正是正统道教形成的时期,邪教亦依附道教而产生。秦汉的方术、巫蛊对道教系邪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外来的佛教在此时势力较弱,无论是在宗教的活性上、信徒的规模上还是经典的现实化作用上,都比不过方兴未艾的道教,在此时道教几乎成了邪教依附的唯一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开始兴盛。经过五斗米道暴乱之后,政府对道教已经产生了提防;民间佛徒人数迅速增长,政府也对佛教大力支持,无论南朝北朝都大力崇信佛教,佛寺如雨后春笋,因而邪教开始转而依附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再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更加坚定了邪教产生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邪教依托于佛教,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弥勒崇拜。所谓“新佛出世,除去众魔”,邪教教主把自己神化成弥勒佛化身,反视正信佛教为魔。邪教将杀人视为度化,企图在人间建立弥勒净土——也就是邪教首领所引领下的、利用宗教手段叛乱建立的政权。弥勒崇拜的理论依据是三佛应劫,代表流派是以法庆大乘教、傅歙弥勒教为首的一系列沙门暴乱。



二、从唐朝三夷教看当代基督教



有唐一代,邪教作乱并不频繁,也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邪教活动。一方面,经历了汉末的道教暴乱和南北朝的佛教暴乱,唐朝政府对佛道两教的邪教化倾向作出了一定的防备;另一方面,唐朝国力雄厚,对待宗教海纳百川,不对某一宗教作出过度的扶持,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后来武宗灭佛,将佛教和三夷教一并铲除,这也正体现了在国力衰微时对于宗教的控制力显着减弱,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三夷教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邪教,准确地说是当代邪教,大多数与基督教产生关系,但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东方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这一教派在元代仍有影响,但从未产生过邪教依附的情况。与当代基督教对比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宗教的思想基础严重不足。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众多基督徒,一旦谈及宗教,便会用一种半文半白,不明所以的腔调来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体。基督教新教号称唯独圣经,具体到信徒身上,往往会异化成“脑子里只有圣经”,于其经典,言必称之,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这种对宗教经典的高度重视,造就了当代基督教信徒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潜意识的宗教凝聚力,成为了划分“选民”和“外邦人”的显着特征。反观景教,其经典高度中国化,也不搞“唯独圣经”。从近年发现的景教经典来看,无论是圣经、教理、赞美诗都有所体现,并且具有相当地中国化特征。为了促进中国信徒的接受,景教经典往往采用佛化、道化的手法来阐释教理。


“岑稳僧伽!凡修胜道,先除动欲。无动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清能净,则能晤能证;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志玄安乐经》

“吾囙太阿罗诃,开无开异,生无心浼,藏化自然浑元发。无发,无性,无动,灵虚空买,因缘机轴。自然着为象本,因缘配为感乘。”——《宣元至本经》

佛化、道化的景教经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对于邪教而言自然也就无从依附;过度本土化的经典难以使信徒产生向心力,自然也就无形中削弱了信徒的组织能力。

2、景教背后没有政治势力支持。

景教的源头是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被基督教正统所驱逐出教的异端,其教会在波斯得到发展;然而,景教对波斯的影响力未必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就更为有限了。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个人行为,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自然发展较为艰难。唐朝势力雄厚,国民底气十足,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外教派,信徒人数较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国外的政治势力而来,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其背后都有着国外势力的潜在支持。中国国力衰微,“洋教”等于“先进宗教”的观点深入人心,要扭转这种成见,定非一朝一夕之事。

3、没第三了。

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让景教的根基不稳,在武宗灭佛时一拔就倒,直到在元代接受输血之后才短暂复活了一阵——还要什么第三啊。

然后我们再针对三夷教的另外两个宗教来分析。三夷教,包含了景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的作用最为复杂,放到最后再说。

先说祆教。祆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它在波斯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时至今日,只有祆教被灭后没有任何复兴,考古资料也未曾发现祆教的任何经典甚至寺庙遗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景教相同,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祆教本身类似于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信徒对外传教的热情极低,甚至达到了维持宗教纯净不惜近亲结婚的程度——这也就是目前所发现的祆教遗迹多为墓葬的原因。

反观今日的基督教——确切说是基督新教,已经深深地把“传教”两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骨髓之中。对于信徒而言,“传福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且是义务。相信大多数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的恶感都来自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传福音,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甚至达到了诋毁其它宗教的地步。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都是如此;利用这种手段,邪教最初的信徒积累就变得极为容易。传福音的后果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后果请参见通天教主。正所谓红莲白藕青荷花,三教本来是一家。耶稣基督一教传三友,东正教似老子,存在感低,信徒也少;天主教似元始,门徒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信徒质量甚高;基督教似通天,教门广开,无论根基如何,都一并收进囊中,其戾气也是最重。

然后再说摩尼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其实就是当代基督教传教的缩影。论经典,摩尼七经在手,体量比起圣经差不到哪去;论组织,摩尼教有波斯教廷,有中亚牧首,有东方教区主教,形态与基督宗教类似;论思想,摩尼教承接祆教二元论,基督教救赎观,以二宗三际一以贯之,思想深度也是足够的;论政治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摩尼教为回鹘国教,借回鹘之力强迫唐朝给予摩尼教充分的传教自由,从长安到江浙,从西北到东南,大云光明寺比比皆是。以上种种,使得摩尼教成为三夷教之首位,祆教景教与之相比远远不如。

然而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为摩尼教埋下了衰败的伏笔。摩尼教的传播与回鹘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唐朝即将其严加禁断。然其余力犹存,摩尼教残余势力在宋元时期以明教的形态重新出现,成为了邪教的又一依附对象。



三、从摩尼教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的过程,就是由正信走向邪教的过程——不可否认,明教产生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向邪教发展,但之后的一系列邪教将明教教义收归己有却是不可否认的。唐代摩尼教在回鹘的支持下地位显赫,并未出现依附摩尼教的邪教。一方面,摩尼教的主流作为合法宗教,没有必要转入地下和邪教同流;另一方面,虽然摩尼教地位较高,但这个高度是就祆教景教而言,比起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势力远远不如,自然也就难以引发邪教效仿。

而到了宋代,摩尼教由城市转入乡村,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合法宗教变为附佛外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向邪教方向转化。摩尼教在会昌法难时受到了巨大打击,经典流散,信徒逃亡,与中亚教会、东方教区主教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残余中的一支选择了走入乡村,与民间信仰结合——这个过程,与当今的农村基督教颇为类似。一个本来正信的宗教,缺失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又缺少水平较高的引导者,在民间的发展往往会趋向于邪教。在摩尼教而言,缺失了摩尼七经,宗教领袖由回鹘僧侣变为民间神汉;对于基督教而言,缺失的则是两千年来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只剩下了圣经本身——在因信称义、自由解经的理念推动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其宗教领袖,也从具有相当神学素养、受过正规培训的牧师变为神学素养差却擅长搞传销的传教士。

此外,摩尼教的组织形态也成为了邪教化的重要推手。摩尼教在巴比伦有教廷圣座,在中亚有东方正统教会牧首,在高昌回鹘有东方教区主教,十二大主教之一甚至亲自拜谒过唐玄宗。摩尼教的组织与基督宗教颇为类似,而与组织松散的佛道两教截然不同。转入地下后,其基层组织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宋代史书所谓“食菜事魔、夜聚晓散”者即为此理。一个组织明确的宗教,显然更善于团结基层信众,使之增强凝聚力,大大提高信徒的依赖感,弥补佛教道教在心灵关怀上的缺失。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需要信徒的主动参与,而摩尼教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基层教会、周日的聚会和圣餐、还有组织人员讲解教义的活动——这一切都使得摩尼教在民间受到广泛信奉。对照基督教,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农村基督教几乎是摩尼教的翻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前面说到,佛道两教都曾经被邪教依附,掀起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随着摩尼教转入地下传播,被邪教依附自然也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方腊为首的邪教作乱。历来对方腊的固有印象,往往将其视为摩尼教教主,但真实的方腊与摩尼教的联系显然较为有限。准确的说,方腊之乱是一次融合了三教教义的杂烩式邪教暴乱。

“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思想中既有来自于佛教的金刚经,也有来自于道教的张角崇拜,也有来自摩尼教的日月崇拜。我们可以推测,方腊一党受到了转入地下的摩尼教-明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依附的是否是某一个特定宗教,仍然很难评价。



四、弥勒和弥陀,二宗三际和三阳劫变



元明时期,白莲教作为又一个新兴的邪教而得到了广泛关注。白莲教向上承接弥勒教、大乘教、白莲宗,又和同时期的摩尼、白云若即若离,所奉“三阳劫变”思想成为后代众多邪教的理论基础。三阳劫变认为世界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周期,分别为青阳、红阳、白阳,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执掌。——白莲教的具体信仰内容很难考证,因白莲教支派广泛,信仰繁杂,信徒又往往处于正教和邪教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弥勒信仰、弥陀信仰、三阳劫变都是白莲教信仰的一部分。三阳劫变思想继承自两晋时期的弥勒净土,又融合了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更加强化了其中明暗斗争的色彩。后代的罗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乃至建国后称帝的三期普度大中华佛国,都秉承这种思想。从元代到清末,邪教一直以三阳劫变思想为指引;这种思想的骨架来自佛教,带有一定的摩尼教色彩,道教思想也时常被裹挟其中。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元代景教再度兴盛,景教传教士得到礼遇,同时天主教方面的传教团也到达中国,教廷开始与中国官方正式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此时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明教一同由主教管辖。“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时的邪教之所以不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显然和唐代相同——基督教的势力太过弱小,缺乏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民间信众的思想基础,而作为正当宗教的基督教显然没有必要转化为邪教;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天主教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冲突,朝廷态度时宽时禁,天主教传教士就更没有理由化为邪教以落人口实了——更何况,对于正信的宗教而言,转化为邪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保持自身纯洁性稳扎稳打——这两个选择之中,传教士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正信和邪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正信更希望保持自身教义的纯洁性,即使这样会加重宗教发展的困难程度——而邪教,更希望用尽一切方式进行传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邪教依附基督教



晚清时期,邪教依附基督教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国力衰弱之时,洋教等于进步宗教的思想开始产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多次佛教、道教作乱,统治者对邪教所依附的对象已经产生了警惕;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依靠其政治势力传播基督教,此时也不必考虑什么过度华化的影响了;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降低了信仰基督教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应运而生。洪秀全企图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庞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新教,正好适应了他的政治需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政;加尔文如此,洪秀全如此,今日的Isis也是如此。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所作出的邪教行为此处略过不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上帝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而已,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政治实体。至于拜上帝教所拜的是否是基督宗教两千年来所崇拜的那个存在,这对洪秀全而言并不重要。他并不关心宗教教义的传播,他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虽然外国传教士借助于政治势力推动传教,但他们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宗教而非政治。正因如此,不管哪一派的传教士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都不禁大皱眉头,啼笑皆非。他们甚至不承认洪秀全是基督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正信与邪教必然水火不容。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显然融合了很多民间宗教元素,并不是严格的基督教。从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有大规模依托基督教的叛乱。洪秀全之后的又一个宗教活动高峰是义和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坚决反对一切洋教——无论是正信或是邪教,只要沾上一个洋字,拳民必然怒发冲冠,将其打成粉末。义和团甚至谈不上依附哪一种宗教,只是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而已。到了民国,又有以一贯道为首的众多道门兴盛;然而建国初期,政府以雷霆手段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这些邪教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虽然仍有秉承三阳劫变精神的邪教头目企图发动叛乱,但基本都在几日之内灰飞烟灭。时至今日,以邪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企图称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再好笑不过的笑话了。

建国后的又一个邪教高峰,来自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轮子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轮子功的理论基础,从佛教道教中都有借鉴,为了适应气功热的时代潮流,其头目还引入了一些气功动作和舞蹈动作,真真让人笑掉大牙。犹记得小时候地方新闻报道:一老太太信了轮子功,按照大师指引,盘腿而坐,五心朝天,无奈脚心怎么也朝不上去。老太太发起性来,两只手拽住脚丫子一用力——嘎嘣一声。

现代邪教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可以总结出来了:第一,佛教道教势力衰微,基督教代表着“进步宗教”;第二,佛道两教缺乏基层人文关怀,基督教的组织形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缺乏压倒性优势,基督教受国外势力支持,传教资本雄厚;第四,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自由解经是邪教发育的良好土壤;第五,经历了轮子事件后,政府对于佛教系邪教产生了充分的警惕,而在基督教方面还待加强;第六,基督教以圣经为中心,以聚会为手段,维持了信徒的宗教向心力;第七,基督教对于传教工作具有极高的热情,从未间断;第八,信仰基督新教成本极低,对于平信徒而言只需熟读圣经,而不需深入研究神学;第九,新教往往继承了加尔文一宗的暴戾气质,不仅佛教道教无力反击,就连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之相比也难以抗衡;第十,我想不起来还有啥了,但不凑个第十出来,我会犯强迫症。

总而言之,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邪教都将以基督教面目出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宗教的信徒,或是其它宗教的信奉者,都必须加以重视。邪教绝不会因为你是信徒就开恩放你一马;与之相反,如果邪教得势,第一刀就会捅在正信者的身上。

哦,你说中国不是还有一种大宗教嘛,邪教怎么不依附于它?

抱歉,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说,那是坠吼滴。



(回答二)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有12个,与佛教有关的有2个。这些基督邪教分别是: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被立王,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三班仆人派,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2014年,在山东招远6名“全能神教徒”将无辜女性殴打致死。这里面的“全能神教”也是基督教相关邪教,它还末入列前12名。

美国的邪教比中国恐怖得多,“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统计了1200多个邪教组织,基本全部是基督教相关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就是令全球震惊的基督邪教。

面对众多邪教,基督徒辩称:这不是基督教的错,是基督徒的错,是这些牧师和信徒误解圣经的错。

当年孔教成为吃人的宗教,新文化干将进行猛烈抨击。有些老先生们想出个卫道的法子,“这些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个法子和基督徒的法子如出一辙。

胡适、陈独秀的驳斥鞭辟入里: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都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当穆斯林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穆斯林干的。

当基督徒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

那么,

当法西斯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法西斯干的呢?

当侵略者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侵略者干的呢?

如果我们这么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与本质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干系。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部分人打着穆斯林的旗号干恐怖主义,这就能说明伊斯兰信仰里有恐怖主义的成分和基因。

部分人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搞邪教,这就能说明基督教信仰里有邪教的成分和基因。

何以全世界的邪教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基督教的招牌。故不管是基督教本宗,还是基督教邪教,都需要摘下你们的招牌,至少向公众公布你们的存在,登记你们的领袖,申报你们的活动,交代你们的资金流动,并依法上税。若不做到如此,一律依法取缔。

【国内三自教会基本可以做到,极少数家庭教会可以做到,大量家庭教会差得很远。】

为什么基督教能衍生出如此多邪教?难道基督教成为全球邪教孵化中心了?

1、基督教的超理性给邪教发挥空间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都是超理性的,即用理性无法解释。由此可见基督教超理性的东西的影响有多么深。

这些超理性的东西,给邪教无限的想象发挥空间。

2、圣经的经文是矛盾的

信的话,连数字、人数、年份、人物等数据的差错都可以被解释成无误,不信则处处皆为矛盾,这些矛盾被神学家称为“真理的反合性(Paradox)”

因为对某段经文的不同理解,基督教就能分裂成两派。正因为圣经经文的矛盾,基督教教派如此众多,邪教滋生也不奇怪。

而且“真理的反合性”的方法,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方法。这不给邪教立论提供了绝佳的方法吗?

3、与世界的敌对

圣经多次明确表示,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服从世界就不属于上帝。

邪教疯狂利用这点,与现行政府、法律、道德论理敌对,建立自己的邪教帝国。

4、宣教

圣经非常看重宣教,称宣教是拯教别人的灵魂。

邪教利用宣教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变得理所当然。

5、奉献

圣经认为基督徒要什一奉献,即将个人所多的十分之一奉献教会,供教会的需要。

这成就邪教的敛财工具。

《圣经》提供了邪教所需要的材料、空气、工具、方法、招牌,不滋生邪教才怪。

附:

问:那为什么基督教自己没有成为邪教呢?

答:谁说没有,以今天的标准,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不就是邪教!只是那时候他们占大多数,把当时的少数派【包括无神论、其它信仰者、甚至基督教的部分支派】定义为邪教,通过异端裁判所进行残酷镇压。



(回答三)



因为佛祖明白说过,下一个佛是“弥勒佛”,要非常久的时间后才能降世。

在圣经中,对耶稣再次降世也没有明确说明时间,并且圣经里一再的强调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甚至圣经还一再强调要堤防假基督,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路加福音·218节)

今天刚在为何邪教组织大多以基督教作为蓝本? 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原文再次转述如下:

1、歪解比创造更容易。

凭空创造一个宗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更难。现有的宗教信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即使不了解,也是混的过耳熟,而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曲解,省去占领心智的一部分工作。一个未知凭空出现的东西,包装起来的代价也更大,你要原创教义、编造历史,还要构架一个合乎逻辑又利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对于普遍智商不高的邪教创始人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教主做不到。

2、基督教在中国位置尴尬,有机可乘。

这话题很敏感,说几个存在的事实:

我国的天主教,在官方层面至今不承认受梵蒂冈的管辖和控制;

我国的官办基督教又称为“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我国除了三自教会外,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教会,即脱离三自教会之外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数量之多,人数之广非常难统计,也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他们游走在所谓非法集会的边缘,有些甚至经常会被抄家喝茶。

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系统、正常、健康的宗教发展体系,而自以为是搞了一套“社会主义无神论指导下”的宗教发展模式(不仅仅是指基督教),这种模式一方面造成正统的信仰不被扶持甚至反被打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催生了家庭教会,而这也为邪教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假借家庭教会的名义和方式组织聚会和发展会员。

3、圣经“资源”完整,且没有唯一解释

邪教无非是要这几个关键词:钱、拉人、恐吓、绝对服从。

而对照圣经,他们似乎能找到非常完整的理论资源来做依据:

钱——圣经强调你只是神在世上财富的管理员,而且圣经里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即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拉人——圣经非常看重传福音。所谓福音,即好消息,正统的基督教义认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人人都知罪,许多人活在罪中不知悔改,而又因着爱人如己的原则,传福音给万民是基本行为。

恐吓——是的,圣经里有末日论,也有地狱撒旦之说。但是圣经同时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绝对服从——圣经强调一神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所以,对比其它宗教,圣经简直就是一本指导手册啊!这种断章取义,妖魔歪解圣经的行为糊弄了不少人,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加了解和思考就认为圣经是邪教的温床。

但!是!圣经里更加强调:

爱——圣经里的爱,是我所知最丰富丰盛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有过明确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同时,圣经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要爱人如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9);“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布书2·8)……

谦卑——圣经的谦卑恰正是神的谦卑。也许没有信主,没有了解过基督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些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愿意可以跳过这部分~):虽然祂在永远里就居在高位,但当祂降生的时候,连客店里也没有祂可降生的小床铺,祂降生在破烂不堪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抢救灵魂,满怀热切,日夜奔劳,遍走四方,祂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连饭也顾不得吃(可三:20);在拿撒勒城的民众对祂怒气填胸,撵祂出城,带祂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路四:29),然而,主耶稣都感谢天地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26);祂是这样的不争竞,不喧嚷,甚至街上的人也没有听见祂的声音(赛四二:2);被出卖的那一夜,祂看见门徒仍然不知大难当头,仍然汲汲于名位,互相争大,彼此夺权。于是在坐席时,祂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每一位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约一三:4-5)。祂不但洗十一位门徒的脚,连那一位已经存心要出卖祂,用脚踢祂的犹大的脚,也一视同仁的俯腰洗净他(约一三:11-12)。

平安——信主以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安。无论遭遇什么,心里始终有盼望,有依靠,知道总有个人是对你不离不弃。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遭遇苦难、挫折,始终平安自若,微笑面对的原因。对了,还有人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廖智吗?她前段时间结婚了。感谢主。廖智六一教堂举办婚礼 丈夫跪地戴假肢照片震撼人心

4、自我纠错能力有限。

这个原因是我认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全能神、耶稣门徒会等这种邪教异端早就被一些国内外知名基督团体经过严格的观察和讨论认定为邪教异端,但是却“认而不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普遍施行“个人解经”的制度(勉强称为制度吧),千人千面,每个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邪教教主们提供了便利的大门——“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圣经,不服来咬我啊”;“哎呦!还真咬!那我自己单干可以了吧?”

受制于个人解经的行为,对异端的认知和判断就非常滞后,例如东方闪电1993年成立,但是直到201332,基督教论坛报与台湾各新教教派针对全能神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并刊登于台湾各大报,声明该教为邪教;同年罗马教廷媒体“今日梵蒂冈”以一篇名为《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 全能神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裹挟人,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警示。

但是,就算有了警示,被声明是邪教了,到了我们国家又不一样。前面讲了我国独有的家庭教会现象,受制于国内的宗教管制,和少林寺这种高富帅不同,家庭教会能活下来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也因为艰难苟且的偷生,散乱无章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滞后性和不对等性。国外(含台、港的大陆以外)可能早就认定为异端邪教的组织,反而在大长城的保护下能得以延续发展。如果不是这次招远事件,你觉得全能神能不能再潇洒下个十年呢?我觉得是能。

最后,就算退一万步,国内的家庭教会也都知道了某个教派是邪教,那又怎么样?由于xxxx,家庭教会的大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大的家庭教会有几百上千人,小的家庭教会三五个人,家庭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联手抵制邪教,并拯救落入邪教的同胞事情变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ZF可能会把你当邪教一起打击,“反正都是读圣经的,劳资怎么知道你们谁是邪教!”

综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邪教都会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原因了。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

正统的基督教都是引人有爱,导人向善的。地狱论,末世论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环,不是全部,也不应该被恶意放大。美国以基督教义立国,世界以基督诞生纪年,斗转星移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和作为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常常在说中国人现在没掉了信仰,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丧失的仅仅是信仰吗?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祷告些什么吗?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眷顾中国,求神来拯救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冷漠,自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内心深处渴望被救赎,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我刚来深圳接触的一个乌干达牧师,20岁突然蒙神感召让他来中国传福音,在他根本连中国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建教会,传福音,你知道谈起小月月事件看到一个乌干达人眼眶含泪是什么感觉吗?我女朋友祖上是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放弃优越雄厚的家庭环境来到中国,一边做医生给别人治病一边传播福音,而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那些持有阴谋论的人,你们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别有用心吗?你们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吗?



(回答四)



事实上,题主所言,只是现在的状况。在寄附基督教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从元末到解放初,有六百年的时间,秘密教门是依附于弥勒佛这一佛教符号来传播的。明代更演化出弥勒的上界主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认为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世来拯救世人。这一概念的演化,让佛教的一些底层教义完全被同化进秘密教门自己的体系中。后来的清水教(乾隆中期在山东活动)、白莲教(嘉庆时闹大起义的那个)、八卦教(嘉庆时在直隶、山东、河南传播)都是秘密教门的一部分。甚至义和团也可能是其一支(相关讨论可参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我觉得他的讨论很全面)。

而为什么民间秘密宗教放弃了弥勒佛而选择了耶稣基督,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个原因。

1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大量秘密教门的传教者处决,经卷多被销毁,导致秘密教门出现断层。教义中断。现在的秘密教门传播,虽然渠道很类似,但教义是不同的。所谓全能神教,虽然仍鼓吹世界末日,但已经不提“青阳”“白阳”“红阳”这一套说法了。

2、雕刻与塑造技术的推广,使得弥勒佛的形象迅速世俗化、幽默化。今天我们看到弥勒佛,第一反应一定是一个笑模笑样的幽默形象,这一形象随着塑料制的廉价弥勒玩偶而迅速深入人心,使得弥勒佛的肃穆感消失。故而对弥勒的崇拜难以建立。让你拜笑嘻嘻的弥勒为偶像,就跟让你拜郭德纲当神一样,总觉得有点不严肃有点扯淡,是吧……

3、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或明或暗地受到境外组织的帮助。这不一定是说境外的敌对间谍组织,也包括部分可能存在相对善意的NGO。而弥勒崇拜……你总不能指望泰国给援助吧。

4、以我所见,基督教会已经被反党反政府思想严重渗透。本人所见到的合法的、具有一定地位牧师,私下的谈论也都是低级的反党言论。这一状况无疑特别适宜具有反政府色彩的秘密宗教传播。



(回答五)



最重要的一条压轴。基督教是主流宗教中唯一和现代工业社会稳定结合过的宗教,现今仍有握有一定实权的教皇,对于如何在混凝土丛林中发展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绿教和藏密控制的地盘不过是宗族社会和古代国王,道教佛教被世俗政权挤的不像样,印度教感染的社会四不像,所以基督教这点长项恐怕只有近代产生的马教才能与之相比(所以冷战是基教和马教成为旗帜,没其它宗教什么事)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安利基督教可以用欧美的先进来当卖点诱骗之,和人权自由反暴君等词汇绑定(尽管关系并不大,比如反对君王,似乎和现代社会反君主制之诉求相呼应,然而宗教敌视王权,是因为它自身是曾经被王权打败,比君主制和共和制低级两级的祭司制与神权的产物,比王权还糟糕,说它有现代精神的影子,实际是个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大乌龙)。



谢选骏指出:就“神汉建国”的层面讲,基督教取代道教、佛教、摩尼教,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其实是道教白莲教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太平”来自道教,“天国”则来自基督教。虽然白莲教依然在二十世纪的“反动会道门”具有回光返照的势力,但是显然是江河日下了。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人心,新兴的基督教与古旧的白莲教日趋混合,而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不可避免的,它会渗入神汉建国的实践之中。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事情的另个方面,基督教如果能够获得官方地位,就能免除基督教的地下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可能发挥基督教的庙堂化所带来的建设性作用,对从根本上充实第三期中国文明,进行真正的奠基工作。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