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3, 2017

《虚无之君》第二卷:社会虚无主义

第二卷
社会虚无主义
 
 
(另起一单页)
 
一、现在的处境
 
在人类的行为中,惰性的表现无所不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习惯”。习惯不仅支配个人行为,也支配群体的命运;不仅支配人的偶然动作,也支配着整体的设计和文化。梁启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有趣的探讨。他说社会文化生活不得不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例如人们每天的上班上学吃饭作息等等。假定一切突然失去了习惯,社会必将沦入混乱。因此,他的结论说要塑造新人就必须着手培养一系列新的习惯。他的这种看法大约是取自日本人“文明开化”的经验,正如他的大部分想法一样。梁启超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就是日本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一个缩影,正如他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名词的翻译一样。与其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野蛮论”(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日本人那里间接贩卖来的。当然,日本人的东西又是从中国古人和西洋今人那里综合而来的。所以被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叫做“东洋”。东洋就是东胡,西洋就是西胡,“洋人”就是“胡人”,就是“海上来的胡人”,也就是“海盗”,文化不同于以前从内陆沙漠地带进来的西域胡人,但种族上同属“高加索人种”,鹰鼻鹞眼。说日本是“东洋”,只是就其海盗行为来说的,是文化而非种族,正如“东胡”也是蒙古人种,而不是高加索人种。
梁启超贩卖的“习惯论”总结了东洋人亦步亦趋学习西洋的重要环节,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习惯”还有它的另一面相,使人们在受惠之余,也受其害。
 
据我观察,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而且人类身上一些最基本的生物活动,也受原始习惯支配。除人类以外,各种生物也无不受到各自习惯的控制。这些习惯在生物体内表现为生物钟,而生物钟的外围表现则为作息制度、饮食制度和行为的节律等等。其实生物的衰老现象也是属于生物钟的领域,所以有些研究试图把人的生物钟拨慢,以延长寿命。广义的看,即使有机世界以外的宇宙,也受到天体周期所造成的“习惯”的影响。
当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年)问道,是什么力量驱使那被枪弹削掉了半个头颅的雄狮继续向前狂冲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回答说,必是惰性而不是勇气。人类的文明,也是如此。为了自己的习惯和惰性,人付出巨大代价,苟安与死亡,而巨大的代价之后,也并不是文明的直线发展,而是心灵的欢欣交织着心灵的痛苦。这心灵力量的反差,是使诗人为之歌咏的绝妙题材,但却不是文明直线发展的助力。艺术起源于无能,起源于对惰性的哀悼。而文明的固定模式,则毁弃于斯。
远在希腊神话中,人们把这些周期神化为复仇女神、命运女神等等。仿佛是说,“周期”是阴性的。而母性的周期则带有某种“永恒的意味”,是它造就了人类的习惯。周期在文明中的投影,似乎构成了这样一种“规律”:特定的习惯总是顽强地保持其自身特点,一代又一代复制下去。除非步入了无以为继的绝境,它是不会轻易改弦更张的,更不会自我放弃的。而等到一种习惯由于极不适应环境而被迫做出重大的调整以至自我放弃之际,那时,一系列连锁变化,就会像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样,不受控制地发生了。例如,前述日本的“文明开化”必定倒向侵略战争,因为文明开化和侵略战争,就是海盗行为的一头一尾。在新规范确立成熟之前,整体存在──包括个人、社会、文化关系等等,都会陷入不停的动荡之中。
 
现在,海盗行为引起的环境破坏日益显著。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来关心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尽管如此千思万虑,但问题的解决前景恐怕是相当暗淡的。其原因仍在“习惯”二字。无论环境污染还是资源枯竭,其起因原先看起来都是好事而非坏事,即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空前膨胀,造成了污染与枯竭。此等好事,实为人类千万年来的梦寐以求和不懈努力所致。况且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以及文明所固有的竞争压力,迫使生存者不断向前探索自己的技术前途。此长期的背景,促使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象才日益醒目地呈现出来。
其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一起出现的古老问题,而不是海盗文明所特有的,亦非始于今口。只是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技术加速度地发展,这个问题的阴影才越来越大,以至覆盖了文明的继续发展的前景从而被思想家们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破坏趋势其实是无法逆转的,最多只是减缓一些罢了。人类所能做到的,只是减轻公害而不是消除公害,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公害”。人能转移问题与危机的形式,减缓问题与危机的压力,却无法消除问题与危机,否则人生就称不上是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危机了。
现代文明中滔滔不绝流出的公害,不仅威胁到现代人类的生存,且对未来人类的遗传因素,造成复杂的影响。这一切变化对人类来说,可称是危险而又未明的,因其前途未卜而更加危险。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后代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怪物,不知道他会怎么对待我们的遗产……人们对此忧心忡忡。其实生物史告诉我们,一个种族不会由于个别成员的荒唐行为而灭绝,甚至遗传受到改变也不足以毁灭一个种族的长远生存能力,除非它遇到类似恐龙遭到过的那种“天外灾星”的突袭。
有一句成语说得好,“两害相权从其轻”,那意思就是说,在两个有害的事物中,人们不得不选择害处比较轻微的那个。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诚然是不幸,但和历史上人类经历的饥荒和贫穷相比,大概只算一个较轻度的灾害。所以人们一直选择的就是污染和浪费,并以此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安全。尤其穷国,如果我们倾力保护原始生态环境,那如何克服贫穷?如何缓解人口增殖的压力?所以,富国通过转移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给穷国这一“办法”,来缓和自己的危险,这种“适度的调理”,在根本上无法扭转全球环境的恶化。这就是文明的习惯!是经济力量的致命惰性。除非有一天,保护环境与资源变得真正有利可图,否则大势去矣。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人们对于公害带来的苦难感到难以忍受了,还不能很快结束危机。因为还需要在心理态度上发生一个革命性的根本转化才行,即重新把贫穷评价为相对小的灾害,而断定公害才是最大的灾害。惟有这种“态度革命”,才有望结束技术系统继续造成人为的破坏,并在新的态度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
那时,绿色和平运动将不仅是富国的玩物,也将支配穷国的思想,严格说,那时全球已经充分一体化了,从而富国穷国的区别已经消失,世界人口已经实现自由流动,即其时矣。到那时候,科学技术的弊病就会显示出令人恐惧的“恶魔性质”,因为文明的人类已经不再害怕贫穷和疾病了。
 
的耐心和信心,是以往的历史积累的,不经常“百折不挠”,很少因为一时的灾难就纷纷脱落。只有面对万劫不复之时,牺牲文明的果实,而去换取原始的幸福,才会得到认真考虑,甚至要被升华为一种理想才能贯彻遵循。历史上,在巴比伦帝国的末期,在罗马帝国的晚期,以及中国秦汉帝国崩解前夕,社会都曾被迫面对这种巨大而痛苦的选择,结果他们通过拜火教(祆教)、基督教、佛教的终极盼望,由奢入俭,改变生存方式,存活了下来。因为历史的惰性和人的惰性,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使人在奢侈中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祆教的、基督教的、佛教的选择,是出乎理性、出乎有识之士意料之外的最后选择,它们通过全部摒弃文明的方式,选择了生命,因为部分改良的道路,已因惰性太深而早被堵死了。只有在改宗之后,才开启了通向新文明的道路。这也就是人性中表现为“勤奋”的那种深刻惰性。
 
自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问世以来的五百年间,海盗行为建立了“后基督教西方文明”,路德和加尔文新教,不过是这一文明的宗教形式罢了。这一形式也可以视为“伪装”,因为它其实是“世俗文明的宗教外衣”,而不是利用世俗文明来建立上帝的国。当然,这一发展不能完全责怪路德和加尔文,事实上,自从教皇阁下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掠夺瓜分美洲之后,海盗行为就得到了无限的授权,这队于教会自己,等于是政治和道义上的自杀。从此以后,教会的统一秩序,即类似于先秦周天子的那种统一秩序,土崩瓦解了。
海盗精神既然取代了耶稣精神,成为西方文明的动力,那么僻处内陆的日尔曼当然不甘落后,发动宗教改革、争夺政治资源,势在必行,有增无已。魔性的欲望发展得厉害,就会导致总体战争甚至全面毁灭。因此才兴起了相反的思潮:世俗的世界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些“好的愿望”不到魔性欲望演泄完毕,就不会全面抬头,结果反倒被海盗精神利用,来实现后进国家的现代化。例如,俄国和中国运用共产主义的最后结果,并不是来结束资本主义,而是来扩大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变得更原始、更激进、更贪婪。
由此可见,统一的愿望和分离的愿望这两种欲望形式譬如一阴一阳,由混沌的人性原始欲望分化而来,又相荡相生。类似的机理,在古经《周易》上早就说得明明白白。
从历史心理学角度看,两种欲望彼此转化而来,它们发自个性化的努力,然后从心灵中升起了对于整体性的追求。成功者,通过逐步说服以至压服等手段,迫使多数的人接受它,以形成一种整体的秩序。这个整体的秩序,原是从属于人性力量的,而不是直接从属于宇宙自身的。它扎根在异己的势力中,有如荷花扎根于污泥。因此,任何统一都会趋于分裂,新一轮的角斗和竞争,又会在喜新厌旧的人性中,再度开始。
这使我想起了《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要命名这花样翻新的机理,说它是“循环论”也罢,说它是“螺旋式的上升”也罢,都像是一个“积极的轮回”。积极的轮回像是“轮子前进在不同的空间”,消极的轮回则像是“轮子的空转”──我们把积极的轮回理解为“个体与整体也即心灵场与历史场之间的不重合的圈”,以及这些复杂的圈之间如何努力与对方互相重合的无穷故事。
如若人类过于统一,可能反而不利于整体的发展;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较有创造力,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中华民国;而统一时代较少创造力,如秦汉、元明清。尤其是文化上的统一,会窒息人的生命力。
相反在分裂时代,追求整体性的愿望倒会日渐强烈,这种思想倾向不仅体现为佛教、基督教的高级宗教,也体现为先秦战国时代墨子所倡导的兼爱学说,难怪有人认为墨子与毕达哥拉斯相似,其社团都具有宗教性质。这种相通的气质,是分裂时代力求超越国际政治的典型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膨胀,可是中原地区的版图却没有相应的扩大。位于边区的楚、秦、燕等国虽有较多的扩张余地,但其土地价值之低自不待言。这与今日世界的情势,颇相仿佛。尤其楚、秦争霸,很像苏、美争霸,各国相互兼并的资源争夺,使得当今世界获得了“全球战国时代”的恶名。兼并的结果,只是对某个国家有好处,但对整个天下来说,代价却过于高昂了。所以墨子提倡“非攻”,如何停止战争?惟有“兼爱”。这些声音,是对当时过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的一个平衡;有趣的是,“兼爱”虽与“兼并”对立,但兼并与兼爱却在一个大时代中并存,且互为表里。兼并的现实,抹不掉兼爱之声;但兼爱之声,也盖不住兼并之实。所以说只有分裂才能创造统一的愿望,而真的统一反倒扼杀了创造的愿望和能力。
在相对统一的时代,有寻求分裂分离的欲望在推动历史前进,向着不同的方向继续演化,因为喜新厌旧的本能要求更换主导的形式,而“轮流坐庄”不仅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其实是左派,但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极左派)的愿望,也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动力,更是上至野心家阴谋家、中至妓院嫖客、下至黎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普遍愿望。在现代技术条件和文明环境下,分类分离的愿望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扩张,现在每个民族乃至部落都渴望独立,就像瘾君子渴望海洛因。海洛因真是海盗时代的福音啊!海盗行为成了五百年来支配世界的准则,而“自由主义”就是海盗行为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就是海盗行为的政治纲领,“民主政治”就是海盗集团的组织形式。
 
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 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 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正如在近代苏联人的统治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
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开始就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则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集团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他们所宣扬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没有填补空虚的能力,因而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恐怖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 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
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正是发自一种虚无主义, 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宇宙是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他们心目中,宇宙对人毫无友善之可言。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友爱仁慈呢?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广阔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心软,尤其对失败者、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缺乏绅士风度”。呜呼!中国人在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虚无主义是文明解体时代的特有产物。
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思想结晶,《旧约·传道书》、希腊的犬儒派、魏晋的玄学等等,都是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革命思想”和“颓废主义”,则分别代表了那时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和右翼。
这些东西并不可悲,并且具有精神价值(而仅仅是“史料价值”)。盲目否定虚无主义,倒是一个文化虚无态度,即不知虚无包含着“有”、否定包含着“是”,那岂不倒和虚无主义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合流了?
政工干部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论是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晚期的“深挖洞、广积粮”, 都是从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那里学来的。朱元璋靠这两条土办法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靠这两条迎来了苏联人! 至于文革,民间说它是朱元璋杀功臣的翻版,不过朱的规模小得多了。还有人说毛是造反成功的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而赫鲁晓夫(总书记)就是一个失败的玄烨(“清圣祖康熙”)。 毛泽东后来反苏与吴三桂后来反清一样,不代表他有民族思想,而是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吴三桂《讨清檄文》还说“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而毛泽东的《九评》则完全地言不及民族大义。
 
在各种虚无主义者那里,无论他们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宗教的、反教的,唯心的、唯物的,利他的、利己的── 他们观察世界的眼,总是相似的,在他们那里,“直觉”成为最为便利的遁辞。在直觉的名义下,一切荒诞之念和虚浮之辞,获得了天然的庇护。他们托词,“清楚认识意识之下的深层,避免在无意识中受其支配,相反倒可以驾驭它。”认识无意识,驾驭下意识的深层!这是不是概念游戏?被意识认识到的无意识,还可能继续是“无意识”吗?被驾驭的下意识,还是原来的下意识吗?这不是概念游戏,而是诛心之论,是恐怖统治的“认识基础”! 所以暴君暴民们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对“怀疑对象”进行“群众专政”,其结果自然是,除了暴君一人,所有的人在战抖中生活。
暴君可能是一个“全才”、“天才”?对此,我们只能视之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否则这样的假想真会窒息全部文明过程。历史表明,暴君可能是一切,惟独不可能是全才,因为暴君本人其实也要在无数的暴民的环伺下颤抖生活,而颤抖中的人,天良都泯灭了,哪里还有全才?
 
暴君所运用的流行学理,是精心制作的陷阱,走得进去但却是出不来了,或更悲惨的是从正门进去,从旁门被人抬出来,像绝症者之进入医院。梁元帝死前烧毁了他的全部藏书,史称“读书误国”,这烧自己的藏书,不同于秦王、毛泽东之焚他人之书,企图垄断知识、自己偷偷学习,所以梁元帝烧书也算是一种临终的忏悔。越是渊博的学者,就越不容易觉察自己陷得已有多深!理想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是“知其不可而言之”,就越发恣意放诞起来。理想家除了用逻辑上的悖论为自己服务,往往还有意识地利用了生活中、观念中的悖论。
例如,与其说“宗教才是战胜利己主义的方式”,不如说:各种宗教经常用自己特创的大规模利己主义,去克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范围利己主义。结果,有时恰恰是克服了利己主义的卫生功能,反倒用遏止的方法,人为扩大了利己主义的有害一面。坏的宗教使人作伪,驱使人性更加堕落,因为它扫除了制约性的因素,而使有害的方面以有益的名义恶性膨胀了起来,这种变态的膨胀毫无自然利己主义的美感之可言。
 
各种以教义名义组织起来的牟利团伙,为了论证自己的利益,而巧取豪夺各种知识的碎片,以装备“系统的论证”。这不是每个思想家都“难免会铸下的错误”。读者心中有数,可以区分“个人性的过失”和“有组织的犯罪”。不去盲从有组织的犯罪,以免沦为文字的奴仆。所幸的是,个人可能迷误于书海,但人类在整体上却不会。人类既然具有烧书的本能,人的本质,就不会因为听了说教而变得“好”些。说教与知识,只是外表与结果而已,而非内质与动力。我相信,任何一种哲学,对于某一部分人可能是祸或是福,但对所有的人,则既不会是祸,也不会是福。
在其他方面如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近代技术,在世界各处都已经处于难以收拾的状态,一方面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同时也产生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因此对人类来说,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其实,此话甚伪,伪者,“人为”也。因为抱定了“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这一宗旨的,只是发达国家中的一小部分酒足饭饱的人而已。对广大的穷国和穷人来说,技术发展不仅无须人为制约,而且需要继续放纵,直到自己也脑满肠肥为止,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也毫不在乎。至于穷国、穷人的理由吗,那还不好找:“到一定程度,这些自会达到自我平衡的!”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行动群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事实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行动群体而彼此牵制、交互平衡的。
 
文明事件是生命力量的一种表现,特定的文明是特定生命力量的特定表现。因此,一种文明的兴起,不仅对自己人民意味着表现,也对别的民族意味着刺激、压力、炫耀以至于挑战等等。这是偶然的吗?
例如,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这在它向来引以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上是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大变局”,一个灾难性十足的大变局。列强们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曾以其商品和武装解构了传统中国社会,而它们的文化与精神,则是“西方的真理”这一名义,造成了中国的神经麻痹,还迫使麻痹症患者“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癫狂随着日本入侵和苏联入主而达到巅峰状态,这个时代现在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中国通过文革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但是并不彻底。
在《义勇军进行曲》这一“亡国之音”这象征性后面,隐匿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正在对外部世界的总体压力,进行历史性的总体反击。这反击是从军事领域入手的(抗日),但需要在精神领域完成(反苏)。不抗日无以保种族,不反苏无以保文明。这以后民族复兴才有望扩延到其他层面,其确切后果虽然还无法预知,但已经显见的是,中国的意识,正在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再度抉择。可以设想,它抉择的结果,不会是照抄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因为那样对中国是复兴来说是必败无疑的。
 
中国这块土地,很可能成为全球历史这出连台大戏下一幕的主要舞合。这令人兴奋还是令人警惕?无论如何,我们要警惕的还是,当代中国思想已经发生了一种日益显明的精神颓废,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阴影”。 这种虚无主义不是红色的,而是黄色的,它所动员的也不是红色娘子军,而是黄色娘子军,它对一切理念王国的否定,作为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尽管以消解甚至破坏来开路,但显然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否则就一定是消极或低级的。 重要的是,应该知道黄色虚无主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限度,仅仅在于瓦解红色虚无主义。应该意识到它只该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任何颜色的虚无主义都不应该成为心灵的归宿,也无法成为心灵的归宿,否则那就是一种社会的病病征了。
当显形的甚至隐蔽的虚无主义风潮来袭,带着盲目的漩涡性格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是十分危急的。而对此“存亡危急之秋”作何反应,不仅关乎文化的前途, 也是民族的命脉所在。
诚然,现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克服,有待于降低民族主义,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却恰恰相反的──我们还必须花力量去争取自立,而后才能以世界主义的大家风范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必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然后再去发扬传统美德。这都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世界观模型,是“天下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这宜于在天朝秩序下与周边蛮夷和平共处,而不适于在同等的列强之间激烈竞争。从先秦中国“战国时代”结束以来,这个国民性格已经成为一个定了式的死结,有一幅经常使用的居室联很可以说明这种心情: “静坐当思过,闲谈莫论非。”思过,显然是“求诸己”;而论非,当然是“求诸人”。大家都求诸己不求诸人,就容易达成相互间的共处、共识。但另一方面,“竞争的能力”和“求异的思维”,也就被窒息了。它使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显得迟钝甚至麻木。这一特点,与小小岛国日本(还不如四川的规模)急速进入民族主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民族革命,依靠反对列强的民族精神,推翻异族统治,实现民族复兴,正是着力于对世界主义的中华传统做出历史的清算,从而把中华主义转化为新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的救亡使命而言,不能在目前弱势下轻易接受世界主义思想,从而再陷于好不容易刚刚脱开的精神束缚。世界主义的能力,是为强者而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企图宰割中国的列强当然希望中国继续在世界主义中腐烂下去,但世界主义正如自由贸易一样,是文化上、经济上的奢侈品,它所遵循的逻辑,是强者的扩张特权。弱者服之,亡国灭种不旋踵矣!对病弱的中国,在近期内拒绝世界主义而努力扩展民族精神,是明智之举。为此,当然需要抑制民族虚无主义,需要反对欧洲中心论,需要以中国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原生的欧洲中心论去观察世态。惟有以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才能活出自己的光彩。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显示,“国民性”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们民族的幅员尽管遭到大量割让,但还是那么辽阔。民族文化的积累,也仍不失其丰富。而在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灵深处,却正发生一系列活生生的转化──从天下之民,变成民族战士。这一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为了维持“正气”、“道统”、“圣教”而劳碌奔忙, 而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不牢牢把握住这个关键,就会失去现代生活的真正脉搏。所以,中国在毛泽东的错误带领下,盲目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三世界革命”等一系列荒唐闹剧,无谓消耗民族复兴的能量,养活了越南这样的共产主义小人来反对自己,为苏联集团火中取栗,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的错误表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害人非浅,延误中国发展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白白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抑制甚至麻痹主体的动力。中国的国力并非大大过剩,拿去喂养越南共产党这样忘恩负义的阴险小人真是自取其辱。
 
健康的世界主义,并非使人满足于“人类全体”的成就,而不论自己在这种成就中居于多么微不足道甚至受到损害的地位。世界的公民,风度雍容,心气豁达,奉行着平衡各个文明的中庸之道;而民族的战士,则以献身活动和悲剧风格,去迎接生存层次的挑战。这里的轻重缓急,显然有别。我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资格充当世界公民,只能充当民族战士。这一点越南人和朝鲜人比毛泽东清楚,所以他们成功榨取了中国人的血汗,同样,日本人也比蒋介石清楚,所以他们成功逃避了对华战争赔款。我们要向汉字文化圈内的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家认真学习,重回民族主义至少二百年,而不是充当殖民地三百年。这样的中国,按照现行人口计算,就可以比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的国力总和,还要强大五倍。
 
分析一下人口增殖的条件,如果缺乏一种有效的文明模式促使人口诞生、保育人口存活,许多人是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的。在自然环境下,人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其实很弱,即使一个国家,要自力更生也是很难,毛泽东叫了十几年“自力更生”,最后还不是要向美国低头?只是这种真实处境经常遭到人们自尊心的故意忽略罢了。只是等到陷入了新旧之间的巨大缝隙里,人们才醒悟文明模式的重要。毛泽东反对“帝”“修”“反”等三个模式,结果陷入无模式的混乱中,人民死伤狼藉,人口急趋缩减数千万人。只是等到接受了美国文明的保护,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内乱相对较少,人口质量再度开始提升。
增长与减少,从统计学上看,只不过是一些干巴的数字,但对设身处地的生活者来说,却是血肉相连的。没有理由要求人们在这巨变面前心情平静,也没有人自己能够做到这种平静。毛泽东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本人在深宫中发出这些“最高指示”,死的是别人,与他并不相干。
而文明模式的崩溃,更是与种族灭绝全不相干,埃及文明彻底毁了,但其种族血统却通过科普特人传递下来。诚然,文明系统的毁灭会招致人口大量锐减,个体的死亡具有多种形式,但即便最温和的形式,对当事人来说仍然是充满悲惨气氛的,是可怕的而又残忍的──感情的洪流美化、圣化、永久化了自己的对象。
 
古希腊的斯多噶主义和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子学说,都试图使人们在文明衰退的没顶之灾面前保持平静。但哲学家们的著书立说和反复说教,本身就表明他们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当社会的趋势已然下坠时,当社会已经结构化、并已“熟透了”的时候,被恐怖的高墙所圈定的人们对此没有更多的选择。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在任何暴政所举办的人肉宴席也是终究要散伙的,独裁暴政的解体也像它的诞生一样,不是任何人,任何集团,甚至不是整个人类的力量所能阻挡的。例如苏联就不是被任何人当然更不是被美国给摧毁的,而是被时间或“上帝”敉平的。它的变化,主要来自一种今天的人们尚不甚了了的混合力量:自然力量和人间力量的某种复杂的配合。
难道了解此种巧合的秘密,就可以做到心情平静?在独裁统治下走投无路、心境烦乱的人们,行为怪诞、语言猥琐、目光短浅,但谁又知道,人的眼光与其生命力之间,具有完全不成比例的关系,垂死的生命,反而造就了深邃锐利的目光,它穿过广漠的空间,穿透漫长的时间,刺破了生活的核心。
 
《福音书》上有段记载说,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要他们宽恕那些四处迫害基督徒的群众,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耶稣认为,群众受到一种他们自己既不理解,又无法予以影响的冥冥力量的控制支配,而沦为盲目的工具,耶稣本人把这种力量叫做“魔鬼”。这种魔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专门送给人间以特别的痛苦,迫使人在痛苦中把自己的灵性触角伸到更为广袤的时空中,脱离生命的臣属地位,获得更好的归宿。《约伯记》里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打开了未来的重大方向,即文明的好运气,似乎是与哲学和宗教的繁荣是无缘的。所谓“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不仅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仿佛文明的危机,方能赐予哲学以宗教般的力量。只有当社会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调节去克服危机,宗教和哲学提供的出路才会在无可奈何中受到的认真看待──当人的行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开始诉诸一套套言辞,企图用语言的力量去驱散心头的阴影。就是一生作乱不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晚年也只好号召大家“学哲学”,因为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只有哲学可以供应。
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柏拉图时代,城邦制度已经陷入泥潭,无法靠行动把它拖出来,所以兴起了“理想国”的哲学。《礼记·礼运》篇上的“大同之世”,就是古代中国的理想国,它产于先秦战国时代的疯狂漩涡,这席卷一切的屠城运动是无法绕道而性的,所产生了关于“大同”的绝望思想。近代的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作为物质的生命和社会只能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这个充满死亡的时代,中国的纵横家和希腊的诡辩派,横行无忌。与纵横家同样倚重语言的先秦诸子百家和深受诡辩派影响的希腊各派哲学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用语言去排忧解难──而这正是在行动领域中业已遭到挫败的社会标志。它由微渐著的全部历程,说明历来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无法做出确切的估计。人们的行为更多依赖眼前的需要和经验的库存,然后据此去推断未来,其臆断性可想而知。如果人们正面对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那么,就像一条河流突然遭遇到一个断层──“瀑布的奇观”就发生了。文化史上的大瀑布,就是由那新旧文明交替之间的裂壑造成的,它激起千层波浪、万重水声,这在平稳的时代是无法听见的,它充满惊心动魄的艳丽和撕心裂肺的乐音。
 
“干什么?”已经成为一个困扰着这个充满死亡的现代思想的严重课题。据未来学家们预测,这个问题将进一步困扰着未来社会的人类。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占人口多数的群众(至少百分之八十)都会慢慢陷入失业状态,那时的人们将不必每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就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有效运转。有的预测甚至认为,那时的特权阶层为自己保留的最大特权就是“有工作可做”。这可是与自古以来“不事劳作的特权”正好相反的。但对缺乏精神活动的多数人来说,空闲是很糟的。古代的特权阶级除了不劳作的特权之外,还享有其他的特权。而新时代的群众只有被迫失去工作的义务,却没有其他特权。随着领取救济金的行列不断延长,“干什么”就日益成为一个举世注目的世界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危机于今已然略见端倪。正因为有了预兆,才成为未来学家们的担忧,这是未来学家与先知预言者很不相同的一点。而对于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一旦工作与谋生脱离了关系,工作的动力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需要到大众生活中去寻找:他们在自动化还没有彻底普及的现代,就已经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应该怎样生活了。“不知该干什么才好”的有闲阶级,其生活并不令人羡慕,缺乏压力,反而失去了生活目标。
他们面临着如下几种抉择:
1,当人在生活中已经排除了必须要做的工作时,最容易的选择是纵欲,通过放纵自己来免除焦虑,把剩余的精力消费掉。
2,再一种就是通过精神上的创造去消磨时间,争奇斗妍。
3,还有一种就是寄托心思于战争,进行一种为了战争而进行战争的战争,例如像玛雅人那样进行一种为了决定胜负的战争,玛雅人的失败者被杀献祭,未来的人类可以采取更为文明的方式。
4,为了获取征服之乐而从事的文雅战争──体育比赛。
其实这四种可能性,都已经排在人类迄今为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内了。人类是否能设想出新一代的方案?也许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倾心开发宇宙。这种活动是近乎无限的,因而具有近乎无限的吸引力。但这种活动能否同时消耗掉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精力呢?因为它需要观众提供时间超常的太空旅行所特有的耐心,却并不需要很多实际参与者,因此无法消耗多余的人力。
超出已有的经验范围的未来及其多种可能性,现代人没有能力一一确认。未来学家预言的事物,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已有萌芽,只是尚未引人注目而已──这也是他们的“神秘预感”和“科学预测”的生物基础。即使遥感与透视,也必须先有一个对象在那里。
但预言作为规范性的东西,却经常缺乏针对未来的实际价值,可能还会严重误导听众的思想。例如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并煽动了后人的情绪,它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但要依据它提供的设计去建设一个新型社会,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的主义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未来的人类。而我们却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更清楚:只要未来人类的活力和智力没有衰退到马克思以下,就会做出他们自己的、远比马克思之辈更为优秀和贴切的答卷。
 
剩余的精力的大量存在,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使抑制不住地要去设想未来,表面上为了后人与未来,实际上为了他自己和现在。在极端状态里,他恨不能把未来人类的发展尽行束缚在自己的思想轨道上。这也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人性流露和自然表现。
但有的人却走地太远了,企图用自己的思想轨道扼杀未来人类。例如马克思提出的所谓“剩余价值”学说,企图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基础。他几乎成功了。不,应该说他的企图已经在苏联成功了,结果成功摧毁了俄国新沙皇好不容易建立的社会主义帝国。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应该说,“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可以解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毕竟是以人类“前网络时代”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即“网络时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毕竟是新产生的。马克思一生虽然游手好闲,依靠别人养活,但他还是忌恨那些比他更加有闲并且有钱的人们,所以要发明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铲除他们,这与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要封闭大学的“教育革命”,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毕竟都是落伍的,用圣西门的话是属于“非生产者阶级”,自顾不暇,哪里能替未来人类的前景提供合理方案呢?
 
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或是福利社会主义无法解决后现代问题,那么传统宗教是否能帮助解决类似问题呢?
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高级宗教精神及其众多的活动样式,诚然能给人类的心境带来安宁与幸福,为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提供片片园地。这些园地在此前遭到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分裂的抑制而荒芜了,这时,则由于高级宗教的复苏而空前繁荣起来……
不过,却很难设想,这种高级宗教的精神活动,能为多数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所聚集起来的原始力量,提供一个足够充分的宣泄渠道。
事实上通过对宗教现象进行的观察就能发现,传统宗教本身并不是一剂消解欲望的或沉思冥想的灵药,它们之间时有表面的联系,但这种缘份只是由于人的原始活力在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多重阻抑之后,既无法超脱又无法克服之际产生的一种消极逆转,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这种逆转当然也有意义:把人的精神诱导一个无害方向,总比马克思主义从事反社会的活动要好。所以马克思称这消极的逆转为“鸦片”即麻醉剂,并大力批判之。但马克思自己提供的却是“海洛因”,是致幻剂,比鸦片的麻醉作用危害更大。
 
在人类学角度上,可以把宗教活动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活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确与人类的本性相背。它产生于人的本性(扩张)受到抑制(失败)以后陷入的那种抑郁状态(例如死亡恐惧),以及由抑郁向极度兴奋(得救)的大幅度跳跃。
从宗教的人生功能上,人类学可以区分出两种宗教:消极的与积极的。消极的宗教安慰人.抚慰人,给绝望者提供生存勇气,给受到欺压的人提供精神解脱。积极的宗教则要求把自己的观念传播开去(传教),以完成心理上的征服(实现天国净土)。在此过程中,运用类似于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所说的“间接路线”或“间接战略”,去潜近人生目标。例如所谓“宗教的证明”,经常是一项对于意志活动的最有力支援。在生活中,不少神汉用“上帝说”的名义来说自己的话,虽然亵渎神圣,却有意想不到的诈骗效果。而在原始部落中,对土地领有权的大量证明往往来自神话。超验的事实常在周期举行的宗教仪式上得到反复认可,其他部落认可与否,并不重要。因此,积极的宗教和神话,有效地发挥着它们扩张性的社会职能。在文明社会中,意识形态同样起着社会凝聚剂的作用,它像高悬空际的北斗星那样,看得见,抓不着,但对行路者却能提供行动上的方向感,像航标一样在文明波涛的曲折长流中,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因河流本身的弯曲,航标也仿佛与之迁化了似的变得那么不稳定。但只要领航者认准了航标一直走下去,航标会把他带到一个特定之地。
在许多高级宗教兴起的历史上,多起事件均能证实上述的说法。在民族的苦难中,会产生宗教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变革。例如古代希伯莱人真正确立起一神信仰,就是在“巴比伦之囚”的悲惨年代里。而基督教兴起的时刻,则是罗马统治的空前苦难,是恺撒激起了基督的福音。所以在人类学意义上,基督精神并不是巴比伦之囚的反响,而是宣告罗马带来的世界末日。除非观察家的眼睛完全盯视在宗教传统的领域中,新约才表现为一个“革新”。伊斯兰教也不是一种消解欲望的和平宗教,而利他主义口号,根本掩饰不住它的好战表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伊斯兰教兴起的地方,恰恰是被几百年的异族精神和异族统治肆意践踏的边沿地方,那是个被打得民怨沸腾、心灰意懒的地方。毫无疑问,伊斯兰的好战,乃是对此前一千五百年间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以及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当时波斯的萨珊王朝等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压迫与苦难,所进行的一个反击。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历史上的所谓“圣战”,其实就是对于反击战的美饰。而现在,伊斯兰教自己也过去了一千四百年,难怪它陷入了垂死的痛苦之中。
 
人类过去的宗教经验表明,宗教不是源于闲暇,而是源于死亡疑惑和死亡恐惧。
有充分理由认为,高级宗教中那些比较好的内容,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说教,其基础恰是这些坏的生活所造就,即那些如战乱的、狰狞的、充满苦难的现实压力。高级宗教的利他主义,虽然宣传了慈爱为怀和人类一体,但这一宣传的后果还是造成了宗教既联合了人类又分裂了人类的双重性。看来任何纽带也无法兑现它们关于统一人类精神的崇高诺言。甚至在同一个宗教下,也老是隐藏着无穷尽的教派之争,爆发出宗教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其形式或为文争或为武斗。即使一个小小的教会,也是纷争不断,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寻找出来,为了满足人们互相争竞的需要。
 
宗教战争的现实,充分表明了人性的顽固一面:即使高尚的教义,也要为人类的原始力量服务,提供一个双向的出口:其一指向克己,其二指向征服。不论从哪个方向去分析这宗教的人性,都不失为“人生在世所运用的一个心理战略工具”。
在克己的一面中,其战略目标乃是达到内心的平静;在征服的一面中,其战略功能是集合一个更大的人类集团──同教的兄弟姐妹。
宗教动员并综合了各种力量,将之融入一个可能虚构但却是实际有用的感觉场中。正因“虚构”与“有用”的双重性质,宗教在联合人类的同时,恰更深刻地分裂了人类。在宣扬博爱的同时,并不能减少人们彼此中间的敌意,只是给予敌意一个温和的包装。
 
宗教的征服,必须体现出利他的一面,征服之果只有做成利他的形式,才不易腐烂,便于巩固、发扬。结果弄得不好,宗教会成为一种炫耀,炫耀自己方面的道德优越性,目的却是在增进自己方面的现实利益。
这样一来,其“有用”的重点就会不同,结果就在相似的“虚构”之下,产生不同的具象差别、行为歧异。例如,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异性,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帮助,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温暖,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前程,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钱财,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感动,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消磨时间。当然,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真在崇拜上帝,而且列为第一要务。
 
信仰的虚构形式越是接近,实用目的不同反倒容易触发尖锐的对立。因此,同一个教派内部人员之间由于歧见和争议,相互的敌意有时反比他与异教徒之间的敌意更深一些。这正如兄弟反目成仇之后,敌意更不易化解,所以同一教派内部的纠纷,也会激烈到需要各引异教的外援来进行干涉的地步。这说明什么?这意味什么?同一信仰所提供的原始亲近感,此刻反倒加深了相反的感情──为了争夺对于一个宗教的信仰的正统继承权,越是虔诚的教徒就越是全力以赴地去进行同宗相残的继承权战争。这时,他们把高级教义中的谆谆教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了。可见宗教有其不可脱俗的一面。在这一面相中,人们的行为和在世俗领域的行为,毫无二致。因此,对于一个教职的谋取和对于一个官位的谋取,几乎难以分辨。
类似的阴谋与爱情,在法国小说《红与黑》里,描写得十分真切。
 
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欲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它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但尽管如此,不论信仰采取世俗的形式还是保留神圣的外观,却仍然是原始欲望的表达。但是充满戏剧性的是,信仰一旦从人的原始欲望中分离自立,就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反对人的原始欲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欲望(装在信仰形式里)对另部分欲望的斗争。
现代文明把人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了,并激发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局势,不仅导致社会爆炸,还导致生命和自然的大规模破坏……对欲望的极端刺激和无限释放,激起了现代文明各方面的空前的扩展,若无此“恶”,经济技术无法发达,即便发达了也会迅即萎缩掉。
“追求爱的欲望”充分说明:爱是违反人性的,自我扩张才合乎人性中的生命冲动。倡导作为献身的爱,则是“知其不可而言之”。这不仅是力挽狂澜,而且是抽出人性的釜底之薪。从侵略而不是从献身的角度看,爱和自我扩张并不矛盾,而是一对孪生子;所以把爱和扩张这两种欲望对立起来,是极为可惜的,人需要爱,也需要自身的发展。发展即意味着扩展、扩张和侵略──而爱,不也是一种发展吗?当人们去爱,并不是去爱对象本身,而是爱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爱就这样成了人的发展表现和扩张形态。绝无关系的对象,无法从中获得美感享受的对象,人无法去爱。谁能爱一个自己并不感到兴趣的对象?因此,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其实也是他最为“自私”的时候,说明他正处于“发展”之中。一个人没有了爱,也就自我封闭了起来。从此,他的发展至少种暂时处于停滞状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所谓“魔性的欲望”。道学先生们宣称,魔性的欲望即“魔性的反应”。它被定义为“分离了的自我企图维护其作为本质的生命。”这个“魔性的自我”,即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过度的扩张”,它仿佛癌细胞,违反了有机体的“组织原则”。生命体内某一部位的如果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整体的非正常状况,从而危及整体构造,造成癌症。而追求整体性,就是服从组织需要、“追求爱的欲望”。
其实在我们看来,魔性的欲望和追求爱的欲望,可以说是同个东西的两个镜象:追求爱的欲望发展到极端,比如说发展到了宣传家状态,也就成为一种魔性。再如宗教狂热者追求爱的欲望,是明确且动人的,但这种欲望的继续发展,不就变成了屠杀异端的圣战?屠杀异端是属于一种爱的欲望还是魔性的欲望?
如果按照那种截然的两分法,应该说杀异端是一种追求爱的欲望,因为它追求的是整体性而不是要求把小我从大我中分离出来。是的,它要求小我绝对服从大我,但结果这就导致了迫害异端和宗教战争。在此背景下,布鲁诺和其他维护自己信念的人,那些文艺复兴时代崇尚个性、崇尚个人发展的人文主义的浪子们,他们的魔性的反应,岂不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东西?二十世纪末叶,这种追求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故流弊日显,所以再度兴起整体性,倡导和追求“爱的欲望”,以求与魔性的欲望之间取得平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笔抹煞“魔性”,则是违反历史真实性的新教条。
 
如若人类统一,反而则不利于整体的发展,并会窒息人的生命力。所以提倡追求爱的欲望和谴责魔性的欲望,具有相似的含义:前者更多是从积极的方面加以倡导,后者更多是从消极的方面加以反对。这种倾向说明,以“魔性欲望”为重要形式的“浮士德精神”及其西方文明,已经病入膏肓,开始拆除自己存在的基础了。
追求爱的欲望这种思想倾向,和中国战国时代的墨子所倡导的兼爱说有相通的气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膨胀,可是中原地区的版图却没有相应的扩大。位于边区的楚、秦、燕等国虽有较多扩张的余地,但土地价值之低自不待言。这与今日世界的情势,颇相仿佛。于是各国就开始了相互间的兼并和资源争夺。兼并的结果,对某个国家有好处,但对整个天下来说,代价却过于高昂了,所以墨子倡“非攻”,与此并行的学说则为“兼爱”。这些声音,可以视为是对当时过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的一个平衡。有趣的是,兼爱虽与兼并对立,但兼并与兼爱却都有一个“兼”字在内,且在一个大时代中并存,互为表里。兼并的现实,抹不掉兼爱之声;但兼爱之声,也盖不住兼并之实。
还有一种现象更耐人寻味。我们看到,一个宗教流传的地域越广,传播的时间越长,总之它的世俗势力越庞大──那么它的内部分裂也就越严重。一个小的集团,要保持自身的统一以致达到铁板一块的程度,也许不难。但是,想要在一个庞大的宗教集体、信仰集团中做到这一点,那“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传统宗教如何能为人的闲暇和人的精神空虚提供出路呢?它又如何消解自动化带来的颓废与消沉呢?它能在科学技术的空前膨胀的压力中,解放人的性灵吗?更何况,宗教本身还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最终,它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只有当我们认清了意识形态的被动性质并勇敢地承认其被动性,我们才会看到在“精神出路”上急骤奔跑的文明人类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一根刺。也许传统宗教并不能解开这些死结,最后不得不求助亚里山大的宝剑,快刀斩乱麻。
 
这个世界是特别需要一种新精神,而不仅仅是“精神领袖的自我意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意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被真正伟大而不是冒充伟大的超越性人格所解决。
仅凭言辞是不足以推动“精神革命”的,对于精神领袖来说,“言传”远不及“身教”重要,而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恰恰都是只有“言传”没有“身教”的东西。这不是说他们的身教极为劣等,而是说他们的身教提供了和他们的言传极为相背的东西。而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言传只是在作为身教的具体延伸时,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留下亲笔著作的精神领袖(如释迦牟尼[前565—前486年]、孔子[前551—前479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这里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没有褒贬)但却找不到一个言行冲突的创教者。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后人写的。恩格斯说“人之所欲我皆所欲”,说明他只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不堪创教,马克思列宁也是一样。他们宣扬大公无私,做起事来却自私自利。
举个例子说,由于“身教”的作用,“选择死的方式”对精神领袖的人格确立显然是很重要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友人们劝他逃亡,但他却忠实于自己的人格信念而不肯投机。甚至连向法庭请求宽恕的事都不愿意干。按照当时雅典城邦的风俗,如果他请求宽恕(即使没有罪),并说些引起陪审团同情的话,法庭就可能“宽恕”他。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人格信念而拒绝向人民法庭进行可耻的妥协,结果选择了死亡。至于流血赎罪的耶稣,拒绝妥协和逃亡的事例,就更为著名了。
 
我们称苏格拉底所遵循的是“人格信念”而不称之为“道德信念”,因为他并非怯于外在的规范压力而是被他自己所特有的“内在的声音”给迷住了,这声音即发自他的人格。这一点耶稣更为明显,完全是“听从上帝的召唤”的。
苏格拉底从此成为希腊古典时代的一位具有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一位导师般的人生哲学家。在耶稣的事例中,精神领袖的身教力量就更加明显。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看,他独自用“立新约的血”,实现了对于罗马帝国的全面征服。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二十二章1721
耶稣的流血其实是一个宿命。早在《旧约耶利米书》就有这样的预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章)
事实上,精神领袖无一是通过文字成功的,而是通过语言传达了自己的人格之光而已。
 
苏格拉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和孔子一样,他的所有思想记录,都是出于其弟子(如柏拉图、色诺芬等人)之手,如《论语》出自孔门弟子如仲弓、子游、曾子、子贡等人之手。这就表明苏格拉底的人格影响力在世时感染了整整一代人,并通过这一代人,感染了整个后人。而他的精神力量不仅得自平时的言传、身教,更要紧的在于当他面对死亡时选择正义死亡的态度。苏格拉底以此震撼了他的弟子,以此震撼了他的时代。这只有耶稣可比,孔子和释迦牟尼都不可比,更不用说人格分裂、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了。从此,希腊人把苏格拉底看作自己时代以至整个希腊智慧的象征,一位无法否认的精神领袖──不是因为他说了“我无知”,而是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身教。
人们对待自己的诞生降世,无能为力的且无可选择的。但是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个人选择。任何一种选择也许并非他预先的自我意识所能决定的,但这却需要取决于他的人格精神。即,他虽无法对自己的具体死亡方式做出意志上的决断,但他的整个人格却决定了他在那种情况下就会趋向于那种死亡方式。有的精神领袖采取了显形的殉教,如自杀,有的则采取了隐形的殉教方式,借敌人之手去实现自杀。当然,也有的精神领袖选择了和平的甚至自然的死亡,这种死亡方式在中国特别流行。我觉得这些,就是人可以选择的。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一个精神领袖的死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他的人格精神的影响。所以,在最不喜爱非自然死亡的中国,孔子的死亡故事也要加上“获麟”一笔,这是要在自然死亡的框架内,添上的一笔传奇色彩。而老子的“西出关外”不知所终的传奇,则以回避了死亡的具体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神秘。儒家思想热爱平庸,所以把最没有出息的“死在床上”列为“善终”,而一切其他死亡包括战死都列为“不得善终”,这种死亡观决定了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具有懦弱的性格。
 
精神领袖富于象征性的死亡方式和他的人格力量,给他的学说一道异彩。对接受者而言,怪诞的哲学因此变得更为自然了。这也许就是人格的力量可以使得文字获得了另一番意韵?
精神领袖的传奇死亡,推动他的学说迅即流布世界──这种现象说明,人类精神中有一股强烈的非理性暗流。同样一种学说由于它的创立者的生活以至死亡方式不同,竟致产生完全不同的命运,这就说明了,接受者心灵中的“灵性酵母”由于受到不同人格传奇的强烈震荡,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很难复兴,因为它缺乏人格力量。
人格理论带来的这种震撼,可以具体解说为,由于生命对死亡怀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好奇和恐惧,所以当他看到另一个人由于不平等即“非正常”的事件而死亡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悸动:在作为“人”这一点上,他与死者完全一致。兔死狐还会悲,何况人乎。再加上人的精神具有可沟通性,而精神领袖的传奇性死亡方式,会通过这可沟通性给另些心灵以强烈电击。可见,在精神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中,“身教”比“言传”更为关键。伟大的哲学家,必定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就构成薪火相传的力量所在。
马列主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这种人格作后盾。而缺乏人格电击、生命激活的过程,理性的言辞是缺乏血肉的。所以马列主义的造神运动只能造出一些小偶像,像雷锋之类,而大的偶像如伟大领袖云云事后证明都是泥塑且是肉欲的菩萨。可是“学习雷锋”只是学习去充当炮灰,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灵魂来说只是一个耻辱,这种前景只能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而不是增进其生命。
 
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的奇特性在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双重生活者:世俗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精神生活。心身两面的这种相对分离状态,既给人困扰,也给他机会──实现一个独特交织的人格。于是,精神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骇浪中的避风港,这是自己历尽艰辛就可以达到的港口,无须仰仗他人。而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人所面对的只是别人或一些可见的障碍,而不是自己的精神。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人们反而不容易知道自己家在哪里,不像世俗社会的家,是一目了然的。正是在这种“无家可归”的彻底惶惑中,个人的精神生活比世俗的社会生活可能更需要某种“主导力量”,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对象,更需要一个人格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像雷锋那样的“兵”。
这其实是一个战胜自我的问题。按照佛教的说法,是战胜自我,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是执行上帝的命令。
 
《罗马书》中曾经征服了异教徒奥古斯丁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其实这就是用精神生活去抵制世俗生活的压力,至少是去淡化这种压力。人在战胜自我时可能软弱,但在执行命令是却更容易坚强。不同的教义之间有着很大的文化区别,基本倾向并不一致。有的向内消除和不符合宇宙原始状态的动向,有的向外追求更高的存在……
基督教的说法意味着发扬人的生命力,达到一种向上的境地,它寻找,得到升华,找到唯一的真神、绝对的主宰。佛教的说法则是大力保养生命力,要求克服生命力中过于焦虑、烦躁不安的那些成份,进入一种静观的永恒。通过瑜伽,进入涅槃,回复到“前生命的宇宙原始状态”中去,使自己成为充满力量的存在。佛教哲学,可能意识到活的生命,原是对“前生命的原始状态”的脱离和反叛。所以佛教的修行要求,在活人身上实现精神的回归,是净化,是对叛离者的再度脱离。这种理想,与基督教的天国思想显然不同。“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它的前提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而它的后盾则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而不同信仰的共同点,则是让人在精神世界中翱翔时,免除心灵所面对的那种无所适从。有的信仰如佛教,把自我和欲望作为精神运动的对象,其结果是流于克己;有的信仰如基督教,则把上帝即宇宙的真宰作为对象,要求与之合一,为之献身──这对虔诚者而言,是清晰的,宛如亲眼看见一般,但对仍然留连于名利场中的生灵,仍是缺乏可见的标的。所以俗人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出的勇气,在精神生活中则完全不见了踪影,只能流露着畏缩。相反,被精神场吸得更紧的虔诚者,在世俗生活中经常谨小慎微,但在精神生活中则是无畏的──两个世界的生活者就是如此不同。
尽量走,尽量走……看看到底能走多远——我要看看我这一生,只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借助于任何组织,能在精神的领域挺进多远。这是一个很好的悬念,因为我所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精神上半途而废的。
 
在行动的领域中,对象与可行性都是可见的,因而可以预测。但在精神领域中,则由于开创性而难以对事态做出充分的预计。尤其精神领域的事物,许多超出经验范围,只能进入信仰的超理状态。巴斯卡为什么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因为怀疑主义者的智慧看到,信仰所追求即皈依的东西,位于经验的领地以外。人既不能用经验把握,只能用信仰去认定。所以在精神场合中,许多问题不仅超出个人的经验,也超出社会的经验,超出整个文明史的经验,只能任凭信仰去解决。人们把信仰当作今生的工具去使用,但那并非精神的过失!追寻者的怀疑倾向,大率是对此而发。但请记住,任何他人提供的信仰,最多只能保证获得一种安定的心情,无法保证精神的追寻获得成功。
追寻者面对提问:“你这一生是否真的建立在精神的意象上。”他须用自己的生死使人相信他的回答:“你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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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人们把自己选择的东西叫作正确的,而把自己排挤的东西视为错误。以此种“选择—排挤”为轴心,许多理论说明应运而生,许多辩证逻辑飞速旋转。不错,有些人屈从于规范,作了语义的奴仆,听从“历史必然性”的摆布。但还是有人,即使在全面专政的威胁下,依然作了语义的主人,让全面专政从反面来严酷地训练自己。
总的说,对正确与错误的判别,可以基于两类不同的原理,一是语义的原理,一是生活的原理。前一类原理是每个成年人都能掌握的或都已经掌握着的了。后一类原理则只是被少数能抓住自己机遇的幸运者所拥有。在语义原理内有争端,在生活原理内有冲突,在两类原理之间有巧合、有中和、有融合。但毕竟,生活原理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语义原理则来自社会的教育、“党的灌输”。
 
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而创立了社会文化的广义教程,他们是“文明历史的立法者”。从他们的教程里孵化出各种语义原理。这些教程与语义原理本是体验与生活原理的结晶,但后来却被用来驯化人类。对于体验不足、缺乏生活原理准备的人们,驯化包含的危险是导致心智的消化不良症,尤其是专政下的驯化,不仅阻碍人们走向语义的理解,而且干扰人们形成真实的生活原理,结果只能像牲口那样理解语义,“服从命令听指挥”。
《庄子·天下》篇曾谴责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种指责在当时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它批判的恰恰是流行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国际性风潮。百家争鸣,构成了一种“乱世传统”,它是经历了一定时期就要再现一次的。对“争鸣”的批判,流露出对独尊“神明之容”的神往。神明之容,岂不就是独尊者之容?那是“治世传统”的象征啊!如此看来,“庄子后学”岂不也像荀子一样成了汉武帝文化独裁的至圣先师?
 
庄子的大兼并时代对当今的全球化世界,具有启示性。这两个时代,同为“百家之学”盛行的时代,尽管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当前的这个文明世界。每个时代,都有与思潮唱反调的人,为精神的世界注入活力。其中佼佼者,可成未来神明之容的候选者,即精神领域的“选帝侯”。
不论是精神选帝侯还是社会选帝侯,以及未来人类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对于当代世界的流行性见解无疑是过于陌生了,所以当今人类要成功地渡向未来,必须进行精神的变革。
而要解决什么是正确的宗教这一问题,最好先弄清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正确的”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第一是指“真实的”,如人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外界的情况,当人们认为“某某结论是正确的”,这意思即指此结论“合乎客观情况”,因而是真实的。
第二是指“有用的”,当人们说“某种决策或行动是正确的”,显然并不是指它具有对外界情况的确切反映,而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有效性而言。
浮光掠影地看,一项充满了有效性的决策或行为,必定基于对外在环境的近乎真实的了解。因此,“有效的”和“真实的”似乎具有联系。但我们在此指出二者的不同,比如说,某项决策或行动从短期看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却是灾难性的,缘此,你能说它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从正确的第二层含义即有效性而言,它是正确的;但从第一层含义即真实性来看,它显然未必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正确的”两种含义。
如果承认“正确的”双重含义,那么就可据此说明:正确的宗教只能是就其有效性而言,而不能就其真实性而言。所谓“不言自明的真理”只能是第二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有效性而言;而不是第一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真实性而言。各种宗教和信仰所描绘的一切,尽管它们在信徒的“宇宙洞天”即世界观中被等同于真实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主观的表象。这种表象,出于现象而飞越现象,力图把握“生活的本质”。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闪耀于心灵而且是某个心灵中的思想之光,它诚然驱逐了真实的黑暗,但它本身却并不因此成为“客观的真实的”。
 
如果我们竟然认为某种宗教或信仰体系所提供给心灵的图像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就把灵性世界混同于物性世界了。那样如何在不同体系之间排纷解难呢?它们都执著地认定别的宗派皆不真实,而唯独我宗我派才掌握永恒的真理!
其实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种信仰虽然堪称一时之盛,但无非轮流坐庄而已,还没有在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出现过一位公认为至高的仲裁者。……即使同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由于它们对上帝的定义区别很大(例如有无“三位一体”),而获得的启示也很不相同,所以它们所崇拜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上帝”。
 
谁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断定哪种宗教及其信仰是“真实的”呢?谁能用人来证明神呢?但是,对于这些宗教或那些信仰的信徒来说,这些宗教和那些信仰却是行之“有效的”。它们不仅可以左右人们的生活,还足以塑造人们的心灵。它们承担的精神任务,确是出色地有效地完成了。
如果说一个东西、一种思想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它和宇宙的本真、本相极为一致,因此它是相对稳定甚至永恒不变的,不需要变化的。但与此相反,“有效的东西”却需要变化,且是不断地变化,不仅因为它追踪变幻无定的自然现象,还因为人们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样式也在不断变化中,意识、情感随之迁异。在这万古不息的流变中,要使一个东西保持有效,就得使它跟上变化的节律,这正像朱熹的《周易序》所说:“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如不能随着宇宙现象节律而变化自己,那么行动的有效性就会失去,生命就会陷入僵滞之境。在这种意义上,“易理”显然是“有效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观照”。
 
从工具性的角度看,“正确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时间性,也就是说,那正确的宗教就是一种选帝侯的宗教。一神教和多神教,在不同的时节发挥作用。各种评价和应用本身并不固定,随着不同的社会压力及其要求,来到人们面前。这时,划分为“正确”与“错误”的评价,其实不过是人们对“利、害”二字的翻译罢了。
例如,有的多神教徒甚至认为,现代科技文明和产业革命,把地球环境开发得过分了,其证据是人与环境之间出现了某些严重的失调,再加上各种社会力量和国家集团竞相开发自然资源的结果,使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的利用,这就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生态失去平衡等恶果。当人们在惊俱之余探求其根源的时候,发现了一神教的“罪恶”。
其实,这种事后聪明实在要不得。我们知道,西方科学技术是在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以后伴随着宗教改革和反教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一神教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而而是世纪的重大罪恶,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其实和多神教与印度文化息息相关的。当然,起内在条件还是现代文明由于自身的缘故,走到了险象丛生的境地。现代科学的绝对主义,关一神教何事?只是基于文明的这种逆转,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也逆转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位置和价值对比也要逆转了过来。原来极富开拓精神的一神教,现在被评价为“错误的”,而原本更保守的多神教,现在却被评价为“正确的”,且被冠以“更善于和自然相协调”的美名。
这样一来,“正确的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终点罢了。说到底,多神教并不是人类出于先见之明而采取的一个高明策略!那只不过是发自无可奈何的避难需要而采取的低姿态,一个心理上的俯首称臣罢了。例如,古代多神教,或叫做自然力崇拜,原不是什么明智的自我克制,相反是畏惧的产儿。远古人类不了解自然,故用神话的态度对待自然,这样形成了有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种态度与当时人类的技术能力是吻合的。而当人的技术能力突破了“与自然相协调”的俯首称臣的水平,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观上的革命。就此而言,真正对现代文明构成影响的,并不是古代的一神教,而是实验科学。一神教并没有引发古典世界的产业革命!因此马克思韦伯不得不找来“新教”充当垫背。其实,新教的诸多特点早在中世纪本尼狄克特教团的“祈祷与劳动”的规程里,就具备了!
 
而西欧人是在中世纪停留了一千多年,然后才缓慢地进入了近代的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时期。因此,关键不是信仰的辞令与说法,而是文明驱动力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激发了出来,生活在这种趋势中的人,自然会对社会和对自己采取新的态度。文明解构的压力,使得古代欧洲人放弃了祖先的信仰多神教,而改宗了一神教。
在罗马时期和后来的中世纪,尽管从基督教那里吸收了一神思想,整个南欧人民在内心深处,还是信奉土著的多神信仰,结果形成表面上一神崇拜,实际上有多神内容的信仰格局。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劣迹来看,信仰不足以阻止贪欲,甚至是促进了贪欲,或“使贪欲以信仰的形态出现”。
 
那么,宗教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当近代的欧洲人“没收和使用了宇宙万物,而且不是作为雇农,而是作为自耕农声称他们是大自然的绝对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干下了一件亵渎神明和前无古人的事,但他们为这种渎神的行为寻求了一个宗教上的证明,那就是在经过了改教和反教这两个阶段的世俗化过程,确立了自己“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世俗主宰地位,走到了科学主义。为此,他们宣布了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从而,把“意志”推到了精神前台,揭开了二十世纪大动荡的序幕。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伟大的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半男不女的毛泽东,扮男不女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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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科学与伦理的区别并不是每个人都了如指掌的,但却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科学追求的是真实的认识,伦理则注目于良善的行为。
不仅在社会生活里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如此,即使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科学与伦理要取得完全静态的平衡,也是困难的。科学主义与人性论者的区别,是这种困难的表现之一。即使在许多科学主义者那里,起动力作用的其实还是隐蔽的伦理热情,只是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从这种意义说,纯粹的科学精神比起科学主义不知珍贵多少。
 
现代人类的语言艺术之一,就是动用科学的语言去讨论反科学的往往是科学主义的命题,人们企图以此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架起桥梁。从科学看,这是“混乱”;从人性看,这是“必然”。结果巨大的动荡感当然来自这个时代。由于现代科学对社会和人无孔不入地渗透,各种科学实验的活动所揭示的事实和现象,使得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古代宗教所提供的死后生命观了。这样,就在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人死后“物质不灭”的前景,并不能安慰人的落寞之情,因为需要灵魂不灭、意识不灭,饿而不是肉体不灭。否则,人们的灵魂也好意识也好,都仿佛面临一个无底洞,尽管人知道这是一个洞,却不知道洞有多深,不知道洞里有什么怪物在等着自己……
 
科学发现的空间,同样造成了强烈冲击波,冲毁了传统世界观赖以存在的超级假定,即生命的起源、生命与上帝的关系、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终极归宿等一系列答案。现代人的灵魂或说是“思想感情”所发生的严重的分裂,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是在那些发生了激烈革命和长期战争的共产党国家,一方面人们接受了科学乃至科学主义所灌输的许多信条;另方面人们又不能一下子从传统世界观的迷信母胎中完全游离出来,以自动放弃历来行之有效的心理保护伞。
至于得出科学信条的那些事实和现象,人们照例是不大关心也不甚了了的,这样的人还不能仅凭科学的知识去做出伦理上的抉择。在这些国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现象是最为严重的,充斥了过渡时代的精神病态。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要求,把科学知识即人从自然界获得的知识,一视同仁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贯彻到社会与人生中去,以完成其预谋的社会实验。而人本主义却基于自己的良心和文化的传统等伦理方程,极力反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们被视为“反革命”、“右派”。
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知识所拼成的新世界模型,是导向一种广义的不可知论的文化态度的,而不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确定论和宿命论的。同时,科学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及其伦理道德的破裂,并没有导致科学的统治,而是促成一种比传统宗教远为有害的迷信──个人崇拜的兴起,个人崇拜企图填补心灵的空洞,竭力在废墟上确立一个避难所。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面对但却立即受到奴役或迫害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疾病想要解决“不可知”和“要确立”之间的矛盾,强烈体现出现代人的无能为力和病急乱投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精神写照”。
科学的普及和宗教的破碎,使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生命只有这一次,其它都是虚无”的结论。尽管在“生命只有一次”后面加上了一句“我们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但子孙后代后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虚无!
 
科学意义的物质就是文化意义的荒芜。凡此前景,对自我感觉强烈的人格,是贫弱的,缺乏吸引为的。这样的前景,迫使人们脱离虚无的自我,而投入他个生命的崇拜深渊,好像这些伟大的领袖不会上厕所。
古代宗教的许诺,却不是如此干巴巴的,它开出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终极的奖赏,从而获得了能力,可以填写自己永恒的生命。
好的选择可以保证人们死后的永久幸福,但科学的发现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幸福。因此,现代科学在实际上瓦解的,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道德状态!这种局势是灾难性的。
 
现代科学造成了特有的心灵焦虑,成了二十世纪许多哲学的真正核心。但这些哲学所提供的回答和解释,又都是缺乏普遍说服力的,人们热衷于各类的矛盾的回答与重复的解释,“矛盾论”和“实践论”因而成为这个时代的哲学特征。
这个时代因为“矛盾的实践”而沦为一个“多元论”的旋涡,多元论其实是多神论的科学主义学说,多元时代的哲学特征就是无哲学!多元时代的哲学既不拥有超凡的神话,又不合乎充足论据的科学,它不过是力图调和神话与科学罢了,这种调和的结果,既不能赐人以神话般的持久陶醉,也不能给人以科学式的即刻功利。所以,它总是两边够不到,两面不讨好。
 
生命是一归事,社会又是一回事,正如存在是一回事,规范又是一回事。要沟通它们,需要艺术,需要创造力。而在科学和伦理之间,如何取得一种富于成效的对话,这就成了多元时代的哲学难以完成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任务。
不错,社会行为及其带来的道德结果,会给宇宙本身如生态环境带来各种影响,因而获得了“科学价值”,甚至获得了比单纯的科学研究更为根本的自然存在的价值。而所谓单纯的科学,是对自然的存在所进行的一种钻研,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比科学更直接关系到人生。所以有人认为“科学不过在研究宇宙而已,但伦理却能影响宇宙。”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例如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明确指出人的行为影响宇宙的运行,也许有其夸大其辞、故神其说的一面,但它的重要并不在它的“正确”,而在它的“规范”。
 
从“天人感应”发展到“天人合一”,人的伦理行为不仅获得了暂时的社会价值,而且拥有了永久的宇宙价值。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看看西方文明在最近一百年内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使用,大大超过人类过去历史的一万年。由此可知,伦理的创造者,因此成为一个永恒者。而纵欲败德的欧洲海盗,推动这一结论向下推导:伦理行为可能要比科学研究更加关乎人类的未来,即“行”比“知”更致命。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发展,不完全是“伦理神秘主义”,伦理道德不仅影响人的世俗生活,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即永恒;在受到影响从而受到约束的人看来,伦理道德不仅体现在人自身和人周围的环境上,还体现在整个宇宙及其过程中,因为宇宙虽然看起来和人并无人格联系,但却可能存在一千种人所未知的关系。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学说探讨了这些神秘联系,也许现代人并不赞同他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我们共同,那就是如何更合理地生活下去。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获得了知识以后就必须诉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而只是停留在知识阶段,那么这种知识就不是真实和牢靠的。因此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最终要回归到他的社会行为上去。
蒋介石是王阳明的门徒,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门徒,但实际上,如果从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的种种作为看,他也许是一个比蒋介石更极端的王阳明分子。难怪有人研究说毛曾经受到王学左派的严元的影响,看来国共战争不仅是共产国际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之争,不仅是“中国内战”,还是“王学内战”呢。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上汉武帝的所谓《天人三策》就提出了系统的“伦理神秘主义”思想。这并不孤立,早在西周初年出现的诸篇《周诰》中,就已展现了有关“天子”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改变上天对于世界的态度。推而言之,人类的行为能够强有力地影响自然秩序,并迫使它改观!当然,为增强说服力,那里运用了一些特别能被当时人的经验所接受的论据和时人的理性判断所喜爱的合理主义说法。
周人把社会的统治者看成是人类的代表,而当人类行为的典型即统治者的行为,如果在伦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信息就会反馈到半人格化的“天”那里,从而招致天命的更迭移易。天虽然并不说话,但是天却通过自然灾难或失常怪异(它的专门术语叫做“灾异”)赏罚人类。天的这一特性,孔子的《论语》明确表述说:“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人必须自己学会倾听这种语言,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天意。
明智的人,尤其是明智的统治者会从自然的灾异即上天的语言中,汲取到足够的启迪,从而校准自己的社会伦理行为,以平息大自然的震怒。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已经恢复,灾异当会随之停息。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柏拉图说“大西洲”是由于触怒神灵而遭到毁灭的,《圣经》中的这类惩罚故事更多,这颇有神学即宗教哲学意味的理论,如果我们对它的理解放宽一点的话,则同样可能对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进行必要的校正。
即使放弃神学上的解释,看看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想想这一切正在反过来威胁人类自身,人的环境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都被脆弱化了。这种“反过来的损害”,未尝不可视为“上天的语言”,即以“灾异”的形式,对人类的不当行为严重警告。
 
现代人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把握、不可捉摸的终极存在。除了诉诸个人的良心并怀抱随遇而安的态度外,人们简直无所适从。现代人因此被虚无主义击垮并俘虏了。虚无主义目睹科学的彼拉多杀死了上帝,因而起来否定任何超验的“终极存在”。
但有一点却需要否定者冒点生命危险:否定终极存在便否定了生命的永续性的认可和期待。从此,便对那“只有一次的生命”失去了精神上的约束力。社会上的约束力可以通过法律施加,但精神规范的崩溃,却无法通过严刑峻法予以替补。
现代的精神艺术试图在“非人格化的终极存在”这一空前假定和人的社会伦理行为这一无根之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显然,这座桥只能是信仰主义的桥,因为它无法运用科学论证的建筑材料。
 
信仰主义的根源,深深刻在科学发展所构成的环境破坏之中,现在这一破坏正在侵入人体本身,通过“基因工程”这样的魔术。现代生活的疼痛说:“科学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将损害社会的竞争能力,降低人的生活福利。”但同时,听任科学对伦理的批判,则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成为一片死寂的虚空。这不是真的真空,而是充满着死尸的废墟,散发着有害健康的气体……
现代生活的阴暗一面,构成一种“伦理的压力”,正如“内外环境的破坏”。
伦理不是装饰,它的产生和科学的产生一样,是出于社会需要,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果失去伦理约束,就会趋于解体。科学本身并不能代替伦理实现功能,但新伦理的建立却必须考虑到科学这一强大的新因素。没有一个时代的居民,能够脱离当时的科学发展去建立一种伦理,无论这伦理本身有多大的实用性。新的伦理,必须是科学与传统伦理之间的一个巧妙的综合。
 
“人生有无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言词和行为不断解答着的。解答是不断的甚至重复的,涂了又写、写了又涂,而迄今为止还远远没有统一的答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提法去中和一下:
科学所见的人生社会像宇宙自然一样,意义本无,唯有运动而已。但人的感情不能接受如此透明的答案,它需要潘多拉盒子里的希望留下来。正如人们都不愿意知道自己的死期一样,人们也喜悦动态的朦胧意境,而畏惧成熟的一览无余。透视的眼睛将取消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给热忱的行动泼上聪明的冷水。针对人性的这一特性,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就责无旁贷地归属于伦理而不是科学的职能范围了。这就是历史学们说的:“我的作为人的良心,在命令我要行善而不作恶。”其实这是从“上帝的命令”脱胎而来的。
 
善,就是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而肯定的解答,而恶,则是对人生意义的消极而否定的回复。善恶范畴既普遍又矛盾,例如善恶的矛盾性体现在人间是意见分歧的,但对同一个心灵,善恶则相当稳定,那就是对某项问题的积极性的回答和消极性的解答,肯定或否定是一目了然的。
出于这种“终极性的理由”(而非“终极性的存在”),人们才去设想那无从想象的死后生命及其即将归附的“终极存在”。
“死后生命”因此是活人意识的必然延伸,人既已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甚为短暂,就渴望延长之,以有限搏击无限,充实自己,为此而确立生活的价值,就是一个常新而不易厌烦的。
相比之下,科学的功能只是短暂的,科学所服务的现世易逝,而科学所瓦解的神秘则难再。
 
任何征服和统治,如果不与自然的节奏或“规律”相协调,则不能成功。而与自然的节奏相协调,对人类来说正意味着对其他生物的“征服”和“统治”。人与大自然之间共存共荣关系,取决于能否臣服于自然力。另方面,为改善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还是应该“科学的东西归科学”,正如“信仰的东西归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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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幻的尊严
 
有位美国心理学家统计,平均每位美国人一天要说两百多次谎言。美国人如此不是特例,而是人类的一个缩影。当然,这其中有许多是白色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有的仅仅是掩饰,为了维护隐私,有的是出于礼貌,避免人际尴尬,而多数属于无意识的谎言。但不管怎么分类,这些总是谎言。谎言在人际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达到“自欺欺人”的深度,结果使得人人都戴上了假面,社会充分展示其“虚伪性的一面”。虚伪,在很大程度上是奉虚幻为真实,以暂时为永恒。这不仅是欺人的,也是自欺的。它既表现了人的创造力,又表现了创造力的误用与徒劳。
人们撒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遭到拒绝”。一项新的科学研究证实,人在遭到拒绝时会感到疼痛,和肉体疼痛的反应相似。很多失恋的人有过切身体会。而谎言的起源显然和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人有了自我意识,懂得打扮自己,希望在别人心目里有一个“美好的形象”,这个形象之美当然最好要超出实际,这就构成了谎言的起源。当然这是白色的谎言,诸如化妆、美容、职业性微笑,都是属于这类谎言。再如说,在人的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这反映了人们是多么渴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尊严又是什么呢?尊严往往大于人的实际存在,这是发展了的“自欺”。在不少社会活动家那里,“人的尊严性”,其实成了“虚伪”的别名。他们认为,人的尊严性是其它动物所无法具备的,而只有人迫切地感到必须维护它,而且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例如当人们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这种尊严性不相吻合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羞耻或陷入“失去尊严”的心理打击之下。
 
人类学家们发现,大约在三万五千年以前,原始人开始用仔细打下的石叶制造形状精细的工具,骨和鹿角首次用作工具,以制作衣服和雕刻,工具开始成为艺术品。例如在角质的投掷器上雕刻装饰性的动物形象,珠子和垂饰出现于化石记录中,这是新的用于身体装饰的物品,而洞壁深处的绘画,表达出明确的精神世界。这个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信号,表明人类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
自我意识的人所拥有的“尊严意识”在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他也因为在生活中丧失了自身的尊严,而产生恐惧感。比如说,人在两性的求偶关系中遭到挫折时,所产生的反应和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人在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中表现的自律和他律,也都是由于“尊严”这一杠杆在起作用。
 
正因为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有了“尊严的需要”,而尊严性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已经无所不在了,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没有爱,没有尊严,而仅仅为了满足单纯的“动物欲望”,则人类的性关系只会带来精神的堕落。其实,连动物也没有这样的动物欲望,因为这样的动物欲望是人(即拥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动物)所特有的。
事实上,单纯的动物欲望,已经不再可能发生在人的身上了。人既具有自我意识所触发的“高级精神活动”,他的最原始生物欲望也就难免受到“高级精神”例如自我意识、尊严、面子等等渗透和左右,而无法再行割裂开。哪怕是人身上“最邪恶、最低级的欲望”,也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欲望”,如果一定要比较,那只能说,它要“比动物欲望坏得多、坏得高级得多”。如果不顾“尊严的表现及其功能”,不注意“尊严性的起源”,就无法对人的精神存在做出透视,更谈不上恰如其分地理解,从而很容易被零碎的表面现象迷惑住。
例如:
1,假定人的尊严性起源于他的遗传基因,即是天生具有的品质,这是一种情况。
2,如果人的尊严性并不起源于遗传,而只是从后天的学习中得来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那么,这又是一种情况。
 
根据经验,“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证据是,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圈中生活的人们,对尊严性的具体认知是大不一样的,精神形态和价值观,也都因之而异。他们为之感到羞耻和惭愧的事,也不一样。例如,有的原始民族在两性关系上丝毫也没有现代式的羞耻感,但在其它问题如在财产关系方面的羞耻感,却比现代人更为强烈。照此看来,“尊严性的规范”实与风俗民情关系莫大。
但在另一方面,“尊严性的因素”确实潜伏在人的遗传中。证据是,动物缺乏“镜象意识”,因此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动物也缺乏复杂的语言系统和数字概念,无法精确约束部落成员的行为,因此上述两个方面都很难接受社会规范的压力。
正如动物学家无法在一个动物身上培养人类的尊严感和精神性,无法使它感到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社会学家也无法在人类身上培植起完全的神性,无法使他感到神明特有的无我与超然。基于上述两方面,人的尊严性是不稳定的并且具有可变的表现形态。
至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什么范围,人的尊严性具有多大的可塑性等等,这些具体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人的禁忌不可能是超出时空的绝对禁忌,反过来风俗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虚无。
根据禁忌形成的尊严,是相对的、流变的。而强调一时一地的禁忌具有绝对性,只是人性中虚伪一面的表现。
禁忌与尊严的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的生活需要和功利目的在因时因势而易,趋利避害的途径,因之也在不断地修改中。许多神话为此提供了线索,如《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度生活在伊甸园里,那是个极乐世界,既没有禁忌,也没有尊严,人们不用板起面孔、夹起尾巴“做人”,既没有自我意识及其羞耻感,又没有可以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东西。后来,他们智慧果,才产生了羞耻感和尊严性,知道了禁忌才穿上了衣服。有了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生活的极乐状态也就破毁了。照此解读,神话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知道:
第一,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行为(偷吃智慧果)得来的。
第二,人吃了智慧果,就可以获得了自我意识及其尊严,这表明“尊严性的因素”早就存在于人,所以撒旦的诱惑可以奏效。
神话时代过后,科学时代的人们通过对动物生活的观察,发现动物也有它们的行为规范,例如,狼群之间也有边界,这是两群不同的狼或两只不同的狼之间的外交,它们一般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尽量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
而当某群狼侵入另一群狼的领地时,遭受侵略的那群狼就会因为愤怒而奋起驱逐入侵者,而这群入侵者竟然能感到理亏!所以它们侵略更多表现为袭击而不是占领,它们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用强盗逻辑武装自己,于是一旦被发现也就灰溜溜地逃跑了。狼群侵略者即使敢于抵抗,也是颇为无力的招架,不像人群侵略者那因为尊严受到伤害而做出激烈的抵抗。动物一般不会因为逃跑而感到羞耻和丧失尊严,人比狼有更明晰的尊严感,所以人群很难发动无理由的侵略,于是在人群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之前,总是要制造并宣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性谎言,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在对“尊严规范”的考查中,往往可以发现尊严规范的形成过程与人们对这种尊严规范的描述恰好是相反的。例如,尊严规范的形成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功能,然后才从功能上升为禁忌和行为规范,
最后再从禁忌摇身一变而为尊严规范。但当人们描述的时候,却是从上端开始往下顺延的,或从表层往里层刻划的。人们总是先从“尊严规范的神圣性质”开始,再谈到尊严规范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最后才涉及禁令的条目及其功能。这样,宣传家们就把尊严规范偶像化了,使之达到“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的神像地位。相反,倒把禁忌功能列为臣仆了,使之成为一个“使用说明”。尊严本来是基于爱美的自我意识用来管束人们的工具,现在倒成了主宰。
 
在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尊严范畴,很可能起源于一个很小的实际需要,而对这种尊严规范进行偶像化、本体化,就促成了各种精神世界的诞生,这就是作用于“人与动物不同”这一骄傲的杠杆原理。
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及其尊严,因此无法构成那种可以表述的、用语言去建造的系统化精神世界。
显而易见,在自我意识的作用下,人所特有的尊严性主要产生于后天的禁忌,而禁忌又是起源于社会的压力,结果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人们乖乖听从“尊严”的号令。如性的禁忌,是为了区分人类集团这样一个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才为此创造了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约束。可是当性的禁忌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开始独立于当下的实用目的。即使原先那些实用功能业已消失,一些禁忌仍然以其过时的理由非常顽强地图存,成为“陋俗”。这种陋俗也经常构成了人类尊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触犯了这些禁忌,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尊严,唯有恪守这些禁忌才意味着你在当时当地的那个风俗环境下,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
如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女性的经济独立以及避孕堕胎技术的发展等等,都使传统的性禁忌既不可能也不那么必要了。为防止苦果如私生子的降生或家族的指控等等而制定的性禁忌,因而不再受到遵守,这种新潮体现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上,就是所谓“性解放”。目前,只有伊斯兰教的社会还在抵抗性解放,因为它的富有阶层可以娶四个老婆,大大降低了通奸和买淫的需要。
 
如果只是像“原教旨主义”那样,只从思想上强调人的尊严性和精神性,是无法扭转禁忌松弛这一趋势的。而不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其实早已不再遵守教规,他们也进行偶像崇拜,也过着放荡的世俗化生活。只是进行“圣战”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禁忌和尊严,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所以任何一处两人以上共同生活的地方,就会产生禁忌和尊严)。禁忌和尊严,是要软化每一个体的棱角(至少使之变得光滑一点),而不是强化它达到彼此伤害的程度。
在现代这样一个道德失落的时代,也在悄悄酝酿一种道德的复兴,因为既然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存在,基本的尊严性因素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了。即使目前这个时代再堕落,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道德衰退的根源,并不在于培植尊严性的教育和宣传不够,而是在于社会变化过速。社会的变化过速使得旧道德瓦解,说教变得滑稽可笑甚至令人厌恶。但社会的变迁义会迫使新道德建立起来,于是新型的尊严和新型的精神性规范,也就会随之树立。所以,我们还是抛开“老年人的忧虑”吧,那只是一种旧时代的回声,老人所眷恋的,乃是一座瓦解中的神庙。这诚然含有一种悲郁之美,但最好不要忘记:
任何尊严性和精神性,都是为了护卫人的生活的。这就是“精神”的“至善之境”,多余的尊严与禁忌,只是虚荣,只是人的虚伪性,它会被生活击败,被迫退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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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死后前途的探讨
 
人们关于死后前途的看法,多少表现了他对今生或是当前处境的看法,因此从一个时代的死亡观不难发现它的生命观。
“既然我活着,为什么会死去?”这样的疑问折磨人,同时也凸现出由于本能的生存倾向,人们多把自己“偶然而短暂的浮生”,看作某种“必然而永久的主体”。而进一步的推论自然就会令人震撼且耸人听闻了:“主体也会毁灭且将丝毫不留印迹。”这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这里的震撼与其它人生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过于心疼自己,从而把自己的影子看作永恒。
然而,那是一代代的人类不得不一次次面对的事实,冷峻而又不可折回:“你必须死去!而且得不到任何回报与记忆。”在如此彻底阴影下,人们如何才能宽心,并安然地生活继续跋涉?显而易见,人们必须回避死亡这一主题,而在回避不掉的时候,需要给予死亡以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或叫“开脱”,“宽慰”,甚至“麻醉”。于是,“有生必有死”,“人生如梦”,“视死如归”,以至“死是通向天国、通向永恒生活的大门”等等开脱宽慰甚至麻醉之词就创造出来了。
 
死亡观因而是和生命观互为表里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死亡,是因为他活着。然而“思想死”,比“死本身”更可怕,人的地狱也许并不在死后,而是在对死后恐怖的冥想中。
当然,从唯物论的想法说,人死后肉体还原为无生物,那么也就不存在“死后的生命”这个命题。但是即使按照这样的逻辑(它是否合乎事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讨论死亡的人都是没有死掉的人),虽然无法在“死后的生命”这一概念下讨论生命之死,但生命还是免不了一死,而还原为无机物的那个有机物还是不同于无机物,例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测量碳十四衰变的方法,来探知死掉的有机物的年代,但却无法对无机物作如此测定,由此可见“生命”与“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各宗教关于死后的生命观大体可分三种。
一种是由佛教、印度教等主张的灵魂轮回说,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的主张灵魂不灭说。例如佛教主张人死之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至于为什么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西方,有人认为与埃及人的太阳崇拜有关:坐上神舟前往拉神的永生国度。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比通常的冥府光明,但毕竟不是真理的发源地。崇拜西方真理的人们,可以安息了。
还有一种中国道教为中心的类似萨满教的民间信仰,所奉行的“白日飞升”、“尸解得仙”。这种理论也叫做“羽化登仙”。例如位于长江以南、鄱阳湖西岸的庐山,长约二十五公里,宽约十公里,大部分山峰海拔高度在千米以上,最高峰大汉阳峰为一千五百四十三米。庐山古称匡庐,又名匡山,传说周代的匡裕结庐山巅,一心修炼,后来羽化登仙,庐山之名由此而来。羽化登仙说认为,人能经过修炼变成长生不死的神仙,《太上业报因缘经》说其过程:“始有天地龙汉之初,吾号‘无形’,化在玉清境,出大洞真经下世教化,……延康之时,吾号‘无名’,化在上清境,出洞玄宝经下世教化,……赤明开运,吾号‘梵形’,化在太清境,洞神仙经下世教化。”如此,人可通过现世的修行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净化,人的世俗生命结束时,就能以此获得生命转换的超人力量,保证灵魂的超度,也保障肉体通过再生而获得不死。以此为契机,人脱离世界进入仙化境地,人从“谷”中(“俗”)跃升到“山”上(“仙”),从俗人成为仙人。
千百来的道士和追求永生活动的人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富,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紧张的创造性活动。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说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从他们付出的代价看,道教型的中国民族特有的死后生命观,曾经深入人心是毫无疑问的。
 
利玛窦神父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对道教的这种活动大加谴责,因为他持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死后生死观(基督教型的),因而拒绝接受道教精神的方向。尽管求仙活动和炼丹事业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医学和化学的发展,对现代世界的形成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医学事业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追求长生的道教活动推动医学的发展,十分自然,何况人的生命活动也还是一项“生物化学活动”,因此追求长生和生命永续的道教思想,最终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也是一件合理的历史事件。用现代观点看,道教关于世俗生命经过巨大的蜕变而走向永恒生命的思想,可能比西方灵魂不灭观和印度的死后轮回观较为原始,有些接近埃及人。埃及本来想让死者复活的木乃伊技术,因为方法不对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在木乃伊技术失败的地方,基因技术却可能成功,通过基因复制人而使得死者“复活”。谁能说基因工程和木乃伊工程绝对无关呢?
 
古老的复活思想经过适当的扬弃,不仅可以推进宗教观念的革新,也会对现代生命科学如遗传学、人工智能的研究等等,产生出人意外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设想这种作用?它的具体途径又是如何?
首先,道教及其基本理想,不同于西方的灵魂不灭论和印度的转世轮回论,而属于现世的生命观念。即使朝向永恒生命即“仙人”过渡的理论,也十分重视对肉体生命及其生活的改造和净化,这含有医学意义,不仅有助揭示人的新陈代谢活动,也可促成较为健康的精神生命,导入生命及其本质的研究。
现代意义的生命科学,离开灵魂不灭论或转世轮回论显然更远。倒是仙人理论,看成灵魂与肉体的奇妙结合。例如自然生命不能逃避时间的压力,但道教式的生命却可能转换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埃及人关于木乃伊复活的观念里,灵魂和肉体也仍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死者的灵魂登上太阳神的船,航行到西方(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位一样)。但在道教的永生学说里,灵魂和肉体是互相依存的,和现代生命科学一样,灵魂并不属于肉体。
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两者同属更深刻的生命能力。道教相信这种生命能力经过净化和提炼,可以凝聚成为长生的内力,它现形为仙人。
其次,在道教的死后生命观及其生命转换的理论中,漾溢着一种感官的现象世界的甚至享乐主义的气氛,它珍爱现世生活,这与现代文明中的现世享乐的精神,倒有神似。正如道教是一种“后佛教文化”,现代的全球文明也有某种“后基督教倾向”,其间的相似很多,有心者可以一一发掘出来。因此,也便于二者(道教文化与全球文明)之间互相渗透。道教不认为现世生活是悲惨的,是令人绝望的炼狱;相反它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而不是被动地陷入炼狱,实现对生命的改造和对死亡的克服。道教的精神,与西方宗教、印度宗教甚至阿拉伯宗教的现世悲观主义不同,充满现世的乐观主义,道教所鼓动的,因此也不是殉道式的献身(或脱离物累的无我之境),而是“保持宗教戒律的享乐主义”。这在气质上,也与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全球文明,具有奇特的合拍之处。
 
道教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宗教”,而是“注重科学技术手段的人本主义宗教”,它受佛教影响也不赞同杀生,也反对违背自然地破坏环境,与“共产主义运动”等企图“改造世界”的信仰明显不同,可以免除科学主义的若干弊端,如忽视人性、忽视人的感觉世界等等。道教精神,因而不难转化为某种“以人为本位的宗教—科学精神”。
当然,在不同的宗教精神、不同宗教的死后生命观之间作本质优劣的比较,是相当冒险的。我们这里仅仅是说,道教精神及其对生命的观念与现代精神较为合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现代生活的发展,它似乎更加兼容,这不仅体现在它可能激发一些技术设计上,也体现在它可能导向的宗教哲学观念。道教关于生命本质以及对生命转换的设想,今天的科学还无法证实和操作,所以可能还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这就是其魅力所在。起码,先不要轻易地斥之为“迷信”。毕竟与它相比,许多传统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思想,更容易受到现代知识系统的证伪批判。
 
那么,各种哲学关于死后前途的态度是否仅限于“无灵魂”(还原为无机物)或“有灵魂”(包括灵魂不灭、转世轮回和羽化登仙)这两类呢?并不一定。还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可以独辟蹊径,例如孔子主张的“存而不论”。孔子尽管没有对死后的问题明确表态,但对超出经验之外的其它问题,他总是主张人们应持超然态度,把无法解决的问题悬置起来不下定论。
这样,关于死后的前途问题,存而不论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看法,那就是神秘主义道路或态度。它既不断言“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科学主义,也不断言“人死后生命不灭”的信仰主义,而构成似乎没有结论的“结论”,显然不比马列主义者区分的“唯物论”或“唯心论”更加缺少智慧。
不要认为这不可知论的态度和意见只是一种“犹疑不定”,甚至仅仅是避免在“唯物唯心”两种意见之间做选择的滑头世故。这“第三种态度”是独立存在的,作为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它搁置了判断,而现代实验科学(不是科学主义)认为,这种“搁置判断”的方法,才比较有利于人的认知最终接近真相。它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不是滑头或是逃避,也不是在这前二者之间的犹豫,而是同时否定了前面两种态度所包含的独断性。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活人来认定人死之后是有生命呢还是无生命,这其实是在同个范畴以内,即活人预知死人的世界,而存而不论的观点却是在这圈子以外,另成一体。
从这种角度说,犹太人批评耶稣关于天国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既然“活人可以预知死人的世界”,那么“永远不尝死味”为什么就不可能呢?活人,即耶稣所说的“没尝死味”的人:如《马太福音》16/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再如《马克福音》9/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以及《路加福音》9/27:“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约翰福音》8/52:“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其实耶稣最敌视的并非“存而不论”这一造(可见耶稣并非搁置判断的科学精神的敌人),也不见得是唯物论的那一造,而是那些承认灵魂不灭(“鬼附着的”)却不承认耶稣天国的犹太人。
 
科学精神的首要敌人是科学主义,而不是信仰主义。因为信仰主义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分属人类意识的不同范畴,分头满足不同的需要,可以互补,必要时可以互构。科学主义就不同了,它窃取科学之名,干的却是信仰的勾当,名不正,言不顺。科学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搁置判断,体现为怀疑的、不可知的存而不论。
这是科学主义最喜欢抛弃并掩埋的。例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它假借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结论,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他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几十年,就公布了《共产党宣言》,这说明他根本不是以科学精神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而是一味为“改造世界”、“夺取政权”炮制理由。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偶像黑格尔所诋毁的孔子则比“普鲁士黑马集团”要“现代”得多: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失为中国精神投影在全球智慧的一道光亮。
“中国教育家”孔子(前551-479)比“希腊教育家”(“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早生了一百一十八年,因此孔子的“不知论”比苏格拉底的“无知论”(“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至少也早生了 一百年,孔子到底有没有影响过苏格拉底?我们在此提出来,但存而不论,搁置判断。
不过既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可以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誉为“说希腊语的摩西”或“犹太化的哲学家”,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并不是独力创造了上述的搁置判断的范例。
 
活着的人,怎能知道死后的生命?聪明的人如何面对这个二律背反?对孔子来说,这可能主要出于习惯,如他梦见周公,相信灵魂之间会有沟通,但这并不确定无疑。
对苏格拉底来说,因为他信神,所以灵魂只能不灭(或是反过来,因为希望灵魂不灭,所以信神)。可见,这是习惯或是信仰,是不应该讨论的问题。反过来说,讨论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念咒,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明智。
同样,唯物论关于“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观点所涉及的,就更不是一个“死后的生命问题”了,它因为已经完全否决了死后的生命存在,从而拆散了“死后”与“生命”的任何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和“灵魂不灭论”同等独断的信仰主义。“存而不论”的搁置判断,比“唯物(无机物质)唯心(灵魂不灭)”的二分法,增加了整整一倍的信息量,并打开了通往日新其德的道路。
 
灵魂问题,是目前人的智力、经验、逻辑和推理都还无法解决的。存而不论的态度,是真正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反应,虽然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解答,因此其局限是无法满足人的期待,无法安慰人的京惧,这也正是“明智”的局限所在。
存而不论,能给人的智性划定界限,但不能解脱人在本能和情感上的焦虑状态。因此各种关于“死后去向”的猜测应运而生,以消解此生的彷徨(而远远谈不上是对来世的引导)。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假说。其根据仅是感情上的需要,而不是经验上的依据。
存而不论作为搁置判断的“无答案”境界,如果能与“假设”结合起来运用,对知识的进步更为有利,帮助人的思想进入更为明澈的一层,充分实现“工具理性”的功能。这样可以批判地进入“有答案”的范畴,例如“无机物质”和“灵魂不灭”这两个答案,其实只是纯粹情感的自然流露。
也许有人会问:“希望灵魂不灭可以说人的情感所系,但人怎么可能希望自己是无机物质呢?”其实这很简单。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Francois Marie Arouet )临死时说:“黑暗,黑暗!可怕,可怕!但愿我没有出生!”因为面对注定毁灭的命运“现在就是假的”、“我从来没有出生”这一佛教式的经典态度,不失为终极的庇护。
在这种意义上,小乘佛教与唯物论相通,它的涅槃也不是来世的。但断言人死之后并没有生命,只是化为无机物质,这与人类的感情需求相矛盾,所以小乘演化为大乘,人生智慧演化为偶像崇拜,是少数人的意识化为多数人的宗教时,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因为人的感情和下意识总是希望死后还有生命的延续,所以,唯物主义关于人死以后没有灵魂的理论,会导致精神的颓废和生存目标的丧失,建筑在推论之上的“无机物质论”只能导致文革发动者那样的玩世不恭与暴虐人格。而对多数群众来说,不管他持有什么样的认知,都需要获得一个确切的答复,就像是获得了心灵的家一样,他要像买房子哪怕是租房子一样,使这个事情落实下来,这样才有安全感。
而往往,人的感情和好奇,确实渴望有个答复,尽管事实上任何答复都无法被证明,因为死人是不会回来告诉我们到底有无灵魂,所以人在面对“永恒”时的困惑才成了永恒的悬念。既然无法证明任何答案,“有答案”发生了危机。正因为科学无法证明死后前途的确然性,所以各种感性的证明兴起了,那就是宗教。在“答案”问题上,存而不论近乎“无”,而“死后有灵魂”与“死后无灵魂”这两种看法加在一起,才近乎“有”。有无相生,形成世界观的全貌。
 
现在,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一下死后前途。
不论那组“有答案”的想法(死后有灵魂或无灵魂),是否能满足人对死后生活的希望,显然一旦确立了死后观,就会对人的现世生活产生影响。一个有权势的人如果相信来世,他干了许多坏事当然也害怕报应的惩罚,于是,他就不倾向于承认有什么来世,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不必在来世付出代价。所以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论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只此今世可活,就谁也惩罚不了暴君暴民。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受尽磨难的孤立无援者,却容易相信“修个来世”,他们哪怕做了自杀攻击的肉弹或是雷锋式的驯服工具,也还是需要领袖崇拜来安慰自己的不幸。
如果肯定没有来世,没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那么,“我活着的时候经历的一切对我就是唯一的”,那么这个生存对我来说就是不可交换的了。这等于告诉人何,生命只有一次,爱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能干出什么就应该去干出什么,干到什么地步就算什么地步……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杜秋娘《金缕衣》)
 “未来”既然已经成为“虚无”的别名,那么还能怎样呢?相反,如果肯定有来世,那情况就颠倒过来了,有权势的恶棍在现世的行为,虽然逃避了这个世界的审判,但却逃脱不了另个世界的审判,那里有一个不受贿赂的裁判员,使他从内心深处发抖。
有人把这种内心恐怖予以神化,叫做“上帝的意志”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历史规律”。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有灵魂”和“无灵魂”的世界观,会导致“有道德”和“无道德”的行为后果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像宋朝以后的儒家由于基本上属于无神论范围,所以他们的道德不是建立在“灵魂”层面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层面上的,在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指导下,人们用子孙替代了来世。“小祖宗”代替了老佛爷,父母君王代替了神秘主宰,人们自己所构成的种族存在之链以超越个体的绵延作了来世生命的替用品与仿造品。通过晚辈对长辈的服从,长辈获得了某种“永恒感”,即便这只是暂时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生存完全堕落到平面上,失去了立体性;整个民族的精神五体投地,完全瘫软了下来。
 
“孝道”成为宗教,老年人的保守性主宰了社会,青年人受到忽视,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和“教育”,是企图让晚辈活出一个长辈的样子来,甚至是完全长辈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样,长辈的垂死生命无形中遥接未来了。“灵魂”和“死后的生命”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是“自己子孙后代的存在”却是谁都知道的。因此,根据孝道的宗教精神,与其把时间精力花在死后前途的探究和灵魂的提升上,还不如花在栽培种族上,在后代的身上猛下功夫。这就是所谓“慈”与“孝”的一体关联(“父慈,子孝”)的儒教。
可悲的是,当人们把应该用来提升自己的精力完全倾注在后代身上的同时,反而造成“揠苗助长”,无形中扭曲了后代的发展。被监护人的地位,仿佛安全,其实并不自由。被“慈孝关系”互相羁绊住的人们所组构的社会及其创造出来文化,也就过于保守并因此而逐渐停滞。在家长制的定规下,个体的发展受到慈孝网络的抑制,社会的活力消解于无形。个人的灵魂得救,替换为家族的血缘关系。不考虑死后前途问题的人生态度,竟然与社会的化石过程发生了内在联系。
 
“孝道”宗教的奇特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在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有一些当时看来无害甚而有益的因素,经过曲折的变化,竟能转化为致命的毒素。
而对死后前途的考虑,从现实意义上说虽是甚少功利价值,但却能刺激人的精神向另一领域超升,激发热烈的探索精神,促成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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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杀行为中的哲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每天都有许多人自杀。那时我住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上海北面长江对岸的南通。那个长江河口地区,表面上风调雨顺,实际上是个相当阴暗的地方,充斥了可怕的迷信和人间的勾心斗角。那是个让人绝望的地方,19611118,我们从北京搬到这里,一下轮船给我的第一和印象就是无比昏暗的街灯。那里的人们说一种奇怪的方言,生硬而拗口,十分古怪,他们的表情相当怪异,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倒是十分吻合。一九六六年春夏季节,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早晨,河边都会围着一圈当地人,大家专注而沉默地看着脸色阴暗的人民警察,又从河里捞出了一具肿胀的无名尸体,那些尸体已经发出异样的味道,嘴角还不停地流出液体,死人的眼睛经常半睁着,和围观的人群保持了一种奇特的沉默。
1978年我才终于离开了这个噩梦一样困扰了我十七年的城市。我到北京以后,有位前辈听说我很佩服梁漱溟,就介绍我就看望他。梁漱溟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南通。他叹口气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难通’,现在你从南通州来到了北通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在南通的遭遇却难以磨灭,并迫使我思考,生命为什么如此阴黯而且毫无希望……这促使我思考生命的来由和去向……为了这个,我还应该感谢这个城市给我的折磨。
这种思考乃是理性与直觉的遭遇战,相当残酷。于是我读了很多书,从先秦哲学到希腊哲学再到佛经、道藏、新旧约全书,试图解决人生的疑惑。然而读书是需要动员理性的,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又是不言而喻的,理性并不能解决生活中常常碰到的问题,反而会削弱人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动用的毒辣手段,结果哲学家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当然,让人得以舒舒服服地逃避这一结果本身,也就算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因为人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大多是无解的。
 
这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地触及一下“有关自杀的问题”,以求对人性做出更深一层的了解。自杀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不少历史上的名人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例如,美国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噪一时,后来不仅自杀身亡,他的女儿也在晚年自杀身亡,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家族病理性的自杀行为。可以佐证的是,海明威的幼子在六十多岁也就是相当于海明威自杀的年纪竟然做了变性手术而成为“女人”,并且当街脱掉粉红洋装、女性内衣和高跟鞋,赤裸裸走在街上,被迈阿密警方以妨害风化罪名逮捕,四天之后心脏病发作死在女子监狱中!法医解剖鉴定证实,海明威幼子作过变性手术造出女性性征。
此人深受性别错乱之苦,他三十多岁时撰写的《爸爸:个人回忆录》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1967年)。他在书中回忆,“我花大笔钱来克制变装癖。这种事错综复杂,不过追根究柢是有个超级硬汉作风的父亲。”这不仅让人怀疑,海明威的自杀恐怕也有相似的背景,“超级硬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不难看出,自杀与人生的关系错综复杂,已到了需要把它列为社会学、医学甚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项目的程度。
 
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法学的角度说,其实,在“自杀”这个名目中,隐藏着多种不同的事实。即不同的动机使同样的自杀行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随着人对动物世界的日益了解,也揭示了动物世界的自杀现象。早在《福音书》中就记载了猪群集体投海的记载,虽然那被认为是鬼魂附体,现今则不时传来老鼠投湖或是鲸鱼搁浅的自杀事件。直到今天,人们对动物自杀行为的研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正如关于人类自杀行为的讨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自杀行为是生物体迫于内在压力或外在压力而实行的一种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戕害行为。由于自杀现象与活跃在各种生物身体上的求生本能,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成为引起广泛兴趣的一项研究对象。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讨论自杀问题的学术专著。我个人以为,这种学术繁荣倒不纯粹是出于猎奇或隔岸观火的心理;实际上,自杀行为本身业已构成对生命本质的某种否定。它似乎暗示我们,生命的第一要务并非实现那种“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本能,更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延续的意志”。、“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要义”,但自杀却证伪了这一要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统计的中国大陆居民的自杀比例,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这证明中国文化实际上正在脱胎换骨。
程颐(1033-1107年),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合称“二程”,以“理”或“道”为万物本原,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衡量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年)《与陈师中书》说:“昔伊川先生(程颐)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中国近一千年以来的亡国奴们,风行乞活哲学,既不理会二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不理会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努力实践“必须以一切手段、维持家族的生存”这一“识时务” 的生活信念。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自杀行为普遍化了。从而,也使生命哲学的雄辩蒙上了一层擦不掉的阴影,它等于告诉人们,即使在生命体内,求生能力也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人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以下问题的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存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种连锁的问题,使自杀现象获得了哲学反省价值。通过对自杀心理的揭示,人们将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比各种马列主义党校哲学教科书更为真实的人生醒悟。
古典式的看法认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把动物的自杀简单归到“魔鬼附体”的名下,而中国传统的鬼怪故事如《聊斋志异》也描述人的自杀与鬼魂急于投胎有关。但现代生物学的大量观察,却提供了很多不合鬼魂投胎解释的例子。研究表明,小至老鼠,大到海豚与鲸,其集体自杀的数量是巨大的,鲸类的高智能,并不能阻止它们窜上海滩等待死亡的来临。
动物集体的自杀行为,使自以为人类才懂得“生存尊严”因而懂得实行自杀的人们,不禁为之发呆,因为生命的常态毕竟是“追求生存”。人们知道诸如此类的集体自杀是不正常的,即罕见的、因而是变态的。因此按照古老的说法去简单指控它们魔鬼附体、精神错乱,也不失为简单有效的。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精神错乱。很难想象一大群动物会突发性地同时传染上了精神错乱症。除非,这不是指生理的病,而是指心理的反应。人类也有集体自杀行为的记录。和对动物自杀的了解相比,我们还是对人类的集体自杀行为的动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七十年代末,对发生在南美洲的美国“圣殿人民公社教派”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表明,自杀的动机,虽有宗教上的理由,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超负荷压力,而为了结束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屈辱、烦恼、压力等等,自杀是个简便的方法。
由此可以想到,集体自杀与个体自杀其实还是有某种区别,而集体自杀更便于我们解析自杀的性质。它可以否定古典式的解释,即认为自杀是疯狂消极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的精神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说一个群体突然从生理上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或不可控驭的病理心理,则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个群体不是人类,而是前述的动物。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自杀行为尽管与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方向相反,但它的出现本身依然是这一本能的某种延伸状态。尽管从常识判断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变态的一面,以至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例如,自杀只是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果从动机看,导致自杀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这种更好一点至少有如下两种形态:
第一,怀抱逃避苦难的动机去自杀。
第二,怀着追求永恒的动机去自杀。
对一个远处的旁观者来说,要从自杀行为的结局去区分上述原始动机并推导其心理差异,虽然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还是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更有甚者,在有些刑事案件中,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为了栽赃复仇,其动机无疑是为自己的生命力量寻求出路,尽管这是最后一搏。这与出自对生命完全绝望而实施的自杀,是不同的。可见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还是要以每个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倾向作为轴心,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像流行病一样受到榜样的驱使,例如某些追星族模仿偶像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风俗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表面的、外在的。要透彻地理解自杀问题,必须盯视自杀中的哲理:生命反对生命;生物自行结束自己的行程。
 
还有的人从“安乐死”这一特殊角度去看待自杀问题。这种角度受到现代福利主义影响,使我想到是否由于自杀含有这类福利贪图安逸的倾向,原始基督教才极力反对自杀。基督教的基本人生态度是殉教式的,而不是福利主义的。但奇特的是,基督教对现世的蔑视虽和普通的自杀者外观相似,但精神的动向却绝然相反:蔑视现世的宗教反对自杀,而贪图今生的哲学却支持安乐死。
殉教与自杀,貌合而神离。具体说,安乐死的含义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终结,追求安乐死的倾向,虽会导致自杀,却表明自杀者对现世看得很重,这与殉教的冲动完全相反。
再如,当一个人进行自杀时,旁观者出于慈悲的动机而砍掉他的头颅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他杀并不等于安乐死。因为有些为了承担责任而进行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在追求安乐死。好像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而为减轻其死亡痛苦的断头力量,也并非来源于其自身。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这种人生观,不同于世俗的福利主义,也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甚至背离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观念。
 
安乐死是一种最消极的自杀。而其它许多自杀则出自与安乐死完全不同的动力。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是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
 
还有一种自杀,我们可以称之为承担或逃避责任的自杀,过去读《清鉴》、《清史稿》,看到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情节时,常能发现许多满清官吏在成败失地之后,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开始我对此甚感吃惊与迷惑,心想,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怎会有如此忠心的汉官为之献身呢?照理说,假定它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官吏,又怎会招致如此的腐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呢?但细想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满清官吏的自杀,是为了逃避他将为失败而承担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严酷惩罚,按照满清的律条,如果与敌交战不利而失去守地者,不仅必须赔上身家性命,还将面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妻子儿女沦为奴碑、充军边疆。但如果他事败后自杀了,那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尽职的官吏,一个烈士,甚至被追封什么烈士的尊号,家属老小当然可以免遭囹圄之祸。中国有句俗语叫“畏罪自杀”,在满清的事例中,它获得了生动的注解。畏罪自杀,为的是逃避比个体死亡更可怕的灭族命运。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僵死力量,才使得那批颟顸无能的“满大人们”竟然获得了“杀身成仁”的勇气。而在文革中,情形恰恰相反。与满清同样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林彪集团,横扫民国军队,直下海南,建成新朝。但是他们却把“畏罪自杀”视为更大的罪过和罪名,自杀以后的共产党干部,不仅家族不能赦免,还将进一步受到镇压。但即使如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还是自杀者层出不穷,多过满清千倍。何以如此呢?因为压力更大,即使株连家属也在所不惜了。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不仅在于追究现行责任,而且在于追究历史过失,所以把自杀行为的受害者叫做“死有余辜”。
 
今天,我们在讨论自杀问题时,要分清上述不同的自杀行为具有各自的动机和动力,而不能从结果出发,将其混为一谈。
分清自杀的动机、动力和行为后果等不同现象,十分必要。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看来相同的自杀行为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动力。而另方面,有的行为动机并非自杀,而是履行义务,但行为后果却必须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如自愿殉葬、献祭或舍生取义的革命行动,如传说中的一些战斗英雄,因其强烈自觉的攻击性,演变出“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
下面我们要作的一个分析,在虔诚的信徒们听来也许是亵渎神圣的,但却是真实无误的。即,那种“全心全意献身给一种宗教或信仰的生活方式”,也带有自杀倾向。尤其各种新兴宗教,具有狂热气质的信仰形式,都鼓励自己的信徒向异端的思想势力作拼死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个体的必死无疑。这些新兴教义等于是在鼓励自杀,而许信徒明知坚持信仰将失去生命,仍然兴高采烈地含笑去死,因为根据教义,这种间接的自杀等于是选择了永恒的生命。他们是想进天堂,而借用敌人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狂热信仰者普遍认为,纯洁献身的人们死后,灵魂能进入净土。“信仰成了谋杀的工具”吗?不然,其实是现实生活的过度苦难,使人厌世,极度脆弱的心灵早已准备好,准备接受任何一种极端学说。
 
殉教的死亡方式,看起来是他杀,实际上却是间接的自杀,因为死者是自愿的,否则可以随时退出这场死亡游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借用他人之手施行的自杀”。具体说,当某人知道自己坚持某种行为就会招致死亡,他还是坚持不懈,就意味着他身上发生了两种情况:
第一,他是为了照顾某些方面的利益而决心自己做出牺牲。如为了帮助同伴,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去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等等。
第二,他是已经极度厌世并其实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或顾忌,他并不愿用自己的手去完成这一杀害,于是他就借刀以自杀。他很清楚,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坚持他人不容的行为,甚至通过触犯社会的绝对禁忌而走向死亡。而许多新兴宗教教徒的殉教行为,是基于他们对现世的全然绝望。“崇拜唯一真神”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也彻底践踏了一切已然的规范和社会的关系。而这,必定诱使主流社会去动手杀害他们这些异端,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已经榨不出油水的社会渣滓”。
 
当然,直接的、名实相符的自杀,是稍微成熟的宗教教义所禁止的,否则这种教义就等于在有计划地削弱自己的组织力量。因为“上帝的意志”就被解说成“让你去忍受苦难,且无法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信徒”。而直接的自杀则被解说成因此阻碍了神明的意志和计划,反而妨碍离弃尘世的人顺利走向永生。相形之下,唯一能够同时兼顾尘世与永生这两个方面的,就只有通过上帝之敌的手去死,这就促成了传奇式殉教热潮风行一时。其神圣性,正如前面所说,是由现实苦难造成的。其超现实的风格,正是根植在自然的根基中。
看看佛教,并无明确的禁令以禁止自杀。但大乘佛教也没有直接赞同自杀的理论。但从自然的生命观去看,涅槃难道全然与“社会意义的自杀”毫无关联吗?涅槃要压制动物生命,只是允许植物型的生存,是瑜伽术的哲学化。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去观察佛教与自杀倾向的关系。从“客观的”即自然与社会的而非文化与心理的生活层面去看,实现涅槃也就是达到了意识的自杀,而肉体自杀所要解决的一半问题,其实在精神的涅槃中,都可以获解。
一方面,从最消极的方面讲,安乐死式的自杀所求之境即无痛苦状态,当然可以通过涅槃来达到,涅槃甚至还胜过肉体上的死亡,因为涅槃可以容纳肉体上超然喜悦。
另方面,从较积极的方面说,涅槃却无法代替殉道式的自杀和逃避惩罚的自杀,因为它毫不涉及他人,起不到死亡带来的震撼和代偿作用。尽管在佛教看来,殉道与逃避的人,并没有摆脱社会的束缚,还是被现象世界囚禁着,无法达到纯净的超然喜悦。
 
过对自杀行为、自杀动机、自杀心理的讨论,我们知道了自杀问题就像整个人生问题那么复杂和多样化。依据不同的内外条件,它拥有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内涵,而绝不限于自杀和安乐死的关系这些表面化层次。这样,如果再去争论“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自杀”,就如同一味争议“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活在世上”一样没有意义了,因为无法通过争论给这些内涵不同的问题,提供统一的结论。自杀问题其实不成为一个问题,而是涉及到许多问题。正如“人们有什么权利活着”一样,也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包含着许多问题。如果我们空泛地主张“人具有自杀的权利”,就似乎在鼓动人们去自杀;如果我们肯定地断言“人没有自杀的权利”,则又似乎剥夺了人们干预自己命运的选择权,而这些选择权其实在许多微小的领域都已经畅行无阻,为什么要受制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呢?“求生不能”倒也罢了,而“求死不得”又必须在违背自己条件的情况下苟活,岂不比死亡更为沉重而阴暗?仅就人这种心理生物而言,在特殊情况下的自杀,并不必然通向沉沦,而是可以认为将导致更纯净的生活方式,至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范围确是如此。虽然人的智能比人的存在远为狭窄,以致形成不了举世公认的肯定性意见。
 
往今来,即便最专制的暴政,也无法阻止人们自杀,所以当斯大林知道妻子自杀之后,十分恼怒,由此发动了大清洗杀害了上千万人。当然也有人认为那是伪装,是斯大林亲手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尽管全面专政可以给予人们无穷的苦难和不幸,也许正是这时的自杀,反而成为反抗壮举,从而使得无法继续施暴的独裁者像无能得逞的强奸犯一样恼羞成怒,大叫“这是自绝于人民”!。
我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中国的八十年代写道:“曾记得在一则现代神话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暴虐之神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他的残虐而自杀身亡。她死之后,这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暴君,这次却无法兴高采烈反而变得怒气冲天,因为他觉得他的杀人特权受到了挑战。妻子的自杀身死,使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蔑视。他咬牙切齿地诅咒妻子的亡灵永世不得超生……从这则东正教故事中可以看到,被压迫者的自杀,会使压迫者失去迫害的对象,从而陷入一种无法祛除的失败感。”(这是在影射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格鲁吉亚祖宗,是相当危险的冒犯行为,所以只能采用如此隐晦的写法。)
 
就人而言,他的主体性是通过理性和感情的交错而体现出来的。一个丧失了理性自主且又丧失了感情自主的人,还能不能被叫做“人”,我想可能不。要求一个人的肺不呼吸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呼吸,让一个人的心脏不跳动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供血, 将是荒唐的要求。理智和感情,是代表生命整体去进行决策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决策机构。
这也许和佛教泛神论的生命哲学相合,但和常识尤其是和人的存在却相去甚远,因而处于无对之境。无对之境,如何纳入语言范畴?
不少对他人提出过高要求的教义如毛泽东的“斗私批修”,其实是发自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性格,它简直是一种“植物宗教”,要求他人消除一切动物特征,当然教义的炮制者自己并不包括在内,这恐怕是最深刻意义的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释义还是应该有所约束,否则,“为人民服务”岂不等于“为独裁者的个人私欲服务”的代词?放任领袖个人纵欲无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当然要比法权框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远离原始社会,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呢。结果只是造就了现代化工业废墟。
所谓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自杀,而且也是刚刚入主中国不久的苏联工业体系的自杀,所以毛泽东一死,中共自己内部就发生军事政变,中共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指控他的嫡系党羽“四人帮”发动文革,使中国“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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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压力的教育
 
无疑,现代文明中的教育事业,已陷入病魔的手中。
这些病如此深刻地困扰着现代各个民族的生活,以致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之故,各个文明社会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酝酿着某种程度的教育改革。对于本来就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系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受到现代教育之弊的困扰和束缚,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从教育事业的侧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及其诸多纠纷的历史。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暴力夺取政权后就干脆封闭了大学,造成许多人间惨剧不说,更重要的是像蒙古入侵一样造成社会的野蛮化。
在这个野蛮过程中,白种蒙古──俄罗斯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看看日本社会,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其西化程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少人包括许多日本人把日本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尽管日本在地理上人种上明明属于东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黄种人位于黑非洲边缘完全不同,且日本文化传统也是在中国的熏陶下逐步养成的。你别看日本已经拥有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外表,其实日本的根子仍然是东方的。不管多少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习俗,也改变不了种族上地理上以及基本的文化样式上东方的窠臼……这就使日本民族陷入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日本成功地西化了尚且如此,中国失败地师从俄国,岂不悲乎!
 
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绝对化和僵硬化。
我们先谈绝对化的弊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主张应该根据接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智力特点,去开展教育工作。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什么程度为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苏联教育的原则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各个教育阶段,苏联摹本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遵循机械的循序渐进,而实行统一教育。一个班级的学生约在数十人,因此,使得“因材施教”变得不可能。在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中如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者,以及博士后的课程等等,问题就更严重。在这里,分科是实行了,但受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统一课程的木偶。他哪里能像古代学者那样自由地钻研学术?他必须为了获得党员学士们的投票通过,而牺牲自己的天赋。等他适应了这一切,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已不复是他自己,成了同样的木偶。
其结果,教官不但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天赋智慧,反而把学生变成了专业的从属,变成了知识系统的导体。这就是教育的绝对化,它把受教育者群,看作同一的存在,并以一个工具性的模子去塑造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育的僵硬化所造成的弊害,它主要表现在强迫教育制度上,所谓“义务教育制”并不是义务的(免费的)但却是强制的,和绑架勒赎差不多。尽管强迫教育制是近代工业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公民教育,但苏联及其附庸国家实行得特别非人化。它规定每个儿童都有义务受特定程度的强制教育,这个教育的源泉即执行机构,往往是统一的。因此,僵硬化的强迫教育是与绝对化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连幼儿教育和普及教育,都要为这种专政服务,并和专政的特征结了缘,结果,使人格层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损害,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从具体细节去推敲一下强制性教育制,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专政者放弃了它的愚民政策,发了鼓励教育、发展文化的慈悲。在现代国家里,普及教育是和政治的普选制一同来临的,其社会功能,是激发每个公民的社会投入,发掘每个公民的潜在能力,不仅是为了文化教养,而且是为了战争训练,以便把他们投入到增进综合国力的全民运动中,以便把整个国家投入国际竞争乃至世界大战的行列中。普及教育,因而成了世界规模的战国时代的特产,成了列强的人力资源的训练基地,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智慧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总之是一种压力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社会福利。
这种需要,具体为战国兼并时代的总体备战的需要,“文化”于此成为“战争的侧翼”。对于现代文明门外的半开化国家,所谓“教育救国”另有重要的含义:教育救国不是孔子式的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格水平和人性修养,把社会变成君子国或乌托邦,不,它的功能十分浅近现实,教育救国仅仅是把国民培养成战国的列强所需要的那种炮灰型人才,以便在适当时候把他们投入实际的斗争中去!因此有“文化战士”还有“经济战士”甚至有以爱情为攻防手段的“秘密战士”,尤其后者,如此富于象征性地说明了现代教育的“备战含义”。它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因为功利性已经不够,它还必须是制度化了的、绝对化了的,以便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合格的人员。这个“格”,不是道德与文化之格,不是人性修炼之格,更不是要去“寻求存在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中取得心灵交流快乐的神秘之格,而是一个现实得具有爆炸性压力的“格”──这就是“铁血国家所需要的工具人格和战斗人格”。
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中,竟然也鼓励人们进行灵魂对话,那么这时,灵魂对话比之直接追逐功利,肯定更符合了那个国家间接的功利需要。例如,当专政主义国家面临社会转型时,每每鼓励这样的对话,赫鲁晓夫的解冻,毛泽东的大鸣大放,邓小平的民主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里面有的是好转,有的是恶化,那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从专政者自己的角度,则皆非超功利的修炼,而是为了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免得它因为内部危机而倾覆。
 
我曾经注意过一个问题:少数创造者和多数模仿者的关系问题。
少数创造者为了寻求知识而寻求知识,他们把灵性活动当作一件美好的事,人生的好奇心,因此具有同化环境的能力。而本体化的求知欲,往往是和改变气候的同化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求知欲也是一朵脆弱的花蕾,强加于人的教育反会窒息了人的智慧。
现代列国竞争和世界性的割据,竟然把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也化作了一股策动战争的力量!到处都是好斗的人群,以民族主义作为借口对他人进行工具化的改造,自杀炸弹是一个典型。否则仅仅依靠个人的热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成功的指望。凡此种种动态,都像是一些末日反应。而所谓的理论家们,不过是为这些末日反应造作辩护罢了。
追求感官的满足,是多数模仿者的幸福,多数人骨髓深处的冲动,就是实现动物欲望,并保护自己“人人都有的动物权利”。事实上,人们都是按照这种动物原则待人、接物、处世、祈福的,只有超越了这个阶段的人,才开始具备超越此际的力量,才可能以其余力去“争取精神的价值”。
 
在任何时代,教育都不应该是统一的,更不应该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在目前这个时代,这种古已有之的合理要求,在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教育制度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自学和自修的流行,尤其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用每个人的自我努力去填补绝对化与僵硬化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缺憾。
人和人的基因和环境是如此的不同,当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教育方式,好在任何一个注重功利以致达到偏执狂热的时代,其中看重自己灵魂水平的人,也是不会绝迹的。同样,任何一个倾向精神价值的社会,渴望通过教育去攫取功利目的人,也依然是大多数。事实上,渴望满足功利欲望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肯定要比热爱精神价值的人多得多,哪怕是在教会统治的神权时代,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实际上存在着的交错性,使得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成为可能,使得一种潮流被另一种潮流所取代,成为可能。少数追求精神价值的人与多数追求物质功利价值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虽有消长,但核心的人数之比,大体上没有变化,这可能是由基因的分布决定的。只是许多中间形态的人士,随波逐流地漂移在两极之间。
 
现在,各类提倡教育改革的专家们,在他们的专业眼光中几乎都忽略了一个要点: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的多样性。因此,任何统一的教育源泉哪怕流量再足,也无法独力滋养文明的机体。对文明的进步最有害的,不是过时的教育方针,而是那种企图把一个教育方针推到绝对化和僵硬化的统一设计。这种意义的“设计师”,是毁灭性的死亡使者;他的所作所为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健康成长,流弊无穷。
即使以“非功利”相标榜的单一性,如果取代了哪怕是“功利性”的多样性,也是灾难性的,结果正应了伯夷所说的“以暴易暴”,不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心灵,都是如此。如果只是强调多元整合,而忘了多元整合是受到历史条件的支持或规范的,是不够的。多元论并不能导致多元的繁荣,而多元存在也无法独力保持社会的活力。人无法决定历史,正如生命无法决定气候;但是,人可以改变历史,正如生命可以改变气候,这是一种选择生命而逃避死亡的机会。健康的教育应该像生命改变气候一样改变社会,而无须为所有的活人,划出一个统一僵硬的模具。如同钙化的生活,不仅使人成为无本之木,而且在根子上削弱了整个文化群体的力量。
认为“教育的根本课题在于说明并回答人类应该怎样存在以及人生应该怎样渡过”等等,其实是脱离现实的,是卖书者的广告。其论据是建于一个虚假的观念上:即人人一样,人和人的兴趣一样,人和人的需要一样,人和人的生存需要一样!这无疑是欺人之谈。因为这类超级假想与人的处境及其历史经验完全背道而驰。其实呢,文明越是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文化的层次就越是复杂。为了适应人类日渐分化的现实,教育也应在越来越深广的维度上,本着因材施教之原则,区分受教育者群体,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哲学上。
社会虚无主义者,就反其道而行之,经常通过伪装的平等主义宣传,来否定文明及其后果,企图用类似的痛风症毁掉文明扩张的势头。两百多年前的卢梭就曾大声喧哗过原始人的共产主义的田园牧歌。但卢梭的野蛮主义舞动,跳得太离谱了,通过对广泛的但却抽象得几乎没有的“生命本质”的肯定,否定并杀害了具体的实在的正在活动的生命及其生活。让我们唾弃卢梭的理想,因为卢梭的生活并不理想,他亲手把自己的五个孩子,一一送进孤儿院,后来许多“革命干部”都效法他的疯劲,为了发动世界革命而“牺牲”了自己周围最亲近的人。
这是些什么样的革命啊?生命不是空洞的宇宙概念,不是印度哲学中的“我就是梵”(或“汝即梵”)的哲学定理。生命是一个个易碎的珍珠,一串串生动的形象,是那些构成了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心理存在的泡影。因此,否定生命的具体性而仅仅强调它的哲理性,无异是否定了存在着的生命,是“用灰色理论对生命进行了血红的复仇”,是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复仇的愿望,从古以来就在许多无力投入生活的哲学家的书斋里漂浮着,像是卡尔马克思那样用自己培育的经济学的数据,来堆砌了自己的书斋。
这种“以其肯定方式而进行毁灭工作的虚无主义”,比通常的“以否定方式进行推理的虚无主义”,包含更大的破坏能量。所以野蛮人没有做成的恶事,文明人全做成了,文明人的邪恶不仅是社会虚无主义的,也是更为根本的生命虚无主义,即,对生命,尤其是对人的实存生命,持有虚无态度。
与卡尔马克思们的社会虚无主义相反,热爱生活的人们热爱生命的多样性、并努力保护生命的多样性,爱,促使多样性长得更加动人,这也正是高级教育精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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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德的丧失
 
人的头脑是电脑很难模仿的,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人脑可以受到“神秘启示”,而电脑却望尘莫及。所谓神秘启示是指:接受的讯号是甲,发生的感应却是丁。这就是启示。神秘启示正是运用肉眼不见的形象,去启示只有心眼才能想象的来世。
有宗教的启示录,这并不奇怪。奇怪甲是,还有“科学的启示录”。例如,人们从科学的系统中发现了艺术之美、性灵之真,甚至在无情的科学中找到道义的热忱!一切“绝对”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任何绝对也可以被人所软化,就像童话里的“冰姑娘”一样,终究受到阳光的软化。
 
科学化往往是和非人化同步的,唯物主义往往是和“缺德”同步的。有个问题共同困扰着每一个现代社会,这就是唯物主义阴影下的“医德淡薄以至消失”,医生成为冷酷的凶手,护士是则是折磨病人的干将。正是在这种趋势中,人们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急剧衰退,感到了忧虑。医护人员从事的工作,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和幸福,因此,医护工作不仅是一项职业 ,而且直接意味着生命的维护。可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水平竟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成为反比,无疑给维护生命的事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然而从社会的其他层面去观察一下职业道德的淡薄以致丧失,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此,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们,如果结合其他领域中职业道德的失落,当更有把握弄清问题。
 
有的观察者认为,医生道德水平的降低是与国有化的医疗制度相关联的。根据这种观点,国有化的医疗制度使人丧失了主动精神。因此,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亦随之失落,职业道德也就随之失落了。此外,国有制度还在无形中鼓励了懒惰和平庸,它吸收并保举了一大批凭着私人关系而不是技术能力的庸医进入医疗岗位。这些“职业杀手”败坏了医疗空气,并压制了和排挤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整个医德就被这些白衣魔鬼给腐蚀瓦解了。
然而,对比一下国有化制度之外的英国和日本的医疗事业,同样也存在深刻的弊端,这意味医德日下的势头,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堕落的现象”。因此仅仅从医疗制度上探究医疗弊端的根源远远不够。因为科学精神和技术科学过于细致的分工,促发和助长了人性的盲点,看不见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一个人,而只看见一个肉体,一个物质,和实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这一“看见”正是科学方法论必定会得出的魔鬼结论。既然科学的基础,就是非人格化;那么医学沦为魔鬼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医学和魔鬼学都是主张尽量少用人的感情需要去左右科学的推论和技术的运作。而如果遂行如此逻辑到底,其后果必定就是把人还原为一种有机物质,人的特殊性在科学之光的辐射下,将几近于零。
 
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每一个医生的恶劣的职业态度,都对医生伦理观的丧失这一现代悲剧负有责任。而如果我们推敲一下其逻辑,就知道这是把医生的态度归结到整个现代文明含有的普遍唯物主义倾向:“轻视生命”。然而,什么叫做“轻视生命”呢?如果说医生的职业就是轻视生命,这当然无法令人赞同。是不是一定要对垂危的病人大动感情的医生,才算没有失去医德呢?相反,如果一个医生大动感情还可能会牵制其技术力量的发挥。在现代医疗惯例中采取“亲属回避”的原则,尤其在外科手术中,不给亲属主刀是一个惯例。这是要防止他因感情受到影响而导致手术失误,这种惯例与法庭审理案件时的亲属回避,用意虽然不尽相同,但在要求主事人摆脱个人感情的羁绊上,却是一致的。这当然不能叫做“轻视生命”,否则,“轻视生命”一语就成了一个模糊得失去边沿的指控。
如此看来,所谓“轻视生命”,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生命的一个新见解之上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要想恢复传统的生命哲学,恐怕是充满了困难。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的发展,揭穿了生命的神秘性。另方面,农业和医学技术的发展,又促成人口爆炸的局面。生命诞生的神秘性既然消失了,又继之以人口膨胀的困扰,人人都生活在人海的动荡中,大家堆在一起互相竞争有限的资源,因而大家都感到世态炎凉、茫无归宿、缺乏稳定的一席之地。于是一种在城市文明中表现得特别强烈的冷漠,漫延到了几乎每一个文明居民的内心深处。这种冷漠,既体现为又被解释为“对生命的轻视”。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现在,“生命”不再是一个稀奇的东西,而是一个讨厌的东西,难怪生命价值直线下降,甚至成了难以逆转的趋势。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反复论述的,其实就是这一“人口价值律”,人口像是牲口一样,都是有其“价值”的。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事物的“精神价值”,是与这一事物“未被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以往的宗教与哲学中,无不给予过生命尤其人的生命以颇高的评价。但那是出自古老的神秘感,出自对生命诞生的不解和幻想。可是在现代科技活动中,人们不但解释了生命的形成,且能透过实验方法做出来给你看,如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就和牛马的配种完全一样吗?甚至更不自然,更可以操纵。你说,面对如此具体可见、可以重复制造的生命,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还有什么和“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神秘感只能寄托到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因而是超越生命的观念上去。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实存的生命的意思。相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当然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恢复对生命这尊古老偶像的原始崇拜哪怕再多给它几顶文明的桂冠,恐怕已经绝了路。即便求助于类似柏格森所谓“生命之流”式的玄虚狂想,恐怕也是枉然。因为生命的神话被生命的科学取代了(而不是杀死了)。已经破灭了的神秘的大生命,却没有途径下凡来,超渡身处异化绝境的具体生命。
 
“伦理观”到底意味什么?用一句老套的话,它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促进人生幸福的杠杆呢还是一个应该无条件为之献身的偶像?即使独裁者能在新的时代恢复旧的伦理,他能使复活的旧伦理再度复活其原有的功能吗?如果能够,独裁者就不需要集中营与劳改农场来强制推行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运动了。
在新的多国条件下,旧的一国规范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这种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国规范还有一点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为研究旧人类缅怀旧事物的反动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当然也是血腥味十足的素材。孔子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绪兴许是高尚的,因为那只是思想家自己的高兴,对社会却说不上有害。但是专政者就不同了,他手中的刀枪使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变成“十年浩劫”和“百年孤独”。而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并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东西,而是一种反扑回来的东西,例如,袁世凯没有做成的“窃国大盗的事业”,毛泽东却做成了,而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而医德的淡漠与丧失,也是在古代中国早就发生过了,可谓“文明晚期现象”,它表明社会的急剧滑坡使传统的伦理规范已不堪重负而支离破碎了。就道德史来说,现代世界面临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这个大时代的特点,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使得中人四顾茫然,愚人无所适从,智者则甘心堕落、与宣传家看齐,沦为大众偶像。没有一个人能在内心深处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就是现代社会!一种掩饰不住的惶惑,驱逐人们逃离家园。
但未来却是不可知的,这不是出自虚无主义,相反,未来是有待于现在的人去创造的。探测未来既受挫折,顶着生物的惰性本能,人们就把眼光自然逆转到了过去的时光,想从业已消失了的旧梦中寻觅某种稳定感,人们更乐意依据已然的坐标去判断变化中的现实,人们害怕自己手中握有那种可以开辟未来世界的巨大梦想。
把人看作一种物质,这诚然是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方程式,是人世间悲喜剧中的闭幕。其出现,说明人类已经拥有了多大的自我批判力。但人世间的悲喜剧并非始自今日,只要人不绝种,悲剧也好喜剧也好,还会不断地延伸下去。剧种可以变化,但演出行为却是恒在的。难道不把人看成物质而把人看成上帝,就好些吗?悲喜剧的讽刺性不会就此消失的。反之,如果把人当作物质,就一定不能树立一个新伦理的规范?我猜想,由于伦理实践与科学认识之间的二元性质,在一个消解了人化的宇宙本体的认识论基础上,是否绝对不能建立人格内涵的伦理规范?毕竟,没有人格内涵的伦理规范,说到底是缺乏凝聚力量的。
 
北欧神话曾讴歌“众神的末日”,今天,生命的末日也来临了。因此,现代精神生活的一个严肃任务,就是在道德方程的废墟上勇敢向前而不是向后,以便为新魂的出世,廓清障碍。这样,伦理学才不至于沦为“旧时代的回声”。
可怕的不是缺乏规范而是缺乏力量,可怕的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少活性,因为后者总能带来前者,而前者若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则是可悲的。
当“力量”这个辞被理解为对他种力量的制约、削弱、局限时,它就起着规范的作用了。它已经预设方向,且成为固守自己方向的力量。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它本是无尽头的。但人的欲念却为它制定了一个尽头(教义规范),形成了僵死的结论。但思想之流终究要超过论断之结的,无数的结加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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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真理的探讨
 
人生来具有寻求真理的禀性,这是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于是“一个献身给真理的人”成为对人的最高评价。但“真理是什么呢”?罗马总督彼拉多这样质问耶稣基督(见《约翰福音》三十八章)。人如何献身于真理而又不陷于自相矛盾以致流离失所的窘境呢?这些话题,以前有无数智者讨论过。所以,耶稣的仁爱真理却被组织和政权给导向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一如释迦牟尼的无我真理,却导向了以关心自我拯救为基点的有我之境,这也许不可避免,但对于人性实在有些讽刺意味!
 
“献身给真理”的观念,似乎把真理给对象化甚至偶像化了,而同时又给追求真理的活动带上了某种“祭祀”的味道,其结果是把哲学变成了一个祭坛,而哲学家就成了血腥的祭司。因此,这个观念似乎使人回到了中世纪的神权意识,甚至回到了韩非以前的时代。早在法家那里,“真理”作为本体已被消解了,变成了治世的工具,而善恶之性及惩罚原则,则成为治国烹鲜时的铲刀。
那么如果人是“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又如何呢?其实,这个看法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结果,事实上,人这种生物并不能从万物中分离出来,而假如这样强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自我中心观念之有害性”,那岂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生物只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是依附于地球外表的薄薄一层霉菌一样的东西。
这种处境对于人间流行的自我中心观念也许是个无情的嘲弄,但既然是嘲弄,就不能是无情的,所以连人类的上帝都有人类感情!
 
人在神明中间埋藏了自己的愿望,所以这种愿望只能落空。“人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是人的自我意识;“人又和宇宙万物连接着”,才是自然的存在。
有时,人需要用存在的压力来抑制意识的苦恼,而通过论证人与宇宙万物连接这一事实,可以缓和人要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能冲动(它现形为“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焦虑和苦恼,以此淡化那“命定的分离运动”所造成的罪恶感。为此,人特别强调了自己的“选择能力”和所谓“行动的余地”。
这无异于“以恶抗恶”,即“以意识去对抗意识”。但对抗意识的意识,也并不是“客观真理”存在,尽管人们喜欢如此自我标榜。这倒使我想到,有人并非缺乏智力,不能体察自己的学理所居的矛盾处境,而是不敢面对自己身体所居的矛盾处境。他的学说与他的身体是如此不一致:有良好的说辞,但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尤其是为了向智能中等以下的人去推销这些说辞,就采取投俗所好的销售策略,害怕失去听众就像害怕失去顾客,表演意识就像招待意识,学者们成了应召女,学说的纯粹性和不相关的事硬扯在一起,这种论辩风格和学术研究的所造成的“方法论”正在毒害我们的时代。学者们热衷于制造文凭,就像文革期间热衷于焚烧书籍,广泛的运用收到了预期的成效,那就是饥民的“发展战略”。现在甚至连饥民在行乞的时候也自称思想界的泰斗,真使人感到费解。
如果“思想界的泰斗”把自己的“理论应召”仅仅设限于说服一般的听众,而没有更高的期待,也就无从以真诚的态度和坦白的证据,去说服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也就无从以此推动一个富于扩散力的高级精神运动。要知道,智能较高的人能够独立思考,他们很难被大众宣传所说服,尽管这种高智能的人为数不多,但却是最宝贵的读者,他们是思想的种子而非思想的土壤。
思想的传播者则略微不同于上述的创造者,传播者相当于土壤(低智能大众)改造家,而非品种(高智能人物)培育者,而在高智能的人看来,不论人们怎样执拗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以此创造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不论人们如何放纵自己的欲望,如何表现出“恶”的特征,人和他生物兄弟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而为宇宙献身”!这不能责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而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圣经的作者智慧远在《老子》之上,他说创造者如陶匠有权利打碎自己制造的陶器重新创造。老聃则抱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可是现在竟然有人信口开河,说老子笔下的圣人和圣经里的耶稣基督十分相似!耶稣基督可不是像老子的圣人那样,牺牲别人来为自己献祭,相反,耶稣是牺牲自己来为世人赎罪(至少在教义上如此)。那么谁拿耶稣基督比作老子的圣人,岂不是说耶稣也像老子一样是为了圣人而牺牲百姓的权谋大师了?这样的人不该在讲台上“传道”、迷惑众生,而应该去写写《耶稣在印度》之类的小说,为敌基督者做些宣传。
 
回到刚才的话题,深入一层,不管人类如老子的圣人以多么凶暴的态度去牺牲同类和其他生物,也不管他如何热衷于破坏自然秩序和生态平衡……他在更高的意义上,都在躬行着宇宙的最高旨意。忠实担当自己刍狗的命运,仁爱地或乖戾地“为万物服务”,即“把万物推入它本来的宿命”,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人没有能力摆脱生命之链,即便他自杀了,他还是死在链条之中而不是之外?人也没有能力摆脱宇宙循环的锁,即便他胜利了,他还是被束缚得更紧?不管人们怀着恶意还是怀着善意,都一样, 是“在不同方向上以不同功能”在为万物服务?狼即使吃了羊,也是在为羊服务,因为狼吃掉的是病羊弱羊,结果使得羊的种族更加富于活力?这就是我们时代对“服务”一词的特定理解。“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也应该如此理解,方不致使人困惑。
 
有的人愿意“为人民服务”(如饿狼为病羊服务),有的人却不得不被别人服务(如羊不得不被狼服务),因为每个人生物冲动的形态有所不同。正如不同的种族集团相遇,其冲动也会采取各异的方向,有的掳人像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有的被掳像中国人遇到俄国人。正是这些纷繁杂沓的“不同”甚至“相反”,促成了更高水平、更大活性的大同状态。大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经常是血腥的现实。不同冲动、不同意愿,不同意识形态,在血腥的存在领域获得了无情的大同。所以我们说,意识领域不同的国家,在统治人民的时候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倒是经常地惊人地相似的。
 
古人认为“太阳每天都要下降到深渊里”,今人认为“人类的精神习俗也在重复太阳的陷阱”。
心理学家证明“语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所以意识与存在的混用是无所不在的。就拿由来已久的“真理”一词来进行小小的解析,即可证明此点。真理一词是由两个部分合成的:“真”与“理”,什么是“真理”?常人根据祖宗传下的语义,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但这种说法却无法说明真理到底是什么。因此,古往今来有关真理问题的探讨,始终没得出一致的结论。如果把真理一词中的“真”作形容词看待,则只能得出“真理是莫衷一是的道理”这样的结论。因为在一些人眼中看成是真实的道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往往是虚假的道理,最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只得诉诸论辩以外的方法去解决争议。要解决真理问题的歧异,必须还“真”以本来面目:它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所谓“真”就是“本真”,即事物的本相。这样的这里是指事物和存在即使脱离了人的意识依然能存在的那一面相;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形容一种认识,说“这种认识达到了对事物的真实认识程度”,就等于说这种认识揭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真就成为本真,是事物的本相,是不折不扣的名词。而“真的”这一形容词,反是从“真”这一名词派生出来的。它的意思是指那种和事物的本相、本真极为相似的认识状态。所以,当人们说某事件是“真的”,实际上是在说自己对这事件的语言描述符合这事件的本相。
很明显,在概念的构成上,“真理”一词具有双重结构,它是“真”与“理”的复合,而绝不仅仅是对“理由”的一种形容或赞美。在早期文明所拥有的比较健康的观念中,“理”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它指的不是人为捏造出来的一些说法,而是指对本真、对事物本相的一种摹绘。也就是说,在原始质朴的时代,人们发自本能地认为,“理”乃是对“真”的一种表达和描述,在那种文化时代,人们所说的“理”即相当于今天流俗所说的“真理”。那时质朴的人们还无法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歪理”。但是语言的发展把这一切全都颠乱了,人们开始认识到“理”并不对本真、本相的无私摹绘,而是完全可以用来促进自己的私利的一种诡辩。而且,可以用理去折服他者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在谈判桌上可以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从此以后,“讲理”就成了一项专门的技术,而所谓律师就是那种“雄辩胜于事实”的家伙。
 
在语言发展的推移中,各种诡辩的学术应运而生,其最高境界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叫“唯物辩证法”,它把“理的淳朴性”完全打碎,代之以“理的征服性”,理变成了“明火执仗”中的那个“火”,即火把,是用来照亮征服道路的。人们开始反省到理的荒谬性,于是开始用形容词去区分理,把它们分别叫做“真实的理”或“虚假的理”。流俗所谓的“真理”就这样诞生了。
在类似的过程中,“道”也落入了相似的命运。
本来,“道”指的是可以支配和正在支配宇宙的命运力量,是人的知觉无法直接捕捉的力量。后来人们发现,通过人们的嘴说出来的“道”,和人们心灵中升起的“道”,是不同的。人们心中的“道”和作为本真本相的“道”,又有距离。于是,人们困感了。结果只能是对心中的“道”,产生了不信任;对只是在嘴里说出的“道”,谁能不投以怀疑的批判呢。于是,“道”也分化了术,分化为“正道”和“邪道”……但是,我想,在现代人冠诸别人以抬高自己的“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等词汇的背后,“道”的原始意义是否已经微乎其微了呢。古代文明的淳朴创造者,还没有那种想到要故意去设计一种“邪道”,他们的道,还是自然之道、宇宙之道、本真本相之道。也就是说,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的道,他们还相信自己说的话。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只要透视一下“真理”的本义,就会发现真理是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结构,一个是本真、本相(“真”),一个是对本真本相的理解和认同(“理”)。如果我们把“真”看作是存在和现象世界的最高典范;“理”就成为“真”的无私表述者,真与理似可并列为“真理”:它们代表了“存在”和“意识”这两个领域中各自的典型。(尽管并列不等于通融,更不等于混同;不周层次在事实上是无法合流的,我想指出的是:把真和理的这两层放在一起,只是假借罢了;如果要等同二者,正如下愚的精神生活中如此不断地误用,却是荒谬的。道理简单,“真”代表本原、绝对、自在的存在;而“理”则仅仅是表象、意见、看法而已,是相对的意识,是人对真的一个并不稳定的认识。而以下愚的方式泛泛使用“真理”一词,就等于把绝对存在与相对认识混合起来了,这就制造了大量的谬误。文化毕竟不等同于荒谬,在对真理的误信与误用中,实际上隐藏着文化的杀机。
现代哲学的众多流派,不管它把现象世界看作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共同承认一点:即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相对而又有限的;是不完善而又有待改进的……这就是各种“理”的现状,要优于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十九世纪思想的地方(至于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基本上是用于论战的道具。斯大林主义只是列宁主义的教义化形式。而“毛泽东思想”则是教义化形式的延安变种,“邓小平理论”则是变种的“改良”)。如果我们不是谨慎地使用“真理”一词,结果反而是以绝对肯定的方式否定了外在世界可能具有的真实性。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认识丝毫没有达到终极态的可能,至于将来能否达到,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人类的理再是完美无缺、逻辑严谨,还是无可与宇宙之真相合,若贸然以二者等同并论,显然是下愚。
到现在为止,“真理”一词已经向我们的头脑展示了如此深刻的二元性质。
 
关于真理问题的历史纠纷,则起源于对“真理”一词的滥用,起源于混同“真”与“理”两大界域的错觉,起源于人们只顾追求而不惜动用任何辩辞的急切。
我们既然点穿了“真理”的二元性质地,就明白了所谓“杜绝不了的不道德的事”,是一种存在,属于现象的世界,接近于真理两层次中的“真”;而那“不许可不道德的事”这一禁令,却是属于表象世界,是一种意识,接近于真理两层次中的“理”。
如此,则某事不论其违背道德或合乎道德,同属“真”的层次,而批判或赞许则同属“理”的层次。真与理总不相合,也不能说是一件不幸,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经常体现为“不真实性”,尽管它时而拥有改变存在的能力。
例如,把欲望这一“真”一分为二,列入两个“理”为“爱的欲望”和“贪欲”,正和把理分成“真理”和“歪理”,把道分成“正道”和“邪教”一样,是人的意识,其根源是满足那终极期待的冲动。这尽管表现了人类思想的活力,却不表明人类思想是合乎真实的。欲望就是欲望,岂有它哉?只是根据一些意识的教条,人们才厘定欲望的性质为“爱欲”或“贪欲”,只是根据神圣的信仰,人们才把“牺牲万物”和“为宇宙献身”区别开来。
对沉默在现代漩涡中的生活者而言,意识的这些分类有其文化导航的功能,但对一个中立的观察家而言,这却是虚幻的。这一切都是思绪,与宇宙的存在并不相干。存在就是存在。用全面专政者术语说是它“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因此,它本身是属于“恐怖的大同时代”的,尽管它会表现为“不同”和“相反”。不同和相反的显现,说明意识在追逐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互相较量中的真理”?
 
在“真理”问题上,哲学阐释学可谓行家。然而再过一百年,人们将怎样看待哲学阐释学?看待这个解构主义的刽子手?
也许伽达默尔在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那种希望,将是最有预示性的: “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的最初晨曦吗?”(《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这位老人在盼望着最初的晨曦呢!也就是盼望结构的统治,而不是解构的自由?
只是伽达默尔忘记了:尼采并不仅仅“预言未来的虚无主义时代”,尼采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而他所唾弃的上帝,也就是他的祖祖辈辈曾经由之乞食的救主,就是结构的象征,世界的创造者。到伽达默尔的时代,尼采所说的“未来二百年的虚无主义”恰 好过去了一半,这个一半是由尼采主义者们统治的,他们用革命与战争,举行血腥的宴会,招待资产阶级也招待无产阶级,缔造了人类最大的屠杀工具,“革”了数十亿人民的“命”。伟大的导师尼采同志!不论你的党徒叫做布尔什维克还是叫做法西斯或是纳粹或是恐怖份子,不论你的崇拜者是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或是第三世界革命者(中国的那几位我们都懒得点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倒都是些绝望的虚无主义者。用你的徒弟列宁那句著名的绝望语言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如此恶梦般的一百年过去之后,还要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横扫一切?于是人们只能希望,但愿这将是伽达默尔的比喻所说, 是“夕阳的最后余辉”和“红日重升的晨曦”交相吸引人心的时代。这样疯狂的双重引力,却在分裂现代人的精神。
 
在我们看来,夕阳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的象征,而红日则是上帝、良心、文化活动。在我们看来,哲学阐释学及其解构主义,不过是对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的一项补充而已。这正如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确实摧毁了神秘的信念及其对精神 客体的信仰,从而开辟了虚无主义的思想墓穴甬道,哲学阐释学亦不失为虚无主义交响乐中对应于技术统治的那一组和弦: 所以“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伽达默尔如此坦白地写出。
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效果历史论”的意义,对“意义实在论”者来说,是毁灭性的也即是虚无主义的,在此,效果历史论非常接近韩非在《五蠹》中所指责的“儒以文乱法”。当然韩非的解释是直线性的因果论的:“儒以文变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事实上,很难以逻辑推论说清楚,其间的因果关系,例如人主的礼待儒侠之辈,到底是乱因呢还是乱果?
但韩非描绘的现象却是清晰异常的:“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这是一个“效果历史”、表演意识和大众明星宰制人类精神的时代,“宣传小册子满天飞”代替了“经典治国”,结果是把小册子奉为经典。例如,好像是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这样的小册子混编欺世盗名也不够轻薄,于是干脆来个《毛主席语录》才名符其实。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干脆让位给希特勒《我的奋斗》,因为我的奋斗岂不就是“高级物种如雅利安人或先锋队组织的统治”?
 
在我们看来,客体在意识中的消解,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病,而已构成文化革命(即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文化屠杀)中的一页血腥命运。例如,在“颠倒历史”的闹剧中,就可以明晰感觉到“效果历史”正在沐猴而冠的先锋队(纳粹叫“冲锋队”)脚下绵延不绝,“破四旧”的结果是用石器时代的玩意儿(如集体游行、广场检阅等等)取代了铁器时代的古董。除此之外的“重大的突破”并不存在。
正是在世纪之交,可以解答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著名难题了:“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一切理解中效果历史要素的根本洞见具有了可能。”(《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当然,不是根据他的解说,而是根据五百年来西方精神堕落的抛物线。
要透彻理解现代阐释学的性质,必须缕一缕它的前身“古典阐释学”。像现代文化的各个分支一样,阐释学也扎根于“中世纪的黑暗中”,它最初是“文献阐释学”,目的在于考证、整理、注疏古代的文献包括世俗的与宗教的。后来,“教义阐释学”开始兴起,主要围绕对《圣经》的义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所说,理解的现象和理解者正确地解释现象,不单单是所谓“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专门问题;自古以来,这些现象就催发出种种神学上的和法学上的阐释学。与其说这些阐释者家具有明显的科学理论特质,不如说这些阐释者是与依循科学的法官与教士们的实践活动相适应的,并为这种活动提供依据的。
 
对比一下中国传统中类似于阐释学的那种精神方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文献阐释学较为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派,它主要是以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文献(欧洲的古文)为对象;而所谓教义阐释学则更近于汉代的今文经学派,它主要以基督教二世纪的希腊神学文献(欧洲的古文)和中世纪拉丁文化(欧洲的今文)为对象,和中国的今古文之争这两套方式类似,希腊与拉丁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而现代阐释学,即所谓本体论的阐释学(其代表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与王弼等人的玄学经学派以“易老之理”去解释儒学经典的做法,获得了各自历史的相似性。这也可以暗示,“效果历史论”的历史意义,正是一种解构的功能,它展示了某种类似玄学洞天的效果,最终必将导致文明结构的全部夷平。
而从历史所提供的事态看,正如哲学阐释学的诞生是个渐进的、反复折磨的过程,玄学经学派的诞生,也潜伏在东汉的今、古文经学的长期论争之中。而以玄学本体论去解释传统的儒学(而非道家)经典,恰恰是魏晋玄学迈出的决定性杀戮。这一步与其说是与两汉经学(包括今文、古文 两大学派)之间实行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两汉经学以玄学形式的最后延续。因此玄学经学派也构成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中介点。也因此魏晋玄学成熟的标志,不是王弼、何晏等先驱人物的解易,而是向秀、郭象等人的解道(《庄子注》)。
可以预见,哲学阐释学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它之后,现代文明必将走向剧烈的变革,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五百年的西方传统。这将标志,某种异源于欧洲也就是“结构外的”思想方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全球化的世界在整体上不再单恋认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
那时,中国思想对世界精神的价值,就仿佛是佛教思想曾对中国秦汉精神曾经超过的作用:提供新灵感甚至新规范,我们如此寄望于中国思想,即使中国思想在中国灭绝一如佛教在印度灭绝,也不能杜绝上述可能。
 
(另起一页)
 
十、禁忌的哲学
 
哲学根本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学徒们(如替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实践论》的延安秀才们)灌输给中国学生的那样,“是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道理简单,因为同一客体反映在不同的头脑中何以得出不同的哲学?可见,哲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而不是客观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客观论,其实是为了强化社会控制而施展的障眼法。
这显示出,哲学家们无不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批判他人学说时,是相对的、开放的,他们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是绝对的、封闭的。不如此,便无以完成颠覆任务。
批判时刻的态度是毫无顾忌的,而建立时刻的态度则是充满禁忌的。这仿佛一个人,青年时无顾忌,晚年则充满禁忌,哲学家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接近死亡的时候,所以庄子嘲笑书籍是古人的糟粕。如此看来,《资本论》实为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糟粕。文明也是这样,文明越古,禁忌越多,所以近代中国不祈求野蛮之火燃尽禁忌(破四旧)的丛林,就走不出来。可惜文革在破四旧之后,树立了比铁器时代的四旧更旧的新石器时代的偶像崇拜,从灵魂深处完全彻底地毁灭了中国。
 
在文革政权的偶像崇拜里,暗藏许多禁忌,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许多禁忌中的一种。为了说明这些禁忌的合理,党校干部进一步发明了某些学说细则。他们把这些叫做“真理”、叫做“哲学理论”,甚至叫做“学术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诡辩。这堆“光辉文献”问世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证明政权的合理性、其规范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任何学术的目的。
禁忌原本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是当它已经被作为“客观存在”给供奉起来了,那个社会就死定了。因为面对“客观存在”,你再也无法用诸如“好”或是“坏”这类形容词去批判了。相反,“存在的偶像”(“存在决定意识”)则是嗜血的,他要求牺牲品,来证明自己是“比真理还要大的存在本身”──这就是“客观论”的奥秘!
那么,除了上述的政治需要以外,“客观论的存在的偶像”还有什么道理盘踞人心呢?
 
作为一种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别发达的生物类型──人,他在生活诸相中找到了“因果关联”,然后,又从生活的体验出发,进行类推和观察,于是发现了“宇宙中的因果关系”。不巧的是,人们是通过对“果”的记忆和认知,去追寻“因”的,而发现因果之间的联系,不得不仰仗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联想力。就此而论,“果”是记忆活动的结果,“因”是理解活动的结晶,“因果之间的联系”则是人的思维过程。
 
我们常常注意到,社会的文化积累过程,和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明显不同:文明具有一种显著的“集体表象”性质,因此它比较抽象,排除了许多个体生活体验中的歧异部分,而仅保留其共相部分,并且是可以“传播─接受”的那些共相部分。因此,在个人面对因果关系的独特理解中,生活体验成了主要依据;但在文明这集体表象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上,生活体验的重要性让位给了某种可以“传播─接受”的共相部分,这种共相部分进而被描述成“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奇怪,人怎么能够发现“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实际上,“脱离人”不过是“脱离个体”的托词,因为真正脱离人的宇宙,人如何能够知道?归根结底,所谓“宇宙体验”仍然是基于社会横断和历史纵向的体验,甚至“自然科学”的原始出发点,依然不外乎人的历史经验,没有积累就没有科学。宇宙既包括自然又包括社会。而从生活的眼睛去观察社会和自然,其同为生活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因与果”、“宇宙与生活”互渗交融的“统一场”。人,始终生活在“场”里,超越,只是从“场”的这边滚到“场”的那边罢了。
 
相对看,在宇宙体验(如科学)的领域内,因果关系较少依赖个体人格而较多依赖集体人格,而在生活体验(如艺术)的领域内被发现和证实的那些因果关系,则更多依赖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因此,与前者(如科学)相比,后者(如艺术)难以定量定性地予以分析。不难发现,与科学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相比,艺术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较难把握。因此,生命界(包括文明界)中的因果律,不同于物理界中的因果律。在这里,语言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两种“因果律”并非同一种东西,但由于语言之故,人们用同样的名号(因果)加诸它们身上,使之背离其初衷而趋同,结果赋予二者“相似的性质”。
 
“世界及其意义”就这样产生了!
例如,有一种虚幻的误释可以混淆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区别。而基于“前世报应”的学说其实起源于印度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功能,其基础是一种哲学认识,认为生命形式之间具有生死相转、轮回相替的关系,如一种生命死后其灵魂投胎另一种生命,如此循环不已。以此为前提,印度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这种动物世界和生命世界中不断轮回的无谓过程,这种意向在佛教的理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前世报应的学说并不基于轮回的哲学认识,那就是虚幻的误释。如果只在语义上尽量切近这种古老的南亚认识,但其认识内核却是西方式的历史判断、并不承认生物之间具有轮回关系、并不承认人间具有轮回关系,那无异于张冠李戴。
其次,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差别造成了新的异样,那就是基于个体和基于群体的差别,在轮回观支配下的前世报应学说中,个人或生命个体是中心角色,个体的生命行为造成的后果,引起报应并由他自己在轮回过程中经历另一种生命形式时,默默承担,因此,行为者和受应者是同一的(同一个灵魂)。他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历史观念制约下的报应学说中,个体隐退了,群体突出了,个体不再具有不断轮回的生命机能,他变成孤立于群体的“分子”的,他只构成种族生命之海的一滴水,他的行为后果因此不是由其灵魂在来生转世形式下承担,反而是由其他的个体生命来承担,就这样,行为者与受报者不再是同一的,个体责任变成了群体责任,于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人生哲学的内在核心。
如此一来,模糊个人责任的暴君暴民思想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因为受到报应制裁的,将是种族群体或整个生命链,而不再是罪恶累累的行为者自己,所以在泯灭个人责任的专制制度下,没有个体的希望,因为没有“灵魂的拯救”这一前景,于是虚无主义和肉欲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个体生命的终极解答。
而在轮回观或是“上帝审判观”的支配下,生命则怀有拯救的希望,或是超脱轮回之苦、进入解脱之境,或是被圣灵提升到天国去,所以个体生命不会随同自身死亡而完全终结,希望因此成为永恒的盼望。
 
对拒绝相信轮回或是天国一类“超级生命机能”人来说,“解脱”不可能是灵性的超然,而只能是肉欲的现实,否则就是无谓的。面对这种无谓,他只会觉得可笑而不会害怕“报应的累积”,他知道在唯物主义暴君的专政之下,即使自己的行为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后果,那后果也不会像因果报应那样丝毫不爽,而经常是“好人受罚,坏蛋得势”,“罪与罚”的承担者极少是暴君自身,也不会是他的灵魂(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灵魂),而只能是他人,是那些被陷害的生命……至于所谓“报在子孙”倒是迟早的事情,只是那些受害者的子孙就一定得到“好报”吗?
 
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只有“现世报”行之有效。
所谓“现世报”,在中国民间谚语中是一句诅咒人的话,指的是一个人的罪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报应,而不是等到他死后由别人替他受过,也不是由他的子虚乌有的“灵魂”代替他肮脏的肉体承受罪孽之报,如印度教所设想的那样。
“现世报”比前世报应和来世报应优越的地方,在于他是原始的诅咒,不需要借助各种“高级”宗教的死后生命观来支持,同时它也不需要借助靠不住的法律和“社会正义”伪装代表。你既可以据此说它是“披着现世精神外衣的宗教希望”,也可以说它是“对法律和社会正义还有残存的信任”。这种复杂的心情,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脆弱面与矛盾,但同时也透露这比单项的前世报应或来世审判,具有更直接的吓阻力,它不同于宗教神学的是,更富于“习惯法”的特征而较少“成文法”的特征,这与中国人重惯例而轻条文的“非契约性格”也是一致的。
但“现世报”的观念也导致人们片面地追求现世成功。唯物主义暴君之所以急于“破四旧”,拆毁轮回观念和上帝审判的基础,正是如此迫切地基于极权统治的需要。然而急功近利的暴君行为既已撤去轮回报应和上帝审判的利斧,在其夺取政权之后也就缺乏威慑群众的利器了,所以只能仰仗“不断整肃”恐怖活动来“进行统治”,其权术秘密是用“剪韭菜”的方式来对待国民,只让心智不全的国民存留下来,其余的,或处决或镇压或监禁或管制或流放──暴君们知道,即便你真心承认所有生物都在积累着前世报应的“欠债”,但只要这笔债务不需要自己去偿还,那就没有人会把这笔债务“萦系在心”。当人人都得知了“可以借贷而不必偿还”这一暴君暴民社会的通则时,人们会开始拼命借贷而后宣告破产,让人去替他偿还。
在这种暴君暴民社会里,陷入了反复“轮回转生”的周期性内乱的,是民族命运的生命链,而不仅仅是个人灵魂。虽说个体生命原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但他毕竟拥有独立的意识,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可以推动命运,因此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位”,对他来说,别人(如暴君)歉下的债务要由他来偿还,这是毫无道理而且无法予以接受的。 荒诞无理的强加,不能鼓起他的理性精神,只能加强他的复仇意志,他因此尽量借债以便抵消暴君的勒索,结果让更多的无辜者受害,在唯物主义暴君的草鞋之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变成了“前人挥霍,后人还债”,现今在中国,整个种族群落以至生命链条,已经就沦入了这种意义的“债务之战”中。
“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这不仅是生活体验的法则,也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
 
现代人是一种很容易感到上当受骗的生灵,因为他看到言不由衷的空头许诺太多太多了,可悲的不是死亡,而是为骗局献身,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骗局,牺牲了无数人命人权,结果只是造就一小撮官僚富豪。充当精致骗局的牺牲品,并不是“勇敢”,而是“智能低下”,如此看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其实被更为精明的权术高手所利用,做了智能较低的“基本队伍”。
“前人的帐要后人偿还”的债务循环,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莫大悲剧,甚至构成了某种“法则和惯例”,“寅吃卯粮”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难道是对各种被视为“因果关系”的思想,所做的一个“革新注解”吗?
人们已经习惯了“祖宗欠下的帐要出子孙们来偿还”的民族悲剧,所以人人逃避重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自己欠下的债必须由你自己偿还”的个人责任,无异让人重复还债,等于是加倍偿还。
 
只有当独裁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模糊的“集体责任”(例如对文革进行所谓“集体忏悔”)和“历史责任”(例如对于大量血债仅仅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历史决议”就一笔勾销,从而逃避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独裁者想到很快就得自己偿还自己的债务时,他才会比较审慎地欠债,而不会恣意修建行宫。如果当独裁者想到自己甚至要为债务付出高额利息时,他又怎会欺男霸女,纵情声色呢?那样一来,过度借债对他就将是一条畏途,就像沾染恶习的人对高利贷既依赖又憎恨。
前世报应或来世报应说,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低效甚至无效,是因为在科学主义的迷惑下,现代人已经被眼前利益引诱得发了狂,人们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甘愿一搏,何能顾及他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丘之貉,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显示了自己的真正内伤,那就是“缺德”,环境破坏、生物灭绝,使得传统的禁忌哲学成了杯水车薪,疯狂的“两头孪生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用羊骨头羊内脏来喂牛,结果使得“疯牛病”席卷全球。
 
两头孪生主义的怪胎(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头怪胎”)的各个族系,无不想用“哲学改造生活”,然而其努力却没有一个是好的,要么无效(实用主义),要么昙花一现(纳粹主义),要么适得其反(斯大林主义)。
比哲学更有效的禁忌力量,往往来自生活本身。半开化的德国诗人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才是常青之树”,现代社会中,危害生命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本身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涵义,例如艾滋病八十年代开始威胁人类放诞的自信,其世界规模令人震骇,比一切巨星更加耀眼夺目,但即使这样两头怪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然对之视而不见,“埋头抓经济”,毒品和卖淫,堪称上述这两头怪胎的两条怪脚,疯狂滋长艾滋病的世界旅行。
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引起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后果。
 
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间接产物,因为反战运动是嬉皮士和性解放的直接产物,而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性解放是艾滋病传播的有利武器。毒品和卖淫(性解放)的杂乱无章和亲密接触,赐予艾滋病空前的机会;在人们的性欲获得普遍解放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却受到了彻底的禁锢,医学革命的成就激励现代的“溱洧之风”(即“巴比伦─罗马─西晋之风”,也就是末世的淫乱之风),遍布全球。溱洧,是古代郑国的两条河流,每年春天,男女在此自由性交。《诗经国风》的《溱洧》一诗描写的古代郑俗的这一淫奔风习,与现代中国的“花儿”流行地区,有些神似,可能花儿也是此类古代遗俗。当溱洧之风鼓荡起来的时候,没有道德说教能够阻止它,甚至法律惩戒也不足以减弱它的势头。可是,最后致命的杀机以“自然惩罚”的方式来了,对性解放的热潮泼上了彻骨的凉水。
 
是文明过程,使人们形成了性的禁忌。促成这种禁忌的动力,众说纷纭。历史表明,各个文明都有其性禁忌松弛时期,其特征正如现代性解放开始泛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显示的,是典型的“知识普及·理性发达”的时代。这与中国历史上性禁忌松动的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代晚期,与西方历史上的巴比伦统治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十分相似。可见“知识普及·理性发达”往往是和道德败坏的淫乱,紧密相连的。更严重的是,现代的人们还掌握了淫乱的补台技术,如避孕、堕胎等手段。性禁忌的传统理由仿佛不再能够成立了,人们看到自己不必为性的放纵付出高昂代价,就开始以越来越大的幅度逾越禁忌:当禁忌的根源(即灾祸)消失的时候,禁忌的堤坝一触即溃。
结果直到艾滋病的兴起,人们的头脑开始逐渐冷静下。艾滋病击溃了现代医学神话,也就瓦解了破坏禁忌的集体冲动。艾滋病不是人间力量,自然就是“天意”。而在那些接受神能者的心目中,它也许就是超自然的造物主前来人间恢复道德秩序的天使,只有杀手才能建立禁忌和纪律忌。反过来,如果现代人不能从技术上克服艾滋病以及更强大病毒对人类放肆行为的惩罚,那么人类就必须保存某些道德。否则现代的艾滋病及其后继者就会像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疑为鼠疫)一样,制约社会发展。如此看来,如果说性自由、性解放是一种借债的话,那么艾滋病及其后继者的流行就成了还债过程。人们对那种由别人或后人去代劳的还债的行为后果可以漫不经心,但是对自己必须亲身为之还债的行为,则本能地慎重起来。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是比任何神道设教的道德规范,都更有效的禁忌来源。因此,“黑暗势力”是比“光明理论”更强大的道德禁令,它并不试图说服什么,它甚至并不直接命令人们去做什么,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的“禁忌哲学”则是苍白无力的,它如果仅仅具有现世的集体主义性格,则只能导致虚伪的“言行不一”,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而对你死我活竞争着的战国人民却既无理性说服力,又无感情的诱惑力。现今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片面追求利润和效率,以便在激烈的经济战争中获得上风、压倒群伦。谁还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不良后果?即刻获利的“追求”才是重要的。这种“破坏禁忌的态度”与唯物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成的。
 
生命既然诞生了,就有它的局限,有了局限,就有了自己的命运。生命无法抗拒命运,因为命运不是外在的,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样前来敲门,命运就在生物自己身上。
艾滋病毒是外来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人体发生作用,如果人体不是这样,艾滋病其奈人何?击溃了人的抵抗意志甚至改变了人的文明观念并重新创造一个个价值标准的,其实是自己,所以无神论者说人自己就是神,有神论者说人是神造的或神支配的,其实只是“代词的用法不同”,在不同宗教之间,这一“代词用法的不同”就更为明显了。
 
(另起一页)
 
十一、世纪的杀戮
 
广义的宗教徒即信仰主义者,包括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否定了人类认知能力以外的“神”,所以也是一种信仰主义。有神论者认为神是神圣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是个骗局,其实他们都在讨论自己不懂也不可能弄明白的“神”。
现在我们脱开这种传统的对立,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有神论的宗教现象”,不难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宗教不仅揭示了人的原罪,而且体现了人的原罪;“宗教的原罪”主要的不是来自它的欺骗性的一面,而是来自它神圣性的一面。因此无神论者攻击神是个骗局,并没有击中有神论宗教的要害,而“上帝信徒的信仰表白”才集中体现了宗教与信仰是一个“人生最集中的罪恶渊薮”;而按照这一逻辑,越虔诚的信徒,其实就在宗教形式的原罪中就陷得越深:因为,每个试图用信仰来下注的赌徒迟早都会陷入这一罪恶的,不论他输或赢。
 
巴斯卡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问题是,不论我们持有性恶观点还是性善看法,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信仰型的罪恶”。我是这样考虑的:对彻底的性善论者而言,神几乎是个奢侈品,是个不必要的东西,人只要消除社会的弊端,放任自己的天性就可以达到至善。但对性恶论者而言,人却生而带有原罪,人既如此龌龊,那么人所创造的一切,岂不也是原罪的产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活动”(仪式、教义、神话),甚至包括多少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神明、上苍等等)。
例如,有些宗派领袖所注释发挥的大乘佛教的宣传,就十分清楚地凸现了“宗教的普遍原罪”,宗教的原罪来源于,它一定要把“人性的喧嚣”,用“超我与利他的彼岸义理”武装起来,再披上逻辑的铠甲,闪着普渡众生的火花……但所有这一切花样背后的动机,却与宗教自说自话的神圣性,背道而驰。同样,博爱的宗教家们,在对待宣传另一种博爱形式的“异端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最大的不博爱。例如加尔文之杀害塞尔维特,就很过分,其恶劣程度大大超过加尔文经常痛斥的罗马教廷,直比杀害耶稣的犹太人大祭司。实际上加尔文当时也正是日内瓦的大祭司。
这说明,“原罪”在竞争的时候才获得充分的展现,而揭示“争夺信仰市场及其构成的竞争压力”,是“揭示宗教原罪”的最佳途径之一。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原始的小乘佛教(现主要流行于南亚和东南亚)注重哲学思考,而后来居上的大乘佛教(主要流行于包括蒙古、西藏、朝鲜、日本在内的中国和东北亚)却由于混进了不少萨满教的东西而更多宗教神格的意味。
有的佛教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是一种全职的宗教,而小乘教却首先是一种哲学。也许正是基于此,所以大乘教自诩能超渡所有的人,而自目为一种“大乘”。而有些新兴宗教出自现代性的传道需要,更是对大乘佛教的内容作了不少手术,进行现代化改造。例如取消繁多的大乘佛教神话,进而把教义抽象化,使之更为现世化和世俗化。
 
大乘教和小乘数的区别,是佛教内部分化的结果,但我们真正感到兴趣的,不是大乘教与小乘教在实践方面的区别以及它们在义理上的争论,对我们的论题更有启发的倒是,主张大慈大悲的大乘教,竟然容不得小乘佛教或南方佛教的拯救理论,以致到了要把小乘教称为“在本质上是违反佛教拯救一切人的愿望的”。这种态度多么像是批判罗马教廷的新教,变得比天主教更加独裁专断。这样一来,无疑否定了以下的说法,即大乘佛教(以及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利他性格,因为连同属释迦和耶稣门下的同宗都容纳不下,怎会真的具有普遍的救世性格?
法国律师,后来充当“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在信念上认为自己是“在完全无私地为人类服务”,但在行为上却容不得自己的亲密战友,不断阴谋杀害革命同志。这种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充分揭示了“利他性格”的庐山真面目。
生活已经告诉了人们:越是强烈的利他动机,就具有越是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裹在里面;而越是富于利他辞令的宣传,也就越是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动机。正因为如此,大乘教充满比小乘教远远虚伪和远远虚幻的空洞许诺,它在群体性更强的东亚而不是个体性更强的南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想必不是无缘的。“大乘”好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无我境地,实际上是“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甚至是太阳神教的一种变相和伪装。
 
有人认为“大乘佛教中《法华经》上所指出的佛的目标也是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达到悟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更清楚表明了“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这里明显有“一种意志的存在”。这意志包含着某种强制倾向,甚至是“精神奴役的要素”在内,完全违背“涅槃”的教义,竟然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这便是精神独裁的思想内核:以所谓“达到悟性”的说辞,来掩饰“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而不论人们是否具有佛那样的天性和资质,就标出这样一个唬人的投标数额!这样就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接受精神上的宰割?
在精神生活中正如在肉体生活中,不仅“所有的人跟佛本身绝不一样”,而且所有的人彼此之间也无法一样。抹煞生命的这些差异(天性上的不一致),而要求所有的人一样甚至“跟佛本身一样”,这简直近乎“恐怖主义”!
除了精神奴役,上述要求还包含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如果所有的人都可能跟佛一样的话,那么还需要佛干什么?如果人性具有无限良善化的潜力,那么有无“佛的超度”、“佛的开启”也就无关宏旨了,如此一来,佛,与普通的教师还有什么区别?于是,人人得而佛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世俗生活的示范作用,就可以。成为“神汉”、“神棍”、“宗教作家”、“职业传道人”了。在可塑性的鼓动下,所有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育成佛,或出于本能而努力进入佛界。可惜事实正好相反,结果所有的人在天性上和遗传上跟佛并不一样,强求他们“跟佛一样”才会造成真正违背自然的不幸后果,而不能达到理想的终极期待。当然,这种毛病并不限于佛教,事实上,任何一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消弭自身的这类困境,这是由人性中的“完美主义”造成的恶果。
按照这类可怕的理论,菩萨被描写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救世主,他不顾别人的意愿而强行实现其超度的意志,这种以意志为务而不是以消除意志为务的“菩萨”,其实造就独裁僭主,尤其许多出身卑微的大救星,极力培养自己的“弥勒佛”(即未来佛)性格。而我们知道,这种性格在中国的帝国时代曾经触发了多次流氓革命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弥勒佛精神”驱动下,社会冲突白热化了,造成大量的流血。为什么中国人人容易接受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就很接近弥勒佛宣传,很接近大乘教所宣扬的“解放之路”,无独有偶,比中国好不了多少的拉丁美洲也流行所谓“解放神学”,直接把马列主义主义用基督教神学包装起来,还有那位参与政治暗杀、写下《狱中书简》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也是解放神学的先驱。仔细体察一下,这种富于讽刺意味的“结局”(杀人的佛,不为基督死而的牧师),是宗教的世俗解放论很容易导致的。热情越高,结局越惨,因为它抹煞了人性的不齐,“向着解放的道路迅跑”,跌入奴役到死的陷阱。
 
所谓“摆脱不了‘小我’拘束的人就失去了逐步树立起‘大我’的过程,有的人就失去了可行的道路”,正是独断论的宣言。事实上,这个“可行的道路”已经成为“树立大我的斗争之路”,是强制他人摆脱小我的死亡陷阱。这种陷阱虽然具有哲学的掩饰,但其在社会功能上比军阀统治更加严酷,因为,它是握有笔杆子的军阀,是握有枪杆子的弥勒佛。古代暴君不过“钳民之口”,现代僭主则要“消灭人的活思想”。例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布,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挖掘人的活思想,然后消灭之。
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大自然给每个人打开的道路是不同的,正如人的面目与性格千差万别一样。为什么要在这种天然不同的丰富性之间强行一致呢?强行一致只是出于“控制他人”的需要,只是当一个社会面临解体时,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肉体黏合剂”,而根本不是精神世界的法则,而是动物世界的法则。 分清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假定说,仅仅因为一种精神比较高级,而把持了这种精神的社会势力就具有强求统一的特权,那么,这是文明的不幸,是癌症晚期现象。独裁精神的统治其最严重的后果,是使这种精神本身堕落,堕落到人性的水平线以下──在其“普照”之前,率先沦为巴结世俗秩序的弄臣。这样的例子很多,各种一度强大的精神运动,在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都以各自的步态,走完了自己的堕落之路。
后果很清楚,“在宇宙背后并包含整个宇宙的那种法与大我”,由于它过于自信和急于强制的态度,必将成为一条精神绞索,这是一具近似汉代官学和天地崇拜的精神枷锁,它扮演着从反抗者到压迫者的连锁角色。反抗的成功使它不可抑制地想去压迫,而压迫过程则使他自己的精华逐一毁灭。原先的解放军,现在变成了相反的东西。
 
还有一个高论也值得警惕:“菩萨界是达到佛界的过程。”按照教义,菩萨界充盈着救世热情,因此未能脱俗,而佛界则是脱了俗的忘我境界──包括“我”的两层次:小我与大我。为了达到纯粹的佛界而通过不纯粹的菩萨界,难道不会阻塞通向佛界的道路?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而进行的全面专政”,最后造成了最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最僵硬的阶级划分。
在这里,“菩萨界”(全面专政)与“佛界”(消灭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像是人们常常提起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我们看来,手段的公正性是重要的:恶劣的手段必定毁掉良好的目的。正如,以强制为务的菩萨界,会毁掉全然解脱的佛界。人性的反应,往往是渴望运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但最后常是迷失于前者并糟蹋了后者,正如在民间信仰信条中,我们被许诺说,炼狱尽管是可怕的,但通过炼狱的痛苦可以换来天堂的幸福,但弄到后来,其逻辑结论就变为:人们必须为了获得天堂的幸福,而甘愿忍受无穷无尽的现世苦难!然而到头来呢?人们发现那美妙无穷的净土、佛界、目的、共产主义,竟是虚设的、没有的,剩下的只是崎岖的道路和不光彩的手段。总之,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活本身──“生活的目标”则消失在血腥的生活过程之中了。世纪的杀戮开始了。
 
人们得到许诺,但发现那是空的。而为空虚的许诺,人们却走尽了崎岖的路,人们最终只是在菩萨界里生生灭灭……或者作为菩萨而驱策群众,或者作为群众而追随菩萨,谁梦想有天能走完这永远过渡的时期而进入佛界?他一定大失所望。凡是相信成佛的人,是永远享受不到成佛的福份的,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始终只是在菩萨界甚至畜道中轮回着,而且还得始终面对这样的危险:为了他在菩萨界中犯下的种种罪过,而沦落到比畜道更低的处境中,成为普普通通的凡人,甚至成为“阿修罗”、成为“畜牲”,成为“饿鬼”、沦入地狱。这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实际上就是“人类寻求超我的历史”,经常在我们身边上演。
人们先是迫于现实的苦难,而受到了精神的诱惑;然后又在精神的鼓动下,从事现实的改造;最后则在改造现实的活动中,迷失掉了原先的精神目标……所以到这一圆圈走完时,我们只能说,精神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意志,以至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物欲。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好像残花败柳。所以人们便说,精神的归宿在于物质,宗教的归宿在于社会,小我的归宿在于大我……但这些胡言乱语的人能够说请“大我” 是什么?当然不能,人们只能在“小我”中挣扎,即使伟大的舵手也是如此,他的与众不同只是在想象中把“小我”冒充“大我”, 并用“皇帝的新衣法”号召八百万红卫兵都来观看。
 
确实,在人类的精神中,我们看不到新的出路,即使竭尽全力对各种教义和学说进行改装,并提出了神明一样的精神目标,但这种努力却只是愿望而没有可行性,因为人类依然是动物,即使可能的超人,依然是动物,而且可能拥有更多的动物性。例如,双手沾满了“坏人”鲜血(也是红的,而且可能更红)的“毛菩萨”,指给红卫兵一个古老的彼岸,但却只有一条死路通向那里,没有人去过那里,没有路导向彼岸,而为虚妄的彼岸挤压现世,并无意义。
这并非古人之过,缺乏可行性,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向不可能的东西挑战。”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达不到佛界(纯粹的精神目标),尤其无法在群体规模上、时间持续地“达到”,但仍然需要来“神道设教”,以便麻醉群众的精神,免得他们犯上作乱,并保证“小我服从大我”,尤其因为,大我其实是没有精神的死尸(“大我的精神”其实是各种不甘寂寞的小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不论我们把这种“向不可能的东西挑战”的人性特点,评价为弱点还是评价为优点,它存在并影响我们文明的历史倒是真的,这一点,初听起来很荒诞。
 
由于食物的充足,人拥有了很多剩余时间,因此需要填补自己的生存空虚,于是各种文化活动被逐渐发展起来。像某位“中国佛教的天台大师”,把菩萨的境界分成了五十二个等级,其作用也原出于此种填补空虚的人性,还利用人性中的好胜争强的倾向,驱使人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去。
这种状态,与其说是强调精神领域的探索能力,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虚荣和繁琐,甚至是把社会的等级制度化入精神领域的一个实例。这不是个孤立的问题,而广泛存在于各种号称“精神”的领域中,例如喇嘛教和各种世俗的思想运动。
菩萨台阶制发挥的是社会心理上的功能,与个人灵魂意义上的台阶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个人的灵魂本无台阶之可言,就是有,也不是人们的肉体如脑子可以想出、嘴巴可以说出的。这种“爬级学说”只要稍加变幻,就很容易被一些连不懂礼义廉耻都不懂得的动物给滥用,加强社会奴役和思想控制。
 
两相比较自可发现,“佛界”是个精神范畴,而“菩萨界”充其量是个实践的范畴,这两者其实同时在人的身心两面各自发挥作用,而并不是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对人的身心起着同一作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人只能在精神上进入佛界,在身体上是永远也抵达不了佛界的。照此参看,难怪虚无主义思想伴随着科学发现流行起来了,因为“天国净土”只对“灵魂”有用,可是到底有没有“灵魂”还是个疑问。那么,“天国净土”对人的肉体生活也就是动物生活的价值,也就聊胜于无了。
然而,社会意义上“大我”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天国”,唯物主义的天国带给现代人的,不是“恐怖和希望”,而是“空虚的空虚”。
 
社会控制意义上的教义系统,不仅对现代人是个罪恶渊薮,古来的各种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堕落?宗教控制意义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论这一控制系统及其“神明”拥有多少理由,但毕竟只是人的理由而不是神的理由,人造的宗教和神明,当然不免沾染上“人的原罪”,千百年来的神学家们,故意忽视的恰是这一要点。他们首先是把神予以人化,再把人予以神化。这种错乱,固然有利于在“人类动物园”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学说势力,但结果却把相对之物(如自己的思想)绝对化(神的启示)了。
而在教义绝对主义的帷幕下,其实掩盖并活跃着人的血性,但神职人员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把人性的某面抽出,无限延伸,奉之为万古不易的圭臬与律法。结果,不是造成僵硬就是激起了对立面,于是,多种教义的争端开始萌发,搏斗趋于白热化。
 
(另起一页)
十二、存在与意识
 
二十世纪的文明正在经历一阵前所未见的痉挛,社会的、科学的、精神的阵痛,摇撼人间。从经济观念到诗歌哲学的广泛振荡,超越以致泯灭一切边境的躁动,许多 固定的东西瓦解了,许多铁定的结构离异了。这种富于戏剧效果的大格局,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认。但上述骚动,究竟是新生命诞生临产之前的悸动呢,还是注定要死去的事物在垂死之前的抽搐?抑或二者混杂,兼而有之?对此,各种看法或截然对立或旁敲侧击,围绕当代命运的这一轴心问题,各种思想、学科,油然而生,似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始撕裂人们的肺腑,形形色色的惨叫回荡在全球上空,人们困在现代文明的幽谷中,四散奔逃,各自寻求生路,各种步入极端的变态反应,化作“哲学”甚至“宗教”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生命是“存在”,而各种哲学所说的“尊严”,各种信仰与宗教所指示的“生命价值”、“人生幸福”等等,却是一些意识的产物。诚然,在存在和意识之间架起桥梁,是人的智性本能,但在智性范围以外,这二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分际已定,因此存在决定不了意识正如意识也决定不了存在,唯物主义的荒谬正如唯心主义的荒谬一样显而易见,不论这个唯物主义是机械的还是所谓辨证的。
最为明显的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唯物主义者述说出来的自然规律和他们的伦理观念之间,展现了一条人为的鸿沟,他们无法一以贯之,常常拒不接受按照他的哲学逻辑(人是物质)必然推出来的那个伦理学结论(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体物质的作用),这说明思想处境之艰难。
再以“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来说,也充分体现了思想的艰难处境:把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错误。技术成就是针对存在而发,它以改善生存状态包括心理或是精神的状态为目标,而伦理行为却是针对意识而发,它以管束意识以减少社团内部的摩擦为目标。与此相应,技术成就和伦理行为所凭藉的条件完全不同,技术成就通过知识的进步予以积累,而伦理行为则是人的生物存在和人的文化存在之间的一个社会妥协物,因此无法通过知识的进步来积累,相反可能因此遭到破坏,即,因为拥有强大的技术手段而拒绝妥协。
 
社会的特点基于人的特点,而人的特点又基于人的遗传素质,从这个特殊角度说,人的伦理行为在不小程度上是一种“先验的知识”,受到人自身固有的生物压力的限制或推动,个人和集团对此是无力抗拒的,甚至人群动员全体的力量、“整体的意志”要想改变它,也只能是加剧了它而不是削弱了它更不是改变了它,因为人的伦理行为不是知识与文化,更不是技术与科学。
然而这意料中的事,对于乐观主义者却可能带有“致命的性质”,这种致命性不是来自道德含义,而是来自生命性质,不是源于意识,而是源于存在。
 
在现代文明中,人们依据本能力量的而发展而做出的伦理反应、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技术的积累、知识的发展,形成日渐扩延的距离,于是传统上围绕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而体现并大致稳定的那种比例,开始被打乱了。
这种错乱,造成了传统伦理和价值观的分化与移位,形成了某种所谓价值多元化的格局。其实,价值多元化,这体现为百家之学的争鸣。
各种对立思想的逐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从其漩涡里飞腾出了所谓“生命的尊严”,代表了生命中心论,尊严感因此成为现代规模上最广泛最模糊的价值观,它是自我中心论的扩延,是建筑在现代竞争的巧妙宣传上。
 
原来人是借助现代文明的展品,来满足自己最原始的自我中心论的视野,从个人、集团,扩展到整个人类和泛泛的“生命”如动物保护主义,如此巨大规模的自我中心论,经常出以利他主义甚至“殉道”,其实,它同样逃不脱“反宇宙”的嫌疑。“生命的尊严”怎能用来反对其它的生命呢?
生命的尊严怎能构成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共同基础呢?
在“生命尊严”的口号下,去贬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会不会忽略了其它生活者如许多深受人类之害的动物植物的尊严?
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生存如果失去了技术,也就失去了继续的可能。原始环境无法供养如此批量的大众。
 
和国家主义相比,生命主义的价值观显得宽泛而模糊。在强调生命至上的同时又强调生命的平等,是可疑的。如果人的精神不能像佛教讲经故事的“以身饲虎”那样充满怜悯(萨陲太子为了从饥饿的母虎口中救下羸弱的虎仔,避免食仔的悲剧发生,就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如果古代太子的风范不能行于今日的大众社会,那么“生命的尊严”岂不正是作践生命的元凶?
鼓吹生命的平等性,对人和人的文明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还是一个无聊的点缀?
以生命主义的概念去指控技术的发展──其性质何异于异端裁判所的教义去规范科学发展?
那是否是企图用某种精神现象去统治其他精神现象?这与科学主义试图用技术的铁拳去砸碎艺术和信仰的独立存在一样,是否侵略了它种领域?
 
人的精神发展,具有多面性,是并存而不是替代的。
例如,以伦理为尺度去衡量技术发展,可以将之分为善恶两种,但反过来,以力量为尺度去衡量伦理,则会产生大伦理和小伦理、强伦理和弱伦理之分,其绪论必是主张小伦理服从大伦理,强伦理并吞弱伦理。在技术的力量尺度下,没有善恶的分际只有大小强弱。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培根时代的英国人则说“知识就是力量”。两段话体现了世界观的两个走向:前者“知识”一词显然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先验知识,走向上帝,因此,“信仰”便成了达到照亮这种知识的光束。而在英国人那里,“知识”一词则是以力量为基础的技术知识,走向自我,因此,英国式的知识不是以信仰的回归为基准的,而是以追求力量的运动为归宿的。而从现代人的观点去看这一切,不论是圣经时代的世俗观念还是培根时代的世俗观念,仿佛都陷入了“过”与“不及”的知识陷讲,知识陷阱的错误是把人类精神的半个圆去充当整个的圆,尽管现代生物遗传工程已在着手改造生命的遗传特征,置“生命的尊严”于不顾,甚至嘲弄了人类的自尊。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遗传工程甚至可以大规模地改变生命存在的形态,哪怕这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控。
如果有一天,遗传工程将获得“创造生命”而不是“改造生命”的能力(于是促使新物种的诞生),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达到了能够创造哪怕只是合成生命的程度,那么在这样的科技力量面前,这种能被随意改变并合成的“生命”还能拥有什么尊严呢?──生命的不可代替性消失了,生命的尊严也就没有了。
于是,生命也是一种特殊自然物,即人创造出来或说通过人体现出来的自然物。“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生命”的传统看法,正在日益沦为笑柄。新一代的试管婴孩会起来宣布:“生命与其他任何东西,并无不同。”即使撇开遥远的科技发展前景,仅仅是现代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局面,就已经使得生命的传统价值大大贬低了,例如,自杀性恐怖袭击这一战争方式的风行,说明“生命的价格”已经是可以通过抚恤金的价码来测量的了。在多灾难深重的社会里,生命不再是“没有任何等价物”,相反是最为廉价甚至如同垃圾般的废弃物,对于几百万人饿死、几千万儿童营养不良、更多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无家可归、死于沟壑,已经不再是预言家的超现实的信念,而是连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自己也无法全然相信的现实了。
 
人的生命,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首先必须控制自己的数目,不要使它像是印得太滥的钞票那样,超过合理的水平线而致使自我贬值。和野生动物相比,驯养的动物就是比较无法保持其“生命尊严”的,因为它的生命是主人恩准并维持的,驯养动物因此是为了他者的目标和利益而生、而死……抛开宇宙生活的这一严格价值律,而去空谈“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是否有些“反宇宙”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反生命”的嫌疑呢?至少,这是流于所谓“个人利己主义相似的生命中心论”了。这种“生命利己主义”说到底,还不是人自身固有的自我中心观的一个延伸?
科学主义现在已经独揽人类精神王国的狂热,以其忽视人性的倾向遗害深远而使自己成为有害的东西。但是,如用贬斥技术力量的生命主义去取代它,就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生命主义和科学主义一样,没有能力统治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特别是类似近代西方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印欧学研究开始的、严重佛教化了的生命哲学(例如叔本华、尼采),甚至不能以比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现象的两面性。例如尼采的生命观,由于受到“欧洲人新发现的”佛教─印度教教义和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夹击,狼狈不堪,原来的基督教背景土崩瓦解,变得浮躁不堪……
至于生命哲学以外的哲学系统,其概念面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主要成果,更是无所用心,这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相片,因而并不能激起人们的活力,反倒使得生命的能力萎缩在思想的桎梏下面。一种可悲的状态,即在所谓“宇宙生命”的旗帜下,无情抑制著人的生命,这种精神表现是西方文明在其“敌基督的五百年来的长途跋涉”的辛苦中,逐渐积累的疲劳所致,形象地说,每克服一个障碍,敌基督的力量不是增长一步,而是衰微一分,结果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困境,难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尼采要把自己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敌基督》(《Antichrist》不应该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那样翻译为“反基督徒”,而是“敌基督”的典型称号)。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时代精神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一个“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分赃),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掠夺),仿佛他们知道,任何创始的行为,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做出合理化的说明。文革的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那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做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得不像满清的仁义道德一样,开始使用明确的暴力,开始“吃人”。
它创作了各种道德的说教,比宗教的蛊惑犹有过之,为了突出伟大导师的前无古人,就需要烧毁一切前人的著作。这才能鼓励“对于一个师范中专生的无条件信仰和无条件依赖”。这位师范生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后,逐步封闭了所有大学。
 
人们对信仰的过度依赖,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实际是个躲避,这正显示了他们生命力在衰退的时刻需要休息。在类似文革政权那样的时代,由于革命、试验、制度和政策的全面惨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使得举国迷狂,这样,生命力的衰退,不再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它不是突发的,而是在整个文明史上带有转折的意义。文革政权体现的没落状态确实深刻,把整个民族连同拖入毁灭,这种深刻还表现为,文革政权已不再停留在公然宣布自己是野蛮的这一点上,而是深入一步,把自己的没落变成一种“哲学”,把自己的衰老贮存到一个新型乌托邦的洞穴里去了。
当人们大寄希望于乌托邦的时候,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存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迫依赖某种杜撰出来的“思想”或是“主义”的补药,来维持自己的活动水平了。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当陶渊明写下他的《桃花源记》的时候,中原文化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那时在佛教文化和五胡势力的侵袭下,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南北朝”的分崩离析中。同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代表了欧洲犹太人的绝望挣扎,在这之后,欧洲犹太人不是走向集中营,就是走向以色列,而不得不把他们在欧洲进行了两千年的殖民活动,做出总结。尽管《资本论》超现实的奇谈怪论,不论在审美的深度还是在滋补的热度上,都不亚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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