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30, 2016

谢选骏:六朝乱世绝响并非欧洲文艺复兴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的主题艺术,于2016年9月30日起在纽约展览,展出100多件中国六朝时期的陶瓷、雕塑、书法和绘画作品,其中许多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艺术品都是首次在美国展出,其中有不少甚至从未在中国展出过。
27日的媒体预展中介绍,“乱世绝响”以檀香山美术馆为首站,于今年4月至8月在夏威夷展出。“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六朝乱世中,艺术家们的非凡成就与智慧奠定了其后历代的中国艺术瑰宝,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的文化艺术。”过去20年间,考古发掘出的各类六朝艺术品,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去了解这乱世400年间的历史与文明,并讨论六朝时期的艺术精髓。
……
“乱世绝响:六朝艺术,三至六世纪”,这个题目取的好。
可惜的是,其中说“公元三到六世纪的六朝……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确实搞错了对象,把“六朝”这个类似于东欧半壁江山拜占庭帝国的秦汉南边半壁江山的六朝(东吴、东晋与宋齐梁陈),错当成新文明开端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了。
在中国历史上,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的,乃是新文明全面展开的唐宋时期,那时第二期中国文明达到了鼎盛阶段。
众所周知,六朝正如拜占庭帝国,正如北朝类似于欧中世纪……那时,西欧与北朝的确种下了新的要素,但其收获,却要再过一些日子。

谢选骏: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毛发稀少

谢选骏: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毛发稀少

网文《为什么人类的身体几乎没有毛发?》说,毛发减少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
(谢选骏指出:但是,真的如此吗?)
(一)
仔细观察你的亲友,甚至陌生人。有没有发现奇怪的地方?
不要观察他们的大鼻子或奇怪形状的眉毛。看看他们身上的毛发——或者哪里不长毛。
这可能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身上毛发较少。但是当我们把自己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和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相比时,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人类是唯一毛发如此稀疏的哺乳类动物。
和毛发浓密的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所有其他的灵长类不同,人类的皮肤大部分都是裸露的。这是我们进化的结果,尽管毛发有它的好处:它可以隔热、保暖、保护皮肤,某些情况下还是一种有用的迷彩。既然它有这些优势,那么为什么人类在进化中失去了大部分的毛发呢?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第一个告诉公众人类起源于像猿类一样的祖先的人。他也奇怪为什么人类的毛发如此稀疏。
(谢选骏指出:这说明,“进化论对此无解。”)
“没有人认为皮肤裸露对人来说有任何直接的好处;所以,人体不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失去了毛发,”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写道。
他提出我们失去大部分毛发是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偏好毛发较少的异性,所以毛发较少的人变得更为常见。
但是,这不可能解释一切。在出现对少毛发人的偏好之前,首先人类要开始失去毛发。人类最早的祖先人族(hominis)长得像猿类。毛发对他们来说很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在寒冷的夜晚保持温暖。
一定是出现了某种力量,推动人族在进化的过程中失去毛发。

(二)
数百万年前,几个人族族群在地球上迁徙漫游。它们包括320万年前的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也就被称为著名的化石“露西”的族群。
这些人族长得像猿类。露西非常像黑猩猩,除了她可以直立行走,脑子也稍微大一点。她的皮肤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是她很可能毛发浓密。
不过,在两三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在空旷的平原上居住。这就意味着每天他们要经受数小时炽烈的阳光。
大约同时,他们开始捕猎,吃更多的肉类——而空旷地的猎物更多。人类迁移至空旷地区可以解释人类的毛发为什么会减少。
1990年代,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它可以计算出人族在空旷地带生存需要减少多少毛发。如果大脑的温度过高,人族的思维过程会受损。
(谢选骏指出:这难道意味着草原和沙漠地带的人思维最发达?难怪他们老是能够发动袭击,毁灭森林边缘的农业民族。)
如果人族身上长满毛,他们就无法快速散热。惠勒的推理是发生了两个相关的变化,让我们的祖先保持较低的体温。
其中之一是直立行走。这意味着只有上半身被阳光直接照射到。但是,人族也开始长距离奔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追逐大型猎物直至它们筋疲力尽。但是这也可能导致他们体温过高。为此,他们需要减少毛发——以帮助排汗。
人族与黑猩猩一样体毛繁盛,无法承受中午强烈的日照。因为无法打猎或觅食,他们就只能躲在树荫下,浪费数小时宝贵的时间。同样道理,现代的黑猩猩也躲在森林的树荫里。
而与之相反,英国牛津大学的塔玛斯·大卫·贝雷特(TamásDávid-Barrett)说,原始人可以通过排汗来“散热”,这一能力帮助他们在中午也可以活动。
“能够花整个中午寻找伴侣或与敌人战斗成为他们的巨大优势。”他说,“排汗是前提,而高效率的排汗就需要身体大部分地方没有毛发。因此,排汗成为一种有用的功能,而减少毛发也变得有用。”
按照理论,人类依靠体毛少和排汗旺盛的优势可以延长捕猎和追逐富含营养的大型猎物的时间,这最终帮助我们获得所需能量,促进大脑的发展。
(三)
如今,人类是现存排汗最旺盛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有500万条汗腺,又名外分泌腺。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帕克校区(University Park)的人类学家妮娜·加布隆斯基(Nina Jablonski)的估计,人类一天最多出汗12升。
加布隆斯基说,虽然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出汗,但是它们的汗腺密度比人类低很多。接近人类汗腺水平的少数几种动物也是因为同样原因进化的结果。
比如,热带地区身手敏捷的赤猴就拥有大量汗腺。“它们之所以拥有相对高密度的汗腺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保持凉爽。”加布隆斯基说,“不过,它们并没有达到人类的程度,并没有失去大部分体毛。”
然而,在惠勒提出了他的观点后,我们发现人族早在进入空旷环境生存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直立行走。露西可以直立行走,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气候变化,迫使人族进入森林较少的地区生存。
这就意味着直立行走可能并不是毛发减少的主要原因。人族尚未开始大量奔跑。
然而,直立行走在人类向炎热、空旷地区迁徙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便利条件。
直立行走以及最终的跑步能力后来成为人捕猎和躲避肉食动物的重要优势。此时,直立行走有可能促进了毛发减少,反之亦然。
“你的毛发越少,双足站立的优势就越大。而你直立的时间越长,你减少毛发所得的优势就越大。”大卫·贝雷特说,“这两个因素可能是互相促进的。”
(谢选骏指出:这是否意味着,多毛的白种人双足站立的优势比不上毛少的黄种人和黑人?多毛的北欧人双足站立的优势又比不上毛少的地中海型人?)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人族何时开始认真跑步的。一支已经灭绝的人族的身体结构表明他们非常适合奔跑。
180万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现直立人(Homo erectus)。他们双足站立,脑容量超过了他们的祖先。直立人也是首批冒险离开非洲的人类,他直接是我们的祖先。
这符合加布隆斯基的观点。“毛发减少和汗腺增多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开始进行,都发生在人属(Homo)早期的进化过程中。”
关键在于直立人的身体为奔跑进行了大量的调适。他们的跟腱很长,这是黑猩猩和大猩猩所没有的,细腰和窄肩让他们的身体和头部可以独立摆动。
到此为止,情况开始变得明朗。不过,排汗降温的假设还存在一个不符合大卫·贝雷特的观点的瑕疵。
惠勒早期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夜间温度骤降时人族如何保暖。假如没有毛发,他们将无法抵御寒冷。
2016年5月,大卫·贝雷特和他的同事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人类进化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发表论文,试图解释这一问题。
他们认为,没有毛发的人族需要通过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来熬过晚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祖先需要在白天吃卡路里丰富的食物来支持身体。
大卫·贝雷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开始规律食用煮熟的食物。
(四)
根据哈佛大学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首先提出的讨论较多的假设,人族在200万年前就开始烹煮食物。兰厄姆试图通过这一假设解释人族获得这么大的脑容量的方法,但是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在没有毛发的情况下如何熬过寒冷的夜晚。
大卫·贝雷特说,假如人族已经开始烹饪,他们就肯定已经会使用火。火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饮食,还可以提供热量,让他们在夜间取暖。
不过,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烹饪的出现确实如兰厄姆所认为的那么早。没有考古学证据证明人族在20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火。2016年3月发表的一个研究认为50万年前烹饪才普及。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排汗假设仍然是解释人类失去毛发的首选。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早期很多时候在水中活动,他们像海象和鲸鱼一样需要无毛的皮肤以便提高游泳的效率。不过,这一“水中猿类”的观点基本不可信。一个漏洞就是水中有毛皮的生物也可以正常游泳:比如带有毛皮的海豹和水獭。
(谢选骏指出:那么热带丛林里的大型动物为何没有褪毛?)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发减少是为了消除寄生虫。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并未解释为什么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毛发得以留存。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科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一个新的证据来源:遗传学。
200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MC1R基因的一种变异早在12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已知该变异与深色皮肤有重要关系。
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裸露的肌肤只有在频繁暴露在光热下才会变黑。第一批无毛皮肤很可能是粉色的,后来热带的阳光迅速将其变成深色皮肤。MC1R变异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祖先在120万年前就能够开始皮肤变深和毛发减少的过程。
进一步的证据来自虱子。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寄生在人毛发中的虱子的进化过程进行探究。他们发现在头发和阴毛里生存的虱子分属两类,它们的分化时间是118万年前。
“我们的假定是这两种虱子之间隔着大片的裸露皮肤。”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戴夫·威尔金森(Dave Wilkinson)说。所以,虱子的分化反映了人类胸毛减少的现象。“这一推测并不比其他推测更有可能。”他说。虱子分为两种也可以是因为“远古人类与较新近人类发生了直接的身体接触。”
(五)
所有关于毛发减少的研究都存在的一大难题是其基因根源仍未解开。遗传学无法彻底理解外分泌腺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现在正在一步步靠近真相。2015年,科学家通过对老鼠基因的细微调整表明汗腺的产生与毛发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从发育过程来看,在胚胎期,这些组织都来自皮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作者亚那·坎贝罗夫(Yana Kamberov)说,“它们接受的指令来自同一个源头。皮肤可以决定生长汗腺或是毛发,它们的生长空间也是一样的。”
亚那的团队作出了关键的发现,汗腺和毛囊的生长呈负相关。当某一种基因高度活跃时,老鼠的汗腺就多于毛发,而当这一基因不活跃时,老鼠的毛发较多,汗腺较少。
其中的细节仍未确定。“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坎贝罗夫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是毛发先减少,随后汗腺才开始扩展;还是两者同时进行。”
不论如何,坎贝罗夫的研究说明惠勒一直都是正确的,至少在总体上是这样。毛发减少与我们的排汗功能有密切关系,甚至在基因层面也是这样。这又关系到我们的奔跑能力和捕猎大型动物的能力,并最终与大脑的进化有关。
现在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你身边毛发较少的朋友了。毫无疑问,人类的毛发出奇的少。但是似乎这不只是进化中的意外:它关系到我们成为人的进化过程。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毛发减少不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不如说“人类进化是毛发减少的结果”。如果说是“遗传学决定了这些”,那等于说“上帝决定了这些”。)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你好!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浮词推诿,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謝遐齡答謝選駿——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選駿:很高興你注意我提出的三文明模型、並給予評論。你對三文明模型的瞭解相當準確。不過我還須補充一點:這個模型的理論基礎是文明幹支論。當前的中國,看作中華文明,是一個綜合體。好比長江自源頭奔流入海,不斷有支流匯入,有榦流,有支流,到入海口完成了長江之整合。當前的中華文明好比入海口處的長江綜合體。三文明模型用於晚清以來的情況,當時的江流,匯入兩大支流——西方文明、蘇俄文明。此說並未否認此前有各種文明匯入,僅僅是不把它們放在硏究範圍之內。這個說法有個重要的地方——主張本土傳統是榦流。我說的磨合,是以本土傳統為主幹的磨合。

  你講到的質疑者,我認為是未正面理解三文明說。質疑者顯然是受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也即受了蘇俄文明的影響,在史學硏究中首先從政治意義着眼。對於這樣一個試圖正確理解現實狀況的純學術性的理論方案,疑神疑鬼,上綱上線,往政治上扯。由此可見,論者認為三文明模型高估了蘇俄文明影響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自己體現的正是蘇俄文明影響。

  文明,是個整體性概念,其內涵包括精神實質、社會結構、政治經濟體制等方面。確實,要等某個文明之精神實質充分展現為結構與體制,我們這些硏究者才可能透徹瞭解。硏究總是事後發生。重要的是必須取實事求是態度,也即價值中立態度——不以一己好惡摻入分析過程。不同的人有各自立場是很正常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我主張的是在硏究時要儘可能做到實事求是,搞清楚情況,找到脈絡、規律;至於硏究清楚之後採取什麼立場,各從其志,與硏究無關。過去的論戰,對方論點尚未弄懂就開始扣帽子、打棍子的作風,是源於東正教-列斯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遺存。

  基督教文明與東正教文明有個共同點,那就是自命代表真理、正義,其餘人類是異教徒。中共歷史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作風,正是從蘇俄傳入的。目前我國的論戰中,此種作風仍然盛行。儘管西方文明、蘇俄文明同樣傳入中國社會,但目前中國社會上述作風,並不來源於西方文明,而是直接來源於蘇俄文明。

中華文明從來沒有真理概念。中華文明核心思想是天道、仁義。天道常常改寫為天理。近代以來的思想演變之一是偷偷地以真理替換了天理。真理以邪惡為對立面;衍為排斥其他文明、力圖強迫其他文明改宗。天理則主張道並行不悖,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谢选骏:我看“不同文明各行其道”

 

遐龄兄:

    环顾中外,你的“三文明模型说”一枝独秀,一扫李鸿章等人以来“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迷雾,可以与我“第三期中国文明说”互相印证。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蒋廷黻之辈只能读懂给“三千年来未遇之变局说”之夸大之词,不能理解“一千五百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自南北朝以来之事实展现……

 

第一,从“三期中国文明说”去反思理解“三文明模型说”:

    “中国传统文明”即为“第二期中国文明”,是魏晋开始酝酿的,在秦汉中国本土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吸取佛教和西域文明的结果。最后到明清,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所以说,李鸿章之流不该说“三千年未有”,只该说“一千五百年未有”(五胡乱华以来未有)。而如果比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威胁而言,则该说“旷古未有”,因为现代的科技文明确实是旷古未有的。

    第二,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去分析理解“三文明模型”:

    “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是全新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也不过短短几百年。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则是半新的,这不仅因为东正教古老,比天主教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例如政教合一、尊崇帝王等等,而且因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有比较东正教还要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自从西周的猃狁、战国的胡人、秦汉的匈奴、南北朝的鲜卑、隋唐的突厥、与宋明对峙的辽金元清的北方军事集团,所以号称“白色蒙古”。所谓俄罗斯人,就是鞑靼化(突厥、蒙古)的俄罗斯人,相比而言,没有遭到鞑靼混血的相对纯种的俄罗斯人,就是“白俄罗斯”人。但是最后兼并东欧北亚的,却是这个鞑靼集团。此外,这个鞑靼化的俄罗斯—苏联集团,还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开始不断推行强制西方化,并一切二流的科技和武器蚕食中国甚至入主中国。在1950年代,还一度把中国大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

    第三,综合上述多种因素,显然,“三文明模型说”对于理解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很有帮助的。“三文明模型说”也是理解分析“第三期中国文明”当前阶段的重要指南。

 

附释之一:

 

    所谓“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吸取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吸收过程里,由于满清的阻碍,日本填补了真空,所以我把近代日本叫做“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驱”,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书面语言,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为什么说“满清的阻碍”,因为清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反作用力,是明末时期所没有的。明末中国比清末中国,远为自由,可以自主吸取西方文明。)

 

 

附释之二: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然后形成彼此的文明幹支,或曰然后彼此形成文明的幹支。视自己为幹流,视他者为支流。其实在“文明各行其道”中,形成了文明的交汇。

    “不同文明各行其道”,才是实况,而独尊真理,只是理想。例如上述“三文明”本身,各自也是二元的乃至多元:

    1、“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包含了天主教的底子,日耳曼人深受拉丁人的同化。

    2、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自鞑靼、西方的杂交。

    3、中国传统(文明)是中华与佛教、中原与西域互动的产物。

    不赞同这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了。“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独尊自由主义”的独断论。

 

 

附释之三: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真理概念”,在我理解,就是尊重事实也就是尊重感官经验。

以真理替换了天理,也就是用理想去改造事实,这是“外生型文明”的特点之一。“真理”不仅为中国人拒绝,也被罗马人不解:判决耶稣死刑的彼比拉总督就质问耶稣真理为何?耶稣实际上告诉他“上帝之子就是真理”。这是神的启示,彼拉多这个高干理解不了。至于近代华人所说的“真理”,则能形同“教条”矣。

 
原文附录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谢选骏:从首富到一无所有全靠政府


网文《从186亿中国首富到一无所有 眼看他楼塌了》说,人傻、钱多、政策偏,这是一个迷惑而又矛盾的时代。比如,市场上73%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一年利润却买不起深圳一套房,是因为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还是房价确实太高?而比房子还贵的是互联网创业公司估值,一家400万年收入的公司,竟能估值到1亿美金,互联网创业泡沫又有多大?
现在的互联网和房地产,和当年的光伏产业何其相似。那个10年时间成就三任中国首富,最后又因为产能过剩、技术薄弱而迅速衰落的造富行业。
近日,尚德集团创始人,当年光伏泡沫的当事者,淡出公众视野三年的施正荣亮相央视某栏目,他在节目中首度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当老大和首富。从白手起家,到问鼎首富,再到分文不值,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财富的定义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以时间来衡量。
从“施博士”到施总
科学家施正荣,喜欢别人称呼他为“施博士”。
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名师出高徒,施正荣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获得了10多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专利。
施正荣不想一辈子都在实验室和写字间里度过,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1999年,他带着光伏项目计划书和笔记本电脑,来到上海技术交易所,台上的他悉悉索索地讲,台下的专家和投资人却一个人都没听懂。
当时施正荣性格内敛,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席间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这位“洋博士”唱首歌,他却唱得磕磕巴巴,十分腼腆,像极了一本正经的学术派。
第二年,施正荣认识了无锡市原经委主任李延人,一个让自己成为企业家的贵人。两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创业,借助李延人在无锡市政府与企业方面的人脉关系,施正荣的光伏梦想开始落地生根。
身份的前后转变,让木讷的他变得口若悬河。几年之后,面对各种高级论坛与学术会议,施正荣皆能应付自如,甚至还有板有眼地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唱锡剧。
他一度被视为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的成功范例,他的战略和管理风格:偏执、随意性强以及带有个人学术研究情结。
“从今以后我只花钱”
财富给了施正荣自信,更放大了他的个性。
在尚德成立的头几年,施正荣经常去生产车间,喜欢在食堂和工人吃饭,工资也只领该得的四分之一。2005年,尚德在纽交所上市之后,身价暴涨的施正荣开始变得好高骛远。
他做了两件事情:在上海成立“施氏家族慈善基金”,高调做公益;在无锡新区修建尚德电力总部,其中的一整面全球面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幕墙,成为无锡市的标志性建筑物。
同行都感慨:“去了尚德才觉得自己是乡镇企业。”施正荣希望尚德是一个3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不仅会赚钱,还要高大英俊,为行业做出表率。
施正荣也成了一个好面子的人。只要有一个老外在场,便要求高管们必须说英文,他偏爱那些“简历光鲜、有跨国公司背景和海外生活经验的高管”。
那时候,钱对于施正荣而言,只是简单的数字。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给自己买了近十辆顶级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
了解他的人说,他留给自己的那一面没有变,变的是给别人看的那一面。2005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过一句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成就行业,还是被行业成就
只用了五年时间,施正荣击败一众互联网、房地产和快消品老板,成为中国大陆新首富。
首富光环,众星拱月,“就像成功人士说什么都是对的一样”,施正荣被捧为财富神话。2007年,他被英国《卫报》评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尚德的成功,也引发了中国光伏行业的第一波热潮,更被视为海归科学家、开明地方政府和海外资本合作的典范。各地纷纷借鉴尚德模式,引入技术和资本筹建光伏企业和光伏产业园区。
而这一切,让施正荣慢慢变得居功自傲。2008年底,因为海外市场需求量出现下滑苗头,在一次新能源行业峰会上,主席台上的施正荣指着诸多同行大佬和政府官员说:“你们回去要好好反省一下。”
这是施正荣以行业带头人的口气和心态在维护行业秩序,他甚至一有问题就给“大领导”发短信,领导们都被他的“恣意妄为”搞得很烦,但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否定。
时至今日,施正荣仍然觉得是自己成就了这个行业。“以前每年国外的杂志排名,前十名的制造商都是外国的,2007年我们当了世界老大,从此以后的老大全部都是中国人。一个企业的成败不说明什么,你成就了一个行业比什么都最要。”
眼见他楼塌了
2010年,尚德主业开始亏损,到了2012年上半年,尚德的下滑一发不可收拾,平均每天都要亏损1000万元。股价也从顶峰的90美元一路跌破1美元,而施正荣也从186亿身家迅速归零。
1、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尚德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当年尚德创立,是无锡市政府牵线当地8家国企,凑了650万美元入股合伙。后来同样是因为政府的支持,国有股在尚德上市之前选择退出。
当时的政绩观是:高投入就能创造高GDP。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光伏行业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香饽饽。
地方政府不光为光伏企业提供场地厂房,还做了大量信贷担保。由于光伏发电的成本高于传统能源发电,2011年仅金太阳项目国家就补贴了94亿元人民币。
而尚德的失败,更是离不开政府。因为政府的鼓励机制,导致光伏产业天生畸形,靠补贴发展起来的光伏产业,根本就不是市场化产物。过度投资和非理性生产,更是付出了高污染和高耗能的环境代价。
眼见失控的光伏产业,同银行绑架在一辆高速列车上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进行行政干预。救了一个企业,却毁掉了整个行业。
2、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
只靠一条腿,再宽敞的路也容易绊倒。
在尚德带领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光伏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虽然成绩斐然,却不得不面对“90%原料依靠进口,90%产品依靠出口”的现实,这样的市场倒挂导致光伏产业严重受制于人。
而光伏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70%的利润。
施正荣不想被人扼住咽喉,也想攀上利益链的上游,再加上当时同行“排着队购买”的恶性竞争环境。他软磨硬泡,天天和MEMC公司(美国知名半导体芯片公司)CEO通电话,才签下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但后来由于过剩,多晶硅价格暴跌,导致签长单的企业不是破产就是债台高筑,尚德在2011年赔付了2.12亿美元取消协议。
3、越是产能过剩,越要扩大规模
中国光伏企业“一窝蜂”式的发展方式,是导致寒冬来临最重要的原因。
据悉,当时中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以浙江为例,浙江省共有光伏企业205家,其中有110家成立于2010年9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涌入者必然导致竞争加剧,中国光伏行业的利润率也迅速从139%下滑到20%。
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作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应用市场,欧洲市场占尚德销售的45%,而美国的惩罚性进口关税,更是让尚德等企业利润急剧缩水。
在遭遇国际贸易壁垒之后,过剩的产能又无法通过国内市场进行消化。
当时正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施正荣并未刹车,他清楚光伏产业其实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近几年没有重大技术突破,而竞争拼的主要是成本,只有扩大规模才能降低成本。
尚德一度进行自杀性销售,赔本的同时又扩大产能。可扩大规模又无异饮鸩止渴,这恰恰是产业还不成熟的标志。
是牺牲者还是骗子
有人说,施正荣和尚德是中国光伏产业的牺牲者。
作为行业前辈,尚德具有教科书般的教育意义。而施正荣也是虽败犹荣,尽管尚德破产重组,但他在业内的口碑甚好,更被尊称为光伏教父,他的开创精神鼓舞着行业的后来者们。
也有人说,施正荣是大骗子。
他早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拥有中国绿卡,这个不务正业的“洋博士”,用光伏这个假概念骗中国政府的钱。
2012年9月,尚德破产前夕,无锡市政府向施正荣表示愿意注资拯救尚德,但条件是要用施正荣的个人资产做担保。
“政府撑你,你自己要拿出一个目标和态度来。”施正荣不是没钱,有媒体爆料,他通过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将尚德的大量财富转移到自己名下。比如他幕后控制的亚洲硅业,获得了尚德长达16年期限、15亿美元的无条件支付合约。
但施正荣的态度却是袖手旁观,他知道企业快速做大拥有了一种绑架政府的能力,“我有这么多的职工,你不救我,我就要关门”,于是这位“拯救地球50人”的男人拒绝了该方案。
再加上5.6亿欧元的GSF反担保造假事件,有人认为,施正荣的企业家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在他有生之年,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做成一单生意。
结语
给人温暖的光伏行业死在了寒冬,它的阶段性倒塌,源于财富效应迅速吹胀的泡沫破灭。
如今,昔日的中国首富施正荣复出,说不上野心不野心,也谈不上悲剧不悲剧,只是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排在最后的才是尚德电力创始人。
十几年间风云转变,他仍然愿意和人谈论天气,仍然是在社交场合中略有拘谨的科学家,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有一个永远忘不掉的亿万黄粱梦。
……
看完上述自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首富到一无所有,全靠政府。
这是官商勾结的必然过程和必然结局。
实际上,盘点三十年来的“中国首富”,不在监狱里,就是破产了。因为他们都是政海傀儡、红顶商人。

谢选骏:中国是韩国的宗主国

谢选骏:中国是韩国的宗主国
韩国外长提议中国公安入驻济州岛!只是缺乏教养的韩国网民称此“想法荒唐”。
2016年9月29日,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外长尹炳世长提议:中国公安入驻济州岛。
尹炳世在26日举行的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国政监查会议上说:“我们会跟中国方面商议,让中国派遣公安人员入驻韩国济州岛。”尹炳世的这一提议遭到了韩国网民的一致反对。
   
尹炳世的这一提议是出于管理济州岛上中国游客的考虑。近来,中国游客在济州岛上接连被曝不文明行为,特别是9月17日一名中国游客在济州岛一教堂杀害了一名韩国女性。此事发生后,引发韩国民众的不满,韩国各部门也积极行动,提出应对外国人在济州岛犯罪现象的各种措施。
   
在当天的会议上,尹炳世针对韩国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姜昌日(音)的发言表示,可以讨论一下让济州岛的警察和中国公安人员一起在济州岛人员密集的地方巡查这一方案。对尹炳世的这一提议,韩国网友纷纷表示“太荒唐了,这是把我们国家的治安交给中国当局的想法”。还有网友表示:“这是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说的话吗?真是太无语了。”
   
韩国专家表示,不管以什么方式让中国公安在韩国济州岛活动都有侵犯韩国主权的嫌疑。专家说,一个国家要在其他国家进行司法活动需获得那个国家的许可,或者两国之间签署条约。但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提都不能提的。
但实际上呢?韩国现在虽然是美国的附庸,但其内心一直没有摆脱中国宗主。尽管现在的中国还不是正宗,而是共产党国际的分部残余。

谢选骏:航母比陆基更具威胁,但是……

谢选骏:航母比陆基更具威胁,但是……
(一)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6年9月7日发表文章称,最近出现了大量有关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在推行旨在阻止美国海军靠近近海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评论。某些较为绘声绘色的说法描述了在诸如西太平洋等地区存在的一条“死亡线”:美国航母要想穿越这条线,就势必会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
这些担忧纯属危言耸听。美国的航母极具灵活性,属于世界上防卫最严密的军事装备。此外,它们总是处在移动之中,这意味着当它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是很难被发现的,而要想把它们作为打击目标则更难了。在数分钟时间内,核动力航母可以移动很远的距离——美国航母的运动速度超过了大多数潜艇,而在战争中,美国军队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屏蔽掉有能力追踪己方军舰的敌方传感器。
鉴于笔者8月份已经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论述了为什么前沿部署的航母不大可能被敌方火力所消灭,我打算把此文的重点放在最近的所谓“死亡线”评论所涉及的另一个方面。如果一个戒备森严和不断移动中的航母战斗群容易受到攻击,那么我们在西太平洋等地的陆上基地又会怎样呢?它们肯定是不能移动的,而且如果没有它们,空军和陆军的任何战争行动都将受到限制。
以关岛为例。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在那里集结军事能力。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一块美国领土用来部署军队是件好事,尽管此地距离中国将近3000英里(1英里约为1.6公里)。但是北京对于关岛的军事活动了如指掌,并且无疑拥有摧毁关岛基地的应急计划。这不会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几个主要的陆上基地也是如此——如果北京决定清除掉它们,它们就不会继续存在多长时间。
现在把它们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作以下对比。中国监视近海的侦察设施脆弱而不完备,它也许偶尔能够探测到运动中的美国军舰,但却几乎没有能力保持跟踪,因为西太平洋十分浩瀚,有能力提供寻靶级信息的卫星通常是以每小时数千英里的速度划过地球表面,这意味着它们会很快消失在地平线上。
敌方的海上侦察机(不管是有人还是无人驾驶的)都将被舰载战斗机的空中巡逻以及总是与航母形影不离的“宙斯盾”军舰上的防卫系统阻挡在很远的地方。长航时无人机的出现使这一任务变得复杂一些,但美国的敌人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出改进的区域拒止能力,而美国海军总是能制订出适当的对策。除了常规的应对手段之外,海军正在不断改进电子干扰和网络能力,用于破坏敌人的传感器和通信设备。
正如军事专家再三指出的,从最早发现某个区域内的美军到把他们予以摧毁的“击杀链”中包含了很多的步骤。如果海军能够通过破坏传感器、扰乱传令线路或拦截武器来干扰其中的某一个步骤,则反介入战略将土崩瓦解。这不仅对俄罗斯和伊朗有效,对中国同样有效(尽管中国似乎永远是当前评论人士最喜欢引述的威胁)。
因此,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8月告诉《国家利益》杂志防务编辑戴夫·马宗达,他预计美国航母将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成功地击败敌人的反介入战略的时候,他的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美国海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成功地对抗了此类战略,而且在保持拥有最新技术和战术方面进行的投入超过了可能对手的投入总和。
不幸的是,保护美国前沿基地免遭此类攻击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不管我们多少次破坏敌人的“击杀链”,敌人仍然知道目标在哪里。它们的位置并没有移动。如果敌人下定了决定,其武器最终总会打到那里。因此在敌人积极地推行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地区,海军本质上看起来会更具生存能力。
如果你关注“死亡线”评论并找到它们逻辑上的结论,那么它们真正要表达的是:随着本世纪的技术进步,除了潜艇和极具隐形能力的轰炸机之外,美军将无法在欧亚的大部分区域内生存。我们最好希望这不是事实,因为只依靠潜艇和轰炸机并不能赢得战争。不过最起码批评家们应该承认,位于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内的陆上基地,要比在远离海岸数百英里的地方持续运动的航母战斗群更容易被消灭。

(二)
网文《核动力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的价值》则指出:
2015年1月,美国海军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核动力航母未来的大辩论,引发各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针对社会的关切,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于2015年10月推出题为《利器:航母、联合部队和高端冲突》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从历史上关于航母价值的争论着手,分析了当前及未来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对美国海上作战的影响,从而回答了航母未来价值的疑问,得出了核动力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仍大有可为的基本结论。该报告还就如何有针对性地改进航母编队作战能力提出了建议。
一、关于航母的争议一直存在
航母发展已有百年史,成为海军主力战舰也已有70年多年的历史。然而,人们对航母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航母的争论可以分为“前航母作战”和“航母作战”两个时期。
(1)“前航母作战”时期(1918-1941)
所谓“前航母作战”时期,指航母未经实战考验的历史时期,即从1918年世界首艘全通甲板航母“百眼巨人”号出现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航母成为海战主力舰为止。这个时期人们对航母价值的批评仍然处于理论层面。
1918年,英国皇家海军在一艘远洋客轮船体基础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全通甲板航母。其他海军强国紧随其后。1922年,美海军将一艘运煤船“木星”号改装成其第一艘航母“兰利”号。
1920至1941年,人们围练着“空中力量如何应用于海上作战”展开了第一次航母价值大辩论。当时,陆基飞机已经在实战中得到印证,而航母舰载机尚未“抛头露面”。事实上,大多数海军理论家和指挥官都支持发展海军航空兵,争议的焦点在于新工具将发挥什么作用。据此可分为战列舰派、陆基飞机派和航母派。战列舰派认为,飞机航程短、速度慢、载弹量小,很难打击海上目标,航母航速慢,且缺乏武器和装甲,生存力差。因此,飞机只能用作侦察和校射。战列舰可以击毁毫无装甲防护的飞行甲板,其防御体系足以应对大部分空中打击。陆基飞机派认为,航空兵的未来属于陆基飞机,因为陆基飞机拥有更大的机身、更远的打击距离。航母派则分为进攻打击和空中控制两类。前者认为飞机是海军投送力量最有效的手段。后者认为,海战获胜的关键在于通过飞机夺取制空权。
(2)航母作战时期(1941至今)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用舰载航空兵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1942年4月,美海军用航母搭载陆基轰炸机发动“杜利特尔突袭”;5月,用航母在珊瑚海阻滞日本南进的步伐;6月,用航母在中途岛附近海域决定性地击败了日本海军。至此,航母成为太平洋战场的核心手段。“航母作战时期”从此开始,分为三个阶段。
“战略和氢弹”挑战阶段(1942至1965年)
这个阶段开始于1942年,即核武器时代到来之前。1942至1965年间各种争论主要围绕“海基和陆基航空兵哪种更有价值”的问题展开。这两种航空兵本身就是二战期间空中力量发展演变的产物。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在终止战争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战略核轰炸机能迅速而有效地终止冲突与战争,那么航母的作用就很小了。亚历山大·舍维尔斯基著有《空中制胜论》一书,强调陆基轰炸机可以携载原子弹这样的战略武器,向远程敌方目标投送强大的破坏力。航母舰载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海军航空兵支持者批评他无视舰载机战技术发展及传统轰炸战术缺陷的事实。
为了提高作战性能,美海军在二战后对航母进行了改装,发展出能够起降重型飞机(特别是核轰炸机和喷气式截击机)的新一代航母。“美国”号的下马及“海军上将起义”事件的出现,表明各界对航母价值的巨大争议。然而,朝鲜战争对这种争议做出了答复。开战之初,美军在朝鲜半岛尚无可用空军基地,航母舰载机在空袭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航母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中国大陆进行了有效“威慑”。于是,美海军开始建造“福莱斯特”级大型航母,采用了三项新技术:斜角飞行甲板、蒸汽弹射器和光学着陆系统。这些创新增加了飞机出动率,显著提高了作战安全性。
尽管如此,氢弹的出现仍然给航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反对航母的论调再次“复兴”。很多人指出,氢弹爆炸足以摧毁整个航母舰队。但航母支持者很快指出:首先,在这样的战略轰炸面前,没有哪种武器不脆弱,这并不足以说明航母没有价值;其次,陆基轰炸机及其配套体系的成本丝毫不低于航母编队,且不如后者灵活。
“早期反介入”阶段(1965-1980年)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航母主义者利用航母平台的局限性和反介入武器来批评航母的价值。他们首先根据喷气机战机取代螺旋桨战机的时代潮流,提出航母不足以支撑战场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舰载机,存在着空间困难。虽然“福莱斯特”级航母堪称“超级”,舰上空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舰载机机体的增大,需要更多的燃油、更长的弹射起飞系统,也需要更多的人员,物资存储和人员生活对空间的需求会更大。
他们还指出,在有限战争中,廉价的反介入作战系统(例如常规潜艇)完全可以阻止航母进入敌方的水域。导弹武器则完全可以替代航母发挥作战效用。这些观点在随着的越南战争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和朝鲜战争一样,陆基空军基地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战争之初,航母舰载机仍然是主力,执行打击、空战和侦察等多种类型作战任务。这时,航母舰载机的航程已经与陆基飞机相当,且作战灵活性更胜一筹。航母电战机探测和干扰敌军雷达,极好地扮演了“力量倍增器”的角色。A-6“入侵者”攻击机甚至可以投送核重力炸弹,担负战略打击任务。越战结束时,美海军已经完全有能力执行空军的任何打击任务。为此,美国决定建造“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尽管纠结于航母的高昂成本,研究过多种替代性战舰的概念,但最终坚定不移走核动力航母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美海军航母数量一度扩大至15艘,冷战结束后保持了10至12艘的水平。
“现代”阶段(1995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美海军航母在西南亚、台湾海峡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01年9月11日本土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发动了代号为 “持久自由”的报复性作战行动。战役伊始,“卡尔?文森”号、“企业”号和“小鹰”号航母出动的作战飞行架次占到了总架次的72%。
冷战后人们对航母价值的怀疑有三点:成本考虑、大而无用以及生存危机。首先,随着航载机战术性能的发展,航母编队的成本不断上升,而“宙斯盾”作战系统和巡航导弹似乎可以分别担负舰队防空和远程打击的任务;其次,打低端冲突,航母编队大而无用,因为美海军没有强大对手,舰载机大都担负向岸兵火力投送的任务;最后,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系统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航母生存。特别是中国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美海军对此并无有效防御手段。
二、当下人们对核动力航母的疑虑
由于美海军在过去二三十年并无实质海战,人们对核动力核母的疑虑并未消失。和过去一样,对核动力航母的疑虑主要集中于两点:航母成本高昂,且存在明显的作战劣势。
(1)高昂的成本
成本是各类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航母也不例外。为了打赢战争,人们可以不惜代价,但如何增强物质上的“可承担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性价比”往往是焦点。航母这样庞大的武器系统更是如此。
美海军在发展“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非常重视成本节约,在设计阶段就采取了大约节约成本的措施,大幅降低了作战、维修及人员费用,使该级航母全寿命周期成本预计比“尼米兹”级航母少40亿美元。然而,作为一种采用了大量新技术的超级航母,首舰“吉拉德·福特”号(CVN78),和最后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乔治·H·W·布什”号(CVN 77)相比,总体采购成本(其中包括设计费用)将超出18%以上,达到近129亿美元(假设美元币值不变)。2002年,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要求美海军把最初为3艘核动力航母制定的“逐步推进”的技术改进措施,全部应用到“吉拉德·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这是该级航母初期采购成本过高的重要推手。
成本过高引发了人们的两种担心。一是影响其它装备发展。有人提出,美海军在核动力航母投入巨额经费,会失去发展其它更重要力量的机会。这是航母发展的机会成本。他们认为,这样花钱,缺乏经济性,效率低下,且可能对整个舰队架构和作战效能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巨大的作战风险。在冲突中损失核动力航母,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将是沉重的打击——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不过本报告认为,美国与对等或近对等的敌手(例如中国)开战,肯定会出现大量装备损失和人员伤亡(数以千计),但这和航母的脆弱性无关。纵观历史,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即使面对重大风险和军事损失,也会果断使用军事力量。
(2)作战脆弱性
如果对成本的忧虑源于自身,那么对生存力的担心则来自于外。近些年,潜在敌手持续提升远距离目标定位和打击能力,对航母和其他水面舰船形成巨大威胁。从目前舰载航空兵的作战距离看,航母打击大队完全处于敌军现代化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和传感器的覆盖范围之内。潜在敌军各类平台投射的远程反舰武器系统,均可对航母构成重大威胁。而现有的航母舰载机并不足以应对这种威胁。因此,如果运用舰载机联队的风险远远超出其作战效力的好处,那么持续采购装备这样的作战系统可能就值得怀疑了。
毫无疑问,从这种角度来看,航母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弱点,但联合部队的其它部分也存在这些弱点——特别是陆基系统。如果我们进行逆向思维,正是因为这种作战态势,航母航载航空兵的价值才进一步突显。问题在于为了确保联合部队做好准备,实施威慑和击败侵略,我们需要对航母打击大队进行重大改进。美海军必须要为系统性地使用航母打击大队发展新的概念和能力。
三、关于航母价值的基本结论
从历史看,航母百年史,就是不断克服作战挑战的历史。海基空中力量兼具力量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建立空中优势,夺取制海权来保障其它作战任务;可以提供关键的打击、空战和监视能力——联合部队其他单元面临对等或近对等威胁时很难提供这样的能力;整合了航母、舰载机、水面作战舰、潜艇以及后勤舰船形成强大的作战体系,为指挥官提供了灵活多样的选项。
从现实看,现代化的多种威胁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在最苛刻的战争想定下,充分发挥作战系统的效能乃至联合部队的整体效力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航母打击大队在国家利益需要之处,提供存在、威慑和战斗能力,从而起到关键的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起,航母打击大队一直是实施力量投送和海洋控制的有效手段。航母打击大队几乎参加了所有类型的海军行动。进入21世纪,航母打击大队的力量性、灵活性和实用性,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新兴的威胁环境实际上使美国对航母的需求更迫切。核动力航母并无可行的替代品。没有哪种武器平台,可以像现在的核动力航母一样,能提供同等或更好的作战能力,满足从和平时期兵力存在到主要大国战争的各种类型军事行动需求。
联合部队需要海基空中力量实施打击、空战和监视行动。海基空中力量不仅是担负海军传统的海洋控制和力量投送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联合部队其他组成部队夺取高端冲突胜利的关键促成因素。以大型核动力航母为核心的航母打击大队,仍然是提供海基空中力量、满足多种军事行动需求最有效的手段。然而,美海军必须要对核动力航母、舰载机联队和航母打击大队的一系列概念、能力和规模进行改进。
四、实践航母价值的新概念和新能力
综合所述,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仍有巨大价值。但前提是美海军要从“将航母作为作战体系一部分”的角度出发,审视新的作战概念,并根据新的作战概念,开发运用新的能力。
(1)新概念
第一,航母任务重点回归制海权。冷战结束以后,美海军航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舰载机实施对岸火力打击,而非在海上与强敌争夺制海权。面对可能发生的现代高端战争,美海军应认真研究未来对海洋控制的旺盛需求,充分调整其力量组合应对这些威胁。
第二,调整航母的作战使用方式。美海军要以追求“提供力量冲击波”的方式使用航母打击大队,而不只是停留在提供稳定支援的层面;要尽可能实施多艘航母一体化的作战行动,从条令、训练、演习和作战着手,让舰载航空兵的作战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非只是实施单一或聚合式的航母打击大队作战样式。
第三,运用海上力量一体化作战。美海军要发展“单一海军作战(Single Naval Battle)”,即加大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一体化行动的。特别是,要根据单一海军作战目标,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充分整合以实现作战目标,特别是要注重使用陆战队航空兵和两栖部队来满足海洋控制需求。
第四,海基能力和空海一体战。美海军应与其他军兵种一道,发展从固定式、前沿机动式、中继级驻泊基地实施作战的能力。美海军应与空军持续发展使用互补兵力的概念和能力(例如组合使用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舰载战斗机),实施一体化作战行动,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2)新能力
为了打赢现代高端战争,航母也要发展新能力,主要分为航母、舰载机联队、航母打击大队其他舰船、航母基础设施以及补给等多个方面。
首先是航母平台本身。随着技术、概念和需求的变化,美海军应定期评估航母的作用及相应的设计方案。近期而言,应提升航母打击大队在强电磁环境下作战的能力;应继续强化航母的被动和主动防御系统,改进航母阻止探测及提供保护的措施(主要涉及诱饵、干扰器、“水面舰船鱼雷防御”项目以及未来的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应提升航母遭到破坏后的快速修复能力,确保即使飞行甲板损坏或者发生电子战损伤,航母仍然能够发挥有效战力。
其次是舰载机联队。美海军应着力解决航母舰载机联队当前及预期的能力缺口问题。一般情况下,这就要求海军提升舰载机的打击距离,发展海上控制飞机,并研制新型弹药。美国防部及国会应该严格评估海军陆基及海基航空兵资产组合的效能。这一组合既包括适应环境较为宽松的陆基飞机,也包括适应环境对抗性强的海基飞机。
再次是编队内其他舰船。美海军应解决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及作战后勤部队在作战与后勤能力上的重大弱点;应提升水面作战舰建制内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此外,还应快速发展、试验及部署垂直发射系统的再装填能力。当前作战后勤部队相对于浩瀚太平洋中的对抗性作战行动来说,规模太小,且非常脆弱。美海军需要其他更具弹性及采用不同设计方案的作战后勤部队、后勤支援舰船及基础设施。
最后是造船工业和供应商。美海军应仔细审查参与航母及其编队舰船、飞机建造的工业基础设施和供应商。此外,美海军还应提升在紧张局势或冲突状态下保护关键部件制造商和舰船中心的能力。
五、结语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大甲板核动力航母仍然是提供航空兵最具作战效益和成本效益的手段。因此,美海军必须要提升航母打击大队和整个联合部队的作战潜力,就可能削弱航母打击大队作战效能的问题“对症下药”。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措施将会破坏现有的计划、程序和模式。然而,如果不这样做,不仅是航母,还包括联合部队其它单元,都将面临更大的作战风险。只有改变路线图,美海军才可以确保航母打击大队为联合部队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满足国家需要和未来作战需求。
(三)
1994年夏天,我在美国诺福克海军基地看到了几个航母,我很惊讶这些并不起眼的东西,竟能决定世界的走向。
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苏联手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天下了。
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德国日本手里,世界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天下了。
(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伊斯兰国手里,世界就是穆斯林的天下了。)
那么,如果这几件宝贝掌握在中国手里,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这个意思不仅仅是说“历史是偶然的”,而且是说“历史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是美国研究出了原子弹而不是德国?
为什么是英美破解了德日的密电码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是美国在军备竞赛中拖垮了苏联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是共产党中国改头换面而不是美国洗心革面?
这些,都是有其条件的。
而不改变这些条件,就是弄出了几个航母舰队,也是无关大局的。日本和苏联,都曾经拥有航母,又能如何呢?
太监郑和也曾下过西洋,结果又能如何呢?

Thursday, September 29, 2016

谢选骏:官商勾结与楼市忌讳


(一)
网文《楼市高烧不退 王健林坦言: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说:
A:“(2016年)双十一那天要是房价也打五折就好了!”
B:“看你说的,好像五折你就能买得起了似的!”
——最近网络上流传的这个段子,反映出房价不断上涨,带给人们的焦虑和无奈。
▲如今的房价只能让人仰望
在此背景下,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注意到,王健林在近日接受外媒采访时候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而新华社也在昨日(28日)发表文章,质问谁在给“高烧”楼市火上浇油?
楼市火爆让王健林都看不下去了
美国当地时间9月28日,王健林接受了美国CNN的专访。专访中,王健林主要谈及了万达集团收购美国电影公司的野心,同时也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下内容由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编译:
王健林依靠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了亿万富翁,现在,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王健林表示,现在的问题是,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房价持续上涨,而数千个小城市的房价却在下跌,空置率很高。
“面对现在的问题,我想不出什么办法,”他说,“政府已经出台了各种措施,包括限购限贷,但效果不明显。”
(谢选骏指出:王健林这家伙是真傻还是装傻?)
中国经济正在下行,但负债又在迅速增长,很多贷款都涌入了房地产市场。王健林说,“如果去杠杆速度太快,对经济非常不利。所以,必须等经济开始反弹,才能逐渐地去杠杆,去债务。”
尽管如此,王健林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经济)会发生“硬着陆”。
王健林的话往往举足轻重。据福布斯和胡润排行榜,2015年,万达的房地产和娱乐业务营收约440亿美元。
王健林已经不只一次提醒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了。大连万达集团也在逐渐缩减房地产业务,并开始进军潜力更大的娱乐,体育和旅游行业。
王健林最近在海外市场疯狂收购,尤其是美国的电影产业。今年一月,万达收购了传奇娱乐;不到两个月之后,万达旗下的美国经典电影有线电视台(AMC)收购了卡麦克影业,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院线;目前,万达正在就收购DickClark进行谈判。
(谢选骏指出:很明显,这是王健林从中国房地产抽身的结果。)
但是,他的主要目标是收购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20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派拉蒙,环球影业,华纳兄弟和迪士尼。
“我们在等待机会,”他说,“也许要等一年、两年、或者更久,不过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今年五月,王健林与迪士尼的关系受到关注。他说,迪士尼“真不应该来中国。”万达自己也在中国斥重金建立主题游乐场。
“在电影方面,迪士尼是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他说,“但在娱乐和旅游产业,我们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希望击败他们。”
此外,王健林还自信满满地说,“凭借我的个性,以及我们公司的执行力,我相信我们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地产公司,娱乐公司,旅游公司和体育公司。”

(二)
新华社明知故问:谁在火上浇油?

来自中金金网(微信号:cicc_jw)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6年2月至8月,国内很多城市也经历了从去库存到限购限贷新政的转变,从一线城市缓涨、二三线城市低价促销到各大城市全线猛涨,很多人都见证了楼市的凶猛。
在全国范围来看,从2月到8月,全国70个主要城市中,有17个城市的房价涨幅大于10%,15个城市的房价涨幅介于5%至10%之间,25个城市的房价涨幅介于0至5%之间,13个城市的房价出现下跌。
9月28日下午,新华社发表了题为《谁在给“高烧”楼市火上浇油?——房地产开发商“恐慌式营销”乱象调查》的文章,派出记者在全国多个热点城市进行调查。文章称“一些楼盘随意涨价、卖公寓捆绑销售别墅、无证卖房,“火上浇油”的营销策略不仅推高了楼市预期,而且已违规甚至违法。”
新华社记者9月份在北京、上海、福建、山东等地采访10余家新盘售楼处,都没有找到相关价格公示,所有报价都是售楼小姐口头报价。同时,还有不少楼盘强制消费者交纳“订金”,但这笔费用并不计入房款中。
多位购房者向记者表示,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但是房价一天一个价,明明心里不舒服也无力追究。
实际上,早在2011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发布过《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以加强房地产市场价格监管。各地也都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细则,剑指商品房销售中存在的标价混乱、信息不透明、价格欺诈等问题。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一系列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的监管政策,目前基本上被开发商无视。比如在济南,一些热门楼盘的定价也十分混乱。购房者交纳“认筹款”时,开发商并不会明确告知楼盘价格,只是有个意向区间。随着房价不断上涨,最终价格基本都高于这一区间,引发购房者不满。
在一些热点城市,很多商品房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捂盘。分单元卖房已成过去式,分层卖房的模式正在推开。“我们现在都是一层一层地卖,一口气都卖了还怎么升值呢?”北京石景山区“紫御长安”楼盘的一位销售人员对记者说。
除了分批卖楼,有楼盘甚至直接谎称“没房了”,人为形成房源稀缺的市场恐慌效应。
业内人士认为,有关部门并不能对预售价等价格“一限了之”,应尽快出台更加合理、严格的房价定价机制。福州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王阿忠认为,:
房屋预售价必须“一房一价”、“明码标价”,让房价公开、透明是房屋预售价格制度的作用之一。此外,要加强监管执法,防止开发商“浑水摸鱼”推动房价非理性过快上涨。
(三)
楼市高烧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各级政府任意提高土地价格的结果。
而控制楼市高烧的办法更是十分简单,那就是公开房产信息、开征房地产税。就像控制官场腐败的方法十分简单,那就是公开官员财产、实施阳光法案。
不过这两点中共都不会去做,因为前者会减少党库“国库”的预期收入,后者会损害贪官污吏的既得利益。
这就是“中国楼市的忌讳”,不能说的,否则会被送入监狱。因为说出这个楼市忌讳,就切断了官商勾结的秘密交易。

谢选骏:运气的概率


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利特尔伍德(John Edensor Littlewood,1885──1977年)曾经指出,生活中随时有可能出现不可思议的事,根据数学统计推算,一个人约隔35天就会见证一次奇迹:“利特尔伍德法则”(Littlewood's law)自称超越了宗教与超自然,纯粹用数学观点加以解释;它所谓的奇迹,是指发生机率百万分之一的事件──它认为一个人每秒可以听见或看见一起事件,而一天当中清醒且保持警觉的时间约有八个小时;由此数据计算下来,大约每隔三十五天就会碰到一次百万分之一的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样本数量足够,任何离谱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再怎么难以解释的情形也变得家常便饭……英国这个“鸦片祖国”的数学家,就以如此狡猾的方式,否认了奇迹作为奇迹的存在。
有人从概率的角度看待神迹,认为过一些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往往成为神迹,因为无法解释巧合的原因”:
网文《9个惊人巧合造就惊人历史!难道真是天注定……》说:
有些事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发生,但那些只会发生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巧合,却真真切切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当你细细玩味这些惊人的历史巧合,你会对人类历史有新的认识。
第一、杀害林肯凶手的兄弟救了罗伯特·林肯(总统林肯的长子)
在亚伯拉罕·林肯遇刺之前,他的长子罗伯特·林肯正在新泽西州穿越泽西城的旅途中。在等待火车时,罗伯特林肯没有站稳掉落进轨道上了,此时正有一辆火车要缓缓离开。某人出手将他拉至安全地带,他转过身来感谢救命恩人,却惊讶地发现,这是闻名遐迩的演员埃德温·布斯,约翰·威尔克斯的兄弟。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惊人的一个巧合,是缘于总统的儿子却被总统的刺客兄弟所救!但是后来罗伯特·林肯在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和1901年麦金利总统遇刺时都正好在场。
第二、铁达号和铁达尼号
1898年,英国作家摩根罗伯森(Danger Code);写了一本名叫《徒劳无功》的小说。该著作与《2012玛雅预言》、《达芬奇密码》并称为世界上三大神奇预言之作。小说写了一艘号永不沉没的豪华巨轮,名为铁达号(Titan),从英国首航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国。这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巨大也最豪华的客轮,船上装备了当时力所能及的一切华贵设施,满船装载的都是有钱的乘客,人们在这巨轮上尽情地享受着。但是这艘巨轮首次出航就在途中撞上冰山,悲惨地沉没,许多乘客葬身海底。谁也没有料到,这本小说中写的故事,竟成了十四年后不幸的现实。1912年4月14日夜间,当时最大的豪华客轮铁达尼号因撞上冰山而沉没。悲剧发生后,有人想起这篇小说,除了名字相同之外,两者还有众多的极其相似之处。
比如:
1、两船都是初次出航就沉没,其原因都是撞上冰山,出事地点都在北大西洋。
2、船名:铁达号/铁达尼号
3、航行的时间:都是在四月份,航线都是从英国到美国。
4、乘客及船数:3000人/2207人
5、救生艇数目:24/20
6、排水量:75000吨/66000吨
7、螺旋桨数目:3个/3个
8、碰撞时速度:25海哩/23海哩
9、乘客伤亡惨重的原因:都是船上的救生艇不够
第三、一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司机迷路
一个二十岁的波斯尼亚农民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影响二十世纪的整个走向,但正是他于1914年某个晴朗的夏日掏出手枪向奥匈牙利斐迪南大公的车队射击。他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历史上一连串最血腥的战争,撒下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种子。
而更可悲的是,它完全有可能不发生,仅仅由于一个巧合:事实证明,普林西普只是意图于那天杀害大公的阴谋者之一,但他由于之前试图用炸弹杀害某人失败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杀害大公了。他步入咖啡馆以迅速平息他的挫败感和填饱肚子,他吃完走出咖啡馆时,正好看到大公的车就停在他的眼前,离他不到二十英尺远。司机显然拐错弯了,在后退时不小心熄灭了发动机,这使得大公和他的妻子成为了杀手静止的目标。在经过快速思考后,他拔出手枪,之后的就是历史大事件发生了,正如大家所说,之后的历史都是因为大公的司机迷路了。
第四、詹姆斯·迪恩的死神之车
1955年,美国著名演员詹姆斯·迪恩死于一场惨烈的车祸。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非常不错的保时捷跑车。在迪恩死后,这辆保时捷跑车就像死神附体一般,继续伤害很多人。
比如:
1、那辆被撞毁的跑车后来被拖到了一个修理厂里,在拆卸过程中,用千斤顶支撑的车突然坠地,砸断了一名修理工的腿。
2、该车发动机后来被卖给了一名医生,他将发动机安装在了自己的赛车上,这名医生后来开着赛车比赛时死于车祸。
3、另一名购买了迪恩报废汽车方向轴的赛车手,也死于车祸。
4、迪恩汽车的外壳被人用来展览,然而展厅却突发火灾。
5、还有一次,它从展台上跌落,砸碎了一游客的臀骨。
第五、哈雷彗星和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在1835年他降生的那一年,哈雷彗星曾划过长空。1909年,马克吐温写下如下文字:我在1835年与哈雷彗星同来。明年它将复至,我希望与它同去。如果不能与哈雷彗星一同离去,将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果然出现,马克吐温他在扫帚星到达的第二天就心脏病发而逝世。
第六、路易十六与诡异的21日
当路易十六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名占星家就警告他,每个月的21日都要保持高度警惕。这个可怕的预测把小路易十六吓坏了,所以每个月的21日,路易十六都停止一切工作。然而最终路易十六被迫放弃了这一原则,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因试图流亡国外而被捕,同年9月21日,法国宣布废除帝制,路易十六正式下台。次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第七、安德鲁·杰克逊与卡弹的手枪
1835年1月30日,国会山庄发生刺杀杰克逊总统未遂事件,这是美国史上首次有人意图暗杀在职总统。杰克逊当时正自一处葬礼动身离开,一名叫理查·劳伦斯的男子趋身近前,在完全瞄准距离内,持手枪对杰克逊射击,但枪枝卡弹。刺客立即拔出另一枝手枪,杰克逊趁机用空手杖制伏刺客。如果不是关键时刻手枪卡壳,后果就不好说了。
第八、斯大林被帖木儿诅咒
1941年3月21日,斯大林收到一封来自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文件,信中请求斯大林批准科学队前往撒马尔罕挖掘帖木儿墓,这立刻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兴趣并派遣了科学队前往撒马尔罕。然而在发掘过程中,怪事却频频发生,如科学仪器经常出故障,科学队集体出现头痛现象。此时科学队发现了事情的蹊跷,想要停止此次的挖掘,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此次发掘已经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关注和等待。
就在打开帖木儿石棺的第二天凌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展开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苏联连连挫败,损失惨重。Mikhail Gerasimov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亲自找到了大将朱可夫,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朱可夫立即将此时上报了斯大林。被希特勒吓坏的斯大林,于1942年7月16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一天)命人将帖木儿的遗骸放上飞机,围绕莫斯科飞行了三圈(俄罗斯人通常在战争前将神像围绕莫斯科三圈,以乞求战争的胜利),然后重新风光大葬帖木儿。于是德国人便开始吃瘪,最后惨败投降。
第九、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职业
就在肯尼迪总统遇害一个月以前,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教科书仓库大楼里的找到了他的新工作。这家伙一直幻想自己能干掉某个领导人而名声大噪,而恰好肯尼迪总统的车就停在他工作岗位旁边,于是奥斯瓦尔德临时起意拔出了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之一。
(二)
网文《运气的重要》说,中国人讲“命运”,似乎每个人的一生中冥冥中有安排,有人一生一帆风顺,有人则是多灾多难。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弗兰克(Robert Frank)2007年在打网球时突然心脏停止,但一连串“巧合”,让他幸运地活下来。身为经济学者的弗兰克在多年研究后,近日出书分析“运气”在一个人是否成功拥有大量财富中扮演的角色。
一般而言,98%心脏骤停的病患当场死亡,大部分存活下来的病患也将面临永久伤害。但在心脏骤停后两周后,弗兰克教授又回到网球场上,没有任何后遗症。
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弗兰克教授心脏骤停当天,在网球场几百码外发生一起车祸。两辆救护车赶来抢救车祸伤患,所幸车祸伤患伤势轻微,只需要一辆救护车。另一辆救护车通常驻扎在5英里以外的地区,但当天就停在网球场旁,“碰巧”救了弗兰克的命。
弗兰克说:“我今天活着,纯粹是运气”,或者可以称之为奇迹。无论怎么说,他的存活完全没有自己的任何付出或努力。不管是巧合还是神迹,当天他获得了无形的“帮助”。在过去九年中,弗兰克一直无法忘怀他的“好运”,并用他的经济专长,探究“运气”在财富累积及事业成功上扮演的角色。他想了解,世上这些成功人士真的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及聪明才智而成功的吗?
许多成功人士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于苦干实干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强盗理论家恩格斯就说过,天才是九十九分努力加一分聪明)。如果说他们是“运气好”,他们会很愤怒。性格温和谦虚的弗兰克表示,他要告诉富人:“你的财富不是靠努力建立的。”
弗兰克在他的新书《成功与运气:好运和任人唯贤的神话》是想告诉人们,包括有钱人,最好能认识到运气如何能帮助我们成功。
首先,弗兰克强调,富豪们的财富大多是靠自己努力而来。比尔·盖茨、巴菲特或任何其他非常成功的人并不仅仅是好运。他在书中写道: “大多数在市场上最大的赢家都是非常有才华和勤奋的”,但运气在人生中的确扮演了某种角色。
他举例,美国影集“绝命毒师”(Breaking Bad)男主角克兰斯顿(Bryan Cranston)担任演员数十年,但60岁的他是在演出“绝命毒师”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克兰斯顿是在其他两位大明星拒绝演出“绝命毒师”后,才获得这个没人要的角色。
克兰斯顿自己也坦诚地说:“你可以有才华、毅力及耐心,但没有运气,你不会有一个成功的(演员)职业生涯。”
弗兰克教授的论点是,在当今这个赢家通吃全拿的市场环境,运气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加大了赢家的胜利果实。
弗兰克进行了多个模拟实验,每个选手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技术分数,参加比赛的人越多,能被分配到的最高技术分数就越高。在没有“运气”干涉的情况下,技术越高代表越有竞争力,所以有最高技术分数的参赛者就获胜。
但如果除了技术分数外,再随机分配每个参赛者一个“运气”分数。而这个运气分数只代表每个参赛者最后总分的2%,其余98%的分数是来自技术分数。在有1000名参赛者的情况下,技巧分数最高的参赛者在22%的模拟比赛中获胜。在有100000人参加的模拟比赛中,技术分数最高的参赛者仅在6%的模拟比赛中获胜。
这个模拟显示,在参与者越多的情况下,“运气”虽然只占很小的总分比例,但却对最后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力。
弗兰克写道,要赢得一个参与者众多的竞争,最后赢家几乎要是在一切情况都顺着赢家的环境才能获胜。反过来说,即使运气只是整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但很少有赢家能说自己不是很幸运。
弗兰克说:“自天文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能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相当不可能的”。“事实上,你在这里生活和呼吸,享受日落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三)
本文所谈论的贝叶斯定理并不是一个新奇的论点,事实上它和贝叶斯主义的本源密切相关。1763年英国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在他的初稿中提出了贝叶斯定理。这个初稿在他死后由他的朋友理查德·普莱斯发表在《皇家社会》上,并为此书作了序和附录。
吉利斯1987年发表的论文中曾指出:在休谟和普莱斯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普莱斯的序和附录利用贝叶斯定理解答了休谟关于归纳法的困惑。并且普莱斯于1767年发表的最后四篇论文就命名为“基督教证据的本质和神迹的重要性”。这四篇论文运用贝叶斯定理,尝试性地回答了休谟关于神迹的论证。
近三十年来,一些哲学家利用贝叶斯定理,重新考虑了休谟关于神迹的论证。这些讨论的焦点,围绕在休谟能否被恰当地看作贝叶斯主义者。在概率统计学观点下,如何正确地解释休谟,并且如何判断他的论证是否正确?有关神迹的证明,能否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据?
对休谟来说,神迹就是一种自然法则的破坏。这种自然法则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之上。休谟并没有用正式的术语来表述这个论证。
普莱斯于1767年发表的最后四篇论文,就命名为“基督教证据的本质和神迹的重要性”。这四篇论文运用贝叶斯定理尝试性地回答了休谟关于神迹的论证。
本文作者将继续这个探讨尝试性地评论休谟的论证。
一、休谟的论证和普莱斯的回应: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关于神迹的论证和以往许多哲学家的论证相类似。休谟曾这样总结他的论证“任何证据都不足以建立一个神迹除非它的‘虚妄’比它所欲建立的那种事实更为神奇;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这两种论证仍可相互抵消,并且较强的论证所能带给我们的信念也只是和减除了较弱的力量后所余的力量相等。”
正如他所说:“一种神迹就是自然法则的破坏。我们的一种坚定的:始终不变的经验,既然已经把这些法则建立起来,所以反驳这个神迹的证明(就事实的本性而论)正如由经验所可能得到的任何强有力的证明是一样充分的。”
一个读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的人,如果听到有人说斯宾诺莎根本没有否认神迹的存在,他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斯宾诺莎否认神迹的存在,这可以说是过去三百多年来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斯宾诺莎关于神迹的观点,在当时和后来一方面受到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声讨和谴责,另一方面又受到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赞同和推崇。这两方虽然对斯宾诺莎神迹观的态度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对其认识是一致的。
乔纳森·以色列(Jonathan Israel)说:“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没有哪个观点像他对神迹和超自然事物的彻底否定那样在他那个时代激起了如此多的惊恐和愤怒。事实上在18世纪中期之前在欧洲的主要思想家当中,斯宾诺莎对神迹的否定是独一无二的。”
哈里斯(E.E.Harris)认为:“斯宾诺莎完全排斥对于作为超自然奇迹的神迹之信仰。”
(四)
在上述意义上,谢选骏称斯宾诺莎其实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以其“理性判断”否决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神学和形而上学。但是,斯宾诺莎毕竟不是现代科学家,他不懂得暗物质暗能量确实存在,因此无法走向更高一级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神迹和奇迹还是有的。只是并不全在我们以往的视野之中。

谢选骏:十字军西征与美国起诉沙特阿拉伯

谢选骏:十字军西征与美国起诉沙特阿拉伯
2016年9月28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美国国会首次压倒性推翻奥巴马否决权。
美国国会28日推翻了奥巴马的什么否决权?
投票推翻总统奥巴马的否决,强行通过允许“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法案。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当天先后以97比1、348比77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袒护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奥巴马对该法案的否决。这是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首次出现其否决被推翻的情况。
该法案主要起草人之一、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表示,推翻总统的否决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在“9·11”恐怖袭击问题上,重要的是让受害者亲属寻求正义,即使这可能引发一些“外交不适”。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当天在参议院投票后对记者表示,这是参议院1983年推翻时任总统里根的否决以来做出的“最令人难堪”的决定。
9月23日,奥巴马以损害美国安全利益为由,否决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允许“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特政府的法案。27日,奥巴马致信国会领导层说,一旦该法案成为法律,将可能为其他国家通过类似法案提供理由,从而对美国军事、外交和情报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有受害者亲属坚持认为,“基地”组织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特政府必须就袭击承担责任。此外,袭击事件的19名参与劫机者中有15人据称为沙特人。“9·11”恐怖袭击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因此在美国法院起诉沙特政府并索赔,美国法院则以沙特政府享有主权豁免权为由驳回诉讼。沙特方面也一直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
据美国媒体今年4月报道,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亲属通过美国法庭起诉沙特政府,沙特将抛售所持的多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
美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今年7月公布了“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报告中有关沙特与恐怖分子可能存在联系的绝密内容。报告解密内容指出,“9·11”事件部分劫机者在美期间曾接触与沙特政府可能有关联的人员,并接受后者帮助,但无法确定这些可能存在的帮助是否是后者有意为之。
……
美国起诉沙特阿拉伯是否意味着十字军西征的重大进展?
并不见得。
因为美国现在是个世俗国家,不是基督教国家。
不要对敌基督的力量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谢选骏:三文明模型(谢遐龄)之得失
——兼论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三文明模型”是谢遐龄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观察解释现代中国,并据此可以制定相应的社会对策。
所谓“三文明模型”,是指“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汇入中国传统(文明)。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下面一一述及。

(一)
在《“三文明模型”视角下看现代中国》一文中,谢遐龄指出:
“古今中西”这一惯用的“两文明模型”有缺陷,因而提出中华文明是三种文明汇合而成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和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汇入中国传统。运用该模型,他从社会结构、人格性、中国传统三个角度,对比联系三大文明在这三个方面的作用,不仅让听众看到了当下中国如政党、法律等实际问题的文化渊源,同时也追溯到其思想源头即无执和坚执,谢遐龄认为这是“伦理社会、理性社会,还有人格性问题的根据”。在解读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哲学与结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面对三个文明冲突激烈的现状,谢遐龄依然坚持“中华文明未来发展道路就是三个文明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来寻找”,而融合更是一种挑战,需要哲学反思,同时也需要心存敬畏。
互为异质文明的苏俄文明、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三文明模型”:
谢遐龄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忽视了近代汇入的一个大支流即苏俄文明。人们或者将其归入西方文明;或者视而不见;也有将其划归中国传统的。
他以汤因比的方案为启发依据,认为苏俄东正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两种文明类型。虽然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应加以区别,施于中国的西方文明影响多半属于日尔曼民族,是新教国家;而拉丁民族大体是天主教国家。“一个是从现实的感悟,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汤因比的文明划分”,由此,谢遐龄向听众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文明观“三文明模型”即包括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对比之下,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似乎较易融合。
(二)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就属于隔膜者和质疑者。
谢选骏认为: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的质疑与隔膜,主要来自对于一个事实的思考:
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其本土和绝大多数卫星国里,已经流产,在中国及其附庸国(朝鲜、越南)里也运转不灵,近乎名存实亡,何以与其它两文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相提并论?这是其一。
其二,当今西方文明除了“西方新教自由主义”,还有天主教集权主义传统(如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拉丁国家的集权主义力量也较英美、北欧为强),在这种意义上,东正教国家也日益进入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最近有的乌克兰,较远的则有希腊。此外即使“各民族的大监狱”俄罗斯帝国,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也日渐西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源头也在德国甚至英国(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原产地)……
这样的观察之下,不免对“三文明模型”产生了质疑。至少是产生了隔膜。
在隔膜者和质疑者看来,“三文明模型”大可不必为了迁就中国目前的军事管制状态,而为“尊者”讳,而迫使笔杆子的思考,服从枪杆子的指挥。
更有甚者,还会认为所谓“三文明模型”,抬高了已死的或垂死的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来与“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相抗衡,其实是在为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寻求合法性辩护,企图给他益寿延年……甚至,是在使用学术研究追认暴力征服,为军事管制中国进行涂脂抹粉。殊不可取也。

(三)
不过,对“三文明模型”的赞赏者,则反对隔膜者和质疑者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有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一枝独秀”的奇怪现象。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明显的存在;对它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存而不论。
这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所提出的“事后聪明”。在我看来,这多少类似于“成王败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说是难以为继。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则可能看到一种不同于“事后聪明”的景观,那就会看到“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的选择题。
1、中国国民党何以一再败北
中国国民党一个“堂堂中国大党”,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台湾民进党”?
无他,主要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汉人党”,在台湾错综复杂的族群状态下,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代表多数人利益。
2、中华民国何以一再败北
中华民国一个“堂堂大国”,何以屡战屡败于一个“蕞尔日本”和“红色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无他,主要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汉人国家”,成立伊始就遭到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叛离,在分裂状态下,抵御不了统一外扩的日本和共产国际的渗透。与中华民国相比,其前任满清的统治集团不是汉人,故能组成满汉二元帝国;其后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也不是汉人,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故能蓄积庞大的能量。
3、满洲以及辽金元诸朝的二元帝国
满汉二元帝国不是满洲人的发明,而是袭自北魏、辽、金、元等“畜牧——农耕”二元帝国。他们统治汉人用的是儒家法家甚至道家,但其权力结构却得利于萨满教的原始和军事统治的残暴。这一组合虽然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却可以进行历史研究比较。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元性质
如果从上述角度观察,“三文明模型”用来分析共产党中国(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中称之为“现代北朝”)的社会,不无道理。
“三文明模型”,在我理解就是传统中国的“二元帝国”再加上一个西方文明。当然,现在的“传统中国”,不再是“满汉二元”,而是“苏俄华人二元”;他们不是八旗,而是“红二代”,也称为“黄俄”。如果黄俄们愿意西化,则“三文明模型”可以融合,如果黄俄们不愿西化,则“三文明模型”无从融合。
(四)
对于“三文明”理论模型,赞赏者有之,隔膜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而本人谢选骏原属隔膜者和质疑者,现在如果通过上述的理解,则可以变为一个有条件的赞赏者了。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文明模型”不仅解释了中国的现实(包括现代南朝台湾),也合乎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这一线索,也就指引了中国的未来。

谢选骏:时代的烙印


新闻报道说《近三成大陆游客出国必带方便面!陆媒:是真爱!》
2015年一张大群中国大妈蹲在义大利GUCCI店门口吃泡面的画面,曾引起不少讨论。
一方面在名牌店一掷千金,出了名牌店却在路边猛嗑便宜的泡面,这种冲突感极强的画面,大概只有在陆客身上看得到。大陆《澎湃新闻》指出,“中国游客对泡面是真爱”,据调查,有近三成陆客出国玩一定要背上方便面。
中国游客究竟有多爱泡面?根据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旅行”和“挖财”联合发布的《出境旅游与泡面的逻辑考证报告》指出,大陆有高达31.29%的出境游客有过带泡面出国经历。而且即使出国不带泡面,也有58.24%的中国游客会在旅游目的地买泡面。
根据报告调查,中国人出国旅游的行程平均约5天,50.36%携带泡面出国的陆客,行李箱要装3到5包泡面。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人一天都离不开泡面。
对于出国扫货毫不手软的陆客而言,吃泡面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省钱这么简单。调查显示,出国一定要带泡面排名第一的原因是“吃不惯当地伙食”。报告称,不少中国游客吃不惯西餐,而泡面因为带着“熟悉的味道”,成为了这部分游客的“刚需”(刚性需求)。
对于这些陆客来说,他们热衷携带的就不仅仅是泡面,辣椒酱、火腿肠、牛肉干、榨菜丝、卤蛋等,也就成为与泡面一起带出国的“标配”(标准配备)。
排名第二的原因是“节省旅途就餐时间”或“方便”;“便宜”则仅排名第三。
还有一群“重度泡面爱好者”,不仅要带着泡面出国吃,还要在当地买泡面带回国吃。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成了大陆“重度泡面爱好者”最爱采购泡面的旅行目的地,其追求的无非是“口味好”和“口味新奇”。
……
真的是“口味好”还是“穷酸样”?
且看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中国游客对于泡面的热爱程度和年龄有关,但与收入却没有关系。
年龄越大的陆客却越离不开泡面,“70后”(1970年至1979年出生者)游客携带泡面出境旅游的比例高达66.14%,“80后”、“90后”则逐步降低。
这说明不是“口味好”而是“穷酸样”。
此外,恋爱中的情侣对于泡面的依赖程度最低,而已婚且有孩子的游客对于泡面的依赖程度高达60.51%。
这同样前者拒绝了“口味好”,而后者呈现了“穷酸样”。
……
我猜测,《澎湃新闻》上的《中国游客对泡面是真爱》这篇文章,是位大饥荒残留下来的人写的怀旧八卦,因为这人身上已经打上了“大饥荒”的时代烙印。

Wednesday, September 28, 2016

谢选骏:比骗子还像骗子的骗子


(一)
在“总统大选辩论”之前,我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两个精神病人争夺美国
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难道是两个精神病人在争夺美国?
“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来利险些晕倒在保姆车前,此事彻底激起了社会舆论对其身体健康的忧虑。而今又有人发现眼神僵硬,精神系统似乎有问题。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6年9月22日报道,希来利21日在奥兰多参加竞选活动,其间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主持人萨莉娜·法赞的采访。后者的提问相当刁钻,宣称因为希来利上了年纪的关系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性随之增加,询问其是否会接受神经系统检查。
“没有必要做这个。”希来利并未被对方抛出的问题激怒,而是开玩笑回应称,“很抱歉,我得了肺炎。抗生素能够搞定它,这令我感到太高兴了。而这些都过去了。”希来利强调,她披露的关于自身身体健康的信息符合过往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达到的标准。
然而,法赞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步步紧逼,她告诉希来利说她的兄弟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并且曾经给希来利手下的员工做过手术。但希来利不改立场,她坚称:“没有必要。(我们披露的健康)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正如我所言,这些信息符合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过往所达到的标准。我很高兴我们达到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标准。”
68岁的希来利还不忘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引到对手——70岁的川普的身上。“我必须说,我的对手没有达标。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公布了所有的信息,说明了我的健康状况。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很健康,适合担任美国总统。”
《每日邮报》指出,有一件事情希来利没有提及,那就是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在川普向媒体公布的体检报告里没有说明这一点。
目前,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希来利急需出现在大众面前力证她有体力和精力担任总统。但是最近几天,她不仅临时取消一场重要的筹款活动,还被发现出席活动时眼神僵硬,两眼转向不同方向。
美国《镜报》表示,根据希来利19日在费城演讲的视频,她的眼球从一边飞速转动到另一边,“她的两只眼睛似乎无法同步,左眼看上去斜得很厉害,在她看向左边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使得外界纷纷开始猜疑,难道希来利的健康又出了问题?有人甚至据此推断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川普和希来利都是近代历史中最不孚人望的总统候选人。不过两人也都殚精竭思,试图挖掘对方墙角,并希望借由辩论在选民心中烙下印象,让大家认清自己较对手更具备统帅的资格。
面对战斗力旗鼓相当的川普,希来利在对决前的准备,重点除了放在川普的性格上,也将确立自己在纽约长岛霍夫斯彻大学的辩论议题要表达的立场。在事前演练中,她将试图了解大半生在商界打滚,自诩为“媒合者”(deal maker)的川普,在辩论中的可能表现。
在距投票日仅六周之际,希来利阵营已把26日辩论视为最后一次关键机会,向选民展示,她若当选总统希望推动的施政,并将设法缓和外界对她的诚信及可亲的质疑。
对川普而言,他首次参加的一对一总统辩论,让他有机会展现掌握议题的能力,并说服亟思改变的选民,他才是值得选择的对象。
华盛顿邮报说,最大的变量在于难以逆料到时出现的是“哪一个川普”。华邮说,川普表现捉摸不定,有时他放言无忌,对争议不管不顾,有时在竞选团队的包装下,他表现得较深思熟虑,也比较按章法行事。
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难道是两个精神病人在争夺美国?
(二)
看过“总统大选辩论”之后,我觉得这两位“烂政客”(川普语录)没有提出任何新观点,所以在内容上不值一提。
值得观看得倒是,这两位第一次同台演出,所以从肢体语言上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
那就是,比骗子还像骗子的骗子:
一般认为,希来利不诚实,是个大骗子。
但是从现场表现看,川普的肢体语言却更不自信,他不断地眨眼睛,就像他说的全是笑话。从心理学上说,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才会眨眼睛。这样一来,川普这像是一个比希来利还像骗子的骗子了。
至于这两个人尤其是川普的台风恶劣,简直不把主持人和美国选民、全体观众放在眼里,就更是引人非议了。
最后一点,为了“种族平衡”起见,竟然让一个黑人去主持这两个白人的辩论会,这个黑人虽然声称“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种族关系最糟糕的时候”,自己却不肯花一点力气去维持基本的纪律。难怪黑人会在大街上频频遭到白人警察的枪击。
希来利指出,川普多次赖账、六次破产,但却不敢指出:川普如果当选,就会让美国进入赖账和破产的下行道!
这是为什么?
难道这是“两个骗子在争夺美国”?
(三)
网文《川普的致命软肋 希来利的难言之隐》揭开了骗局之一角:
美东时间2016年9月26日晚,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首轮辩论如期举办,川普(Donald Trump)和希来利(Hillary Clinton)二人首次同台对阵。整场辩论的氛围也不出意料地充满火药味。美国各大媒体第一时间的评论普遍认为希来利赢得了此次辩论,而川普也低调承认自己表现糟糕。
客观地来讲,希来利凭借长年的政坛经验,通晓辩论之道,在首轮辩论中取胜也是可以预料的。不过川普自己本身在议题上的生疏和欠缺准备还是重要原因。撇开细节不谈,仅就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以及美国对盟友的军事保护义务这两条,二位候选人激辩许久,而最终两人所表述的立场也凸显了川普对政治外交议题生疏的致命软肋,以及希来利的难言之隐。
在针对美国对日本、沙特、韩国、以及北约(NATO)其他成员国等盟友所提供的军事保护时,川普保持以往的立场,明言反对美国无条件付出,表示自己如若胜任则必将让这些盟国支付“保护费”,为美国分担昂贵的军费支出。关于TPP,川普也大力指责类似这样的自贸协议让美国丧失大量就业,批评希来利在其丈夫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奥巴马推行这类协议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诡谲的是,针对这两点,希来利却并没有做太多反攻。
熟悉国际政治的人都会明白,川普关于这两项的主张是没有可实施性的,他空洞的表态和欠缺逻辑、数据支撑的论点皆暴露了他对政务的生疏。因此有人可能会说,希来利之所以针对这点未做过多评论,是不愿围绕一个无谓的议题多说废话。其实,希来利一方面是出于这本身就是个美国和盟友间心照不宣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选民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已经产生冲突了,希来利的沉默是为了赢得选票的刻意选择。
川普在首辩结尾以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强大”收场,然而讽刺的是,恰恰是美国对盟友的军事义务以及类似TPP和NAFTA(北美自贸协议)等自贸协议,方才构筑了美国全球领导权的根基。
20世纪美国鼎盛之时,华府有足够本钱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约,在向其他国家敞开自己全球最大市场大门的同时,也另美国资本直入他国,并且以将他国纳入自己军事保护伞之下的名义,将自身的军事存在扩散到全球。通过这一套交易,美国得以大大巩固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维持龙头老大的位置。
如今的美国市场已不再拥有过去的无可替代性,相对于过去以“奖励式”的自贸协议吸引人来,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借债者”,更多地在全球贸易链中扮演一个借钱不还且贪吃的“消费者”。若非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早就面临多次破产危机了。现在若再像川普主张的那般,以贸易关税的“惩罚”威胁他人,效果只会是雪上加霜。
川普论点的漏洞借此显现地一清二楚,这是他致命的软肋。可是希来利的沉默和回避所透露出的却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是如上述所说,美国已面临很严峻的情况,成了下坡的雪球,越滚越大,越大越难以制止修复。二则是美国民众在意识到现在的窘况之后,将原因错误地归咎于“美国全球警察”的角色以及诸个自贸协议之上。
这正是希来利这类明眼人中问题的尴尬所在——倘若任由民意放纵,在这类问题上和川普站在同一立场,那则违背了国家利益。不过如若坚持正确的选择,像她一开始一样支持TPP、支持维持庞大军费开支,那么选民又不会买账。因此,保持沉默,适当回避,似乎也就成了在现阶段最明智的选择。假使能够赢得大选,届时再适当作出修改也未不可行。
坊间总有“国运”之说,认为一个国家国运昌盛之时,一切国际形势、国内时局、执政抉择、乃至社会中人民的意念,都会是蒸蒸日上的;而一旦国运转衰,则执政者受民所制、民复受从政者所惑,国内政务动乱频发、政令受阻,国际环境亦同样左右为难。
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头者,它的政坛选情牵动着全球目光。它将走向哪个方向,也影响着接下来8年乃至更久的国际局势。此次首辩之后暴露出的问题让观测者难免忧虑,但实质发展如何,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四)
比骗子还像骗子的骗子,到底是谁?

Tuesday, September 27, 2016

谢选骏:两个精神病人争夺美国

谢选骏:两个精神病人争夺美国
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难道是两个精神病人在争夺美国?
“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来利险些晕倒在保姆车前,此事彻底激起了社会舆论对其身体健康的忧虑。而今又有人发现眼神僵硬,精神系统似乎有问题。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6年9月22日报道,希来利21日在奥兰多参加竞选活动,其间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主持人萨莉娜·法赞的采访。后者的提问相当刁钻,宣称因为希来利上了年纪的关系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性随之增加,询问其是否会接受神经系统检查。
“没有必要做这个。”希来利并未被对方抛出的问题激怒,而是开玩笑回应称,“很抱歉,我得了肺炎。抗生素能够搞定它,这令我感到太高兴了。而这些都过去了。”希来利强调,她披露的关于自身身体健康的信息符合过往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达到的标准。
然而,法赞并未就此放弃,而是步步紧逼,她告诉希来利说她的兄弟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并且曾经给希来利手下的员工做过手术。但希来利不改立场,她坚称:“没有必要。(我们披露的健康)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正如我所言,这些信息符合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过往所达到的标准。我很高兴我们达到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标准。”
68岁的希来利还不忘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引到对手——70岁的川普的身上。“我必须说,我的对手没有达标。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公布了所有的信息,说明了我的健康状况。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很健康,适合担任美国总统。”
《每日邮报》指出,有一件事情希来利没有提及,那就是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在川普向媒体公布的体检报告里没有说明这一点。
目前,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希来利急需出现在大众面前力证她有体力和精力担任总统。但是最近几天,她不仅临时取消一场重要的筹款活动,还被发现出席活动时眼神僵硬,两眼转向不同方向。
美国《镜报》表示,根据希来利19日在费城演讲的视频,她的眼球从一边飞速转动到另一边,“她的两只眼睛似乎无法同步,左眼看上去斜得很厉害,在她看向左边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使得外界纷纷开始猜疑,难道希来利的健康又出了问题?有人甚至据此推断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川普和希来利都是近代历史中最不孚人望的总统候选人。不过两人也都殚精竭思,试图挖掘对方墙角,并希望借由辩论在选民心中烙下印象,让大家认清自己较对手更具备统帅的资格。
面对战斗力旗鼓相当的川普,希来利在对决前的准备,重点除了放在川普的性格上,也将确立自己在纽约长岛霍夫斯彻大学的辩论议题要表达的立场。在事前演练中,她将试图了解大半生在商界打滚,自诩为“媒合者”(deal maker)的川普,在辩论中的可能表现。
在距投票日仅六周之际,希来利阵营已把26日辩论视为最后一次关键机会,向选民展示,她若当选总统希望推动的施政,并将设法缓和外界对她的诚信及可亲的质疑。
对川普而言,他首次参加的一对一总统辩论,让他有机会展现掌握议题的能力,并说服亟思改变的选民,他才是值得选择的对象。
华盛顿邮报说,最大的变量在于难以逆料到时出现的是“哪一个川普”。华邮说,川普表现捉摸不定,有时他放言无忌,对争议不管不顾,有时在竞选团队的包装下,他表现得较深思熟虑,也比较按章法行事。

川普的父亲佛瑞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希来利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难道是两个精神病人在争夺美国?

Monday, September 26, 2016

谢选骏:网络战与新文化战


网文有曰,“中国网战组织庞大,西方会遭凌迟处死”:
2016年7月,美国一个网络安全智库的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网络间谍和人工情报搜集的组织和结构。报告称,中国的间谍活动在经济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凌迟处死”。
美国的网络安全智库关键基础设施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简称ICIT)在华盛顿举行发布会,推出题为《中国的间谍王朝:经济上千刀万剐的凌迟之死》(China’s Espionage Dynasty: Economic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寻求的不仅是窃取商业机密,而且是在经济上破坏和打垮(interrupt and cripple)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报告说,中国间谍活动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西方国家是主要目标。报告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重点强调前沿和创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改革,其中大部分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持续的间谍活动。
报告详细列举了已知的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军方组织,包括中国解放军61398、61486和78020部队。美国司法部于2014年5月以间谍罪起诉的五名中国军官隶属于61398部队。报告说,61398部队的主要目标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金融数据、国防、能源等 “十三·五计划”感兴趣的领域。
报告还列出了其他多个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组织,例如“深熊猫”(Deep Panda)。报告说,这个间谍组织入侵过Anthem美国医保公司的电脑网络系统并窃取了几千万份病人资料,据信该组织也是侵入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OPM)和美联航电脑系统的幕后黑手。
在网络间谍活动方面,ICIT的报告说,美中两国有明显的不同:美国依靠网络活动获得防务和一些军事情报,但是中国的目的既有军事的,也有商业和经济方面的。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FireEye Inc.)发布一份报告说,在美中两国于2015年达成停止支持网络窃取商业机密的协议之后,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下降。
2015年9月,共产党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承诺,两国都不从事或支持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其中包括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保密信息。……
与此同时,去年12月和今年6月,美中两国举行了两次有关打击网络犯罪的高级别联合对话。……
不过,ICIT研究员、网络安全公司Cylance全球首席信息安全官(Global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马尔科姆·哈金斯(Malcolm Harkins)在报告发布简报会上表示,虽然一些报告和数据显示中国的网络攻击减少,但是人们也需要问一下:中国方面是否改变了手法?他们是否在利用不同的组织或人员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他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在数量上减少,但是可能在攻击上更为精准。
也有与会的专家表示,如今才过去一年,现在评估美中协议的效果还为时尚早。他们认为,中国网络攻击的目标有可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在如何应对网络攻击的问题上,与会的网络安全专家都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防止网络袭击的发生,其中对网络用户进行网络安全方面的教育尤为重要。他们说,很多黑客通过钓鱼邮件和网站植入病毒。
除了黑客这种隐秘的间谍活动,ICIT报告还称,中国还有庞大的人工情报搜集活动。报告称,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商会、甚至是黑帮也在中国窃取商业秘密方面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其实,这体现了谢选骏《全球政府论》里所说的“新文化战争”。“新文化战争”,本质上是一种“软实力战争”,其中当然包括了间谍战。例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间谍战打先锋的。其中不仅涉及窃密,而且完整绘制了中国地图、普遍调查了中国民情。

谢选骏: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新闻报道说“美国歌手写歌煽动‘抢劫华人’,FBI介入调查”:
美国黑人歌手竟推出歌曲“煽动抢劫华人”,结果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华人圈子高呼抵制和检举。
这首由美国黑人Hip Hop歌手YG创作的歌曲为《遇见劫匪(Meet the Flockers)》,歌词煽动抢劫华人,并扬言因华人有钱不存银行,而且有事不报警。
其中有歌词译为:
首先,你找到一个华人社区的房子,因为他们不相信银行。
然后,你找到几个帮手——有人开车接应,有人去按门铃,
还要有人胆大,不惜一切去抢……停车、观望、按响门铃,确保没有人在家,游戏开始了。
歌词还称:不要拿大屏幕液晶电视和手提电脑,偷珠宝盒更为划算,因为拿到当铺当天就可变现。
歌曲的音乐视频(MV)中,两名歹徒进门时,镜头定格在一张华人四口之家的全家福上。而MV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上,超过15万人收看,700多人点赞。而在此之前,这首歌已经在网上流传两年多,在其他网站的点击量超过40万人次。据报道,YG乐队2016年10月15日还将到费城富国银行中心演出。
此曲在美国华人圈子中引起愤怒。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批评这首歌涉嫌鼓动针对华人小区的抢劫等犯罪活动,呼吁大家到“YouTube”上抗议举报。在加拿大一些华人网站上,有网友贴出如何到“YouTube”举报的详细教程,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华人发出反对声音。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费城办公室专员爱丽克丝·克里格在回复当地华人的举报时说,这首歌曲不但低俗也令人担心,FBI已经安排专人调查此案,但是无权从网站撤下该视频。加州华人律师说,这个视频与艺术创作自由无关,必须坚决反对。
……
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因为华人狡猾怯懦自私没有廉耻,经常沦为黑人劫匪的猎取对象,和黑白关系正好形成反差。
华人狡猾怯懦自私没有廉耻,在自己的国家都不敢争取民主权利,到了外国个个争当缩头乌龟。这样的人,等于在引狼入室,怎么可以怪野兽来吞吃他!
1979年、1989年,北京两次民主运动,我在北京大街上看到老外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全没有了,他们各种颜色的眼里,充满了对于黄皮糊(那时香港人发音的“黄皮肤”)的敬意。
可惜好景不长,一旦民运遭到镇压,外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变成了“扯(趾)高气扬)的了。
这就是古话说的:“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黑人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因为华人已经让自己的政府抢劫惯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华人的命就不是命,因为这是两个种族的不同的命?


谢选骏:默克尔毁了欧盟毁不了欧洲

谢选骏:默克尔毁了欧盟毁不了欧洲
网文《历史将记住默克尔,她毁灭了整个欧洲》说,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约226亿美元,1441.13亿人民币),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环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经学校园,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2015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伊斯兰化也是一种法西斯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去年夏天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
在我看来,默克尔可能毁灭了欧洲联盟,但是历史不会记住她,历史只会记住那个真正毁灭了欧洲而不仅仅只是毁灭了欧盟的人,并给他高于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土耳其苏丹这些半成品的历史地位。

谢选骏:默克尔毁不了欧洲


网文《历史将记住默克尔,她毁灭了整个欧洲》说,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约226亿美元,1441.13亿人民币),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环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经学校园,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2015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伊斯兰化也是一种法西斯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去年夏天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
在我看来,默克尔可能毁灭了欧洲联盟,但是历史不会记住她,历史只会记住那个真正毁灭了欧洲而不仅仅只是毁灭了欧盟的人,并给他高于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土耳其苏丹这些半成品的历史地位。

谢选骏:盲目社会的天眼工程


2016年9月27日新闻报道指出,中国造全球最大“天眼”落成,疑为新形象工程:

被称为“天眼”的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 周日在贵州省平塘县落成启用,官媒称是中国科学领域重大的原创突破。但批评者认为,这可能又是和汉芯、嫦娥等一样,形式大过内容的的科技形象工程。另一方面,该项目导致上万强拆户利益受损的消息,则被官方全部遮罩。
据新华社报道,拥有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拥有知识产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FAST)。报道还指出,借助这只巨大的“天眼”,科研人员可以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资讯,观测暗物质,测定黑洞质量,甚至搜寻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
中国官方还透露,天眼投入运营后,将会有大量的国际科研合作。在这之前,将有一段时间的参数修正和状态调整。
记者联系上当地一位知情人士,他透露,目前该基地被封锁,禁止外人进入。而技术团队中有原中科院探月工程指挥部的人员。他说:有中科院探月工程指挥部,他们是这样来的。不对外开放,将来怎么样不清楚,现在肯定进不去。原来早就有,它最大嘛。严格说技术肯定不是先进技术,但是它设备搞得晚的话,据我了解应该是最新的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技术上都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去问,我们只是从另外一方面做一些未来可行性的东西。
尽管官媒和当地政府都在此事上表现的兴高采烈,但很快就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据军事评论员吴戈表示,现在很多领域,动不动就抛出国家战略的名义,但其实很多只是利益团体和地方谋取利益的幌子。他说:基础研究或者是国家的战略野心往最前沿探索的话,都是可以做的。但问题是,中国往往把这个项目本身的国家形象、相关部门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看得更重。所以最后国家的这种战略野心反而成了一个幌子了。天文学这些东西,基础理论方面中国这么多年没什么贡献,中国经常辩解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基础条件才没有贡献。但是不是给你这个钱你就能有贡献?那其实也是也是一个空头支票。
在全民性的急功近利的环境下,特别是学术界习惯性的作假风气下,“天眼”是否又是一项面子工程,依然有待观察。足够强大的射电望远镜里当然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但是呢,分析这些东西的相关知识基础和经验,更为重要。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对基础研究其实没有太大的诚意,整个国家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种色彩非常的严重。基础研究是要非常扎实的去做,就是说,不光是国家要投入基本条件,另外一个学术界学风也要变。现在中国整个学术上让人忧虑是很多人是拉大旗作虎皮,骗国家的钱。
该专案建设造成上万人被强制迁移所引发的问题,也一直被官方掩盖。
正在韩国开会的北大天体物理学教授吴学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投入钜资最后变成摆设的可能性不会出现。他认为,他们都是严肃的科学家。他说:还在开会呢,我没法来回答你的问题。科学家都不是废物,我们用现有的“瓦”都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果,那怎么可能把这个弄成摆设的呢?我们都是很严肃的人,很严肃的科学家。
但是贵州政府为了“天眼”工程,强制搬迁了当地9000多人。迄今为止,因补偿款及安置条件较差,当地民众多年来一直在抗争,但当地民众维权的消息一律被严格封锁。
在这样一个闭目塞聪的社会里,却有天眼?天眼工程在这样一个盲目社会里,究竟能看到什么呢?

谢选骏:最后通牒的起源

谢选骏:最后通牒的起源
(一)
最后通牒,来自拉丁语Ultimatum,其语源为拉丁语中“最后一个”,是指一个团体向另一个团体提出的最后的条件,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威胁:表明或隐含如果条件不被接受就以严厉的惩罚相对的声明,尤指在外交谈判中这样的声明。中文早期亦有按音译成“哀的美敦书”,给人即将“一片哀鸿”的肃杀感觉。
外交上的最后通牒通常是没有谈判余地的最后要求。如果最后通牒不被接纳,下一步就是严厉的制裁,甚至是宣战。有时候,有意宣战的国家会以最后通牒为开战手段。这些最后通牒一般含有较苛刻的条款,而开立者知道对方是不会全盘接受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七月最后通牒即属此类。
据我考察,最后通牒的起源在于《圣经·申命记》:
Deu 20:10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
Deu 20:11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
Deu 20:12 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
Deu 20:13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
Deu 20:14 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
Deu 20:15 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Deu 20:16 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Deu 20:17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
Deu 20:18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Deu 20:19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
Deu 20:20 惟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谢选骏指出: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也许就是一种战争法规。这显然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远东诸候胡乱砍伐甚至决堤淹城要文明得多。)
最后通牒一般和正义感有关,也就是说,自认为正义并获得舆论同情的一方,才可能向对方发出这一文告。
反面的例子是日本,它之所以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是不宣而战,就是因为它自知理亏,无法公布自己的要求。
(二)
网文《正义的起源》说,情感和语言共同作用,人类生发出更高的认知能力“移情”(empathy)。在这种元情绪的基础上,自豪、羞愧、同情、内疚等社会情感才能较好地运行。没有移情能力,再多的规则,再强的约束都不能使一个社会成立。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是“反社会者”(sociopath)。因为这样的人无法体验到懊悔、内疚,没有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社会惩罚也不敏感,故而很难承担起积极的社会互动行为。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发现约有3%-4%的美国成年男性明显缺乏移情能力。美国监狱里三成囚犯不具备这一能力,而在惯犯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个调查既说明移情能力并非人人具有,也说明移情与社会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1982年,德国洪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斯(W. Guth)主持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的实验。实验内容很简单,两人一组,46个学生分为23组,考察每组的实验对象如何分配金钱,数额为100马克。但是实验条件很严格。首先,一个组里只能由一个随机实验对象来决定分配方案,另一个人则只有接受或拒绝该方案的选择权——若接受,分配进行;若拒绝,分配终止,两人一分钱也得不到。其次,实验只进行一次,双方都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故实验称为“最后通牒”。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预设,一个完全理性的实验对象在决定分配时,完全可以做出自己得99马克,对方只得1马克的方案。而另一个人无可奈何之下也应接受该方案,毕竟这样的结果总比一无所获更“理性”。然而实验结果却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大多数决定分配的实验对象所做出的方案都是四六开与五五开之间,决定五五开的分配者占了四分之一。而那些特别不公平的分配方案都被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们宁愿什么都不要,也不让分配者得逞。据此,古斯在实验报告中认为:“很明显,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的实验重复了无数次,结果大体一致。其中,美国圣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金迪斯(Herbert Gintis)领衔的跨文化最后通牒实验最有价值。他们在全球12个国家的15个经济、文化差异极大的小规模社会中做了类似实验,结论同样“高度一致且显著地背离了教科书中的理性人假设”。他们认为,在利益之外,很多受试者更关注公平,愿意为公平承担个人损失——奖励持合作态度的人,惩罚不合作者,即便这些奖惩行为对自己而言代价不菲。
金迪斯认为,最后通牒实验说明,人类在社会互动(也叫“社会博弈”)中具有一种利他性质的、对不公正行为予以惩罚的强烈倾向。这一追求公正的倾向很可能是人类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他称之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换句话说,追求公平公正的强互惠行为才是社会互动的元规则,而不是经济学偏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
强互惠很可能是人类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金迪斯等人推测,严苛的生存压力迫使人类必须将合作从亲缘关系扩展到更大规模的非亲缘群体当中。由基因突变而来的强互惠行为可以突破彻底自利的群体,从而有效维护群体内部的合作,显著提高族群的生存竞争能力。为了证实这一推测,圣菲研究所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生活,结果完全支持了他们的假设。他们发现,不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单纯合作者族群,以及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群体,都不具有生存优势。单纯合作有退化为原始群体的可能,而完全自私则肯定灭绝。惟有当数量较少的强互惠者出现在自私者群体当中,合作者才会增加,自私者才会减少,最终达到某种数量上的平衡。这个比例大概稳定在自私者38.2%,合作者24.6%,强互惠者37.2%。其中,每个群体成员出现“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率为11.1%。我认为,这个比例大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
那么,强互惠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200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实验报告,圣菲研究所的费尔(Enst Fehr)博士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特别是其中的纹状体(Striatum),可以使强互惠者在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心理预期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从惩罚违规者、自私者、不公者等的行为中获得快感的生理原因,而一旦那些不合作者逃脱惩罚,人们就感到愤怒和痛苦。
在计算机模拟中,金迪斯等人将强互惠行为的演化起点设置在更新世晚期,也就是距今10到20万年前不是随意的。因为起源于这一时期的人类语言促进了群体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其组成不再以简单的亲缘关系为纽带。群体内部不存在酋长、宗教领袖等社会权威,没有复杂的等级,社会规范基本依靠个人来维系。群体共同分享食物,个人不能储存或积累各种资源。驱逐是群体内部最主要的惩罚形式,个体也只能用逃离族群来规避更严厉的惩罚。这些条件不仅简明,而且重要,特别适合科学家建模。
当然,时空条件的长期变化可能会使人类强互惠行为的表现发生改变。例如,现代社会中放逐已不再是惩罚的主要方式。规则的演化、制度的变迁,还有社会文化的力量,都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强互惠行为。不过,从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强互惠是情感拓展与语言拓展的双重成果。这种非血缘关系的合作行为在其他生命群体中很少看到,却是人类特有的智慧。它和促成大部分生命实现合作的另外几种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石。然而毫无疑问,强互惠行为与人类正义感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古代中国社会曾经是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那么,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强互惠的功能的呢?
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正义感、失去了下达最后通牒的勇气的呢?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
2016年9月26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战机首度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日本战机紧急升空:
日本防卫省9月25日发布消息称,包括疑为战机的2架飞机在内,当天上午中国空军8架飞机在宫古海峡上空来回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共同社9月25日在报道中称,中国军队战机来回飞行这一空域,尚属首次。
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月25日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25日当天共有8架中国军机出现在东海空域。8架军机分别为4架H-6战略轰炸机、1架TU-154电子侦察机、1架Y-8侦察机。另外2架军机据推断可能是中国空军战机。
根据公告中的飞行线路示意图显示,中方8架军机在东海空域向东南方向飞行,随后按原路线折返,当天多次往返于宫古海峡公海水道空域。为防止中方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并对中方飞机进行了拍摄。
2015年5月21日,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部队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组织航空兵远海训练,是濒海国家空军的普遍做法,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空军航空兵出第一岛链开展远海训练仍会依据情况进行。
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其北边距冲绳那霸300公里,南边离台湾岛最近只有330公里,西边离钓鱼岛只有100多公里。宫古海峡属于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
……
谢选骏指出:中国战机仅仅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还需要“进出日本”。
这样才符合“大东亚精神”。
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呢?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
2016年9月26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战机首度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日本战机紧急升空:
日本防卫省9月25日发布消息称,包括疑为战机的2架飞机在内,当天上午中国空军8架飞机在宫古海峡上空来回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共同社9月25日在报道中称,中国军队战机来回飞行这一空域,尚属首次。
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月25日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25日当天共有8架中国军机出现在东海空域。8架军机分别为4架H-6战略轰炸机、1架TU-154电子侦察机、1架Y-8侦察机。另外2架军机据推断可能是中国空军战机。
根据公告中的飞行线路示意图显示,中方8架军机在东海空域向东南方向飞行,随后按原路线折返,当天多次往返于宫古海峡公海水道空域。为防止中方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并对中方飞机进行了拍摄。
2015年5月21日,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部队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组织航空兵远海训练,是濒海国家空军的普遍做法,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空军航空兵出第一岛链开展远海训练仍会依据情况进行。
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其北边距冲绳那霸300公里,南边离台湾岛最近只有330公里,西边离钓鱼岛只有100多公里。宫古海峡属于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
……
谢选骏指出:中国战机仅仅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还需要随心所欲地“进出日本”。
这样才符合“大东亚的共荣精神”。
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呢?

谢选骏: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谢选骏: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一)
A:我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B:基督不是给我们了吗?
A:在彼得那里,不在我们这里,后来被梵蒂冈弄丢了。
B:嗯,这个我才听你说,不明白!怎讲?
A:宗教改革以后很多教会不再承认梵蒂冈的权威……教派分歧意味着没有一派是对的了。我问一个讲道人:谁讲得对?他说要我自己分辨。我说我能分辨,那就高于讲道人了,还要讲道人干什么呢?
B:被上帝注意,是基督徒的福气;因为不论遇到什么都是好的。可是对不信神的人,可能就会审判神。
A: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命运了,他不让你去教会,所以上帝要是注意了他,会有好果子给他吃吗?上帝可是公义的。
B:可是神也会放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丟失的那一只呀。
A:那一只,是属于神的羊,不是指所有的羊。所以耶稣说进窄门,因为进去的人不会是多数人。
(二)
网文《圣经中的七把钥匙》说,钥匙通常是用来开启大门,或是保险库,或是贮藏室的门。如果没有那把钥匙,你就无法得到你所要的东西。在圣经里启示出神有七把钥匙赐给祂的儿女们,是能打开天上宝库的,也是我们每个信徒应该拥有的:
一.金钥匙(约一:12)
这把金钥匙,即信心之钥,也就是神儿女的钥匙。是能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因此得着神儿女的名分: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一:12)
要作神的儿女,唯一的条件就是打开心门,接待主耶稣基督进来作救主,这是信心之门,需要用信心的金钥匙才能打开(彼前一:7)。
二.银钥匙(玛三:10)
这把银钥匙,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三:10)
这把银钥匙能打开天上的窗户,使神降下无数福分,但要获得这把钥匙,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也即教会—神的家)才成。许多信徒失去了这把银匙,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甚至从未奉献过。他们埋怨神不赐福给自己,但又没省察自己在奉献上有否忠心。神说我们可以以此试试祂,这是祂最特别的应许。
三.政权之钥匙(赛二二:22)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赛二二:22)
大卫为一国之君,他的钥匙就是政权之钥匙;对今天的信徒来说,这钥匙就是属灵的权柄,也就是福音的权柄。基督徒传福音给人,使人得福音的好处,叫人得从罪恶的深渊中释放出来。
四.福音之钥匙(启三:7)
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对非拉铁非教会的自我介绍,也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22节的经文。非拉铁非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故此主给他们一道敞开的门,这就是福音之门。有一天,这福音之门打开之后就没有人能关,若关了也没有人能开。谁也不能关这福音之门,毛泽东曾说过要将耶稣赶出中国,将所有教堂关闭。不错,教堂是被关了,但教会却未被关,今天中国的信徒比民国时代不知增了多少倍。教堂虽被关,但福音之门从未被关,事实证明主的话是真的。
五.天国之钥匙(太一六:19)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一六:19)
这把钥匙是打开天国之门的钥匙,和福音之钥匙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赐给彼得一把能打开天国之门的钥匙,叫他有传福音的能力,在五旬节时一下子就将教会从一百二十人暴增至八千多人。这八千多人是因为彼得将天国之门打开,叫他们可以进去。我们也应该常携此钥匙,让多人信主归向神。
六.知识之钥匙(路一一:52)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路一一:52)
主耶稣责备律法师,他们将知识的钥匙夺了去。甚么是知识的钥匙?就是认识神的知识。律法师有这些知识,但却不让别人拥有,他们知道得救之道,自己却不进去,反要拦阻想进去的人,说明这班律法师成为别人进天国的绊脚石,徒然拥有知识。
七.死亡之钥匙(启一:18)
这节经文也是主耶稣的自我介绍。祂说祂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且活到永永远远。不单如此,祂还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因为祂胜过了死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祂的手中,因此,凡信靠主耶稣的人,就不再惧怕死亡了。
(三)
《得胜再得胜》(WENLY L DUEWEL)第十章说“耶稣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耶稣亦是掌管死亡和阴间的主。他宣告:“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 1:18),若非耶稣允许,任何病菌,罪犯,恐怖份子也绝不能伤你;没有他的允许,也没有暴风、洪水、猛兽、任何势力或政权能害你。
虽是如此,但并不保证你永远不受灾病侵扰,长命百岁。如果你对神的健康律掉以轻心,毫不在意身体状况,照样自食恶果。
约翰卫斯理曾说:“在工作未完成之前,我是不朽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中,只要你对圣灵的带领保持敏锐和顺眼的心,只要你小心照顾身体,主宰你生命存亡的最高主权就不落入机率、天然灾害、人为因素或撒但的手中。耶稣要保守你,绝不让任何伤害碰触你;除非为要在你身上成就永恒的美事。他不仅现在重用你,连在永恒里,他也要用你。赞美神,因为耶稣手握死亡与阴间的钥匙,他要自己永远保有它。
耶稣握着大卫之钥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启 3:7)耶稣就是所有门户的主。他所开的门没有任何人为或魔鬼的力量关得上。反过来说,他所关的门,就算整个地狱通力想打开,也是徒然。保罗也认定他的所有事工都是主耶稣给他开的门(林后2: 12;西4:3)
如果你也在找寻象保罗找到的那样一扇“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林前 16:9)请记住耶稣就是开启一切门户的开启者、若是你需要在撒但的面前关上某一扇门的话,也请记得:耶稣手中握有这些钥匙。你和我已经关上的门,或可用武力闯开;你和我所开启的门,或可用武力勉强关上;但当耶稣介入时,就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改变你我的意愿。
耶稣握有掌管你我生命中各样契机的大权,他要自己保有,他绝不会拱手让出的。他握有大卫之钥。
耶稣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虽然有些钥匙主是永远不交托他人的,但是他在等待着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和我。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大16:18、 19)
耶稣曾把天国的钥匙交托给初代使徒。以上的经节是彼得回答了耶稣所问的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推?”,之后耶稣耶稣回答彼得的。因着彼得确认他的主权。耶稣就把这不可思议的权柄赏给他和一切信从的人,为要使他在地上国度的事工得以拓展。
彼得如何使用这些钥匙呢?他如何捆绑和释放呢?耶稣刚才誓言要建造属自己的教会。由于他即将离开世界,无法亲自在地上建造这教会,于是把责任交给彼得和其他问徒。对于捆绑和释放,主所较看重的是用它来建立教会和推展福音,倒不在于如何用它来规律教会。
使徒行传记载新约时代教会增长的情形。提到圣灵在使徒身上动工。他们就能祷告和见证。
五句节那天,基督给了彼得一把钥匙,彼得踏出了顺眼的-步,于是为了三千名新信徒开了教会的门。主基督结了司提反一把钥匙,司提反顺服了,就直接步入天堂,然而他的壮烈殉道影响了保罗,后来成为了初代教会最伟大的传道者。基督也给了腓力一把钥匙,他就为撒玛利亚人打开了教会的门。主再给腓力另一把钥匙,派他进入沙漠。腓力顺服了。在往迦撒的路上,他开启了埃提阿伯太监信福音的门,因此也间接为住在非洲的人开了福音的门。
基督又给彼得另一把钥匙,使他得以为哥尼流打开教会的门。更从而为罗马的外邦人打开了救恩的门。基督也不断给保罗钥匙,使他的国度得以扩展。教会在大、小城市里一间接一间地建立起来——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以弗所、歌罗西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没有列名的城镇。保罗不断地顺服、讲道、祷告,并建立许多教会。
耶稣需要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去继续他的工作。这个真理十分重要,以致耶稣稍后在马太福音中再交付这个使命,并且他用的代名词是“你们”,就是包括所有以彼得为榜样的基督徒:“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18一20)
 因此,基督今日仍继续在建立教会,因为跟随他的人使用他所交付的钥匙——为许多人打开救恩的门,释放受撒但辖制的人,并捆绑撒但那毁坏基督徒和教会的力量。
“同心合意”这个动词的希腊原文是SHMPHONE,英文字“SYMPHONY”(交响乐)就是源自此字,意思是“许多声音和谐地发出”,主要是指音乐乐器而言。
当两个基督徒“和谐地”为一件事在灵里合—、愿望合—、祷告合一,就会象一首美丽的交响乐传进神的耳朵里,父神自然要批准回应如此的请求。理由何在?因为只要有两、三人奉主耶稣的名同心祈求,主就要在那里与他们一起祷告,与他们同心合意,并回应他们的祷告说“阿们”。
基督随时要把钥匙给那些愿意使用的信徒,基督正在寻找愿意参祷告、多顺服人来协助他建立教会。若是我们不忠心地使用顺服和祷告的钥匙,他就不再给我们新的钥匙了。
天堂还是地狱
耶稣复活后第一次和门徒聚集时,他祝福他们,并把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对他们说:“我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 20:21)。接着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2节)并立即把一个最庄严的责任给这些门徒和一切跟随他们信仰的人:“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23节)
你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不是只有神才有放罪的权柄吗?”是的,当然是。“基督不是付上代价,让一切呼求他名的得赦免吗?”是的,感谢神!“那么,赦罪的权柄现在为什么落到我们手里,而不说是在神手里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基督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把他的信息传到世界各地。他已为全人类付上了赎价,但是他要用以将这消息报给世人的,就是你我的声音。只要你开口向你的朋友传福音,他就有机会接受救恩、蒙神赦免;否则,他就得不到赦免。只要我们向世人传福音,全地就能得救;反之,这世界只怕就要永远失丧在罪里了。世人上天堂或下地狱现在就掌握在你我手中。基督已完成他的责任,而我们则尚需努力。
这得救的机会和祷告有直接的关系。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主耶稣要我们祷告祈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来收割庄稼。另外有些人一生中仅有一次机会听见福音、相信和得救。他们能把握住这准-的机会吗?听了福音,他们懂不懂那道理呢?会不会因为私人的偏见就看轻福音呢?这些鸿沟都有赖你我的祷告来填补,因为神拣选我们成为他们得救的惟一希望。
专制、霸权的社会里,福音见证几乎等于零。人民能听闻福音的唯一途径就是收音机广播。但是缺少基督徒公开、喜乐的见证,他们纵或听了福音也不见得一定懂得意义。此外,他们本地的电台既然没有基督教的广播,他们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福音广播的电台。他们能找得到福音广播的频率吗?
你的祷告可能就是他们唯一唯一的希望。当他们转动收音机选台器时,你的祷告能引导他们找到福音电台。你的祷告能帮助他们除去偏见。你的祷告能帮助他们明白、你的祷告能阻断撒但的挑拨。你的祷告可能就是开启他们得救之门的唯一钥匙。
在耶稣中,基督就把救恩之门的钥匙赏给你,让你的至爱亲朋,甚至更多世界各地的人得蒙拯救。有那么一天,基督要问你如何使用他所交托你的救恩之钥-—他要问你,你曾为多少人开启了天堂的门,为多少人阻绝和封锁撒但欺骗的门。基督建立教会和开展他国度的惟一计划就是把通往天堂的钥匙赐给我们。你愿意忠心地使用这些钥匙吗?
 (四)
我曾想寻找天国的钥匙……
不过现在我明白这可能超出了我能力。
即使找到了,我想,我也没有力量打开天堂的大门。
我应该把主权交给上帝。

Sunday, September 25, 2016

谢选骏:中国蚁民的颜色


网文《共产主义如何影响中国游客去哪里》一文,摘译于《福布斯》2016年9月25日刊登的Wolfgang Georg Arlt的报道。他说,共产主义正在把自己编织成“现代中国文化”的另一部分:国际旅游。
在过去的十年中,前往中共历史上重要场址的国内游客超过四十亿人次,因此称为“红色旅游”。
但这些旅行已不再局限在中国国内。2015年,俄罗斯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之后,引入了重走列宁脚步的旅游。中国出境游研究机构(COTRI)的研究也发现,早在2011年,中国的旅游营运商就已经一直在组织“红色”主题的旅游,不仅仅是去俄罗斯,还去德国、英国、前南斯拉夫,参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铁托这些人物相关的地点。
“红色旅游”的崛起
参加这种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在迅速增长,单单一个旅游公司平均每个月向俄罗斯发出10个团。每个团有30至40人,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备受共产主义蹂躏的老年人。
其他的主要是多代同堂想要自己出游的家庭团体。他们通常是年轻一代陪伴父母亲前往俄罗斯,完成老一代人想要参观俄罗斯的心愿,那个国家曾经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青年时期,他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带来一起学习些什么。
下个月国际“红色旅游”的目的地列表中也将加入美洲。中国国航首次直飞古巴首都哈瓦那,将包括一群由一名学者和一名军事专家带领的游客,他们负责向那些游客介绍古巴的历史遗址以及其红色文化的故事。此外,一名专业摄影师将记录下整个行程,省去参与者自行拍照这些麻烦。
在海外纪念中共的历史
另一个有趣的新发展是在海外建立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不仅展示对中国之外“红色”旅游的支持,也希望给该旅游附上“中国特色”。这些场址中最出名的是位于莫斯科郊外庆祝中共“六大”举行的地方。由于在1927年中共几乎被国民党在中国的城市里消灭了,该大会被迫改到苏联的首都召开。
翻修曾经召开中共六大的大厅,这一想法是习近平于2010年访问莫斯科时首次提出来的。在2013年,已经成为共产党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亲自监督了该翻修工程的启动。经过三年多时间以及中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该工程7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完工仪式,共产党中国“国家副主席”和俄罗斯副总理出席,两人带来了习近平和普京的个人祝贺。
最新的中国“红色”遗址
在中国以外创建中国“红色”遗址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在巴黎以南100公里的蒙塔基(Montargis)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纪念在1920年代生活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其中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和前国家总理周恩来。
这栋楼此前是一名富裕的中国绅士居住,他在清朝1912年灭亡后曾帮助把中国学生带来法国学习和工作。大约有300名中国学生参与了该计划,其中许多人在他们恩人位于巴黎的豆腐厂里工作。在法国,当地的工会会员向中国的学生工介绍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两年前,该建筑被湖南省政府买下,变成了一座纪念馆。湖南省是毛泽东的家乡。该纪念馆上个月底开始向公众开放。这座纪念馆很快就会开始向当地人提供普通话、书法和中国茶艺的课程。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它也将把中国游客带来这座城市,他们会骄傲地看到一尊邓小平的塑像。
……
记得文革的样板戏里,有一句台词说,“这些刁民,连骨头都是红的”。共产党中国看来真是入木三分的自况。
由此可见,想要在共产党中国发起“颜色革命”,实属不易。因为中国蚁民连骨头都是红的,就是洗心革面,也无济于事。
中国蚁民的颜色,不论是蓝蚂蚁还是红蚂蚁,都不会按照民主基金会的愿望改变的。
只有时间或曰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自然主义的方式,更新换代、改变中国,其它都是于事无补的。

谢选骏:愚公移山 蚂蚁精神


(一)

原创笑话《愚公移山的精神》说:

乌鸦看见一群蚂蚁在一座大山前忙着运泥,就很好奇的问:蚂蚁兄弟啊,你们干嘛呢?
蚂蚁:我们大王看上了山那边的姑娘,但是被这座山挡住了,每次想约会,都要提前一个月出发,所以大王自从听说有一个叫“愚公”的人成功的移走了一座山之后,他就下令叫我们学习愚公精神,让我们把山移走好让他跟女朋友能天天见面!
乌鸦竖起大拇指说:嗯,不错!精神可嘉!不过照你们的速度要把山移走至少要一两千年时间吧!你们大王早就挂了!
蚂蚁一听马上生气的说: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们大王可是万万万岁的,你居然敢诅咒我们大王,找死啊你!
乌鸦看见蚂蚁怒了,马上飞走了!
……
看得出来,这则笑话是讽刺毛泽东还没有“革命到底”、让他的蚂蚁们死得精光,自己就一命呜呼了。

(二)
天涯杂谈《蚂蚁精神》则如此醒目地宣传“中国梦”说:

全国有8千万多党员,如何发挥每一个党员的作用,是管党治党关键所在。对于党员个体来说,觉得自我渺小,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其实是一种放任、推卸责任。我们应该从蚂蚁精神当中有所启迪。
其实,我们从蚂蚁身上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整个族群来说,每一只蚂蚁都是渺小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当蚂蚁们联合起来,他们又是战无不胜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好多只蚂蚁,一起猎杀比他们个头大很多的昆虫,这就是集体的团结。党员有时候缺少动力,可能是基层党支部没有发挥好作用。没有把党员拧成一股绳,缺少联系、缺少团结,没有形成合力,力量自然发挥不出来。
作为党员个体来说,也缺少蚂蚁永不放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总之,不达目的不罢休。作为党员,要培养这种精神。第一,眼中要永远紧盯目标,盯住目标是成功的前提;第二,到达目标的路线不止一条,持之以恒是成功的保证。一句话,永不放弃目标和追求目标所拥有的激情。
缺少蚂蚁满怀期待的精神。整个冬天蚂蚁都在憧憬着夏天。在严冬中,蚂蚁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冬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就会到来。“满怀期待”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对事业的不懈追求是永恒的。干成事,就是不被眼前的困难所困扰,对成功永远满怀期待。党员只有对党的事业满怀期待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缺少蚂蚁竭尽所能的精神。一只蚂蚁能在夏天为冬天做多少准备?答案是:全力以赴地工作。“竭尽所能”是干成事的起码要求,古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一己之力久而弥坚,其心可叹矣!如斯,何所不能!蚂蚁还有团队意识,当处于火海之中,它们会抱成一团,以球体滚动的方式,牺牲外圈蚂蚁保护中心的蚂蚁的伟大精神。每个党员要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梦将很快实现!
看来,中国梦就是“蚂蚁梦”。

(三)

为蚂蚁中国梦的诞生,还有一部《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3D动画系列片”问世。《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是《星际小蚂蚁》系列动画的第一季节目,是以科幻题材,寓教于乐的合家欢式原创3D动画系列片,由深圳市前海小蚂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文铭广告有限公司、重庆云启联合出品与制作。
《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讲述的是小蚂蚁实现大梦想的故事:五只小蚂蚁,心怀蚂蚁星球的梦想,将中华文化传扬到全宇宙,于是带着仁义礼智信五颗灵珠,第一站重返地球。
结果遭遇黑暗势力阻止,致使灵珠散落全球,于是在世界各地,双方展开了搞笑有趣又富含哲理的争夺,最终五行小蚂蚁夺回灵珠,让中华文化闪耀地球,地球从此变得更加美好,小蚂蚁怀着梦想,飞往宇宙下一站。
《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合共50集,每集11分钟,虽然还没正式与观众见面,但在业内试映之后,已经得到了一致好评:
这是第一部中国梦主题的原创3D动画片
中国梦,就是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乃至世界和平,而《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中几位小主角的终极梦想就是蚂蚁星球强盛,并且发扬蚂蚁星球强盛的基因,实现宇宙和平宇宙和平,中国梦与蚂蚁梦,一脉相承。
这是第一部弘扬中华文化精髓的原创3D动画片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其核心精髓,可高度概括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五行(金木水火土),《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中的五位小蚂蚁主角,分别代表的就是金木水水土,他们要发扬到宇宙中的,正是仁义礼智信五颗灵珠。每一集故事里,大人小孩所有观众,都能通俗易懂地学习到五常的精髓。
这是第一部以小蚂蚁为主角的原创3D动画片
《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是国内第一部以小蚂蚁形象为主角的原创3D动画片。蚂蚁一向以勤劳、团结、坚忍等特性而为人们所称道,蚂蚁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精神其实非常吻合,但在国内创作中始终被忽略,《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将为国内动画界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要告诉所有人,小小的蚂蚁,一样可以实现大大(习近平)的梦想。
这是一部中国元素无处不在的原创3D动画片
中国元素是《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的创作基础,整个蚂蚁星球的环境均是浓浓的中国风,故事中的道具、情节等等,均与中华文化有关,届时,你将在故事中看到月饼、折纸、风筝等等中国元素,并且将会看到广州、上海、西安、苏州等等众多国内城市的地方特色。
这是一部将中华文化推向全球的原创3D动画片
因为小蚂蚁们第一站重返地球的目的,就是想借助中华文化的力量,让地球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你也将会看到中华文化将在迪拜、伦敦、加州等等世界各地闪耀。
这是一部以微缩视觉为世界观的原创3D动画片
小蚂蚁们来到的地球是真实世界,在动画片中的真实世界,一只小蚂蚁的大小仅为可乐罐的一半,所以,《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以小蚂蚁的视觉去创作,将为观众呈现一个全新的与别不同的感官世界,恍如置身一场奇幻的想象之旅。
这是唯一1080P全高清电影品质的原创3D动画片
为达到3D动画片的最高品质,同时方便观众下载后在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上,获得最佳的影音体验,《星际小蚂蚁-环球追梦》全片均以1080P全高清品质,电影级标准进行制作,画面的清晰度比是目前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的4-8倍,绝对大片级享受。
总之,这是一个蚂蚁国家的“大头梦”。

谢选骏:美国加快社会主义化的步伐

谢选骏:美国加快社会主义化的步伐
在2007年出版的《小国时代》里,谢选骏曾经指出:在中国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同时,美国可能正在同样迅速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挺进。世界两个最大国家就在以这种奇特方式裹挟各国走向全球化的灭顶之灾。
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了。这一趋势有增无减。
2016年9月25日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微软客制Win10 迎合北京当局:
微软宣布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神州网信”,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担任副董事长,他透露,将为中国政府和国企用户提供安全可控的Windows 10作业系统,打造中国版Windows。
美国入侵中国网路多年,2013年爆发以代号为“棱镜”进行网路监控的“棱镜门事件”后,共产党中国政府对资讯安全高度重视。自此之后,外企要进入中国市场,大多选择与中国IT类国企合资,以满足中国政府、国企等客户的安全要求。
神州网信于是微软透过成立合资公司,可以让最新的Windows系统重返中国政府采购名录,与此同时也让美国资本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方向、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神州网信设在湖北武汉,中方占股51%,并在董事会中有三票,微软占股49%,在董事会中有两票。很明显,社会主义控制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中国的电科董事长兼任神州网信的董事长,而微软将协助中国电科软体发展网络战争的能力。
微软的亚太区总裁透露,神州网信将开发首个中国政府专用Windows 10,合资公司的产品核心保证是与中国政府透过深度合作一起开发出来的。 
从微软资本的角度来看,合资公司是在“服务特殊的企业用户”,即中国政府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因为这些用户的要求比一般企业高,需要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他认为,微软是跨国企业,要融入中国市场就必须做中国合伙人,与当地的企业一起发展。
神州网信的成立也意味外国企业今后要在中国大陆市场发展,必须迎合新合资时代,才能打入市场核心。
微软的个案不是孤立的。不仅在外资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倾向,中国也通过投资使得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社会主义化。

谢选骏:传统礼制的现代版本


1975年我开始起草《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一书。
当时正值“批林批孔”高潮,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遭到全盘否定。
但是我反而从中体会到中国经典里的精神虽在庙堂遭到清算,但在民间依然续存。因此我预期马列主义在中国必将败北,人心迟早重归祖辈的中国。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历史感觉再度验证了。
庙堂里的马列主义渐渐失灵,传统礼制因此出现了现代版本。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22日报道说,中国给在华外国人分级,老外开始担忧:
从10月1日开始,中国政府将开始把在华外国人分成A、B、C三类。中国媒体报道,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作许可制度的一部分,旨在通过“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来建设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
将负责实施该制度的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称,此举的目的是“提高外国人才管理服务水平”,结束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九个省市的试点后,这一制度将于明年4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
规划中的改革引起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热议,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政府会把我归为哪一类?
距今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大约20万名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就业,另有40万名家属,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高。在总部位于北京的人力资源公司福瑞恩担任顾问的埃里克·刘估计,2015年中国总共有大约200万外国人,其中有高达30万的非法就业者,这些人拿的通常是旅游签证。他说,中国需要更多外国员工,但他们常常很难拿到签证:“各种公司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外国人,不管是大国企还是私企。”
可能会被分类让一些外国人感到不安。詹姆斯曾是怀俄明州的一名高中老师,现在北京一家幼儿园任教,他想知道政府会怎么定义老师。他要求只公开自己的名字,以避免引起雇主的负面关注。
“他们还没公布这个评分制度会怎么运作,”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让我感到担心。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对中国有价值的人,以及我所处的具体位置。”在研究了仅有的一点信息后,埃里克·刘说,老师可能会被归为B类。
詹姆斯同意他的观点。“一开始我对被归为B类非常反感,”他表示。他把这种感觉比作“现在我只是一名B类外国员工!”
新制度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如果能带来更多透明和责任心的话,我认为会是一件好事,”詹姆斯说。新制度将通过计算机实施,并与每个来华工作人员的带照片身份证件和号码绑定,旧制度的实施主要基于纸质材料。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中国组织人事报》给出了更多细节。该报称,A类包括高端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B类包括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短缺的外国专业人才、专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外国专业人才,国际贸易、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教育咨询等企业聘用外籍人员会受到限制;C类包括符合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从事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人。对这类外国人要严格限制,逐步完善岗位配额管理制度。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说:如果想知道自己属于什么阶层,来中国找答案吧。
……
上述发展表明,正如历史上一样,礼制不仅给国人分层,也给外人规矩。
“礼制的天下统治”似乎无远弗届,就伴随着“中国元素”,渗透到全球秩序中。

谢选骏:楚国为什么不能“统一中国”


(一)
网文《楚国为什么不能统一中国》指出:
历史上曾经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结果未能抓住机遇反而遭到灭国之灾,最典型的莫过于楚国。
楚国家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发展农业的最好条件,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不仅可证楚国音乐不凡,还足以证明冶炼铸造业发达。冶炼铸造联系着兵器,那是武装军队的必要条件。今武汉东湖的大型雕塑《庄王出征》,令游人神情为之一振。正是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势大到饮马黄河,越出长江流域挺进到北方。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后来越灭吴,楚又灭越,势力就扩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辽阔的疆域!
(谢选骏指出:“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的说法是错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至于新近流行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忽略了吴越春秋已经结束了中原优势,历史开始进入战国时代。所以应该说:“春秋五霸之后的两霸是吴和越。”)
历史上曾经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结果未能抓住机遇反而遭到灭国之灾,最典型的莫过于楚国。
楚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发展农业的最好条件,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不仅可证楚国音乐不凡,还足以证明冶炼铸造业发达。冶炼铸造联系着兵器,那是武装军队的必要条件。今武汉东湖的大型雕塑《庄王出征》,令游人神情为之一振。正是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势大到饮马黄河,越出长江流域挺进到北方。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后来越灭吴,楚又灭越,势力就扩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辽阔的疆域!
武汉人仿造出一座“楚天台”,据称是仿楚灵王“章华台”建造,章华台后世称之“天下第一台”,是中国历代帝王园林化离宫的先导。楚宫的故事有“楚王好细腰,宫妃多饿死”之说,这话也让我猜想,当年楚国宫中鸡鸭鱼肉丰富,楚王已感觉人胖了既不美也不利于健康。今人不是也想减肥吗?而“楚楚动人”一词,描述的正是苗条的楚国女子身穿楚服是多么美丽动人啊!
武汉东湖还建有“楚城”,与其相连的景观有“楚市”。古人曾写文章说,到楚国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归来就挤破了。这描述也许夸张,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像那繁荣。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诗经》是民间集体创作,代表共性。《离骚》是屈原独立创作,作为更具个性的作品,体现着个体生命中极其神圣而宝贵的东西。人生可能不被理解遭受冤屈,失去许许多多,但不能失去心中的爱。爱是个人情感,却对应着整个世界。人生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离骚》中所体现的个性,已然是对共性的升华。不管怎么说,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也许还有必要一说,西方对爱心的神圣性认识,可以追溯到耶稣的精神中汲取营养;对个性的肯定,则从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中认识到个人在浩荡宇宙中的能力和价值。今天外国朋友来游三峡,可以体会,屈原所表现的人的个性和爱,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公元前取得的重大进步。
楚国不仅有楚辞,诗歌可入曲传唱。宋玉曾说,有位歌手到楚国首都郢来演唱,开始唱“下里巴人”,与他和唱的有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和唱者有数百人;最后唱“阳春白雪”,能与他和唱的就只有几十人了。“阳春白雪”是高山流水。“下里巴人”也不是低水平,而是通俗歌曲,有数千人与那位歌手和唱,那是相当大的场面。你看,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楚国音乐在人民中多么丰富而有层次。楚国何止是有屈原呢,楚国的群众性文化已多么灿烂。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冶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者的要求而遭至灭亡。
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是国家一个高级官员,他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你听,“痛楚”、“酸楚”、“凄楚”,描述的正是楚亡后楚人深长的痛苦和悲伤。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念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取决于君王一人,在楚国反对变法的分明有一个旧贵族阶层。
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峡西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需要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
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铁耕促进了井田外“私田”的开发。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管仲此举的意义有多大?
人类最早用铁的是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古国赫梯,位于今土耳其克泽尔河流域,早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用铁,赫梯因此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并有楔形文字,还产生了《赫梯法典》,但这部法典是在生产力进步后用来竭力固守奴隶制的。战争起源于剩余劳动产品,这时的赫梯因经济发展处于容易遭到周边蛮族攻掠的环境,一旦遭到入侵,又因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奴隶制压制而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有力抵抗。赫梯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被“海上民族”从小亚西海岸侵入,又遭到来自北面的游牧民族袭击,终于灭亡。
类似的悲剧,中外都曾一再重演。古埃及、古巴比伦经济与文化艺术都相当发达,结果都被经济落后于他们的蛮族攻灭。中国用铁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比赫梯晚了七个世纪,但齐的改革出现了变革奴隶制的因素,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进行了持续的变法,终于使中国成为人类最早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迁的国家。可见,当生产力进步引起经济文化显著发展后,政治制度及时革新跟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多么重要。
所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僚诬陷被撤职,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赏爵和土地。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从前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作《六国论》说,六国的诸侯们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民众,发愤向西攻秦,最后竟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他认为六国不能团结一致,却贪图边界上的寸尺之利,背盟弃约,以至被秦国钻了空子,岂不令人悲伤吗?
其实,这不是六国之间能不能团结的问题,当六国没有实现像秦国那么彻底的土地私有制,人民就难以同统治者团结一致。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没有私田就没有私人。建立起承认私田的制度,奴隶就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十数年后还被车裂,可见奴隶主贵族势力不小。谁最肯捍卫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地主。吕不韦在秦王尚未亲政时就推行“纳粟拜爵”,通过让地主纳粮买爵的方式来组建维护土地私有制度的上层建筑队伍。如此,从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到吕不韦组建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以说秦统一中国的“垦荒”和“种植”都已完成,秦始皇的英明是他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革新,并发展到一个更加充分的新时期。
这时,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制度下,六国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战争对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六国的奴隶也会加入到秦军中去作战,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还有谁能挡得住呢?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秦将六国尚存的“井田”也化为私田。秦灭六国非以武力胜,实在是以政治经济制度胜。春秋战国近五百五十年,生生灭灭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彻底转变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就到来了。
楚国的失败是从变法夭折开始的,秦的崛起则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旧制解放生产力获得经济发展,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来居上!
(二)
当时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天下而非楚国? 
历史上,战国时期秦楚均为强国。为什么最后是秦胜统一天下,而楚败。
分析指出:所谓的“秦楚均为强国”指的仅仅是土地面积和军队数量,在兵员素质方面则不然: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可见楚国军队战斗力之差,别说已经实行军功政策的秦国了,就是改革不那么彻底的赵国都比不上。春秋时期楚国欺负一些中原小国还行,但到了竞争激烈的战国时期,楚国就很少打胜仗了。
地理位置方面:秦国坐拥雍州之地,东可谋取六国,不行还能退守函谷关。而战国后期楚国的郢都几乎就是暴露在秦国的攻击之下,而且,自古以来就很少有南方政权能统一全国的。楚国土地虽然广袤,但是顾此失彼,黔中之战直接被司马错来了个大迂回,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白白丢失了数千里的土地。这都是短板。
军事传统:秦国因为不是那么发达,因此人民性格都比较淳朴,在商鞅变法之后就可以完全利用起来,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去耕战,最后让秦国成为了一个战斗力强大的帝国。而楚国呢?据:《史记 货殖列传》: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整个楚国由于地理面积太大,民俗也不太一致,但大体是比较轻飘的一类,而且喜欢牟利经商,这一下就比不过秦国完备的军功体制了,战争动员困难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楚国因为深受南方蛮夷部落文化的影响,没有城防意识,城墙基本上扛不住进攻,因此往往战役都是野战,而野战失败,城池也就守不住了。
贵族体制:秦国也有一些旧贵族,但影响力不是特别强大,秦孝公、秦惠文王两代君主就能摆平阻碍新法的旧贵族,而楚国的旧贵族势力过于庞大,春秋时期就有过若敖氏专权的现象。战国时期楚国就有屈景昭三大贵族,这种大贵族很容易阻碍国家政策的实施。
而且最关键的,这些贵族都是窝在楚国国都内,不想发展自身的附属领地。施行一些土地改革,还能强军强国,但这些贵族全都在宫廷内争斗,是正儿八经的“旧贵族”,是对国家发展没多大用的。可能会零星出来几个比较贤能的贵族人物,但总体上来说贵族势力是楚国国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说,战国时期楚国只能算是一个二流国家,国土面积虽然大,但整合能力太弱,士兵战力太弱。战国时期也有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楚国是完整保存国家建制过渡到战国时期的国家,而且春秋时期楚国确实厉害过。但到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开展了政治改革,实力大增,而楚国却被贵族势力绊住了脚,施展不得改革,只能是越来越弱,勉强靠着广大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资源支撑,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当七雄之间的缓冲完全消失,楚国面对改革完备、军力强大的秦国,就只有挨揍的份了。
而“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只能是一句借着二百年前的威风来作为今日筹码的外交辞令了。
(三)
评论A指出:秦国的灭亡过程中,旧楚国人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那会已经距离楚国灭亡十六年了,虽然领头的项氏家族是楚国末代将领的后代,但起义军的主要成分还是农民军,是在秦国的暴政下活不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这是为了自身生存而造反的农民,而不是为了国家复兴而斗争的农民。六国贵族势力的反扑在秦朝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力军始终是被压迫的农民起义军。而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史记》中出自项燕之口,被人传唱。不过这种“先见之明”大多数时候是事后诸葛亮,《左传》和《史记》中到处都有这种特别厉害的先见之明,其实都只是被夸大了的一些言辞而已。项燕在临死前可能说过“秦国人一定会遭到楚国报复”这种类似的话,但恐怕很难直接预言秦国会被楚国灭亡,更何况灭亡秦国的不是楚国,更不是楚国的贵族,而是天下的农民起义军。
秦末局势和战国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而且是社会体制的决定性变化,从封土建邦的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的帝制封建社会,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转型,秦末的楚地农民起义军不论从组成还是性质,都已经完全不同于那个存在了八百多年古老的楚国了。
(四)
评论B指出:前面的人都说得很细节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诠释这个问题,这是面对复杂性时最常见却又最不被认可的答案:概率,或者叫运气。宋鲁郑卫陈曹蔡,这些地缘政治来说处于劣势的中间酱油国不能统一天下是必然。但是东齐、西秦、北晋、南楚这四个地缘政治处于优势的边缘大国最终谁统一天下那就是运气了。
春秋礼法被证明于国无用之后,各种经世济用的实用主义思潮席卷华夏大地。其中以法家最为立竿见影,“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逐渐建立起来的学派”(百度百科照抄),这些人都曾帮助他们的君主称霸一时或纵横一方。法家、兵家之类实用主义的崛起和一代雄主是相辅相成成对出现。不变法,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啥经天纬地的业绩。战国时代,某个国家出一个牛逼的主公,任用一次这样的变法就大概率能富国强兵。吴用孙武,灭楚削越;魏用李悝,吊打秦军;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到哪哪雄起,打哪哪趴下。秦用商鞅,暴揍三晋一血前耻,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样本是很多的。
然而变法就是要摧毁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诉求,雄主的无条件支持是有时间限制的——寿命。变法本身真正产生宏观的国力增长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君王的寿命就成了最大的短板(古代人因为医疗卫生的简陋,人均寿命都极短,包括君王和贵族,此所谓千金难买抗生素)。雄主死后的继任君王非常重要,因为此时一旦是对前朝变法持负面态度,容易演化成全盘否定,并夹杂着排山倒海的旧势力卷土重来。无节制的报复带来的破坏性极其严重,很快就会彻底摧毁变法所带来的国力优势。家天下的封建时期,连续出两代君王支持同一个变法,是极为罕见的。(两代君王之间的能力本质上是独立事件,甚至有一定的负相关性。雄主的强势性格压抑下,后代在王储竞争中往往是软弱阴柔的人获得父亲的认可而最终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被称为有作为的雄主还要相对长寿,以保持政策制度的长期一贯性。所以持续的强国,需要雄主之后还要出雄主,而这个概率综上所述就非常之低了。
战国七雄都曾出过雄主,都曾变过法,“大家祖上都阔过”,可以说不变法你就撑不到战国中期。但是在时间上都是分立的,极少连续(或中间被庸君短时间插队也算连续)。一个家族出个牛人是很难得,这是纯概率问题。连续出两个,概率就更低了。王侯的家族出的牛人虽然是高于普通家族,可惜王侯家族的对手方也是王侯家族。一个家族就那么几个男人有资格继位,选来选去都是脓包居多,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很矬”。
为了应题,单独说秦楚。
1、楚国,春秋时雄起于庄王,任用了孙叔敖这个勤勉的总理,与晋一时争霸中原。此后都是些庸碌之辈,有勇无谋者多,狠辣有余而谋略几无,靠基本盘人多地广吃老本。一直到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成为了一代雄主,一度有席卷八方之势,但变法才八年,悼王就去世了,瞧瞧这悲催的谥号就秒懂。悲剧接踵而来,吴起也被复仇的旧贵族杀死于悼王尸体旁。此后整个楚国很多年后才有一个楚威王,勉强可算雄主,但是其在位仅11年。这两雄主不但自己牛逼的时间短,中间还间隔了两代君主共40多年,完全没有一贯性。
2、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大秦帝国一度连续爆冷门出了几个雄主,扔色子连续扔出三个六的机会出来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还在位24年,出奇的命好,为第一个。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但是变法竟然非常非常异常的被保留了!第二个雄主秦惠文王就这样再续辉煌,关键命硬在位长达27年。算一算秦国一直变法并维持了四十多年!接下去的秦武王有勇无谋外戚怂恿有旧势力复辟的苗头,但这个败家玩意儿只在位了不到四年,就自己“举鼎绝胫而死”,这大秦到底是什么人品啊!接下去是第三个秦昭襄王,又是一个变法的坚定支持者,雄狮一样的王者存在,文有范雎,武有白起,简直不能看啊。关键的关键这厮竟然在位56年之久,不能忍了啊!此后两个矬矬君主秦孝文王在位仅几天,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还没来得及发挥其巨大的破坏性,第四个雄主嬴政已经闪亮登基了,这厮自送外号秦始皇,奇葩在位37年之久。从孝公登基算起,秦国在长达15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四位长寿的雄主,中间的三个插队昏君一共只占六七年,保持了最大的制度稳定性,这在其他六国是天方夜谭。作为对比的楚国,同一段长长的历史时期,只勉强有个楚威王雄壮一点。
历史就怕但是。但是,败起来也很快,秦始皇一死,秦二世只用了两年就搞垮了整个帝国。150年打下来的庞大帝国,2年就在楚国的两个后裔项羽和刘邦手上土崩瓦解。无他,运气用完了啊。连续翻了150年正面,总该翻个反面了吧。
这个雄主随机论,可以扩展到整个历史,无论中国还是全球。中国后来的朝代,只要帝国的前期能出2-3个有作为的雄主,保持三五十年的制度建设一惯性,基本上就能稳定下来,并吃老本延续200年,等待某次天灾人祸的灭朝时刻。短命王朝的套路都是开国雄主后,第二个皇帝就迅速变得很矬(至少相对于那一群开国的能臣武将来说),巨大的落差带来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满满的都是负能量。而这种情况才是大概率事件,基于这样一个真理“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很矬”!汉唐宋明清,这都是小概率事件,滚滚几千年华夏文明,就出现这么几个。
所以呀,国家要强盛,就不能世袭,世袭就不可能一直强盛。皇室要想长存,就不要掌权,类似英国、日本的皇室。国家要想强盛,挑选领导人就要尽量放大候选人的基数,才能更大概率的挑选出一个所谓的雄主。罗马帝国就一直在换皇室宗姓,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起,一直到1453年东罗马被苏丹灭掉,国祚绵延了近1500年,中间换掉了无数多的皇室家族。
说到统一,类似欧洲这种不统一才是常态,像中国这种长期震荡循环在农耕时代局部极值,分分合合最终保持统一的历史才是异常态。当年太祖若同意了和某党的划江而治,中国也就保持了分裂状态。再说今天也没完全统一,还有一个台湾不也还没收回来么。东北边那个曹县半岛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今也是三胖子孤身对峙美帝。想起一个数学问题,1-1+1-1+1-1+... 无穷序列和是啥。在正常的数学意义来说,完全看你在哪里截断看这个问题,可以是1,也可以是0,并不天然就一定是1 或者0。只有在某些改变了定义的数学意义下,是1/2。这是啥啊?联邦呗,远看像统一,近看像分裂。
整个地球,现在就很像春秋时代。以美帝为首的几大部落酋长,组建部落联盟,打出了某种被泛称为“普世”的神秘主义旗帜,各怀鬼胎但基本相安无事。公然大规模或持续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基本上都被制止了。而这个地球春秋时代是不大可能进化成地球战国时代了。想吞灭他国的国家没有能力对抗联合国的霸王硬上弓。有能力吞灭他国的国家不屑于吞并,搞点资源就行。现代社会过量的人口都是负担,那么多的外来人口咋办?古时候都是俘虏来当奴隶,而现在都要求同等国民待遇,“姐是你消费不起的牌子”,这玩意谁受得了。于是乎地球联邦,你好!
(五)
评论C指出:这个刚好是我专业,我学先秦史的。
我不说为什么楚国没统一,就说一下为什么秦统一了。
《史记》可能很多野史成分,但是秦和三晋地区的记载多有国家官方史料的痕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本纪部分可信度是很高的,基本能反映战国情况。
读史记的时候,秦本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从商鞅变法之后开始记“斩首”,就是记每场战争杀了多少人,刚开始还都是一万两万的小斩获,从白起开始(读的时间长了,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从他开始),秦国开始记载十万以上的斩杀战役,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大战不断,当然也是从这一时期(昭襄王)开始,秦国战无不胜,迅速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记载。
军事制度上的革新,特别是军功爵制的实施,是秦能战胜六国的最主要原因,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战国后期如同开挂的中山,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这才是秦能统一,而六国只能灭亡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了,不得不说一下战国的强国。
战国能称得上一流强国的,就是打得很有声色的,只有三个国家,一是秦国,统一了嘛;一是赵国,胡服骑射嘛;还有一个就是中山,那是一个神一样的民族,开了挂一样的存在,君主如同神子下凡,智勇双全,军队力大无穷,打得周围大国抱头鼠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能与当时发展了几百年的大国对抗,而且让全天下强国集结起来,联合打自己,最后联军无功而返,也可以说活得挺有存在感了。不过君主一完蛋,国家马上就被赵国吞并了,下场也挺惨。
其次就是魏国、燕国、齐国,小小地强大了那么十年几十年的样子,打过一两场胜仗。
再就是楚国、韩国,这样没打过大胜仗,又欺软怕硬的伪强国。
历史上明确的:
1、楚国在春秋时期是个强大的国家,在战国时期战绩很差。
2、统一发生在战国而不是春秋。
以上两点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笼统的原因——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社会发生了关键变化,这种变化让统一成了可能;而楚国显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所以他成了被统一的那一个。
很多人总结过这个变化,包含了战争性质,政治制度,生产力等等,这里不长篇大论。对于楚国来说,最要命的就是他连“国家”强权的建立都没有完成,仍在诸侯政治上裹足不前,这就注定了在统一的道路上,他是体制上比较差劲的一方势力。
(六)
评论D指出:聊点不那么学术的:
1、楚起初很可怜,封地又小又偏,筚路蓝缕这些词就是形容楚国先人创业之难,楚人四处开荒拓土的同时,接触了南北各路文化,所以骨子里刚烈剽悍又自由浪漫,跟中原诸侯表面上的中庸礼让完全不是一个腔调。楚庄王、屈原、项羽、刘邦这些楚地风流,做人做事都是相当的野性。战国时楚国吞并越国后满足于南方霸主的地位(不包括四川一带),楚国那种独特的文化也跟他国难兼容,精神上开始萎靡,倒是另一个以前同样被中原诸侯嘲笑的秦国奋发图强,屡屡痛打不思进取自娱自乐的楚国。然而秦国即使统一北方后,灭楚也是相当艰难,楚人骨子里的精神于山河倾覆间才算是被唤醒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表达楚人血液里的倔强和不服。清末革命党乃至兔党起事,皆以“楚囚”相互鼓励,就是表示虽有万难亦死不投降的精神。
2、秦起初比楚也好不到哪去,楚的祖先好歹给周天子当过老师,秦赵祖先就是养马的出身。秦地处西陲,向东发展之路被晋挡着,质朴尚武但是文教落后。秦和楚,在春秋时没少被中原诸侯当傻子戏弄,其实都是苦命人。就算大名鼎鼎的秦穆公,也被晋国里外算计了好几下(秦穆公是真实诚,被晋惠公这个渣渣骗了又骗,逼急了开打抓过来,老婆说你把我弟弟抓来我也不活了,只好又放回去,还给晋国粮食度饥荒帮助战后重建,后面晋惠公又在崤山伏击了老秦一把)。秦国在春秋时挺仗义的,帮了晋楚两个大国平乱,然而实力和地理所限,只能算西方霸主。与南方楚国不同的是,秦国不满足自己的地位,上下都积极拓展,商鞅变法这些后面的事情就不再重复了。
3、所谓朝秦暮楚,不单指秦楚两国是大国,有统一的可能性,更深层次的,是当时列国人才对其它老资格的中原国家的失望。早先“楚虽有才晋实用之”,楚国毕竟不是当时正统,又喜欢自己小圈子自嗨,华丽奔放的土壤培养出的人才,心思活泛点的都往晋这样的中原大国跑,当然楚比秦要好点,秦穆公搞人殉把“士”们吓的够呛,不是走投无路不会往秦,作为金牌职业经理人的吴起,那么颠沛流离,也不打算去秦国应聘。然而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一切,秦国对内耕战一体业绩考核,对外疯狂招揽人才,做事也是实际主义那套,为了开疆拓土什么招都敢用,跟春秋时的质朴厚道封闭迟滞完全不同。而楚国则商、巫大兴,开国的自强不息慢慢消失,浮华虚幻倒是大行其道。苏秦来楚国,抱怨这里啥都贵,简直没法活,逼得离开;荀子倒是不怕楚国物价高,他老人家很佩服秦国的行政管理,然而住在秦国简直是噩梦,一点快乐都没有,在楚国和齐国倒是潇洒得很,然而弟子都知道前途在哪。
(七)
评论E指出:反对一些答案说楚国是二流伪强国的说法。熊侣时期邲之战击败过晋国,项燕击败过二十万秦军;吴起改革,三晋,强秦不敢南顾。
不争气和“伪”不一样。
当然最后由于制度落后,不思进取,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说楚国是失败者,那也是相对秦国而言的。
秦国之强在于改革彻底,因为被六国欺负的惨啊,几近亡国。楚国在这之前也被吴国海扁过,几近亡国。所以楚昭王发愤图强。那为啥,笑到最后的是秦国呢?
答案在于定位不同。
秦国改革的定位是什么?杀人是一种快乐,战争是一种事业。
楚国改革的定位是什么?杀人只是为了不被杀,战争是一种职业。
打赢战争嘛,其实有这些就够了:给的好处足够多,做的规矩足够多。别的什么战略,文化,地域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扯淡。
继续正题。
纵然楚国的祖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汉江诸姬中杀开一条血路,在长江左突右冲,国君三年不出兵是为无能。
这在常人看来已经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了。
然而毕竟不及秦国——XX颗首级,摆脱奴隶地位,XX颗首级,赏一级爵位。秦国总共设置了20级爵位。
这就叫给好处。秦国,人还是那些人,物还是那些物,之前那个弱秦怎么就科技树啪啪啪,好战程度刷刷刷了呢?给的好处足够多嘛。
白起从士兵做到16级大良造。16级啊,朋友!可以想象,如果白起有一份简历,大概可以这么写:
昭王元年,斩首1级,赏爵公士。
昭王二年,斩首5级,赏爵上造。
昭王三年,斩首3级,赏爵簪袅。
……
昭王十三年,拔韩之新城,斩首一万级,赏爵左庶长。
……
昭王十五年,拔魏之六十一城,斩首八万级,赏爵大良造。

我以前记得一句很经典的电影台词叫做:杀一个人也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
对于白起,杀人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你说他在长平如果真有机会俘虏四十万赵国士兵的话,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这回发财了。”
讲的过分一些,商鞅是在有意识地将这个国家培养成一个合法的杀人犯聚集地。白起就是一个成功的杰作。因为杀人不但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可以获得奖励(当然禁止“私斗”,鼓励“公战”。)
这就不是恐怖了,这叫做惊悚。后世,学商鞅者多,然而成商鞅之事者实无几。(谢选骏指出:“后世,学商鞅者多,然而成商鞅之事者实无几。”——就是因为没有在“杀”字上狠下功夫。但是这一点近人毛泽东、林彪做到了,所以能够发动文革。)
史记中记载的穿着粗麻布衣服的秦国轻兵,能够将穿着犀牛皮盔甲的魏国精锐砍翻,能够毫不顾忌生死冲向拥有强弓劲弩战国第一的韩国弓弩手,因为有利益驱使着他们。
比撼动人的灵魂更难的,是撼动人的利益。(谢选骏指出:所以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被邓小平的“物质利益进行诱惑”,取而代之了。)
当有利可图的时候,你不知道人类是有多可怕。(谢选骏指出:实际上是,“当有利可图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类是有多可怕。”)
而秦国为了利益,在史记中随手一翻,你就可以看到:
1、秦国今年刚刚和某国结盟,第二年就攻下了别人几座城。别的国家几乎不好意思这么做。
2、秦国为了离间别人,都是几万金几万金做礼物的。别的国家几乎看不到(这么厚颜无耻)。
3、秦始皇刚刚发誓准备再也不用六国之人,马上就反悔了,“君无戏言”犹如狗屁。别的国君基本都不好意思这么做。
4、秦国今年大饥荒或者有代表不详的流星落下,明年又马不停蹄地东征西讨。饿了就去抢,流星落下?那一定是老天爷不满意:今年我们没有打仗。
楚国够不讲道义了,但是偏偏运气不好,遇到了这样的(更加不讲道义的)秦国,这是命。
所以秦国能够赢,是因为秦国将侵略战争,成功地变成了全民的狂欢,而楚国乃至六国仅仅觉得战争只是贵族的游戏罢了。
(八)
评论F指出:偷点懒,把我另一个答案改一改放这里了。
关于秦国而非楚国统一的原因我认为有三点:地缘因素,传统因素,社会结构。前两点简单说一下,重点说社会结构。
第一,关于地理因素,饶胜文在布局天下里将中国分为九块,其中四角是最有优势的地区,包括关中、江东、四川、河北,而在春秋战国时期 ,河北和江东发展都不够充分,秦国后期独占关中、四川两个粮仓,再加上函谷关、崤山的天险,不是以平原丘陵为主的楚国可以相比的,秦国的地理是最有利于耕战的
第二,有人说吴起不如商鞅之处在于没有利用军功受爵制培养一批新贵族与旧贵族对抗,然而更深层得原因在于山东六国的礼乐精神无法接受关中的军国主义精神,六国没有实施军功受爵的土壤,秦国地处西疆,受蛮夷影响很大,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这是军功受爵和秦汉帝制生长的最佳土壤,再看楚国,经过了前期的筚路蓝缕,楚国尽展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由此形成了浪漫的文化气息,诸如重视思辨的道家、浪漫主义的楚辞、灵秀精巧的礼器构成了楚文化的特征,这也使得楚国无法接受冷酷的军国体制。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社会结构的问题。
想要统一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显然易见:将宗法封建制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只有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兵源和税源。那么这一变化如何实现呢?首先就是贵族势力不能过于强大。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弱小的贵族不是变法的结果,而是变法的条件。
战国早期的霸主是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和随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齐国,我们考察这四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战国国家大多都存在一个从宗法体制中衍生出一种不按照宗法原则而是带有官僚性质的卿族集团,他们任用家臣却不行分封,不断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在诸侯国内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小型国家,最后取而代之或是分而解之,而新生的诸侯国就成为一个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了。当然,这些国家里依然有贵族的影响。因此,我们还要看到,法家的变法只是整个演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总而言之,变法的重要条件是在宗法封建国家中出现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
由此我们再看审视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历史与晋国齐国有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楚国并没有发生士卿专政的情况,这是由于楚国受宗法影响较晚,卿族势力较弱,而且大多封地较少,且处于边疆地区,相反楚国在武王时期就开始设县,王权有了保障。楚庄王时期发生了若敖氏之乱,更是对卿族势力做了一次清扫,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楚国的卿族势力弱于王权,但是由于楚国仍是一种宗法体制,因此他不可能彻底消灭卿族。公族专政的后果就是公族之间相互倾轧叛乱不断,反而不断的削弱了王权。自康王之后,楚国先后发生了公子围之乱,公子弃疾之乱,白公胜之乱,再加上与吴国的战争大败,昭王惠王时期王权已经无力控制卿族,自惠王始开始实行封君制,贵族势力进一步膨胀,而到了吴起变法时期,已经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情况,这些贵族势力毫无疑问成了吴起变法的重要阻碍,因此随着悼王、吴起的逝世,旧贵族集团就会十分自然的废除新法。楚国的变革在贵族的干扰下最终走向失败。
我们再来看秦国,秦国立国比楚国更晚,几乎没有受到宗法制的影响,卿族政治根本无法发展,大概最有影响力的贵族就是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了,不过那时候变法已经大局已定,因此我们说,秦国根本不需要经历山东六国破茧成蝶的痛苦,他一开始就不是个纯粹的宗法制国家。再加上尚武的社会风气,商鞅的变法实行的非常顺利,残存的旧贵族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出现的新贵族面前不堪一击,因此,无论旧贵族多讨厌新法,新法已经成了定局,秦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帝国。秦国是一个纯粹的战争机器,他能够提供远远高于六国的社会动员力,这成为他实现统一的关键。
总而言之,由于秦楚社会结构的不同,楚国的王权弱于秦国,贵族的强势让楚国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因此无法在军事上与秦国对抗,最终只能失败。但是,一旦楚国清扫了尾大不掉的贵族,楚国潜藏的力量也就爆发了出来。楚国这只将死的凤凰,终于在秦末的乱世里燃起了最耀眼的火焰。
(九)
评论G指出:统一天下的为什么是秦国不是楚国。那我们就来看看秦国强在哪。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根本,而秦国从强大开始到最后的统一,能够一直遵循这个法,是他更强大的地方。这就好比大家都知道认真读书才能考出好成绩,但是,真正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依然是少数人。
2、英明的君主
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秦始皇,七位国君里四位算的上是贤明的,他们都将统一六国为己任。另外,秦武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这三位因为在位时间都很短,所以对整个秦国称霸的影响很小(即使是负面的影响)。其中秦昭襄王的功劳最大,为秦国最后的统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人才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话就算放在古代也是一样。
秦国对人才的运用比当时任何国家都好,也得益于商鞅变法。秦国对山东六国的人才来者不拒,并且只要他有足够的实力,君主就一定会放手让他来管理。而其实楚国的衰败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人才的流失,比如李斯(楚国人去了秦国当长史),屈原(官仕不得志,投江自尽)等等。
战国时期,楚国虽然地域最广、经济实力强盛、且拥有雄兵百万,但最终没有形成统一大业,反被后起的秦人所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国郡县制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具体要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是为何楚国的郡县制没有发展起来,二是为何郡县制能促进国力的增强。
我们都知道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也叫封土食邑制。分封制分权、分地、分人,使王室、公室越来越小,越来越弱,贵族均想扩大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其结果就是削弱王室、公室,最后瓜分天下。王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如楚武王灭了权这个国家,把权国人迁到那处这个地方,让斗缗“尹”之,即让斗缗做那处的县尹(类似知县);楚文王“实县申、息”等,就是最早的探索,意在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削弱分封势力。楚武王文王处于春秋早中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郡县制已经在楚地萌芽了。
但是郡县制在楚国并没有发展起来,尤其是春秋末期以后出现的封君制,更是阻碍了楚国郡县制的发展。封君制实际上是西周以来封土食邑制的传承与发展,即在封土食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君”的称号,如鲁阳君、孟尝君、平原君等,这与能够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相反的,封君制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央集权。这也是楚国在春秋末期一度衰弱的原因。
到战国早期,楚国的发展一波三折,楚悼王不得不寻求改革,以转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主张变法的吴起劝说楚悼王说:“(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民之道也。”也说明封君制确实阻碍了楚国的兴盛。吴起变法就是为了削弱封君制推广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我们都知道,吴起失败了,这意味着在楚国郡县制并没有大力发展起来。因为楚国以公族为统治核心的政治体系决定了楚国分封制的经久不衰和盘根错节,要想撼动确实不易,以致在楚国,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十分艰难。
简言之,楚国的贵族政治传统太盛,以此为根基的封君制就不可能被轻易撼动;与此相对的就是,以官僚政治为基础的郡县制就难以大力发展起来。
郡县制难以大力发展起来,楚国的实力发展就比较缓慢,这自然是相对于秦国来说的~那么为何郡县制能促进国力的增强?最根本的原因是郡县制更能够加强中央集权啊~统一帝国之所以能够称为统一帝国,最关键的就是对地方掌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意味着地方的官员任免、税收以及军队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对官员可进行任免与升迁,这就是流官;后者的官员是世袭的,是世族世官。
所以楚国最后败给了秦国,实际上就是因为楚国人手里的这把郡县的刀不如秦国人手里的锋利,武器太渣,战败是难免的。
这里主要谈了楚国的郡县制为何没有发展起来,与之相对的,就能解释秦国的郡县制为何能发展壮大起来了。
(十)
评论H指出:凡论成败,不过天时地利人和。
一、天时
春秋是争霸战,交兵以礼,打服了就可以,战争动员的深度与广度不需要太高,也不需要迅速灵敏的反应。这方面楚国有优势,地广财多人众,随随便便,慢悠悠凑几千乘战车拉出去就能唬住人,我大楚六千乘,你小白带着联合国军来,我都能不鸟你!!!
战国则是灭国战,动不动打得你割地迁都(楚国都城曾经三迁),拼的是全面动员能力,类似于近现代的总体战,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具体为嘛,请往下看。
二、地利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开发程度远不如黄河流域。楚国虽然国土广袤,但人口密度较小,农业技术不如中原,单位面积产出低下,所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后的物产剩余量不高,中央政府可以向地方征集调用的物产就比较稀少,所谓”地薄,寡于积聚”,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不是挖掘机哈——可不可用国土的广袤弥补单产的低下呢?就算你秦国一亩地收两石,我一亩地只收一石,可你只有一百万亩地,我有五百万亩啊(数字是纯粹打比方,不过楚国几占天下之半,那是真的),算起来我的粮食储备当然应该还是比你的多!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很遗憾,想聚少成多?没这么简单。
物资要集中起来才可以用作战争。同样是一桶水,从布满一个广场的一千个水碗里收集起来,比起从一个房间里的一百个水盆收集起来,要难得多,组织难度也大得多。前者是楚国,后者是秦国,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这简直就是致命的。这里用作举例的粮食只是战争所需的资源之一,其他还有人力调用等等,也是类似。
顺便扯远点,如何正确的从一千个容量有限的水碗里收集起一桶水,这是历代封建帝国都很头痛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农业水平低下,亩产普遍一两百来斤,扣除生产者基本生存保障,能够抽取的余量很少,一个水碗只能舀上几勺,舀多了,老百姓不是饿死就是造反。
明朝就是因为没能正确的舀水所以玩脱了。说起来国土广袤,看起来总出产是天文数字好有纵深的样子,但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有出产丰厚的苏杭,那是大碗,每碗可以多舀几勺;也有贫瘠干旱的西北,那里是小碗,甚至是破碗,不时来一个天灾啥的,不光不能舀水,还能赈济贴补。限于封建王朝极为有限的组织能力,所以天底下不管大碗小碗水深水浅,见碗舀三勺那是习惯动作(黄仁宇说中国封建王朝早熟,意思就是在技术条件不支持的情况下组织起了一个从底层征税的庞大帝国,因而只能用一个粗疏的普遍框架进行管理……)所以明未苏杭尚还殷实,西北已经反了……
秦楚两国还谈不上成熟的封建王朝,以上这些跟他们好像没关系,其实有关系。
如果一定要从一千个水碗里收集起一桶水,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组织难度最低,收集过程耗费资源最少?
答案当然是这一千个水碗都是一般深浅大小,那办起事来就方便多了,组织难度一下子降低好多,也就较不容易出现有的碗干了,有的碗还有大半过碗的情形。
一千个水碗都是一般深浅大小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作“底层均质化”。
这个就又跟地理有关了。看一眼中国地图就知道,相对于北方来说,中国南方在地理上更为破碎,条块分割严重,差异化相当明显,这里高山,那里大河,水系密布,尤其是缺少可以成为政权中心地带的大纵深平原。与这种破碎严重的地理形势相匹配的,则是南方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布极广,大宗族聚居也比北方常见(往山沟沟里一躲,政府约束不易,与外界交流受地理条件限制),这就又将中央政府调动底层的组织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北方就不一样了,有关中平原(这是秦汉唐统一天下的资源力量中心),有华北平原(东汉从这里起家)。因为地理条件不同,在整体上北方的底层均质化程度比南方高,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几乎一直都比南方高。这也是历代每逢南北政权对峙,北方全面占优的一个根本原因。即便是从唐代晚期以后,南方在经济上开始大步甩开北方,优势还是长期保持在北方。相对来说,朱重八以南统北是一个特例,暂不细说,民国北伐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此不论。
结论来了:在地利上,战国时期秦国的底层均质化比楚国要高得多,战争动员的组织难度随之也低得多。事实上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重整了底层,这更是加重了秦国对楚国的优势。
当然,在地利上还有秦国还有其他的优势,比如关中易守难攻啦之类的,不一一列举了。但底层均质化程度更高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三、人和
变法各国都搞过,独有公孙鞅最成功,那是有原因的……废话,当然有原因。
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震撼中华文化圈是从商鞅开始的。秦法家思想之盛始于商鞅变法,秦孝公即位以前,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国力日盛。孝公乃锐意图强,用商鞅变法,奠定秦法治的基础,故法家大盛于秦,与此有直接而明显的关系。
商鞅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阶段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开始,后者比前者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商鞅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封建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集中于封建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变法涵盖的层面相当广泛:从文化的横剖面来看,包括了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农业经济、作战军功及爵秩制度等;自文化的纵切面来看,改革影响了宗法、礼制、习俗及传统文化等;可以说整个社会、文化都在商鞅改革的范围之内。
秦朝的统一,法家思想可谓是功不可没。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开始,历代秦王都尊奉法家思想,秦始皇更是对韩非子的学说推崇至致。商鞅变法建立的严格赏罚制度,强迫所有的人都从事生产性职业,推行“连坐”和监视制度,不仅使秦国经济实力强大,更明显的是确立了不可与战的军事实力。秦在统一之后继续法家思想,用强力削平不稳定的因素,整饬统治秩序,主要措施包括有,销毁民间兵器,迁徙地方豪富,修驰道,统一文字度量,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的皇权政治。
(十一)
评论I指出:秦楚一直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而秦和楚对此的态度,却非常不一样,秦努力学习靠拢,希望得到中原诸侯认同;楚则直接干掉周王(或称溺水),且自封为王(其他诸侯还都是称公,包括秦),所以有楚“不服周”一说,这种冲突体现在楚把自己看做可以与周对等的“国家”,而非“封地”;“国家民族文化自信”间接催生了灿烂的楚文化,同时也为中原诸侯所不满,在许多官方历史叙事中常看到对楚文化的蔑视、贬斥、歪曲和讽刺。
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的角度说,秦依托中央集权的法家统治思想、耕战一体的军事斗争路线,是当时制度先进性的代表;而其他诸侯国则无一不在变法图强并向这一政经制度体系(先进生产关系)靠拢,差别只在于变法(改变生产关系)所取得的成果大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要素看,秦胜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各国间其实并无太大差异;如果一定要扯扯,似乎拥有精美编钟的楚略胜一筹。
但上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所支撑起来的军事实力,只是发动统一战争的基本要素之一,或者说从军事占领和征服的角度,能够摧毁敌国军事力量,未必能完成统一大业;毕竟秦统一华夏以后,历经二世而亡,且秦亡过程没有任何反复(复辟),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说,秦的文化与中原诸侯国相比都乏善可陈,既不能代表中原文化之正宗先进,更逞论吞并、同化、消灭自成一系的楚文化之目的,距离“上下之一心”实在是很遥远。
如果用这个秦与后来拿破仑治下的法兰西帝国对比,其角色更像是一个向周边敌国传播先进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帮助摧毁敌国落后的制度体系、生产关系的搬运工;但针对具有独立文化体系且极具尚武精神地域或民族的军事侵略,其失败结局几乎无可避免;而政经制度落后的楚,真像极了拖垮拿破仑的毛熊;所以,亡秦是必然的,而带有文化独立性(自成体系,自圆其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是文化特色,缺乏包容性和扩张性)且具有强烈尚武精神的楚,理应是亡秦的优先选手!
这种情形,在中外五千年历史中,其实极为常见,德意志民族帝国的形成和崛起、法兰西帝国的兴衰、英格兰统一战争、毛熊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著名的《最后一课》、华夏文明面对辽、金、元、清的文化抵抗和融合、斯拉夫族的统一和分裂,无一不说明政经制度优越性可以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学习和建立,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以及强大的尚武精神却是永远无法教会的!
印象当中好像有个西方人说过记不清了:先进文明如果不能抵挡野蛮文明的进攻,就不能称之为先进!
中原诸侯被他们鄙视的蛮夷秦国所灭,印证了这句话,而秦历经二世而亡,也印证了这句话。
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地阔五千里,民众近千万,江淮水网纵横如织,湖泊星罗棋布,虽有连绵高山密林,然平原地带却是土地肥沃易于耕作。山重水复,疆域纵深,任哪个强国也休想一口吞下。
可惜这个国家就是固守蛮夷陋习,极少汲取中原文明的精华,官制军制民治均是自己的一套,从来不学中原各国的文明法制。丞相叫做“令尹”,上大夫叫做“左尹”,王族事务大臣叫做“莫敖”,上将军叫做“大将军”,还有登徒、柱国、次飞、执圭、三闾大夫等种种莫名其妙的官名。这个由山地部族自立而后获得周王朝认可的诸侯国,有许多地方是中原文化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正是中原名士难以在楚国建功立业之所在。
魏武侯时期,文武全才的吴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国君信任而逃到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丞相),立志变法图强。吴起以铁腕强力变革楚国落后愚昧的旧制,却几乎将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吴起立遭惨杀,楚国就成了一个“三分新七分旧”的奇特战国,始终是萎靡不振难有作为。
吴起在楚国的失败,不是变法本身有误,而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愚昧封闭,和变法所需要的基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任谁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国的上层贵族始终偏安封闭的山国,没有放眼天下竞争存亡的大器局。中原诸国凡有大事,都离不开楚国参与,但却也没有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存亡希望寄托于楚国。中小诸侯国更是极少主动寻求楚国的保护。在七大战国中,楚国与秦国的附属国最少。秦国是因为被山东六国封闭在函谷关以西,不可能东出争夺中原附属国。但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吞灭兼并了几乎所有的西部戎狄部族邦国,没有被化入的草原部族也几乎全部臣服于秦国。秦国也是一个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的诸侯国,不管中原大国如何蔑视秦国,秦国都始终以中原文明为楷模。楚国对南部蛮夷部族其所以缺乏有效统合,则泰半是不思进取所致。譬如岭南的百越,楚国就仅仅满足于松散的“称臣纳贡”,而没有将这支繁衍旺盛人口众多的部族纳入整体国力。楚国名义上有千万人口,能够动员的兵力却只有数十万,还不如只有数百万人口的赵国可能动员的兵力。说到底,也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庞大臃肿造成的。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而已。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半次变法,是吴起变法。
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三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亓前382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计入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际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析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守期间可能打过一仗(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二,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陈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未见重大活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谋杀了。
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大体归类如下。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禄,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禄。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的先河。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将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之有余(土地)。《史记·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利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国的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失败,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十二)
评论J指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在兼并巴蜀之前,秦国和楚国都有可能,在兼并巴蜀后,秦国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在讲秦国统一时很强调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脱颖而出,十分重要,但过份强调商鞅变法是不对的。商鞅变法只是让秦国从战国的普通选手变成种子选手,从宋国蜀国一类的弱国上升到战国七雄之一。
政治上,其实在战国你死我亡的激烈环境中,一旦发现好的制度好的人才,各国君王都是扑上去,不独秦有商鞅,魏有李悝,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赵有武灵王,燕有乐毅,七雄都进行了各种贴近各国特色的改革,已逐渐接近封建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进而兼并其它无改革或改革失败的小国,最终形成七国的局面。军事上,经济上,打胜仗意味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收入,各国对军人的优待也是极为重视,军功制非秦独有,如独步天下的魏武卒建立的基础就是予以土地,经济得到保证,平时专心训练,秦国军功制的成功在于秦国可以守住获得的资源,从而对有功之人进行分配,其它国家如魏武卒因获得河西之地而大放异彩,在魏国失去河西之地后,没有土地予以,武卒经济得不到保证,编制不断缩小,最后随魏国霸业而泯灭,所以说秦国的制度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其有能力以一敌六。
统一天下有两个条件要满足:
1、有可以发动兼并战争的生产力,七国中除燕韩的地域过于狭小仅能自保外,其他五国在全盛时期都有此等实力。
2、要守得住这生产力,在某国扩张到足以威胁其它六国前,其他六国一定会发觉,联合攻之,这就要求发动统一战争的那个国家在物力不及其他六国总和的情况下,要能抵住六国的进攻并且还能保存一定的实力。要靠什么才能做到?靠天险。
燕国,地处偏僻之地,生产力落后,最盛时期爆发一下也能占领齐国,但生产力缺乏持续性,不久后就被驱逐,pass。
韩国,地处中原,有点钱,亦有牛头山之险,可惜地域过于狭隘,发展不起来,夹在魏楚中间,最盛时期也被最强魏国吊打,pass。
赵国,地处北方,虽没有先进生产力,也没天险,不过地处产马地!更是开挂得成立骑兵,可惜骑兵的科技树还没点亮多少,马蹬马鞍都没有,长平之战就爆发了,要是长平之战推后50年,或者说秦50年连续出了不少平庸君王,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到时赵国骑兵可以横扫华北平原,对秦国也可以绕道北方草原,进攻秦国,事实上赵国确实这样做过,在战国后期,取得了对秦不少胜利,可惜彼时的秦国当政的是人中龙凤的宣太后和秦昭襄王,pass。
魏国,战国初期风光无限,地处中原中心,手工业,商业发达,钱是没问题的,魏武卒也是独步天下,好事多,坏事也多,与4/5个国家接壤,而且没有天险,进攻受制于后方,魏文候深知此事,故自己吃肉,赵韩喝汤,让赵韩保护自己后方,让赵韩成为自己的天险,然而随着魏国将矛头指向赵韩,自己的后方不再有保证,故攻赵时被齐国围魏救赵,攻韩时又被围魏救韩,刚打了败仗,秦国又上来夺回了河西之地,魏国霸业就在魏武卒东西南北的救火中泯灭了,pass。
齐国,也是非常有钱,而且地理比魏国好,没有被包围,还有泰山天险,故一路下来十分牛,最盛时与秦并称东西帝,和秦一样,使其他五国深感压力,已显现出霸主的实力,故在燕国的组织下,加上齐湣王在苏秦的引导下惹了众怒,六国攻齐,泰山天险不过是一个点,并没有卵用,齐国的防线很快就被攻破,pass。
要成功抵御六国的联合进攻,需要的是连成片或线的天险,中国这样的地方有3个:
第一是蜀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巴蜀之地倒是丰沃,汉高祖因之成帝业,不过战国时分成3国,内斗不断,最后因此被秦国狙击,一锅端了。
第二是楚国,有连成一线的长江天险,自古以来,南北多次对峙,就是以长江为界,其防御力不言而喻,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北方诸国从北方正面进攻楚国就没讨到什么便宜,对楚国有威胁的一是同处长江以南的吴国,而吴国在学会了北方的文化技术后从后方进攻楚国,一度灭了楚国。还有就是巴蜀,巴蜀不但地处长江以南,而且对楚国居高临下,进可顺长江一路推进,退可凭高山险岨守住,故楚国在灭了越国后便把注意力放在巴蜀,然而这却使巴蜀三国畏楚,三国打架要调停也是找秦国,转而让秦国捡了个大便宜。秦国得蜀后,便开始由西向东进攻楚国,黔中、汉中、郢都,所以说楚国对秦国是不服气的,若蜀地归楚,秦楚两国的历史有可能对调。
最后就是秦国的关中地区,其防线就是我国地理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八百里秦川构成的防线从未被攻破过,即使是战国初期,最强魏国把最弱时期的秦国各种吊打,打到函谷关就停了。在秦国的强势时期,六国联合的大型攻秦行动共有三次,秦国并不能守住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均是后撤到函谷关,拉长联军的补给线,等到联军久攻不下,部分开始撤离,秦军就可以对单挑个别国家,从而收复失地,进而要求割地赔款。可见单靠秦军挡不住六国联合的爆发力,但这种爆发力不具持续性,一旦不能在短时间内攻下咸阳城,联军就会被击溃。这种情况非战国独有,在宋朝经济中心南移之前,拥有关中,就意味吧函谷关外整个中国最富饶的中原收为己有,有了钱粮,天下英雄就都来投奔你了,即使中原暂时不是自己的,只需伺机而动,劫掠一番,把物资留在关中就行,反正别人也进不来。特别是在骑兵兴起后,长江以南不产马,天下的王者之地就剩下关中。故秦朝之后,
刘邦由蜀攻占关中,建立西汉。
曹操挟天子占领关中,统一北方,其后续政权之后建立晋朝。
西魏-北周-隋 政权初建立时实力远逊东魏-北齐政权,靠的是守住关中,韬光养晦,最后建立隋朝。
唐高祖在太原起兵,第一目标就是关中长安,随后建立唐朝。
秦之后的5个大一统王朝有4个就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唯一一个不是的东汉政权,其关中对手是一个小皇帝,而且关中当时不稳定,受到陇右和西蜀不断骚扰。
所以说秦大一统,几乎是必然的。
(十三)
谢选骏指出,上述种种说法都有一些道理。现面还可以从《左传》得到一些旁证,例如谢选骏在《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中所引述的“周景王向苌弘询问吉凶”一节所记(鲁昭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二月,叔弓到宋国去,这是为了安葬宋平公。
周景王向苌弘询问说:“现在诸侯之中,哪里吉祥,哪里凶险?”苌弘回答说:“蔡国凶险。这是蔡侯般杀死他国君的年份。岁星在豕韦,不会过这一年了。楚国将会据有蔡国,然而这是积累邪恶。岁星到达大梁,蔡国复国,楚国不吉利,这是上天的常道。”
再如“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一节所引述的:
楚灵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蔡灵侯打算前去,蔡国的大夫说:“楚王贪婪而没有信用,唯独怨恨蔡国。现在财礼重而说话甜,这是引诱我们,不如不去。”蔡灵侯不同意。三月十五日,楚灵王在申地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蔡灵侯,让他喝醉了酒就囚禁了他。夏季,四月初七日,杀死了蔡灵侯,杀死了蔡国的士七十人。公子弃疾领兵包围蔡国。
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灵侯得罪了他的国君,而得不到百姓的拥护,上天将要借楚国的手来把他杀死,为什么不能战胜?然而肸听说,由于没有信用而得利,不可能有第二次。楚灵王事奉太孙吴讨伐陈国,说:‘将要安定你们的国家。’陈国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灭了陈国建置为县。现在又诱骗蔡国而杀了他们的国君,来包围他们的国家,虽然侥幸而得胜,必然受到它的灾殃,不能长久了。夏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家,商纣战胜东夷而丢掉了生命。楚国疆域小地位低,而屡次表现得比上面两个国王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凶恶然后给他惩罚。而且比如像天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而由人加以使用,材力用尽就丢弃了,因此楚国不可拯救,最后也不能兴盛了。”
……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楚国的材质不足,难当重任。
不过楚国虽然不能“统一中国”,但最后楚人却能推翻秦朝,这两个情况可能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楚国比秦国更有原始性,其文化比秦国更与中原异样。所以才能以更大的蛮力和更野的做法,取而代之也。

楚国的历史,可以成为今日中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