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8, 2017

谢选骏:1957年的中国右派的历史定位

1957年的中国右派的历史定位
谢选骏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总结从来都是由“后一个朝代的人”写的,因为后一个朝代的人在总结前一个朝代的历史时,才可能获得相对的言论自由,以及由于置身事外而拥有的超然立场和客观角度。
现在,“反右斗争”过去了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名存,但已实亡;我们这些在那个时代以后出生和成长的人,可以开始写写这一段历史了。

(一)右派人士形形色色,成分复杂
1957年反右运动,北京大学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处决: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被处死;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76年被处死。物理系学生吴思慧1970年被处死;哲学系学生黄宗奇1957年被处死;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70年被处决。
19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
如此庞大的受害人数,他们在历史上具有一个怎样的定位呢?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右派人士的成员十分复杂,所以他们的历史定位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同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于其他方面,则形形色色。
右派人士虽然作为“反右斗争”的受害者是一致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施害者、积极分子、为虎作伥者。因此,许多右派人士在1980年代陆续“改正平反”后,就有不少继续害人,甚至变成了著名的左派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所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运动”,是他的军事集团在控制了中国大陆以后,打着“追求进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维持其统治权力的、反对进步与继续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反社会行动”。
我来粗分右派,大致具有以下成分来源:
1、共产党内民主派,王蒙、朱镕基……等。
2、中共的同路人,章伯钧、罗隆基……等。
3、中共看不顺眼的顺民。
第三类虽然包括了大多数右派人士,但他们基本属于放弃了“抵抗暴政”的遗民、顺民。若非如此,他们早就会在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消灭了。例如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受害者,根本活不到反右运动开始的那一天。
《从一些“右派”的改造经历看1957年反右》(“党史博采”2016.10,作者:胡新民)说,在《作家文摘》报评出的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中,有一本诗人邵燕祥写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于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作者记述了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特别是“摘帽”以后的经历。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显然就是写出了“顺民的故事”,大家不妨找来,作为史料一读。
2016年4月14日,河北的《沧州日报》刊登了一篇纪念3月21日辞世的原沧州地委书记郭枢俭的文章,标题是《一片丹心为人民——深切缅怀郭枢俭同志》。郭枢俭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77年底获得改正。他在2015年写的《我当右派二十一年》中,记述了他的右派生涯和“摘帽”后的工作经历。
这两位当年的右派分子,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省黄骅县的同一个农场——中捷农场劳动。当年的右派分子,大都有着相似的接受“改造”,或者接受“教育”,或者是“下放劳动”,甚至或者是与广大转业官兵、农场员工一起搞“建设”的经历。然而,他们的感悟感受又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大不相同。
——因为,右派人士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他们来源不同、成分复杂,后来的命运也大相径庭。

(二)案例之一
下面,我们可从网文《1957年:人民大学的反右斗争》,看到右派人士具有的毛派渊源——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高潮期间,全校大约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19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谢选骏指出:因为她本来就是毛泽东的走卒,总不能挖自己的祖坟。这一点后来在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身上,也得到了再现。)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民大学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佩琦就去找到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佩琦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3篇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佩琦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了。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佩琦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做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担任了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三)案例之二
网文《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则呈现了另外一个侧面——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老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刑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北大学生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政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是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教养。1986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唯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1994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肉体折磨,但他仍然成为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主席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到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批遭到处决的基督徒人数,也就是第一批1950—1953年间遭到共产党处决的10690人,和第二批1957—1958年间遭到共产党处决的2230余人,呈现的就是两个时代的殉难者:第一批主要是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他们因此无法活到反右运动;第二批是共产党曾经的同路人,他们因此活到了反右运动及以后。
(四)分析之一
韩战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共产党“政府”逮捕。国内伪“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这一切都对“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很大。基督教叛徒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重庆神学院院长、基督教叛徒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了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文中最后的结论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基督徒变成了共产党。
另外一些吃教会饭的“领袖”,则在共产党“政府”发出三次威胁之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之道、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的话,吃饭的教会就会被彻底摧毁。于是他们因着吃饭的需要,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了信仰上的背叛。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公开加入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了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当然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因为他的影响太大,共产党还是决定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基督教的叛徒倪柝声还是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
其他更多的“基督徒”,则在压力下现出了原形。其中还不包括本来就是共产党很早之前派遣、渗透在教会中的地下秘密党员。这和他们在20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升任全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才亮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要红卫兵给周总理打电话,证明自己其实是共产党的特工。他的秘密身份暴露后,只好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改革开放”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继续从事特工。
叛徒或是内奸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根据“政府”的指示,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是经特务头子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并由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直接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共产党的扶持下,三自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卖主的运动。
当时全国约有10,000间教会,8,000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才能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成了“反革命”。到了1951年4月,签名者达到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下自己姓名的基督徒有41.6万余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一半。
谢选骏指出:从《圣经》角度看,中国基督徒虽然叛徒众多,但还有相当伟大的一面。因为毕竟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基督徒拒绝了变节投降,选择了殉道者的命运。
(五)分析之二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说: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灵魂事件和中国大地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属灵争战。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无神论的极权者到来时,却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
共产党的价值,就是让所有知识分子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会被折断。连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所信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曾宣称的“信仰”就这样轻易跌倒了。这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了耶和华神。但亦如圣经所言,即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他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教会史上、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敬畏的篇章,就是在“三自爱国运动”中,上帝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也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了家庭聚会,拒绝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1949年后共产党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生生的传统。这不是靠着人的道德、血气可以坚持的,因为许多骨头比他们更硬的人都屈服了。这是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超自然的保守,才可能成就的神迹。
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曾被称为“护教士”。在1950年代,共产党中国的教会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共产党中国基督教之“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他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了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年底发表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
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一个根基。
这两篇文章,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已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都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
对基督的信仰,成为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从此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召开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传道人林献羔。
谢选骏指出: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说明,如果不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至少是顺民,是无法正常地活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开始的。所以,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补发工资以后,有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只有像王明道这样在1957年以前就落网的传道人,还会出人意外地拒绝出狱。共产党“政府”用了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带拉地扔出了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可是他们誓死不从。
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迫于舆论压力,点名要求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于是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可以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我必须顺服“政府的判决”,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
后来邓小平下令,不管他认不认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于是在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把它扔到大街上,在他身后关上黑暗的大门。
(六)结论
其实,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的恐怖政策,比反右运动是更为凶残的。正如1983年的“严打”,其实比1989年的六四屠杀更为凶残、文革又比这两者更为凶残。
上海的主教龚品梅神父,在1957年以前的处境下就公开反对“三自运动”。后来,他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共产党中国”也就是所谓“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告:“共产党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事实证明上,在1954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开言论比他更清醒。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没有“正常活到”反右运动的开始。随即,共产党在全国天主教会内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到1955年,中共就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逮捕。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政治逼迫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逮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反右前的恐怖政策”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还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真正基督徒。反倒是针对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的基督教叛徒。虽然,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其实是反右运动之前的扫尾工作,基本上与反右运动无关。
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坚持基要信仰的基督徒。1957年后,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了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的背主带来的咒诅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了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三自领袖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上述基督教界的情况,其实也是整个共产党中国的一个社会缩影。
据此分析,“1957年的中国右派”,其“历史定位”应该是:惨遭共产党利用、玩弄、揭发、批判、斗争、蹂躏、下放、劳改、虐待、整死、处决、株连的“共产党的走卒、同路人和顺民”。
在后来的1964年“四清”和1966年“文革”中,这一“利用、玩弄、揭发、批判、斗争、蹂躏、下放、劳改、虐待、整死、处决、株连”的程序,从右派分子转向了1957年制造右派分子的党组织成员,把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他们,也都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在这一整人程序之下,大家发现,原来“所有的共产党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1976年以后,连中共首领毛泽东本人都遭到其党徒的“三七开”,无法逃脱大卸八块的历史审判,变成了“纪念堂里”的“蜡肉”。
1980年代,他那位自称“毛泽东母狗”的妻子江青,先是遭到共产党自己判处无期徒刑,后是被共产党自己“自杀”于秦城监狱。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影。
这也是“1957年右派”的缩影。
缘此,我给予1957年的中国右派以上述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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