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27, 2017

谢选骏:“十四年抗战”承认井冈山卖国  







网文《“八年抗战”为何改“十四年抗战”?》说据中国媒体报道,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修改,2017年春季全面落实。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德国之声就此采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

   

    德国之声:为什么之前一直说是“八年抗战”,现在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刘江永教授:我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但是,在我来看,我认为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进行的全面抗战,就是中国全面的抗战。那么,现在改成十四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在这个部分已经掀起了抗日战争的局面。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我认为有它的合理性。从九·一八日本已经入侵中国了,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的抗战,日本也没有全面的侵华,但是,抗日战争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那个抗日联军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抗战,但是一直在东北地区坚持抗击日本的侵略。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张作霖和蒋介石实际上是撤到关内来了。就是说,并不是全国的、包括蒋介石的共同抗日,而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的抵抗运动。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就是说把东北抗联这一部分也纳入抗战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十四年和八年,我认为它的区别只是,从局部的东北的率先抗战、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民的、全国的抗战,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变化。过去讲八年抗战主要是从全面抗战这个角度讲的。

   

    当然,作为教科书来说,我认为,如果在讲授的时候,应该使学生更加地明白这个过程。同时,过去有八年抗战之说,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四年抗战之说,如果说比较准确地讲,抗战的确是十四年,但是全面抗战是八年。总称起来叫什么?我个人有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叫做“全程抗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国共合作前的东北抗日战争,整个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略投降,这个应该说是十四年的全程抗战。全程抗日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全过程。那么,1931年开始了抗战,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导致也是全面抗战。“全程抗战”的名词概念现在大概还没有用,但是我认为要解释更清楚,全面抗战与全程抗战应该有区别。全程指的就是1931-1945年,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但是在地理上来讲,它有个全局和局部的区分。

   

    德国之声:请问最早的时候把它确定为“八年抗战”,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刘江永教授:我认为主要是国共合作,全面地开展了抗日战争,并且对日宣战。我想主要是这么一个考虑吧。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国民党并没有抗战。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上井冈山,重点是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打内战。那时候五次反围剿以后,中共就率领着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1-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反围剿的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当时中共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所以没有中共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到1934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长征,1935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1936年“双十二”,这个时候国民党停止内战,搞了叫做国共合作。这个时候是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全民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所以那时候说八年抗战主要是这个意思。

   

    德国之声:您支持“全程抗战”的概念······

   

    刘江永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要说清楚、就是一个老师要讲清楚,那必须说得很明白。就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那是十四年,全程抗战。这样能自圆其说。



……



谢选骏指出:“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实际上承认了“井冈山精神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因为,就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就在江西成立了苏联的傀儡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配合日寇分裂中国。



详情请看以下文章:





謝選駿:“井岡山精神” 是賣國主義的精神



2011614日,中共新華網頭條發表《胡錦濤總書記論井岡山精神》文章,要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奢侈浪費及各種腐敗現象;其目的在於促民生、促穩定、促增長。



    其“閱讀提示”說胡錦濤總書記一直非常關注和重視井岡山精神。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角度論述井岡山精神的科學內涵、時代價值以及如何弘揚井岡山精神,弘揚井岡山精神與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關系與價值取向。總書記關於“井岡山精神”的重要論述值得我們很好地體味、認真地領會、切實地貫徹、全面地落實。今天我們仍要牢記井岡山精神,傳承井岡山精神,光大井岡山精神。

   

    ……

   

    《胡錦濤總書記論井岡山精神》的出籠說明,中共幹部們十分缺乏歷史常識,從一開始就被他們自己編造的“中共黨史”給自欺了。

   

    實際上,“井岡山精神”是一種典型的賣國主義的精神:“井岡山精神”用紅色割據製造國難,配合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大舉侵華、炮製蘇聯殖民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傀儡政權,為此後中國民族的多災多難,奠定了頑固的基礎。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軍閥造國──現代南北朝的原理》所指出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僅僅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趁機在江西瑞金縣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滿洲國”更早誕生。這把插在中華民國後背的尖刀,使得中共政府陷入兩線作戰的絕境;幾千萬中國人民遭到屠殺。

   

    1931年蘇聯在中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日本在中國建立了“滿洲國”,1945年蘇聯迫使二戰的戰勝國之一中國,割讓外蒙古,使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隨後,毛的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其一場典型的蠻族入侵,十分類似的歷史上西戎、鮮卑、沙陀、女真、蒙古、滿州、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佔領和“國有化改造”。

   

    將游擊戰術發展為游擊戰略的毛澤東,則是從江西井岡山附近的土匪身上總結發展游擊戰術的。毛澤東從對江西積弊幾百年的匪患進行深入的調查,發現利用復雜山林地形進行縱深的游擊戰術是土匪屢剿不清原因。游擊原則致勝的基礎在於,一是夠廣闊、復雜的地形縱深;二是靈活、出其不意的轉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規模、深層次的擾襲、消耗攻擊。這三條基礎原則是游擊生存的基礎條件,缺一不可。

   

    而毛澤東本人,就是蘇聯帝國主義一手扶植起來的漢奸走狗。

   

    張雲初《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一文指出:讀史可以明志,讀史可以糾偏,讀史可以解惑。近日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一文(實為《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的第一章《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謝選駿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頗。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個青少年時期都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長期經常受到黨的教育,包括國內外形勢的教育,特別是關於蘇聯問題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為鄉村小學學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國的“父親和導師”(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蘇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龍雲三條大罪全是反蘇)……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親近,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似乎比天安門的紅燈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偉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為“參加工作”後的我,從前受的關於蘇聯的教育又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彎,我們認真聽廣播,學文章,什麼《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什麼《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什麼“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我才知道,原來蘇聯在長期欺負我們。不說修正主義的赫魯曉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現在又撤專家又逼債,還在我們邊境外屯兵百萬;就是早在斯大林時代,甚至早在江西時期,我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就受到斯大林派來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輩(據說有二十八個半從莫斯科回來的馬馬維奇)的排擠打壓、無情打擊,而我們的毛委員堅持獨立自主,創造性地開辟了中國革命之路,終於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義會議上,才戰勝了莫斯科派來的李德、博古,確立了領導地位,從此才把中國革命引上了正確道路。雖然以後莫斯科還多次干涉中國革命,如派王明回來取代毛澤東,如什麼斯大林阻撓“宜將剩勇追窮寇”,主張國共“隔江而治”,然而我們偉大領袖“不可沽名學霸王”,不聽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進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張雲初說:“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對中蘇關系問題也是一知半解。據說沈志華先生近年根據俄羅斯的解密檔案,澄清了中蘇兩黨關系的重重迷霧,有心人可從中去探尋真相。今天我提出這個話題,是從我個人說,原來在中蘇兩黨問題上,我們一直都在受着瞞和騙。在中蘇兩黨關系問題上,受瞞和騙最深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先生與莫斯科的關系問題——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張聞天……,長期排斥打壓建國前從未去過莫斯科的從山溝里出來的毛澤東,毛澤東長期抵制來自莫斯科的錯誤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路線,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成為了中共領袖,奪取了革命勝利。一句話: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

   

    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才知道: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毛澤東,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是斯大林為主宰的共產國際精心挑選、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傳的中華蘇維埃領袖。

   

    下面,僅摘編該文要點於下:

   

    1927年,莫斯科《共產國際》、《革命東方》等雜志廣為轉載介紹毛澤東為農民造反叫好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譯東是享受此殊榮的中國黨第一人。毛澤東隨即晉升為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開始,毛澤東名字頻頻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真理報》贊揚毛澤東上井岡山當“山大王”的行動,稱“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義的”,毛澤東是“極為出色的領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得到了莫斯科的認可,被推舉為主席,一躍成為蘇維埃中國的最高政治領袖。

   

    1932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搬來江西蘇區,博古等排擠毛澤東,妄圖送毛去蘇聯養病。然而俄國人對毛澤東情有獨鍾,蘇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指示中共中央:“……絕不同意將毛澤東送到蘇聯養病,因為這樣做不僅極端危險,而且也不利於蘇區內部的團結。”

   

    1933年以後,中共臨時中央繼續壓制毛澤東,擬把毛澤東蘇維埃主席連同政治局候補委員都取消掉,但蘇共中央領導人最後圈定的名單里,毛澤東從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提升為9人政治局正式委員。蘇共十七大代表大會上,當時在莫斯科的王明公開宣布:“在以毛澤東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澤東關於蘇維埃的報告單行本。王明為此極為興奮地通知中共中央,稱該書中文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

   

    1934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文件稱毛澤東為“年青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富有才乾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在注重統一宣傳口徑的斯大林體制下無疑是具有特定含義的。

   

    19357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毛澤東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名譽主席台爾曼的後面,成為享有如此殊榮的唯一中共領導人。大會後,蘇共喉舌《真理報》長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一一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

   

    19351月遵義會議給予毛澤東的地位,傳統黨史認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聯絡、違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種決定。楊文認為,恰恰相反,這正與莫斯科重視毛、肯定毛、宣傳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時來改組中共中央,無疑會選擇毛為中共領袖。

   

    19367月初,莫斯科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國,長期以來,黨史宣傳說莫斯科派王明是為了取代毛澤東。楊文以資料證明,王明回國,不僅沒有搞掉毛澤東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澤東推上名副其實的中共領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為准備召開的中共七大而“改造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的決議中,王明提議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張聞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澤東,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體政治局委員簽名贊成。這顯然並非王明本意,而是執行莫斯科的安排。毛與王的矛盾斗爭曲折復雜,非本文主題,從略。

   

    19387月,季米特洛夫接見即將回國的王稼祥,傳達斯大林的主張,“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要樹立領袖的權威。

   

    19389月,王稼祥回國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傳達莫斯科指示後,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康生、陳雲等提議推舉毛澤東為總書記,就連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稱:自已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周圍。

   

    1939年春,一把手總書記張聞天意識到自己應當讓位了,“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當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決定了。”進入1940年,張聞天實際上把“總書記”的各種權力統統交給毛澤東了。

   

    △毛澤東終於成為了中共最高領袖了!

   

    張雲初確信楊奎松文章有關史料的真實性。張雲初相信毛這個“蘇維埃領袖”確由斯大林、莫斯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裝出來。張雲初十分不解地是,這樣的真相為什麼長期被隱瞞?有關人士為什麼要篡改歷史,編造歷史?張雲初最後憤怒地叫道:“沒有斯大林,沒有莫斯科,就沒有‘偉大領袖毛澤東’!”張雲初不知道,毛澤東其實就是高歡、石敬瑭一類的漢奸兒皇帝。毛後來與蘇聯的沖突,就像吳三桂和滿清蠻族的沖突相似,是狗咬狗,不是民族解放。

   

    我們注意到,人類學家托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經指出,以匈奴為代表的內亞游牧國家的組織表現為“帝國聯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處理外交事務時,它就是專制國家,而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也就是說,北亞游牧國家的政治構造,是一種軍事專制政體與部落聯盟的復合體,部落聯盟的基礎,仍是其傳統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維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論”看,這正是一種酋邦(chiefdom)形態。

   

    同時我們相當驚訝地發現,這種“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的“酋邦”,正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概念的來源!

   

    在歷史上,隨着這些“酋邦”的勢力一步步深入漢地,游牧國家便逐漸轉向全面而徹底的專制政體,在處理內部事務中曾經居於主導地位的部族傳統,逐漸讓位於漢式官僚機器。這就是從酋邦向國家的進化。在這個過程中,部族傳統的利用與揚棄,值得特別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鮮卑代北集團部族傳統的一部分。從考察直勤制度出發,我們可以嘗試着探尋北魏國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變化。

   

    在現實中,而中共政治脫離蘇聯模式的發展,與北魏的漢化過程顯然具有某種相似性。那是迫於中華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讓步,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北方蠻族和共產主義的逃亡,而不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歷史自覺。

   

    綜上所述,“井岡山精神”顯而易見是賣國主義的精神。

   

    二十一世紀蘇聯已經滅亡,還有人要來倡導蘇聯扶植的“井岡山精神”,那才是緣木求魚的“最後斗爭”。

   

    這是最後的斗爭,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失敗!

   

    20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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