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18, 2017

谢选骏:阶级论、专政论、特权论、腐败论




 

 

(一)

 

《共产党的阶级论就是特权论》说:

 

来自西方非主流的马列共产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没有也不可能制造一寸土地、一两矿产、一滴水,但它靠武力霸占老天给每个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迫使人民为了生存到它那里高价购买这些资源,按现在2007年的币值,仅这一项每个人一辈子就要给共产党白白挣30万元人民币。共产党同样靠武力垄断全国经济,一手决定人民收入,一手决定人民支出/物价,实际上收人民80%以上的税。这就是13亿人生活困苦的两个根源。

 

共产党为了压榨人民,不断挑起人民之间的攀比,争斗,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八千万人中国人。2000年以来共产党管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达320万人,包括200万自杀的人中死亡的28万,污染死亡的75万等等。今天200713亿人18岁以上的人平均4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问题。而共产党的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财富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今天共产党管区0.4%的人占有那里70%的财富。同时在共产党大力破坏环境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污染,干旱,洪水在加剧。几十年来,共产党只给了人民一个自由,就是给它挣一辈子钱,歌颂它一辈子,除此之外,它都会来打压。

 

西方马列共产党使中国历代几千年中,人民拥有老天给他们每人的一份土地等自然资源,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状况倒退到每人的一份自然资源被武力霸占,实行武力垄断经济,人民被疯狂压榨的状况。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现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倒退,来自西方的马列共产党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唯一的反革命,反动派。13亿人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就看你愿不愿意承认了。

 

现在的中国是压榨和被压榨的双方。一方是占不到人口千分之一的共产党的局长们,他们决定人民收入,支出/物价,实际上收人民80%以上的税,武力霸占老天给每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现在他们就是不从单位拿钱,一年的收入都是三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另一方就是13亿人了,自己的收入,支出被共产党的局长们决定,实际上缴80%以上的税,老天给自己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被共产党的局长们武力霸占,痛苦比欢乐多。再也没有第三方了。

 

……

 

共产党反动派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它的阶级论,认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又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是其领导。这与它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共产党的阶级论与它的出身论一样意在打破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而树立起共产党高于民众的特权价值观,为共产党在政治上打压民众,经济上压榨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

 

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以武力霸占了老天给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把持了人们的行业、工资、物价,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局长们也坐汽车,住洋房,公款吃喝,他们却将自己划为无产阶级,将广大到哪里靠两条腿走,常常揭不开锅的民众划为资产阶级和需要被所谓的无产阶级改造的人员。我们并不反对他们把我们改造成与他们一样坐汽车,住洋房,但共产党对我们不是打压就是压榨。在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八千万人,把农民的农产品都以武力拿走,换取军事装备。

 

在城市同样极大地压榨城市职工。实行上山下乡,共产党局长构成的“无产阶级”无偿占有两千万知识青年的劳动。两千万人累死累活干了几年挣到了钱了吗?共产党根本不给钱,实行所谓工分,就是记账。有人说既然那么糟糕,不去怎么样?不去,共产党就先说你要去掉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你再坚持就把你打成资产阶级,哪怕你一分钱也没有。现在2007年当时两千万知识青年前后苦干十几年建的那些农场,水库的产权该归谁?没人说这个事情。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不会说这个事情,因为这些设施都被共产党的官员们,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霸占着。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写文章来唤醒国人。

 

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也是将他们这些亿万富翁的官员划为无产阶级,而将我们这些收入一个月三、四百元人民币没房子住,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民众划为资产阶级,哪怕我们失业,一分钱也没有,甚至负债。只要我们要求平等,要求民主,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2007年的今天共产党的局长就是不从单位拿钱,一年的收入也是3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同样他们肯定会把自己划为无产阶级,好继续搞特权,继续压榨别人。

 

有一次听见有听众给自由亚洲电台打电话说,“我认为人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共产党阶级论的翻版。难道一个人有了什么朋友,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了吗?这位听众的说法就是说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这不就是公开地倡导腐败吗?谁有关系,谁就可以获得别人得不到的利益,也是共产党在其管区的实践。可以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地方,腐败一定会流行。因为它的阶级论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

 

所以各位不要再上共产党阶级论的当了,它根本就是特权论。你去承认它,也就是承认它按权分配财富,对我们13亿人进行疯狂地压榨,我们百姓没有权也就不会有钱。单是共产党武力霸占老天给我们每人赖以生存的一份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一项,每人一辈子就要白白给它的局长们,给它所谓的无产阶级挣30万元人民币。劝各位不要被共产党压榨一辈子,还要去认同它压榨人的理论一辈子,歌颂它一辈子。

 

谢选骏指出:阶级论是特权论的前提,特权论是阶级论的完成。也就是说,提出阶级分析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特权寻找理由。既然阶级存在,特权就不可避免,所以列宁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之来由。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是无意识的特权,“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却是有意识的独裁,后者比前者更不可理喻。

 

 

(二)

 

《陈尔晋反对特权和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张》说:

 

1976年春,在边远的云南省,青年陈尔晋撰写了12万字的长文《特权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论述,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青年思潮中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制度批判文章,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是这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在论述制度变革方面,不再推崇巴黎公社,而是主张借鉴西方政治民主体制,实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反映了当时民间激进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动向。

 

陈尔晋《特权论》的理论要点如下:

 

1,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型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陈尔晋概括了这个“修正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这种制度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将“特权资本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这种制度在生产关系方面表现为“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而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陈尔晋没有一概而论地将中国归入这种修正主义制度,而是认为中国正处在他所谓的“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或“岔路口社会主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可能因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了防止向修正主义制度的演化,陈尔晋以主要篇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2,中国“岔路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矛盾

 

陈尔晋提出了对“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或“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即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看法:“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相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里作为负面因素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陈尔晋对特权的理论概括,是制度的基本特征。他说:“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陈尔晋肯定这种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同时认为它还存在着制度性的隐患——“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

 

3,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局限和结论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陈尔晋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反应了社会提出的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陈尔晋认为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他说:“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人权”。

 

4,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借鉴西方,实行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

 

陈尔晋从“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局限,引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他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惊人之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期望通过这样的道路,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形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陈尔晋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任务是:“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进行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他说:“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陈尔晋设想了这个“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

 

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特征之二:两党制。

 

陈尔晋说:“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一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特征之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陈尔晋认为: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基础是人民,实现的方式是普选。权力机构应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分属人民代表会议、总统和法院。

 

特征之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陈尔晋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必要社会条件。然而,他并不认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就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社会条件,人民还需要努力争取。陈尔晋参照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了他设想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公民权利。陈尔晋说:“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陈尔晋的文章对“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论述,涉及了文革中后期社会批判派关注的主要概念,包括剖析现行所有制的缺陷、探究“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制度根源、重提民主和法制等,他的论述较此前几位青年要深入、详尽,对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也更加熟悉。特别值得注意是,他在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时,主张不仅要借鉴法国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消除弊病的一些手段,还要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为文革青年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交往以后,中国青年开始注意借鉴西方的思想。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

 

谢选骏指出:从法律的角度说,有两种特权——合法的特权和非法的特权。由于共产党不承认合法的特权,结果是使得自己控制的所有特权都成为非法的篡权。但在实际上,一个社会要建立秩序,要建立结构,特权是必不可避免的恶。例如警察的偷窥权,总统的赦免权,国会议员的豁免权……这些都是特权,但是都被多数民主国家所承认。

 

但是有了特权(特指合法的特权),就有了腐败的基础。这是由人的原罪决定了的。本来,特权的设立是为了维持秩序,但事到临头却不可避免地用来以权谋私。因为政府里从来就没有圣人,只有罪人,连不懂福音的孔子都指出:尧舜都不是圣人。对待罪人,只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然后才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因此可说这两者并非对立的选项,而是先后的步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我谢选骏在为《论语》和《孔子》圆场。但即使如此,无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还都需要一些执行机构,需要一些特权支持——从长期看,这些机构的控制者自己,却都是只能“免而无耻”,而不能“有耻且格”的。这就是终极的腐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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