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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

谢选骏:哈佛大学里印度人的伪证


网文《哈佛教授:长期太穷或太忙会让你变傻》说美国一个跨学科团队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这项研究是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者协作的典范。
研究的主导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他29岁时就因出色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50万美元奖金;主要合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沙菲(Eldar Shafir)。研究成果最早在美国阿斯彭论坛上演示,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新书《稀缺:为什么拥有太少后果会很严重?》中发布,尚未出版时就进了《金融时报》年度必读十本商业书籍榜单。
这个研究源于穆来纳森对自己拖延症的憎恨。他7岁从印度移民美国,很快就如鱼得水,哈佛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济学,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后被返聘为哈佛终身教授。而立之年就几乎拥有一切,他觉得惟一缺少的就是时间,脑袋里总有不同的计划,想把自己分成几份去“多任务”执行,结果却常常陷入过分承诺、无法兑现的泥潭。
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会去找各种时间管理“圣经”反复研读,但“天才”穆来纳森把正在做的国际扶贫研究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竟发现他和穷人的焦虑惊人地类似。穷人们缺少金钱,他缺少时间,两者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即便给穷人一笔钱,给拖延症者一些时间,他们也无法很好地利用。在长期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匮乏的状态下,人们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追逐,已经垄断了这些人的注意力,以至于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因素,造成心理的焦虑和资源管理困难。也就是说,当你特别穷或特别没时间的时候,你的智力和判断力都会全面下降,导致进一步失败。
研究进一步解释,长期的资源稀缺培养出了“稀缺头脑模式”,导致失去决策所需的心力——穆来纳森称之为“带宽”(bandwidth)。一个穷人,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不得不精打细算,没有任何“带宽”来考虑投资和发展事宜;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为了赶截止日期,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而没有“带宽”去安排更长远的发展。即便他们摆脱了这种稀缺状态,也会被这种“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很久。
穆来纳森的研究,对社会阶层理论和国家政策、技术发展模式乃至个人时间管理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以下试举几例——
例一:美国共和党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主持再分配来支持穷人。穆来纳森却证明两党都错了: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福利以脱贫。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得个人能保持正常思维,有尊严地奋斗。
例二:时间不够怎么办?传统时间管理原则是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而穆来纳森研究发现,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判断问题的心力不够;利用片段时间和多任务解决方式,反而因分心加强了焦虑,导致无法专心处理主要任务,加剧拖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办法是,减少多任务干扰,求助外界辅导,分割问题,从而淡化处理问题的焦虑。奥巴马除了休假,每天还要抽一定的时间来锻炼,你比奥巴马还忙?
例三:我们每天都处于信息过载中,很多人被微博信息轰炸得无法判断问题,所以一些人开始用“戒网”的方式来摆脱信息过载。事实上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恰恰是“有效信息”匮乏的恶果。在一个严重缺乏公开信息的社会,一旦技术带来部分的信息开放,会造成“饿汉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有效信息稀缺的时代,有“看到字就觉得很重要”的毛病,尚无法处理高浓度信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回到信息匮乏状态,而是建立辅助性信息筛选机制,帮助自己挑选重要信息。有趣的是,微信因为是同仁、同事间的互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筛选作用,所以微信在中国的发展会慢慢超过今天的微博。
穆来纳森的研究刚刚开始,他关于“稀缺头脑模式”的警示,是我们这个信息和人口爆炸、平均时间和资源都加速减少的时代的一盏指路明灯。
……
上述论证似乎头头是道,但却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事情:那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穷人和忙人总是占有多数。也就是说“穷”、“忙”是一些相对的概念,“穷”是对社会底层的描述,“忙”是就生存状态的总结。
没有多数穷人,就没有少数富人,没有多数忙人,就没有少数闲人;而文明就是创造于富人和闲人并进一步被富人和闲人所创造的。基于这个事实,而得出一个“消除太穷或太忙”从而让人“不傻”的结论,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乌托邦思想。
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由于带着印度文化在从事科学研究;也就因为印度文化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烙印,而失去了平衡和常识。也许为了矫枉过正其种姓思想的余孽,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社会具有结构的存在。
这就使其论证流于某种意义的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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