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31, 2016

谢选骏: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谢选骏: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看了下述报道,我不禁想起了孙文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根据孙文晚年巴结的俄国主子列宁的行径,我不禁加深了对于孙文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的理解,其正确内涵应该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果然,后来的中共紧随孙文的步伐,勾结日本和苏联,一步步通过卖国求荣发展壮大起来,终于不择手段地扩大了红区,先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割据一方的分裂政权。使得中国至今支离破碎,比他们的日本主子、苏联主子还不如。}
俄罗斯《消息报》2012年6月28日报道,俄国“总统”普京27日在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回答提问时说,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因其卖国行径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普京说:“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输给了战败的德国,事实上是向它投降,后来它又向协约国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沙皇俄国属协约国集团,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攻打德国及其同盟国盟友。但由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内战的牵制,俄国的战力大打折扣。无视协约国盟友,布尔什维克与事实上战败的德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和约。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通过订立布列斯特和约和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兑现了先前为换取德国对其夺取政权的支持而作出的承诺。普京说:“这是当时政府卖国的结果。很显然,他们害怕这一点,不希望谈论这一点,因而避而不提……”他说:“之所以避而不提还有其他原因。我国实质上输给了战败一方……这是卖国行径,为了党派利益,它不敢承认这一点。”普京认为,一战的失败代价是大片国土丧失和巨大的人员伤亡。当然,普京这么说,不是因为他爱国,而是因为他想掩盖自己也是一个共产党特务,一个万恶的克格勃分子。
长期以来,蒙着神圣光环的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竟然被一个共产党特务、一个万恶的克格勃分子普京说成卖国,这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根据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7年出版,我国三联书店翻译,1975年出中文版的由凯尔任采夫著的《列宁传》,以及我国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忆与思考》、陆南泉等编著的《苏联真相》以及其他有关书籍,简单介绍列宁其人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主要活动:
1898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曾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但会后不久,全体中央委员和部分代表都被捕。1903年7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列宁提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党的首要任务。他还提出,要成为党员,只承认党纲还不够,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参加党组织活动。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主张,认为党员只要承认党纲就够了。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在表决时,赞成列宁主张的占多数,成为多数派,按俄语译音,多数派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为少数派,按俄语译音,少数派称为孟什维克。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于同年回国领导革命,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斗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列宁于1907年底再次出国。
在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6次党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清除出党。布什尔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后,在很长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美、日等为一方(协约国),德、奥、土耳其、保加利亚为另一方(同盟国),双方激烈交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的肮脏战争,交战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努力使本国败北”的口号。但当时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在内的各参战国的社民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被列宁斥为社会沙文主义,是叛徒。后来他还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在一战期间德国在东西两面同时作战,负担沉重,牺牲惨重,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军总参谋部很想和东线的俄国谈判和平停战,以便把东线的兵力调到西线和英、法决战。但俄皇尼古拉二世予以拒绝。1917年俄国2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成立临时政府,仍然拒绝和德方和谈停战。德国环顾在西欧的多个俄国革命党派,只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目标最吻合,因此给予列宁大力支援和资助,使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国内外的影响和势力大增,于1917年4月,德国政府把居住在瑞士的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接到德国,并用密封火车和火车轮渡把他们送到瑞典,他们由瑞典转到芬兰,后进入俄首都。列宁发表了《四月提纲》,指出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些问题,长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门研究课题。
第一,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量活动经费从何而来?
列宁两次出国,出国时间,共十多年,他曾在瑞士、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典、芬兰、丹麦、捷克、波兰、奥地利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居住和工作过,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们也类似。他们都是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职业,是没有工资收入的。据《列宁传》资料,他们在明斯克、日内瓦、伦敦等地召开过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他们还在巴黎近郊办过布尔什维克党校,接纳从俄罗斯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欧洲各地生活,开会,办党校,办刊物等经费从何而来呢?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对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参考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简单介绍如下:美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即在现代史上极受重视的《西逊文献》(SissonDocuments)全面证明,列宁是奉德国的命令行事的。这文献公布以后,欧美政界和史学界曾讨论一项根本问题:列宁秘密回国后极力鼓吹片面缔结和约的政策,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个德国的间谍?他在瑞士期间以及回国后,是否仍不断接受德国的津贴?
齐曼编的资料。英国学者齐曼(Z.A.B.Zerman)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齐曼文件集)。这本书的资料中列出了德国政府为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所花的款项和德皇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政团之间的关系。
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付出极大的款项,给各种各样的俄国革命分子在俄国境内进行颠覆沙皇政府的宣传活动,但这些文件没有说明这笔巨大的款项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内,接受此种津贴究竟是谁?他们如何用法?
一般人认为,德皇政府和俄国的接受者都不会保留详细的账目和收据,但还是有许多蛛丝马迹,使研究者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真相。
从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这笔钱的极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这位海尔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100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皇政府的报告中说,在俄国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按:指布尔什维克)已经投入行动……他接着还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应通过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
巴伏斯(海尔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其活动中心,经常与流亡在该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等接触,但由于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国特务,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拒绝和他当面晤谈。列宁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他知道国内的政敌,将会利用他借道德国返俄一事对他大肆攻击。但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汉尼基等仍然肆无忌惮地与巴伏斯会晤,而汉尼基在事实上是受巴伏斯雇用的。
列宁默许接受德津贴:这些布尔什维克要员与巴伏斯之间的联系,列宁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他的党的利益,他允许这些勾搭继续下去,巴伏斯津贴布尔什维克毫无疑义,连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1917年11月22日(按:此时布尔什维克已夺得俄国政权),德国驻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公使表示反对任命巴伏斯为德国驻苏俄首都彼得格勒公使。他在报告中说:“这项任命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政敌们获得攻击这个新政权的大好借口。任命一个曾以大量金钱供应布尔什维克的人为德国驻苏俄公使,将会使俄国人士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根据我们的命令行事的”。(见齐曼文件集第87页)
津贴总共花了四千万马克: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继续坚持和英、法等协约国的盟约,拒绝与德国谈判和平,使德皇政府更加增加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津贴”。1917年4月间拨了500万马克,11月间又拨了1,5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24页、第75页),直到1918年3月德苏片面和约(即所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仍继续津贴苏维埃政府。据1918年6月德国驻苏公使(当时首都已迁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发回柏林的密电中说:“由于协约国极力拉扰这个新政权,我认为每月的津贴增加到300万马克是必须的……”柏林接受了这个意见。德国撤回公使团时,总共给了苏联政府4,0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130、133及137页)。
虽然,这种私相授受的款项没有收据和账册,但是从德皇政府的档案中,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些款项的用途。德国副外长冯·柯尔曼于1917年5月19日从斯德哥尔摩发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德国的大量款项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在俄国的政治斗争中迅速接近胜利。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已获得巨大的成就,布尔什维克运动如果没有我们的不断支援永远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规模……”(见齐曼文件集第70页)。布尔什维克已在俄国执政后,冯·柯尔曼于12月3日致外交部转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中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使用各种方式把大批经费供应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基础大为发展。现在,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已建立自己的《真理报》,从而进行有力的宣传,将他们的政党在原来很狭窄的基础上大为发展。”(见齐曼文件集第94页)。
冯·柯尔曼于1918年5月18日致莫斯科米巴哈伯爵的电报中说:“为我国利益计,我们务必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生存下去……白卫军是反德的,保皇派如果执政也会反对和约(按:指苏俄政权与德国签订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保皇派重起会使俄国团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最左的党派”(见齐曼文件集第128、129页)。
德国为了促使俄国停火,因此大力支持俄国赞成停火的政党,并在缔结和约后仍全力支持此党继续执政。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他们最缺乏的是经费,因此下决心不择手段,接受被称为最封建、最专制的德皇政府的“津贴”。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在《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金雁的《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一文指出:布尔什维克早期活动经费很大部分来源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东正教分裂派教徒,当时在俄国共有约1,000万人。著名的莫罗佐夫就是分裂派教徒。1915年莫罗佐夫家族的工厂有6万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这个家族堪称大资本家。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族所有(这个家族允许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工人组织和赤卫队),所以布尔什维克才能把那么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7年十月革命后,1918年6月莫罗佐夫的整个家族的企业都被苏维埃政府过河拆桥、全部予以没收了。
第二,列宁是怎样离开他长久居住的瑞士回到俄国的?
列宁长期住在瑞士,瑞士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格林就是德国的间谍,由于得到格林的庇护,列宁才能在瑞士长久居住和工作。
列宁是怎样离开瑞士回到俄国的呢?据《列宁传》第165页说:“获悉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急于回到俄国领导革命。他决定取道德国,在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协助下,开始进行允许他经过德国回俄国的谈判。经过长期的磋商,有消息传来说,请求已经被批准了,列宁决定乘坐两小时以后的最近一班火车,列宁和他的同志坐上了去德国的火车……途经瑞典……经过芬兰……走过边境进入俄罗斯”,云云。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在这里,《列宁传》隐瞒了下列事实,正是由于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列宁等才能经德境回国。为什么德国政府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希望列宁等早日回国,推翻临时政府,以实现和德国谈和。且看对列宁十分崇敬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列宁的一生》(中国社科出版社翻译出中文版时改名为《神奇的伟人-列宁》)。在这部中文版第175页和以后许多页中,有如下的叙述:“俄国参加世界大战这一行动,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有一个时期,东方战线上的德军,超过了西线),使德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凯撒(按:即德皇威廉二世)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约,但没有成功。”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拒绝和德国和谈,于是德国政府便转向列宁。早在1914年9月间,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斯库埃拉的爱沙尼亚人把住在瑞士的俄国革命侨民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的全权代表贝格·冯·罗姆贝格男爵,克斯库埃拉又在1915年3月25日写给罗姆贝格的一份文件,叙述了列宁的政治纲领,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罗姆贝格把这份文件交给德国首相。德国当局还通过其他渠道,也了解列宁的主张,于是决定准许列宁等经过德国回俄首都。
在罗姆贝格帮助下,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办好了一切与列宁等回俄的细节。回俄的人在伯尔尼集中,他们包括列宁夫妇、季诺维也夫夫妇等共31人,离开瑞士到德国后,改乘“用铅封上的车厢,”只有俄国人才有权坐这个直达车,出入德境的护照和行李都免予检查,还配备一位高级厨师,他们享受外交特权。为保证他们能到达俄国,德皇想得很周到,他下了一道命令:“如果瑞典当局不许布尔什维克过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东线的德军驻地通过。”瑞典当局没有阻止列宁等过境,但由于有这道命令,以后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可以通过东线德军驻地回俄了。在哈雷(地名),为了能让列宁等坐的火车通过,德皇太子坐的火车被阻留了两个小时。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看到,德国当局是多么迫切,多么急不可待地要把列宁等送回俄国。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由历史学家祖波夫等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史(1894-2007)》一书,简要地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才能经过德国回到俄国的。该书还介绍了列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资助的事实,指出:“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1917年俄历10月25日)在晚上10时45分,在武装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共有670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00名)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并选出了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来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为主席,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斯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当时,苏维埃政府紧急的任务是停战,因为俄军在对德前线已接近崩溃,士兵普遍厌战。《和平法令》呼吁协约国和同盟国各个参战国家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这些呼吁被协约国置之不理。
俄历1917年11月14日(公历11月27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对苏维埃政权的呼吁作出了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盟国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经过三年多的残酷战争,这些国家也牺牲惨重,物资奇缺,广大人民包括部分高级官员在内也有反战情绪,而且德国统治阶层也希望早日能在东线停火以使把东线兵力调往西线和英法决战。
俄历1917年11月20日(公历12月3日)布尔什维克派出越飞等谈判,提出以《和平法令》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被德方代表团长霍夫曼拒绝,德方提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而且觊觎乌克兰。
1918年1月苏俄重新开始和德国谈判,地点仍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苏俄方面以托洛斯基为代表团长,团员有越飞等人。托洛斯基主张“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其理论根据认为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一定能导致德国革命危机的尖锐化,使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使德军的进攻成为不可能,或者很困难。托洛斯基也知道,此时俄军打不过德军,因此“不战不和”的方针是“拖延”策略,他曾向列宁表示:“必须尽可能拖延时间,”他认为“必须给欧洲工人阶级以最多的时间,让他们看清苏维埃革命的真相以及和平政策。”列宁也曾赞成拖延政策,但他认为只能在一段时间,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拖延下去,等他们下最后通牒,我们就最后让步。
德国当局也意识到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1918年2月9日,德国在强力进攻的同时,德方代表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提出更为苛刻条件:让德国人占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俄军和赤卫队必须退出芬兰和立窝尼亚,(按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俄必须马上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同乌克兰拉达(政权)签订和约,要苏俄立即开始全面复员军队,并向德国赔偿60亿马克。
这个苛刻条件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反对。为是否签订和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也引起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立刻签订和约。他说:“如果不签约那你们等过三星期就执行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这些条件并未触犯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不动摇。”列宁和布尔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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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述报道,我不禁想起了孙文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根据孙文晚年巴结的俄国主子列宁的行径,我不禁加深了对于孙文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的理解,其正确内涵应该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果然,后来的中共紧随孙文的步伐,勾结日本和苏联,一步步通过卖国求荣发展壮大起来,终于不择手段地扩大了红区,先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割据一方的分裂政权。使得中国至今支离破碎,比他们的日本主子、苏联主子还不如。

谢选骏:粗制滥造的摩天大楼

谢选骏:粗制滥造的摩天大楼
{现在的中国,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只用19天就能“盖好”。请问这不是粗制滥造又能是什么呢?}

2016年8月26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温斯顿·严(Winston Yan)站在洛杉矶最大房地产项目的顶层,那是一栋靠近110高速公路、由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38层建筑。楼下是忙碌的工人、工程车辆和起重机。这个多功能开发项目叫做“大都市”,在洛杉矶是前所未有的。但对严来说,却十分熟悉。他是中国房地产巨头绿地集团(Greenland)的一名建筑师和执行经理,在过去几十年,他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使我想起北京和上海的故事。” 严说,“但现在却在洛杉矶上演。”
洛杉矶房产一直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他们来自日本、加拿大和韩国。但没有人像如今的中国人一样“让高楼拔地而起”。
诸如绿地集团、泛海控股(Oceanwide )和深圳合正集团(Shenzhen Hazens)等中国开发商倾注数十亿美元,在洛杉矶建起摩天大楼,提供数千房屋,这些即将改变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从2014年起,中国开发商便在洛杉矶市区参与了18宗土地交易中的7宗,耗资超1900万美元。
“等所有这些大型项目落成,印有洛杉矶街景的明信片就该重拍了。”高力国际公司执行副总裁马克(Mark Tarczynski)说。
相当一部分的房产购买者将是中国人。中国中产及富裕阶层寻求利用境外实业来扩大财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这种趋势也愈加明显。
高歌猛进的楼宇建设对于中国房地产商来说是种展示,他们愿意花高价来树立自己国际品牌的形象。初次涉水显示出美中两国在建筑领域的差异。如果美国想一直作为中国资产最佳流入地的话,双方都应从中学到不少。
“速度差异太大了。” 深圳合正集团执行项目总监索内·惠(Sonnet Hui)说。合正集团正在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对面建设一个价值7亿美元的多功能项目。“在这里会有许多计划和研究,但在中国,就只是'让我们开工吧'。”
中国人来之前,一些项目计划都因经济不景气无法实行。2014年,上海绿地集团耗资1.5亿美元,宣布要建设一栋 “城中城”,其中包括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区、18层高的精品酒店和1500户民居,有一些还是海景房。价格从50万美元到690万美元不等。
世邦魏理仕公司执行总裁劳里·路斯蒂格鲍尔(Laurie Lustig-Bower)促成了“大都市”这笔交易。他说:“中国人会最大化地利用这些土地。当然我们对‘大’的定义不同。”
据说,绿地集团总裁来参观“大都市”时是他第一次没有以车代步穿越工地。法律公司Allen Matkins合伙人托尼·那特西斯(Tony Natsis)说:“中国人建造这样的楼就是小菜一碟。”
与此同时,另一中国房地产巨头泛海控股花了1.748亿美元在斯台普斯中心对面买了4.6英亩的土地。这家北京公司还打算投资10亿美元到另一个多功能工程项目中,其中包括1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区、奢侈酒店和500处公寓。
在现在的豪华市中心酒店,合正集团计划将其替换为一对公寓楼,不远处则是W酒店。
“我们总裁是个篮球迷。他去斯台普斯中心看球赛时看上了这个地方。” 惠说。
深证合正为这2.5英亩耗资1.04亿美元。每平方英尺925.11美元创下了2014年以来土地收购的最高纪录。
过去两年,土地单价排行榜总是被中国人占据。“中国人带着很多的钱来,并且行动很快。” 地产公司Transwestern分析师迈克尔·索托(Michael Soto)说。
中国开发商愿意在洛杉矶市场上开出能够取胜的价钱,因为他们为了回报愿意等待,而且能够依赖当地及中国买家。此外,将资产移至海外也是抵御通胀及人民币走低的好办法。
中国房价飞涨的阶段已经过去,目前房产市场已趋于平静。投资者不再将钱投至北京、上海,而是瞄准外国市场,比如温哥华、悉尼、圣盖博谷等。
不过,对中国客户的依赖也存在风险。一些洛杉矶市民担心,中国投资这会将房屋空置。这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
一些在洛杉矶的中国开发商认为,他们的客户将有40%都是中国人。不过,近期中国外汇储备骤跌,这使得中国人不再那么容易将钱拿出中国之外。这导致了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购房热的首次降温。
因此,这些开发商可能要比预计中更依赖洛杉矶当地客户。如果如此,他们就要祈祷大面积建造不会带来市区公寓的供大于求。
目前市区在建的公寓共6260个,这其中不止包括中国的项目工程。当这些公寓都建造完成,住宅数量将增加15%,达到4万个。此外,还是几千个仍在计划中。
这种风险已经使得一些中国开发商放弃了市区,转向好莱坞地区。
“我们在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供给过量时,要停止投资。”金地集团(Gemdale)美国分公司董事长詹森·朱(Jason Zhu)说,金地集团在行动之前对美国房地产业做了大量研究。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等这么久。虽然洛杉矶对于建筑的审批程序近期已经很有效率,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煎熬。
“中国开发商不会买了地后空置,等待更好时机。”泛海广场总裁托马斯·冯(Thomas Feng)说,“我们买了后就想立刻开工。”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房地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中国没有房产税,所以卖地所得是地区政府收入来源的1/4。这使得它们更愿意加快房地产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在中国只用19天就能盖好。
但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买地两年后,合正集团的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工。主管经济发展的洛杉矶副市长雷蒙德·陈(Raymond Chan)称,曾重罚过这家公司。但后来官方态度缓和,希望建造方能够满足城市的各项要求。合正集团计划在明年初正式开工。
……
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只用19天就能“盖好”。请问这不是粗制滥造又能是什么呢?

Tuesday, August 30, 2016

谢选骏:成吉思汗的腐尸是谁的国宝

谢选骏:成吉思汗的腐尸是谁的国宝
“华山论剑西凤酒供稿”曰,原来我们都不知道 成吉思汗陵的西迁秘史竟如此悲壮:
2015年5月9日—9月4日,华山论剑西凤酒携手华商报,为您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您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还可以在华山论剑西凤酒官方微信看到为您独家呈现,寻访期间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为您讲述,他们会告诉您99%人不知道的抗战故事。
今日为您讲述成吉思汗陵西迁的历史秘闻。
信稿原件
华山论剑西凤酒、华商报编辑:
你们好!
看了贵报5月25日A05版“追寻陕西抗战遗迹”专栏里,《府谷,陕西唯一被攻入地方,日军仅“占领”了一上午》的报道,遗迹27日A07版刊登《日军三次进犯府谷未得逞》的抗战历史事件。对当年的抗战的民族英雄很是感佩,感佩之余,还想给贵报提供以下新的陕西抗战的旧闻线索。
1939年左协中以国民党第二十二军86师256旅旅长兼任伊东游击纵队司令,率所属两支部队防守府谷神木及伊盟一代的抗日前线,与日寇大小战役60于此,尤以东胜、新城、新民堡、大树湾诸战役最为激烈。
东胜及成吉思汗陵地保卫战1938年4月,日寇指挥的蒙军第四第八两个师及游击第一师共2000余名,有装甲车4辆,汽车3辆,火炮12门,分路向我伊东游击纵队及如东胜阵地侵犯,妄图盗窃成吉思汗灵柩,欺骗蒙民依附,情势危急。恰巧256旅旅长左协中前来视察,左当即指挥该纵队及地方团队向北急进迎敌。并将他带来的两营补兵作为预备队,又电令纵队司令部迅速增派援兵,保卫东胜。
三支队在北进途中遇敌遭遇,战斗激烈,因敌坦克大炮在沙漠中行动困难,战斗力很弱,仅靠飞机增援,又因两军犬牙交替,敌机无法投弹,只能低空扫射,敌步兵靠优势武器猛扑,三支队虽英勇苦战伤亡较大。后因高致凯(纵队副司令)奉左司令之命,派第一支队及步兵一营急行军赶到,向敌猛冲,士气倍增,敌军腹背受敌遭击,士气顿挫,很快不支向北溃逃,此战连续两昼夜。我部伤亡100余人,损失战马多匹,敌死伤300余人。敌步兵败退后,敌机还继续轰炸东胜及附近地区,百姓100多人伤亡,民房数十间被毁。所幸的是在左司令指挥及蒙汉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成吉思汗灵柩未被盗走,并得以安全。经边区转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安放。成吉思汗灵柩在途经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时,延安各界举行了万人祭奠仪式。参加祭奠仪式的有100多个单位。中共中央派谢觉哉、滕代远、王若飞参加了大会,中共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都献了花圈。在延安十里铺前设有灵堂,中央悬“世界巨人”横匾。
成吉思汗陵的顺利西迁,彻底粉碎了日寇分裂蒙汉民族,控制内蒙古的狼子野心。
1954年4月23日,由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了成吉思汗新陵园祭奠典礼,乌兰夫主持了典礼,今天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园,由正殿、东殿、西殿、后殿四部分组成。陵园整体建筑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庄重肃穆,成吉思汗的巨幅画像悬挂在正殿中央,更显现“一代天骄”的英姿。现在的成吉思汗陵已是内蒙古一处重要的旅游胜地。
抗战资料线索提供者:左智良
高冬梅
于2015年5月27日

谜团丛生的成吉思汗陵
1、成吉思汗陵有些啥?
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第一代大汗成吉思汗的衣冠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草原上。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处始终是个谜。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也就是灵魂的驼毛,几百年来就收藏于成吉思汗陵。
2、成吉思汗陵秘闻。
传说,成吉思汗下葬时,为保密起见,曾经以上万匹战马在下葬处踏实土地,并以一棵独立的树作为墓碑。为了便于日后能够找到墓地,在成吉思汗的下葬处,当着一峰母骆驼的面,杀死其亲生的一峰小骆驼,将鲜血洒于墓地之上。等到第二年春天绿草发芽后,墓地已经与其他地方无任何异样。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在祭祀成吉思汗时,便牵着那峰母骆驼前往。母骆驼来到墓地后便会因想起被杀的小骆驼而哀鸣不已。祭祀者便在母骆驼哀鸣处进行隆重的祭奠。可是,等到那峰母骆驼死后,就再也没人能够找到成吉思汗的墓葬了。所以除了蒙古高原上的疑似墓地以外,再没有任何已经获得证实的陵墓。
……
由此看来,成吉思汗确实聪明,他对任何人都绝不相信,所以能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的下落,由此而言,这具僵尸的聪明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不过要说到“国宝”,成吉思汗的坟地,显然只是“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个傀儡政权的国宝,而不可能是中国的国宝,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成吉思汗只是一场祸害。

谢选骏:西方文明重蹈复活节岛绝路

谢选骏:西方文明重蹈复活节岛绝路
(一)
“侨报网”嚎叫说:“地球上每5个人将有1个百万富翁——准备好当富人吧!未来60年内,这个地球上将诞生超过10亿位的百万美元富翁。”
 
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瑞士信贷发布的2013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自从2000年以来,全球财富增加了一倍,达到241万亿美元,这是历史最高水平。
“分析师”表示,在2代人之间,全球可能诞生超过10亿位百万美元富翁,占全球成年人口的20%。前,全球百万美元富翁为1500至3500万之间,所以,依据这一报告,在未来57年之内,地球上将会新增98500万个。
“研究人员”写道:“如果这种假设成为现实,10亿美元富翁将不再罕见,也很有可能诞生几位万亿美元富翁。”
万亿富翁是谁
据网易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个人净资产约为750亿美元,他距离成为史上首位万亿美元身价的超级富豪还差9250亿美元。但硅谷公认最牛孵化器的Y Combinator的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认为,万亿美元富翁的诞生将不可避免,而且这个人不一定是盖茨。
“不平等分析师、税务律师”鲍勃·洛德(Bob Lord)认为,最早在25年到30年内,财富就会发生变化。但可能并非盖茨这样的人首先成为万亿美元富翁,因为他正忙着捐钱。他说:“我认为首位万亿美元富翁不会是像盖茨这样的人,而更像洛克菲勒。”
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非常幸运地进入赚钱的石油行业,在他最富有的时候,其财富相当于今天的3500亿美元。洛德说,谁将成为首位万亿美元富翁无法预料,但很有可能是像伊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人,他涉足多个领域。他说:“有人正创造此前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机会,将为这样的人带来空前的财富。”
瑞士信贷的报告预计,未来50年内,世界上最多可能诞生11位万亿美元富翁。
……
与此同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大事件呢?
环境急剧恶化、大规模生物灭绝!
这一惊人的反差,使我想起了“西方文明重蹈复活节岛绝路”的主题。
那就是,人们在竞相积累不必要的财富,其方式是刺激有害的物欲,其代价是挖掘人类生存的根基。从“圣经批判”到“大气污染”、“土地毒化”……
(二)
谢选骏在《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指出:
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起源于人们的虚荣心:“这些雕像与波利尼西亚其他地方祖先崇拜雕像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用石头而非木头雕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雕像的制作变得越来越大,十足的竞争推动了文化成本的上升,两个世纪之后,这种文化注定崩溃。”谢选骏指出:这也许就是西方文明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预演;当今世界,大多数的生产都是浪费和犯罪。
“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炫财冬宴(Potlatch)的竞赛里,这个部落会被邻近部落举行的炫财冬宴所压倒。”谢选骏指出:这多少有些近似现代主权国家所推行的军备竞赛、GDP主义,也有些近似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雕刻竞赛。
……
在“走向末日狂欢”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呈现出一种特别激进的现代文明特征。
这种激进主义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汉奸比日本鬼子更残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又披上了“GDP至上”、“挣钱第一”的外衣,导致”土地财政驱使全国规划新城超3500个”,“可以容纳34亿人口”:
在中国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可装世界约一半人口。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说:“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任务艰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比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一些地方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其中国家级新区17个;各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综保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约500个;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 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1000个; 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规划人口34亿,约相当于中国目前人口规模的2.5倍,足以装下全世界约一半人口。”
如何落实这个激进的人口规划?西部、西南部几个地市规划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除了进城农村转移人口,一些城市也把人口引进目标聚焦在区域和城市间人口流动上。
近期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一些地方不仅面临引进人口难,还处于人口净流出的“失血”状态。记者近日在“小吃之乡”福建沙县看到,在县城新区,数十个楼盘正在促销,即使一些售出的房子,入住率也并不高。福建沙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沙县人口26万多,按照规划,到2030年城关人口要达到35万。“现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
“规划人口的激进扩张,背后是地方政府对土地指标的狂热追求。”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多。例如,按照目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00平方米计算,20万人口和40万人口的土地指标差别很大,潜在的土地出让收益就多,根由还是土地财政在作怪。
最新公布的 《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显示,“十二五”时期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约20%,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11%的增幅,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增幅的180%。规划、土地、人口三者紧密联系,规划人口“画大饼”,直接的影响就是房地产过度开发,去库存艰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云南某城市一个新区,招拍挂土地中,住宅高达74.63%,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只占15.53%,工业项目只有5.24%。
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城发展过多偏重于住宅这一单一模块,“34亿的人口规划”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又要恶性膨胀,将进一步增加难以消化的“鬼城商品房库存”。
(三)
谢选骏在《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第二节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里写道:
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一书中,戴蒙德指出,人类文明在地球摇篮里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现有的文明: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在未来的时代里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讨论甚至博弈。
戴蒙德文明和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做病理分析。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尤其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人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两个地方的遭遇就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尤其复活节岛的命运,昭然若揭。
1772年复活节当天,探险家罗泽维恩在南太平洋发现一座小岛。他万分惊讶地找到了数百座背朝大海的石刻人像,“如房舍般高大”。罗泽维恩意识到,不管这些岛民用何种方式竖起这些雕像,他们需要重木料和坚韧的树皮来搓成绳索。但是他随即发现,这座日后以“复活节”命名的岛屿只是一块荒地,岛上找不到一棵树,灌木和杂草高不过三米。
复活节岛上的谜题令早期的到访者困惑不已。离它最近的陆地是两千公里外的皮特凯恩岛;而三九七座巨大石像竟然矗立在如此荒蛮而遥远的角落,人们猜测这也许是外星生物让石像从天而降的。但是如今谜题已被解答,而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来自波利尼西亚的移民搭乘着木筏,满载着甘蔗、香蕉、蕃薯和鸡,还有用以食用的老鼠,于此定居。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岛上人口增长到一万人。他们有了各自的氏族和阶级,像切蛋糕一样把这个岛划分为十二块。十二个氏族起初和平相处,直到有一天,酋长们决定以令人敬畏的石刻雕像来荣耀自己的世系。
基于对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柱群的认识,我们知道只要有巨大的木材作为辅助,搬运巨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科学家通过孢粉测试证明,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二十米,直径一米的智利酒松。实际上,直到人类定居岛上的早期,复活节岛一直是被高大树木和繁茂灌木覆盖着的温带森林。但是人类的到来让森林遭受了灭顶之灾。几百年间,复活节岛上的酋长们争相比较,比谁的石像更巨大更壮观。有人竖起五个平排巨像,随即有人竖了十个;有人雕出一座最高的人像,随后对手就在自家人像头上加个十二吨的大石冠。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使得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极端浪费,并不是一项专利,而是人性中的贪婪造成的,早在“史前时代”就根深蒂固了。
单以人力完成这么浩大的浪费工程并不简单,因为既要砍伐无数巨木当搬运工具,还得拼命伐林造田养活劳动力。岛上的石像一代大于一代,砍伐树木的速度也胜过了树木的生长速度,再加上移民时带来的老鼠以种子和幼苗为食,成片的树林开始毁灭。智利酒松大约绝迹于1440年:从火口湖的年沉积层中,已完全找不到树木花粉的踪迹。科学家对炉灶和垃圾堆中的样本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大约在1640年前后,居民炉灶里的木柴已经被草本植物所取代,即便是酋长家也是如此。
复活节岛上的故事是太平洋地区砍伐森林最极端的例子:成片的森林就此消失,二十二种原生树木从此灭绝。缺乏燃料、野生食物资源的消失、土壤流失是最直接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氏族之间为争夺灌木丛的战争。没有了巨木制造的舟船,战争的幸存者再也无法远航渔猎,他们开始转向从未使用过的食物来源:人类本身!在复活节岛后期废弃物堆遗址中,人类骨骸随处可见,有些骨头被敲碎以便吸取骨髓。岛民的口头历史中至今仍充斥着人吃人的故事,而对敌人最具攻击性的辱骂莫过于:“你妈的肉塞了我的牙缝。”
戴蒙德的复活节岛的故事讲到最后,就像是世界末日的图景。在戴蒙德的笔下,玛雅、维京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灿烂辉煌的人类社会一一在我们眼前重现,然后轰然崩塌。他们或不敌严寒或干旱的考验,活活饿死;或为了争夺土地或食物,拔刀相见,甚至以敌人的尸体果腹;华美的宫殿、神庙最终都崩塌成一堆乱石……相比之下,复活节岛的覆亡比起任何一个史前社会更让人触目惊心。
在戴蒙德看来,复活节岛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在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客机、互联网的推动下,地球上二百左右的国家像复活节岛上十二个氏族一样,共享着资源,又同样面临着环境的考验。今天的地球何尝不是宇宙中的孤岛?末日来临之际,谁又能独善其身?
曾有学生问戴蒙德:“当那些岛民砍下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呢?难道人能蠢到这个地步,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推到灭绝的边缘吗?”戴蒙德的答案指出,砍掉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常犯的毛病。危机并非绅士,它不会礼貌地敲敲门,说“先生,我来了”。危机通常不声不响,徐图缓进。全球变暖是最好的例证。最近一百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温度正以年均〇.一七摄氏度的速度上升。但这只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每年的温度在无规律地上下波动。今年升3℃,明年降2℃,后年升2℃,第四年再降1℃,如此往复,让人捉摸不定。直到几十年之后才会有人惊呼:“我小时候的感觉比现在好得多!”
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经常是文明的发展所不必要,因而是可以避免的。换言之,这种不必要的破坏,常常是出自过度的浪费,过度的浪费是出自虚荣,而虚荣则是出自无聊。
无聊找事干,不仅会触发恶性竞争,还是触发战争。
前面说过,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
实际上,叔本华还是缺乏创意,不过是在重复佛家的古老说教。其实对人生来说,无聊是比痛苦更为可怕的敌人:无聊代表一种最深刻、最不可消除的痛苦,当然它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知道,无聊更容易使人自杀,但痛苦却较能激起人们的抵抗精神。痛苦而能使人自杀者,其背后的动因是“绝望”,绝望的底蕴依然是无聊。单纯的痛苦难以使人陷于自杀的绝境。尝试一下把无聊与痛苦分开考察:
1、痛苦是生命的属性,既是生命之子,也是生命之母。不仅“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痛苦”,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生命”。痛苦因此也是积极的,因此“愈高等的生命,痛苦也就愈多”。痛苦也能使人生“更加有意义”,因为是“解除痛苦”的希望给予人生以意义。
2、与痛苦不同,无聊并不总是和生命相联的,唯有人类尤其是具有醒觉意识的人才有突出的无聊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优裕到了胖得发愁的地步,而且由于他们比动物“高了一筹”,“具有自我意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无聊感的侵袭。动物则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只有种族本能,且需要不断地捕食,而免除了无聊这一苦刑,但是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受到人类影响,因无聊而患上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无聊感的消极成分多一些,正如痛苦感的积极成分多一些,无聊也容易导致生命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亢进。
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痛苦时代”与“无聊时代”的分别,其原因略同于上述。痛苦时代充满希望,因为具有这样一帖解毒剂,还可忍受,生命还可支撑下去。无聊时代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富庶的时代,但却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社会的“幸福”也许就是从痛苦时代向无聊时代的过渡,社会的“不幸”也许就是从无聊时代向痛苦时代的过渡。
痛苦是可以医治的,通过希望和时间、忍耐和等待;那么,对无聊的医治又是什么?其处方可以两个字来概括“冒险”。是的,通过寻找危险的游戏来解决无聊的问题。“精力过剩而又无处发泄者”,是危险的邻人。其实,关键不在于“精力过剩”,而在于外在压力过于松弛。医治无聊病的良方,因此就是“加强压力”。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民族也是如此。当其发展已进入“无聊时代”,必有伤风败俗及秩序崩解的过程随之而至。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无聊因而伤风败俗的国际化环境。
要医治这样社会,“加强社会压力”,将是最后解决方案。这个必然反应并非哪个人的意念使之然的,而是解除无聊的“生理需要”。当今世界,不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无聊时代”吗?可以预料,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形态的进一步平衡及整合,整个世界都将继欧洲之后步入这一“无聊时代”的大门。那时,会出现什么景况呢?那时普遍的停滞将席卷整个地球。这不是上进的运动,而是堕落的运动。不是探索欲的暴动,而是解脱欲的弥漫……所以不难发现:人类文明起源于奴役制度。为什么文明一天不毁灭,奴役现象就存在一天?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因为正是社会的压力,为优秀人物的不断前进,提供了必要动力。
人需要压力。如果没有压力,人就会觉得无聊,很是无趣甚至烦闷而死!压力并非“坏事”,而是人生的必需品,甚至是日用品。“如意”是人的理想,但“如意”不就是压力的消失?可是试问,如果真的“如意”了,那么人如何续存?“意”是继续扩张还是归于消失?所以我们永远渴望着“如意”,但却永远也不能得到“如意”,唯独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征战。但愿征战永远不停。征战停止时就是生命终止时。只有厌世者,被压力击毁的碎片,才对压力充满恐惧,千方百计寻求逃避。其实失却了压力,一切有价值的解脱也都不复存在了。
即使为了文明的扩展,也请我们迎接奴役,不论多么勉强,都请为奴役“喝彩”一下!欢迎它所掀开的清晨与朝霞。因为人生的健康,要抑制无聊的感觉、医治空虚的心态,从而有效避免本该避免的恶性竞争。没有压力和压力过度,同样是有害的。
《谢选骏全集第二卷》(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I)
以及《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六卷——五十卷:
46卷:《全球一体——全球人类的往与来》(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
47卷:《西方文明的解体》(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48卷:《中国文明的生死》(Life and Dea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9卷:《新文化的战争》(New Cultural Wars)
50卷:《历史教的降临》(Arrival of Historicism)
(四)
是的,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文明正在重蹈复活节岛的绝路。
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就像瘾君子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却无法戒除自己的赌瘾。
只有上帝能够拯救他们以及我们。但是他们以及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呢?
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救助,这一次赔上的,将不是一个复活节岛,而是整个的地球。

谢选骏:进化论导致的衰减和贫乏

谢选骏:进化论导致的衰减和贫乏

《从世界变得寂静开始:生物多样性的衰减如何导致文化贫乏》一书,作者是马歇尔·罗比森(Marcel Robischon),讨论了诸如“如果物种、思维和想象变得越来越单一,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类的问题。
书商们吹嘘说:作者邀请读者一同踏上充满冒险、奇幻与发现的旅程。他开启读者的感官,带领我们看见野生世界之美、听见丰富细微的声响。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生物多样性如此重要。作者描述过去自然界物种和平共处的美好时光,同时也点出现今动物的栖息地受限,有些甚至早已绝种的危机。许多动物因人为的干预而绝迹,有些动物发挥高度的适应力,而得以在世界各地存活,甚至比以往来得更加壮大,但随着基因被改变,牠们变得无法“独立”生存。
种种现象不仅代表自然界多样性的降低,随着颜色、香气和声音的消失,人类数千年来所累积的智性及文化宝藏都将随之衰减。大自然是我们的导师,是一切的起源,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但或许未来有一天,我们不再能从自然中寻求解答。
作者一方面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详细描述他曾到过的、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多半只是“绿色山谷”、“公牛之丘”之类的名字,在本书结尾时作者也揭晓谜题,比方说“雨之国度”就是英国,第一章提到的“绿色山谷”在德国的黑森林等。另一方面,虽然书中穿插丰富的动物传说和寓言,作者在提到生物史或地球变迁史时,解说却仍极为详实。提到的物种几乎都以拉丁学名表示,举例时对于当地的自然景观、方言、人种等也有相当精确的着墨。
本书一开始便出现作者以语言学对比自然界的譬喻,而后提到壁画与人类起源,在中后段时将自然界的资产和人类整体的文化资产相比,直指物种的多样性与人类文明的繁茂有关。对现代化开发、滥垦及人类剥夺其它生物生存权的批评,时而猛烈、时而反讽、时而无奈,也成为贯穿本书的宗旨之一。
……
罗比森(Marcel Robischon)来自德国弗莱堡,旅行足迹遍布全球,曾于弗莱堡及牛津大学就读森林学,并于剑桥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弗劳恩佛荷大气环境研究协会及德国国会科技评估办公室,并于美国加州联邦森林管理局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且于弗莱堡大学森林及环境科学院担任学术顾问。目前于弗莱堡教育大学自然科学中心担任教授。……
这位教授无疑是一位进化论者,但是他却没有追究一下进化论在物种灭绝和文化贫乏,而是把责任推向了整个人类。其实在进化论出现之前,生态灾难绝对没有进化论出现之后这么严重。在“西域”,不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神创论的世界观,所以限制了人们大规模破坏自然。在“中国”,虽然没有神创论,但却有自然主义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所以直到“解放以前”,中国的生态灾难也远远没有唯物主义成为“国教”以来这样严重。
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如出一辙。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论,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弱肉强食。在这样的鼓噪之下,怎么可能不出现越演越烈的生态危机呢?
据说西方有人提出,缺乏和大自然的接触,会让儿童罹患“自然缺乏症”(Nature deficit disorder)的状况,虽然这个“疾病”还未被临床心理医师承认,可是却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较常接触大自然的儿童,比较少行为上令人头痛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在接触大自然后会获得改善,常到户外活动的儿童也比较快乐等等。
当然,让儿童和城市人接触大自然,舒缓身心上的压力,和物种的多样性保育看似两码事,城市里可以多盖公园绿地。可是,如果从小接触了大自然,清楚了大自然里原来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生物,有各种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当未来可能不会再看到牠们,能不痛彻心扉吗?经济上的富足,能保证我们能够温饱,也能够有休闲生活,可是却不见得能够买到真正的快乐。
生物多样性的鼓吹者艾德华·威尔森(E. O. Wilson,1929-)提出了“亲生命性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指出我们对生物世界的喜爱,是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之中的。也就是说,我们生而热爱大自然里的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如果硬要把人和大自然分开,会造成身心上许许多多状况。现代社会里,各种文明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还有心理问题如忧郁、焦虑、强迫症等等,即使并非是因为远离大自然而产生的,可是亲近大自然或多或少都能改善身心的健康。
而达尔文主义却用进化的名义,歼灭了人的自然性。难怪进化论大力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的衰减和文化的贫乏,结果导致生物的大规模绝灭。
英国人(和德国犹太人马克思)造下的绝种之孽,总有一天要由英国人自己来亲自偿还。

谢选骏:通缉令下的写作

谢选骏:通缉令下的写作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第十章)
五色海第四卷·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一、生命之谷
500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501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502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503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504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505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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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本体
506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507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508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509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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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圣人
510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511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512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513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514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515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516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517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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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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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519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520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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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代游魂
521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522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523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524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525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526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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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梦想
527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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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529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530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531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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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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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533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534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性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535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536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537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538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539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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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翻译
540
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541
五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头彻底的牲口。)
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542
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543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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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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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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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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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547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548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549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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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551
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面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552
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另起一页)
十、《零点哲学》后记
553
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教会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悼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另起一页)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1982─1990年)
(结束)

谢选骏: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

谢选骏: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
(现今的基督教灭亡的开始)
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追忆斯大林恐怖的时候说自己:“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位无神论者哪里知道:这句话就是他的最大罪证:在上帝面前死不认错。在这种意义上,他可能比斯大林都不如。而这种人可能在苏联占有多数,所以魔鬼才能趁虚而入,借用斯大林的魔鬼之手,对苏联人民肆意荼毒。)
《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说,斯大林之死结束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最严酷最惨烈的时代。尽管他猝死的真相有许多版本,但谋杀说则是其中流传得最多最广的结论。然而很少有人提起他猝死当时一个更为传奇、更令人深思的情节,它居然与一位同样传奇的女钢琴演奏家尤金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53年3月1日凌晨,在斯大林送走了通宵陪他的客人后,对当天的值班警卫发了一道奇怪的前所没有的命令:“你们统统去睡觉,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们。”
次日凌晨,在戒备森严的布里日尼亚别墅里,当警卫员在没有接到命令而斗胆地小心翼翼地走进餐厅时,发现他穿着薄薄的睡衣四脚摊开躺倒在地板上,并看到他忽然举起右手浑身抽搐,嘴里发出“兹……兹……”的声响。
1953年3月6日清晨6点,莫斯科向全世界播报这一消息,《真理报》发布了斯大林病故医学鉴定书:“因连续出现心血管供血不足和呼吸困难,斯大林同志于3月5日21点50分逝世。”
据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他们说,当领袖和导师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的时候,唱机上放着的唱片是她所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听到的东西……”
解密后的苏联内务部档案的物品登记单的记录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的桌子上那台留声机里播放的唱片不是通宵聚餐时常放的那张,而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
这是世界音乐史和录音史上最奇妙的唱片,它与斯大林始终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既不可思议又难以解说。这是斯大林临死前所听的最后的琴声。
这张奇特的唱片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在极端恐怖的年代才能发生的荒诞而又令人颤抖的故事:
1948年初的一天,斯大林在听到电台直播放的一场音乐会后,亲自打电话给电台询问后得知是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尤金娜,指挥亚历山大豪克,斯大林下令明天一早把唱片送到他住的别墅去。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接听电话者一听是斯大林的命令,惊恐得失魂落魄,因为著名的犹太女钢琴家尤金娜现场演奏的这首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并没有录制过唱片。但没有人敢拒绝斯大林的要求——只能浑身颤栗地对斯大林说电台有这张唱片。
可是实际上这张唱片根本不存在,但斯大林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那是如同地狱里的死神发来的通知,否则只有用生命作代价。离第二天早上只有十几个小时,怎么办?于是只能在枪口下创造奇迹。
关于这张唱片的制作情景,肖斯塔科维奇曾有详细的回忆:
“斯大林要他们把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送到他的别墅去。委员会慌了,但是他们必须想个办法。当晚他们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了唱片,所有的人都吓得发抖,当然尤金娜除外。她是个例外,因为她谁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尤金娜告诉我,指挥吓得脑筋都动不了了,人们不得不送他回家,另外又请来一位指挥。第二位指挥战战兢兢地把什么都搞混了,乐队也给他弄糊涂了。来了第三位指挥总算完成了录音。我看到这是录音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我是指在一个夜晚换了三个指挥。到了早晨,唱片总算准备好了。他们只制作了一张唱片,把它送去给了斯大林。这是一张创纪录的唱片,创唯唯诺诺的纪录。”
在斯大林极权的恐惧之下,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须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紧接着更令人惊奇的故事发生了: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了20000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她给他回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足以让世人胆颤心惊:
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谢选骏认为:其实,是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所以才受到了魔鬼的惩罚。这是女钢琴家还没有能力理解到的,因为她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一个把“人民和国家”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女人。要知道,“人民和国家”不是上帝,而是在上帝面前犯罪的主体。)
“尤金娜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读了这封信,一句话也没说。他们预期他至少要皱一下眉毛。当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能叫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旁边人等着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回忆录)
另有同时代人阿尔卡季的回忆:
“斯太林手里拿着这封信,久久没有声音,米聂已经准备好了逮捕令,只要他皱一下眉头,尤金娜就消失了,又等了很久,斯太林对身边的人说:“走开吧,我原谅她(Лдно,простимимыее)”。
在那个恐怖窒息着整个国家的年代,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和残忍血腥超越了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不用说身居高位的元帅将领或部长委员,就连对付自己的亲人都毫不留情的他,为什么对一位竟敢置生死于度外并如此羞辱自己的艺术家刀下留情没皱眉头呢?
为什么当死神降临在他面前的片刻,斯大林最后想听到的恰是这位连死神都与她擦肩而过的尤金娜呢?斯大林之死留下了无数让人们猜想的谜,但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神奇地倒毙在她的琴下?
(谢选骏指出:《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的作者连基督教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谈什么“基督教”?很明显:斯大林还是惧怕上帝的,或许他的智能理解的上帝仅仅是“死神”层面的上帝,但这个格鲁吉亚的禽兽毕竟不敢拒绝女钢琴家为她进行的祷告。这就比毛泽东强多了。)
斯大林死了,最后连尸体都被焚烧,而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和她的其它作品至今刻录在无数张唱片之中,而她那封发给死神的信更是永远流传人们的心中。
后人曾对此作过无穷的分析,也许是她的独特个性、她的精湛艺术、她的坚定信仰。(谢选骏指出,《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的作者对基督教真是一窍不通。从常识来看,可以说不是一个女人的个性、艺术、信仰征服了暴君斯大林,而是对于上帝的一般性畏惧征服了神学生斯大林!)
东正教领袖阿列克谢二世在俄罗斯东正教复兴会议上说;“在黑暗的艰苦岁月,玛丽亚·尤金娜以她内心始终不二的真诚,向后人证实了基督伟大的信仰力量。”
年轻时的尤金娜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谢选骏指出,这显然是尤金娜的错误的说法,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指示过。)
斯大林时代的艺术家们带着镣铐在舞蹈,千姿百态,任由暴君玩弄和折磨,但竟有这样一位女性无所畏惧地对他直面蔑视和嘲弄,令人由衷地钦叹,填补了一个时代整体的沉默和精神的缺失。(谢选骏指出,因为斯大林时代的艺术家们,都是罪大恶极之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配合了斯大林的血腥屠戮。)
有一位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李赫特回忆尤金娜时说:“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干嘛弹得那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
“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在这场孤军神奇的打仗中,她神奇地战胜了死神与斯大林。……
(谢选骏指出,这是亵渎的说法。死神与斯大林都是上帝的工具,不是尤金娜战胜了斯大林,而是上帝战胜了斯大林;尤金娜战胜不了死神,最后,她还不是乖乖地跟着死神走了?)
而在地狱般惨烈的苏德战场上,20世纪的两大帝国的巨兽在茫茫雪地中相互绞杀撕咬,斯太林最终在英美的全力支持咬死了另外一头巨兽希持勒,却被这头犹太母狮当面的蔑视撞击了一下,并在死神召唤他的最后时刻聆听着她的演奏,猝死在她的琴下。……
(谢选骏指出,神化犹太母狮尤金娜,这就是现今的基督教遭到穆斯林横扫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今的基督教已经从崇拜上帝转而进行自我崇拜了!这就是某种“信仰”开始灭亡的可靠标志。)

谢选骏:索罗斯老了,卖不了钱

谢选骏:索罗斯老了,卖不了钱

有一句中国俚语是诅咒老人政治的,说出来有点恶毒:“牛老可以卖钱,人老卖不了钱。”牛老怎么卖钱?任人宰割。人老怎么卖不了钱?因为食人族的时代过去了,只有弃老洞、养老院可用。但无论弃老洞还是养老院,都不能把老人卖钱,所以“老废物”变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都说“老人有智慧”、“生姜还是老的辣”,但这个“老”是有其限度的。
拿投机商人索罗斯为例,这个“老”的限度,大约在于七十六岁上下。
乔治·索罗斯(英语:George Soros,1930年8月12日-),本名是施瓦茨·捷尔吉,新华社根据匈牙利语译为“绍罗什”,是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籍犹太裔商人,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政治行动主义者和慈善家,声称是“用金融市场来实验自身的哲学理念”,其实就是“投机哲学家”。现在他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也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
最近,“史上最大败笔”即出自索罗斯“做多了英镑”:2016年6月23日英国“历史性的脱欧公投”结果公布之前,索罗斯选择做多英镑。结果铩羽而归。但是同样一位索罗斯,同样投机英镑汇率,他却曾因1992狙击英镑而声名鹊起!
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
在于索罗斯老了!年届七十六,却不肯退休。结果自己消灭了自己的神话。这和老废物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是“晚节不保”。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在英国历史性的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前,索罗斯选择做多英镑。这位亿万富豪曾因1992狙击英镑而声名鹊起。在脱欧公投举行前的几天,索罗斯曾警告称,由于投票人大体低估了脱欧的真实成本,英镑兑美元可能下跌超过20%。英镑创历史性跌幅,本周一再度下挫。
索罗斯事后在6月25日为Project Syndicate撰写的脱欧公投随笔中哀叹说:“现在,许多人担心的灾难性假设成真了,欧盟的瓦解几乎不可逆转。”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思想急转弯!不知是不是由于气糊涂了。
索罗斯在1992年的英镑狙击战中击败英国央行,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10亿美元,一时间声名大噪。当时,索罗斯笃定英国将被迫让英镑贬值并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曾经自我吹嘘说,以牺牲英国央行和英国政府为代价,为对冲基金投资者赚取了大量利润,在这方面,他是“幸运的”。
索罗斯真的只是“幸运”,而不是“智慧”。
按照同样的道理,李嘉诚资产缩水11亿美元,巴菲特损失23亿美元。
他们都太老了,卖不了钱了,他们可以不去弃老洞和养老院,但是,千万不要再做决策了。不要再学毛泽东和邓小平了,否则只能贻笑大方了。

Monday, August 29, 2016

谢选骏:百度比谷歌Google更像杀手

谢选骏:百度比谷歌Google更像杀手
我早就指出:“Google 不是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
因为我早就发现Google的搜索内容经常会发生不可理喻的变化,对某一词条的搜索内容,会突然从十几万,减低到几万,相差好几倍!
而且,很多在搜狐和百度上可以查到的内容,竟然被Google给屏蔽了。在这种意义上,Google不是一个公平的搜索平台,而是一个带有搜索引擎功能以外的“特殊任务的平台”。
但即使如此,下面的消息还是让人心惊肉跳的:
李彦宏宣战:百度最终要进欧美 挑战谷歌
  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称,中国搜索引擎公司CEO李彦宏周五表示,该公司在无人驾驶和金融等新领域寻找发展机遇的同时,最终会把业务扩张到美国和欧洲。
  李彦宏是在法国巴黎举行的Viva Technology大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李彦宏表示,这种扩张肯定是可能发生的。
  李彦宏登台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们最终将进入欧洲、美国以及大量其他市场。”

  李彦宏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些国家,但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战场。搜索正趋于成熟,移动与桌面有很大区别。我们需要找到进入这种新市场的新方法。”
  百度在中国运营移动和桌面搜索业务,并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其营收的九成以上来自广告。
  截至目前,百度的国际性扩张还集中在新兴市场。这些市场目前移动增长处于爆发式阶段,而互联网连接正在缓慢地提升。百度已经进入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百度同时还在移动市场较为先进的日本开展业务。
  在每个市场,百度专注于推出其搜索引擎的当地语言版本。与此同时,百度还希望将业务扩展其他领域。在印尼,百度有自己的Android应用商城MoboMarket。
  不过,欧洲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市场,其由占据主导地位。鉴于谷歌目前的影响力以及其Android操作系统在欧美移动市场的主导地位,百度想要在欧美占据一席之地并非易事。
  此外,百度还要同各国监管机构打交道,而中国公司经常遭到刁难,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突出。
  目前尚不清楚百度可能应用到欧美市场的战略。截至目前,百度已经对美国的打车应用Uber等公司进行投资,这可能帮助其在部分市场获得抓手。
  其他中国互联网巨头已经开始向欧美进军。中国电商巨头已经在去年在意大利和英国招募了经理人。该公司还与欧洲公司就其支付服务支付宝进行合作,方便中国游客在当地通过其应用进行购买活动。阿里巴巴还专注于让中国消费者在境外使用其服务,或帮助外国人将产品销往中国。这些方面可能是百度可以借鉴的。
  百度旗下的地图服务目前主要用于帮助中国游客寻找当地的酒店和餐厅。李彦宏表示,地图服务是该公司可以借力的。
  李彦宏说:“我们将从地图开始,并逐渐扩张至其他领域。”
  “搜索是否还具有意义?”
  李彦宏还谈到了更为广义的搜索市场,质疑在面临等公司的挑战时,搜索是否还具有意义。
  李彦宏说:“我们面临新问题。搜索是否还具有意义?未来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微信或Facebook等大量其他应用。他们是否还需要搜索?我们需要担忧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应对新的用户习惯,我们需要保持创新,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用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Facebook近期向研发者开放了Messenger平台以创建聊天机器人,这一服务内的应用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任何事,从订单到回答消费者的服务问题。用户甚至可以获得新闻或天气资讯,以及他们通常去搜索引擎获得的信息。
  中国用户最多的即时通讯服务微信在其平台上也有很多机器人程序。
  随着非传统的威胁悄悄地逼近,李彦宏表示,百度一直在专注其他领域。就如同谷歌,百度也在测试无人驾驶技术。此外,百度还在试图进入金融领域,李彦宏称,百度可能未来向人们提供贷款。
  李彦宏说:“还有大量的新机遇。我认为人们还是会依靠搜索做很多事情,例如寻找信息。不过,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还很多。”
……
为什么“李彦宏宣战:百度最终要进欧美 挑战谷歌”的消息,会让人心惊肉跳的?
因为谷歌Google再坏,毕竟不是美国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而百度之类的中国公司却是中国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
政府向来都是自由的天敌。
在西方,三权分立和信息自由,限制了政府的作恶能力。
现在,百度声称要进入欧美,而且还用了一种“宣战”的方式,这还不让大家心惊肉跳?因为百度比谷歌Google更像是杀害信息自由的杀手。
西方的自由,会不会因为“百度”之类的蚕食而日益萎缩?

谢选骏: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谢选骏:神秘的祝福调动最大的潜能

网文《思维与能量的关系》说,人类的大脑是祖先高级生命最完美、最复杂、最伟大、最高级的作品,整个宇宙的运动形式在人脑中得以最完全的体现,所以他就是映现着整个大宇宙、浓缩着大宇宙全部信息的小宇宙,人脑从而具有广泛、巨大、深刻的机械潜能、物理潜能、化学潜能和生命潜能。意识产生于大脑,而思维是意识的最高结构形式,是意识的果实。恩格斯认为“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同时它也是最神秘的花朵,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人类才能看见绚丽的朝霞,听到美妙的音乐,闻到醉人的花香,体验丰富多采的生活;才有悲伤与喜悦、痛苦与欢乐和浪漫人生;才有对过去的回忆与留恋、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更是借助于它,人类才能认识和改造地球——我们栖息生存的美丽家园。
……
但是,恩格斯只懂“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却不懂“思想的主权创造了地球”。
“人生因为有诗而美好。爱人因为情诗而经典。民族因为史诗而伟大。圣经如果只有律法先知,福音使徒书信,没有诗歌智慧,就不完整。”
“盼望人生,因为信神,有了爱与恩典,有了新的诗篇,能够‘从新得力’,‘展翅上腾’。有段圣经这样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四十章28—31节)”
……
这神秘的祝福,可以调动最大的潜能。
因为这是来自思想的主权,而不仅仅是人脑的产物!

谢选骏:商羯罗为什么自杀?

谢选骏: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所谓“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一)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部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大树区,为南台湾著名观光胜地。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1967年,目前已经成为全台第一大佛寺,在全世界也设有许许多多的别院或分院,如佛光山西来寺。
另外,佛光山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一个由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称为“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定名为“国际佛光会”,总部设于佛光山西来寺。该会在2003年获联合国正式邀请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NGO)会员。
196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变卖,购得今高雄市大树区麻竹园二十余甲的山坡地作为建寺用地。于五月十六日动土起建,并定名为“佛光山”。
封山
199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
200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其它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佛陀纪念馆
位于台湾高雄。2003年举行安基典礼,2011年12月25日落成。兴建缘起于一九九八年星云大师至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当时西藏喇嘛贡噶多杰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长期为促进世界佛教汉藏文化交流,创设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举办世界佛教显密会议,乃至创立国际佛光会等,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遂表达赠送护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愿,盼能在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纪念馆坐西朝东,占地总面积一百余公顷,自安基至竣工,历经九年,光外观设计图便绘制了百余张,后经一再修改,最后星云大师以一迭面纸和几个瓶子作为范例,也就奠定了佛馆的设计图,成为现在除了主体建筑本馆外,更有所谓“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宏伟格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在线,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八座佛塔分别是一教、二众、三好、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八道。
宗旨、信念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领导下,提倡着“人间佛教”。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1300名的出家众。佛光山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这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化”。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及电视台。这其实也是一些“基督教化”的产物。
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的理念:1.光荣归于佛陀。2.成就归于大众。3.利益归于常住。4.功德归于檀那。
佛光山的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2. 建设四众教团,促进普世和慈。
佛光山的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
人间佛教的定义: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
佛光山在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领导之下,提倡把佛教带入生活,让众生能够在日常与佛接心,这就是人间佛教。
(二)
慈济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CBC Foundation, Republic of China),创立时间1966年4月14日(农历3月24日)。 总部静思精舍位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花莲县。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全球性宗教团体”,总部设于花莲。慈济成立初期,即开始从事社会救助事业。
成立早期 (1966—2006年),释证严受其师释印顺“人间佛教”观念影响,导师叮嘱她要时时刻刻为“为佛教、为众生”,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1966年释证严经历“一滩血”事件及“三修女”的来访,成为了推动医疗志业的助力,在花莲普明寺成立慈济功德会。慈济初成立时为花莲当地三十名成员所组成,推动社会救助慈善工作。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推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要求其成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遂衍生“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希望建立慈济社会、慈济家庭,推动慈济人文。慈济推展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时,普遍以其负责人释证严认为的“普天三无”为原则,推动所谓“佛法人间化”理想。而在此原则下,慈济之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国度。团体中也不乏其它宗教、种族的志工。
慈济的主要事业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群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
慈济十戒,类似圣经十诫,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慈济十戒”是慈济人的根本戒,缺一不可。但是由于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结果流于无神论的个人崇拜:
1、问:慈济人对证严法师有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狂热。
1、答: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比如我就没有。我一开始甚至觉得师兄们那样尊敬上人有点傻。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了解加深,我慢慢发现,虽然我个人没有机会接触过上人,但是还算幸运接触过其它一些法师或宗教领袖,其人格魅力,真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遇到。
2、问:他们内部等级比较森严。
2、答:嗯,一开始参加慈济活动是穿一个临时的黄色马甲。在对于慈济有大致了解和学习之后,就可以穿灰衣了。再承担更多的工作之后,可以穿其它更好看的衣服,比如女性在正式场合的“八正道”,就是“蓝裙子”。这裙子自然漂亮,只是没这些年的磨练,恐怕也穿不出味道来。
3、问:把静思语之类的教条当成圣典。
3、答:既然是好话,有道理,为什么不多说,让更多人了解呢?
4、问:各种规矩准则繁多而且刻板。
4、答: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工和需要帮助的人,哪里来慈济,所以说慈济世界是感恩世界。而真到了现场,几千人有条不紊,自然活泼,不是平时按规律,临时抱佛脚恐怕不成吧?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这一运动,并非近期开始的,而是远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的一种“历史的纠结”。
由于太平天国的弯路以至邪路,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歧视。

谢选骏:登山与朝圣

谢选骏:登山与朝圣
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8日发表的题为《触目惊心!珠峰之上死尸遍野的严酷现实》的报道称,想要征服珠峰的登山者们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一旦身有不测,自己的尸首通常会长久地留存在山上。报道称,目前,已有200多具死者的遗体留存在珠峰之上:这是因为,一旦登山者不幸遇难,他们的尸首往往很难回收。此番情景正如蕾切尔·努维尔去年所写的那样:“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尸体被太阳晒得发白,面目狰狞,四肢扭曲,有的隐藏在冰川的裂缝中,有的掩埋在崩落的积雪下,还有的直挺挺地横陈在积水盆地的斜坡上。”而珠峰顶峰更是出现尸体堆积,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登顶,登山者不得不跨过其中部分尸首。
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称,在四天之内,又有三名登山者遇难,他们分别是:来自印度的苏巴什·保罗、来自荷兰的埃里克·奥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玛丽亚·斯特赖敦。此外,报道还称,保罗的同伴们自5月21日起失踪,至今踪迹未明。
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已经被征服过太多次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将其致命的危险性抛诸脑后。虽然许多登山者葬身于暴风雪或摔落山谷,但对于其他登山者而言,光是这样的海拔高度,就已经让人吃不消了。在珠峰顶峰附近的“死亡地带”里,登山者的身体机能已经瘫痪,同时,大脑思维也停滞,由此而产生的就是极度的嗜睡和决策上的失误。
为了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珠峰的危险,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有时候,死亡事故太过频发引发不安,以至于登山活动被迫暂时停止。但是,总有一些甘冒风险的登山公司想大赚一笔。而且,那些用生命去“世界屋脊”朝圣的登山者们似乎永远不乏跃跃欲试的后继者。
……
人们似乎觉得:
1、惟有经历过世俗的富足感并因此而幻灭之后,因此而登山看见变容,人才更能涤除玄览、拜见主宰。
2、教义与仪式像是山,遵循教义、履行仪式,仿佛登山:在山上,观看日出日照,气象万千,清晰无碍。
但是《约翰福音》说了:“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看来,这么多人冤枉死了。因为山上空空如也,除了稀薄的空气,什么也没有。

谢选骏: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不属于国家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
网文《信息基础权力——中国对互联网主权的追寻》(胡凌)说,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就互联网与国家主权关系明确表态:“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随后国家加大了对此话题的讨论,外交部答记者问、几家官方主流报纸的社论都就此发表了意见。不难发现,上述文字在不同背景下似乎更多具有宣示和防御意味。事实上,时隔不久下发的中办24号文件本身就意味着自2004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管理体系与实践的定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谈论互联网主权,更贴近灵活的外交辞令,也是对实际有效控制权的确认。2014年以后,中国政府关于网络主权的研究和宣传增多,其意在探讨某种系统性的主权理论。这一建构的努力在《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得到鲜明体现,“网络主权”被写入法律。

中国大陆自1994年引入互联网以来,就追寻“互联网主权”。这一动态过程首先意味着国家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塑造信息基础权力(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努力。这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倾向,但更多是中国追求现代化和经济社会信息化的重要一步。如果放在全球背景下考量,这一过程还意味着主权国家并未像诸多全球化倡议者或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会削弱或放弃权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信息技术增强了国家能力。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生产和分析信息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海量数据中产生。互联网主权的意义也将从政治逻辑更多地转向商业逻辑,即确保本国用户的数据不被国外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利用,这不仅体现在各个层面的资本控制,也体现为对跨境数据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依旧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玩家,试图把获得更大权力的普通民众纳入自身的控制。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随着互联网形态的不断演变而愈加复杂。
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内容,将国外网站和服务屏蔽于防火墙之外。传统主权的属地原则强调国界边疆的重要意义,基于IP地址的屏蔽和过滤可以被解释为划定互联网边疆的措施,尽管是选择性的和专断的。但基于共同使用语言的互联网群聚自然分布同人为边疆范围的合一,有时则会超越人为边疆。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只是电信和信息技术的晚近形态,之前的电视和广播已经产生了对封闭国界和主权的冲击。如果在规范意义上抽象讨论互联网与主权问题,可以认为互联网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跨界数据流通问题,其影响力超出了传统媒体。首先,数据跨界流通会带来诸如版权、隐私、税收、服务贸易、网络犯罪、恐怖行为等多种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的管辖权问题。其次,这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加大了国际合作的成本。当下各国对互联网管理的逐渐收紧并非偶然,这是以既有治理体制应对新兴事物的自然反应,各国付出的成本要比跨国协调少很多。另外,消费者对互联网安全的担忧也要求大型互联网公司确保在线服务和交易安全,从而在终端和操作系统层面改变互联网架构。主权国家与互联网巨头联手,共同向系统性风险宣战,压缩了世界范围内网络活动家的空间。
由此看来,所谓建立互联网主权,就是国家试图控制本国的信息流通,以及和信息有关的贸易,既包括抽象的文化霸权与软实力,也包括具体的管辖权和实质控制能力。这不仅关系本国政治社会稳定,也涉及实际经济利益。实际控制能力和手段是实现互联网主权的前提,尽管互联网信息可以跨国流通,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阻止本国用户访问外国网站,并通过控制境内服务器和数据存储服务实行直接管理。无论如何强调原子与比特的不同,虚拟世界仍然需要现实载体才能生存,控制现实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才是互联网治理的真正基础。
迈克尔·曼曾作出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与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的著名区分。前者指国家渗透和影响社会基层组织的能力,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包括引导社会舆论、掌控信息渠道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信息基础权力”尤为突出,既包括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掌控和运作(硬实力),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领导权(软实力)。较少有文献探索这一基础性权力,主要原因可能是信息传播在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随着19、20世纪电话、电报的发明,电信传播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扩张的有力工具,信息权力因而被引入国家能力的讨论。在互联网时代,按照通行的网络分层,互联网的三层都可以被包含在信息基础权力中。
从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的经验来看,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推进是其经营数字边疆、确立全球互联网霸权的重要步骤,包括1995年以来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机构的重组,以及最近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同时政府积极支持私人主导的互联网产业,不断向全球扩张。这也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塑造信息基础性权力、厘定数字边疆不可或缺。
讨论互联网主权无法简单割断历史的有机联系,往往需要追溯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历史。限于篇幅,本文讨论的时间段从1994年中国正式引入互联网开始。在集中论述基础设施之前,有必要简述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体制现状。
数据主权和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简化为信息的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当我们讨论互联网主权新问题的时候,可能同时需要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关注这另一种“主权”,以及这究竟对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开始关注“数据主权”,但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将“数据主权”作为互联网主权的新问题。纠缠概念无助于解决问题,将两类不同的权力主体进行对比有助于深入理解权力的复杂性。
……
上述胡文不懂: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信息基础权力是思想主权的延伸,而不是国家主权的延伸——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及其文明才不会陷入僵化的陷阱,才能避免“偶像化”的绝路。

谢选骏:我就是文王

谢选骏:我就是文王
周文王是我崇拜的两个中国人之一(还有一个是庄子)。
我从小崇拜周文王,因为他在遭到逮捕法办的逆境下,还能发明《周易》。
但是,随着考古发现,我的崇古幽情破灭了。从此,“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演”字,只能解作“演习”,不能解作“演绎”,这个“推演”不是创造者的行为,只是运用者的行为。
而这样的“演周易”,我在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用“无师自通”的方式,仅仅凭借一本世界书局1930年代出版的《四书五经》,就“演”过了。
关于“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可以参考一下此文: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该怎样翻译》
(马执斌)
近日,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捧着一本韩兆琦译著的《新白话史记》下册,问我:“书里说‘当初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趁机发展了《周易》’,周文王都被囚禁了,他还怎么发展《周易》呢,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告诉她,关于周文王(西伯)与《周易》的关系,司马迁讲过多次。你引的这句《白话史记》译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蓋西伯拘而演《周易》。”阙勋吾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里面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书中解释“盖西伯拘而演《周易》”说:“相传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被拘于牖里时,曾将伏羲氏所书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基础。演:推演,演绎。”另外,《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意思是,“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他在《易经》八卦的基础上,通过自迭、互迭而演变成六十四卦。”相比较,《史记·周本纪》上将周文王发展《易经》讲得最详细。
不过,这只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传说。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太史公言‘蓋’者,乃为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这就是说,司马迁对这个古老的传说持怀疑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留下怀疑的理由。眼下我们能见到的白话史记,都是按这个古老传说翻译的。如杨钟贤、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将《太史公自序》中说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该书附录有《报任安书》,译者将书中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这些译法都没有把司马迁的怀疑态度表达出来。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易”,在夏代名《连山》;在商代名《归藏》;在周代名《周易》。这是三部占筮之书,而《连山》、《归藏》已佚。按照《周礼》的说法,这三部书的本卦都是八,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单卦。“别”,指八卦相重,即重卦。三部书重卦所得都是六十四卦。《周礼》初名《周官》,见《史记·封禅书》。至王莽时,刘歆奏立博士,始名《周礼》。既然司马迁见过《周官》,那么“太卜”的这条材料很可能就是他怀疑周文王创造重卦传说的依据。
1950年春天,郭宝钧先生在安阳殷墟四盘磨sp11探方中,发掘出三块卜骨,他称“内有一块卜骨橫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辞通例。”古文字学家们经过三十年努力,终于破解了四盘磨卜骨上的文字。这三行橫刻小字分别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魁、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曰囗(此字不清晰,但从‘鬼’旁是无疑的)”。
1980年张政烺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论文。文中指出:四盘磨卜骨上刻的是三条数字卦。六个数字是重卦。按照《周易》,它们是“未济”、“明夷”、“否”三卦。“否”卦数字后有“曰魁”二字;“未济”卦数字后有“曰隗”二字。“魁”、“隗”二字,当是卦名。“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有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礼记·礼运》(郑玄注):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向来的说法,《归藏》以坤乾二卦为首,故称坤乾。四盘磨卜骨所使用的筮法如果以魁隗为首就可称魁隗,道理是一样的。”《魁隗》为什么可以说是书名呢?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说:“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根据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所说,《连山》、《归藏》本是书名,而都曾成为朝代的称号。参照这个经验,张政烺先生推测“由于有了《魁隗》,历史上的神农氏才被称为魁隗氏。”《魁隗》“当是《连山》的异名,犹《归藏》亦称《坤乾》。”
张政烺先生的推测很有道理。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四盘磨卜骨本身的特点,判断出这件卜骨应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康丁时代遗物。周文王被囚禁羑里,演《周易》是公元前11世纪殷纣王时代的事情。无论四盘磨卜骨刻写的是《连山》卦也好,还是殷帝康丁时代遗物也好,都证明它早于周文王在羑里演《周易》。既然四盘磨卜骨记录的数字卦已经不是单卦而是重卦,那么周文王通过自迭、互迭,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的传说就不能成立,因为重卦不是周文王的创造发明。
但是,历史研究向来忌孤证。可喜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安阳苗圃北地发现一件刻数磨石,上面有六个易卦,都是重卦。发掘报告断定这件刻数磨石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祖甲至廪辛、康丁时代的遗物。这是目前已知地层关系明确、时属殷纣王之前的卜筮记录。
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将《史记》上周文王演《周易》的“演”译为“推演”或“演绎”,是不准确的,应该译为“演习”。道理很简单,“推演”或“演绎”,就错将重卦的发明权送给了周文王,这不符合史实。而译为“演习”,就可以避免错误,因为重卦虽然是前人的发明,但并不影响周文王使用。
(完)
哎呀,既然《周易》不是文王发明的,而只是文王推演过的,那么,谢选骏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无师通地推演过《周易》,那岂不也是和文王一样具有盛德,岂不是也是和文王一样了?
我就是文王!这让我好生失望。所以我在绝望之下,需要上帝的存在、需要基督的救赎。

谢选骏:是上帝瓦解了苏联——再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一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错误:以为是苏联共产党头目戈尔巴乔夫“大义灭亲”,故意瓦解了苏联。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会顺着这个“无罪推断”的逻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
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出来证明了这个错误:他后悔自己当年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苏联的完结。
这就证明戈尔巴乔夫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失败的舵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关键是看公众的反应、上帝的旨意。尽管习近平向戈尔巴乔夫一样,一心想维护共产党统治。尽管习近平抱怨苏联共产党“竟无一人是男儿”,大厦将倾,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维护共产党统治,也不是没有勇气的“不是男儿”;而是对立面的男儿更多,所以对抗的结果是共产党没有了男儿——不是“竟无一人”,而是“剩不下一人”。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也不是“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男儿虽多,但都在战场上消耗完了。最后剩下的,只有自杀。

这不,新的证据又来了,而且又是由戈尔巴乔夫自己提供的:
“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2016年5月27日消息,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表态支持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成为不受乌克兰欢迎的人物。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为期5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证实,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被禁止入境乌克兰,暂时为期5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公布消息称,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是他公开支持克里姆林宫兼并克里米亚。
   
2014年春季,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一次备受争议的公决之后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都认为俄罗斯此举违反国际法并继续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位可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处于类似的境况,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强调,"我永远支持人民的自由意愿,况且大多数克里米亚人都赞成加入俄罗斯。"
对于他因这一表态而被乌克兰禁止入境,现年85岁的戈尔巴乔夫“反应淡定”。他向俄新社表示:“我现在不会去那里,将来也不会去。”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开路先锋之一。1980年底,他领导着前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坦诚和深刻的改革。但是许多俄罗斯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的掘墓人。也许是为了摆脱这一指责,戈尔巴乔夫日渐脱离1980年代的立场,后悔自己的过去。
这个事例清楚表明,是上帝瓦解了苏联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如果不相信上帝,那就只好说“苏联多行不义必自毙。”
“共产党和苏联,作恶多端,自取灭亡。”

Sunday, August 28, 2016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老舍的生前死后》指出: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  
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
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
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就是这简单几句话,刘家麟选择离开,带着一家六口,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黔粤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张君劢因此被中共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1949年11月经澳门前往印度。周恩来还派人统战他,他不为所动。
像胡适和张君劢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在当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人惑于毛泽东的谎言,都选择了留下来,有的人还从欧美急急赶回来送死,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早在1926年,老舍就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写过这样的文字:“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四十年后(196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老舍面对宁静的太平湖水,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死的心是坚定的。
老舍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Friday, August 26, 2016

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一般认为,没有原文的作品,是赝品的可能很大。例如日本学者就以为《田中奏折》没有日本原文,而以为它是赝品。
可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古兰经)却没有原文!因为,它是用7种方言传述的。谁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正本和原文。

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语单词“艾哈若弗”(احرف)的意思,它是单词“哈若弗”(حرف)的复数,从语言角度来讲,它的意思是“边缘”、“虚词”或“字母”;而从《古兰经》诵读学术语来讲,它的意思为“意义”、“读法”和“方言”等。所以,用七种方言降示的《古兰经》,也可理解为用七种读法降示的《古兰经》。众多学者对解释“艾哈若弗”一词的含义意见不一,苏尤蒂(السيوطي)在其著作《古兰经学问之精解》中甚至说:“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大约有40种。”因此,这一主题的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了解到真主对仆人的慈惠,从而世世代代地传诵《古兰经》;还可以看到众多学者为了宣扬真理,捍卫《古兰经》的神圣性所发表的见解,揭露出一些利用这一主题妄称“《古兰经》是被篡改的”别有用心者的真面目。
 《古兰经》是用七种方言降示的有大量的具有完整传述系统(众传)的《圣训》来证明。《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尔沃·本·祖拜尔的传述:米斯沃尔和阿布杜·拉罕曼二人听欧麦尔说:“在先知穆罕默德年代,有一次,我跟着哈基姆的儿子希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颂读该章节,这是先知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自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完拜后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真主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欧麦尔)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真主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所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儿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颂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到过的。’使者听后说:‘你先放开他,’并说道:‘希沙姆呀!你念念我听听。’希沙姆听后就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接着使者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读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诵读。’”
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说:“哲布拉伊勒天使曾教我用一种方言读《古兰经》,我反复要求增多读法,直到七种方法为止。”
据乌拜·本·凯阿布传述:先知在义法尔族池塘附近,哲布拉伊勒天使来说:“真主命令你的教民按照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先知说:“求主宽大,教民能力绵薄,恐不能胜任。”天使如此往返四趟,结果定为7种。他说:“他们按那种读法诵读都是正确的。”一说,先知说:“哲布拉伊勒啊!我的教民多为文盲、老头、老太、小孩、丫头,还有不少人都目不识丁,不会读书。”天使说:“穆罕默德啊!天经以7种读法而降示。”
1.大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阿拉伯部落方言,即这些方言在同一意思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无任何分歧。大家对确定这7种方言的看法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这7种方言分别为:古莱氏(قريش)、赛给夫(ثقيف)、亥贼里(هذيل)、泰米姆(تميم)、海瓦济努(هوازن)、尅纳奈(كنانة)和也门(اليمن)方言;而艾布·哈提姆·赛吉赛塔尼(ابوحاتم السجستاني)说:“《古兰经》是以古莱氏、亥贼里、泰米姆、艾利艾宰德(الازد)、若比阿(ربيعة)、海瓦济努和塞尔德·本·拜克尔(سعدبن بكر)部落语降示的。”
2.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降示《古兰经》所用的7种阿拉伯方言,即7种做标准的语言。它们依次为使用最多的古莱氏语,然后是亥贼里、赛给夫、海瓦济努、尅纳奈、泰米姆和也门语。这一见解与第一种不同,它是指7种方言分散在《古兰经》的不同章节中,而非不同方言就某一单词在同一意思上的表达方式不同。
3.部分人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7种表达方式,即《古兰经》中有命令、禁令、许诺、告诫、辩论、故事和鉴戒等表达方式。据伊本·麦斯乌德传述,先知说:“第一本天启经典是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言降示的,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式、7种语言降示的,即禁令、命令、合法的、非法的、明确的、暖味的和鉴戒的。”
4.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在语法上有分歧的7种变化形式。
(1),名词在单数、双数、复数、阴性和阳性上的分歧。 比如:把某一名词读成单数或复数都具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依据。
(2),语法分析上的差别。比如:古莱氏语和泰米姆语对虚词(ما)的用法不同。
(3),动词变格的差别。比如:呼唤句型和名词句型的应用不同而动词的位格会发生变化。
(4),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前置与后移字母或单词的差别。比如:第9章111节:“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这里的“杀敌致果”和“杀身成仁”两个动词的位置前后变化的读法都是正确的。
(5),字母或单词的更换差别。按照《古兰经》诵读学,把某一单词的某个字母读成合口符或开口符,或把某个字母换成另一个字母都是正确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乌德和其他人也把某一单词读成同义词。
(6),字母或单词增加与减少的差别。在阿拉伯语语法中,可以增加或省略某个介词。然而这两种读法都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支持。
(7),关于“雄壮的”读法、“柔和的”读法、“明显的读法”、“并入读法”和“偏读”等诵读规则上的区别。
 由于这一部分举例复杂,所以放弃很多实例说明。
5.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代表7种读法,借指阿拉伯部落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方言。例如单词:عجل 、هلم、 تعال、 اقبل、 اسرع 等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印证了艾布·拜克尔的传述,哲布拉伊勒说:“穆罕默德,你用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米卡伊利天使说:“你再要求增加”。于是说用两种,一直到7种。哲布拉伊勒说:“每一种读法都明了足矣,真主赏罚分明,如你的语言中的单词:عجل、اسرع、تعال、 اقبل、اذهب、هلم(都是读法不同,意义一致)。”
总之,上述五种观点是在《古兰经》研究方面历代权威人士的见解,他们各执一词,持之有理,而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看法比较统一。学者们概括了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意义:为了便于文盲比例占很大比例的阿拉伯人诵读和背诵《古兰经》;法学家可以从7种读法中演绎各自的法学观点;这是真主的慈惠,便于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诵读《古兰经》,减少分歧,并接受其教导。
假如每个部落或民族都想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降示《古兰经》,按照他们习惯诵读的语言而降示,那么,这确实是更困难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穆斯林疆域的不断扩大,众多诵读学家都分散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以该诵读学家的读法为准。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言降示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分歧、质疑,每个地方的穆斯林都声称自己的读法是先知的真传。但事实上谁也不是。
对此,哈里发奥斯曼和4位圣门弟子规定了世界统一的版本,即奥斯曼订本,此做法得到了所有圣门弟子的赞同。至今穆斯林都通用这一订本。显然,这一定本比那些原始分歧的版本,更加远离本来就不存在的“原本古兰经”。
伊玛目巴格俩尼(الباقلاني)和其他学者都认为7种方言都保留在现在的《古兰经》中,奥斯曼订本《古兰经》覆盖了7种方言。正如伊玛目巴格俩尼在其著作《援助》中所述:“奥斯曼想把一切具有完整传述系统并可追溯到先知的读法收集起来,而将其余的读法排除,以免后来人产生分歧与怀疑。”但是这难免人为篡改的过程。
由于阿拉伯语原来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也没有标音符号,这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习诵读《古兰经》的难度很大,到了伍麦叶王朝,派驻巴士拉省的总督齐亚德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给每个字母标上了元音,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鼻音符。后来学者们给读音不同,形状雷同的字母加点以作区别,后来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创造出了静符长、音符、叠音符等符号。随着阿拉伯文正楷体的出现,《古兰经》有原来的库法体改为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正楷体,后经历代经注学家和诵读家的研究,在经文上逐渐统一了标音符号,形成了目前所沿用的规范的奥斯曼订本的《古兰经》。
……
但无论怎样,也无法取消这一事实:《古兰经》没有原文。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谢选骏:康德是伪善还是无知

谢选骏:康德是伪善还是无知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1795年写成了《永久和平论》。
考虑到他写作的时候已经七十一岁,思想应该成熟了,所以他在其中的表达的想法应该算是定论,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一生所思了。
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伪善。或是无知。
现在的欧盟,走得还没有康德想像的那么远,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如果继续走下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巨轮,等待一个更大的惨剧罢了。
考虑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疑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康德哲学到底是伪善的结果还是无知的结果呢?
康德说了,“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
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共和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它们构成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
但是,这是可能的吗?
现在,欧洲联盟正是按照康德的想法发展的,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入侵。
康德——是永不过时的思想巨人,还是一个马鞍匠人的乌托邦之子?
康德没有出过远门,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只是,这是他自己的思想城堡,无关宇宙及其创造者。
康德说了,“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伊曼努埃尔.康德在家乡科尼斯堡去世。康德去世时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遗体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木乃伊。而且他的遗体也确实像一个木乃伊那样被展览:科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这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儿子。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其实康德他自己的这个评语才是真得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深刻揭示了康德的本质。从此他就滚下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确实一钱不值,但是康德几大哲学自己的价值又有多少呢?
“死后的康德很快就从哲学的影子变成了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德国著名的吹牛大王雅斯贝斯(1883—1969年)甚至将康德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和奥古斯丁(354—430年)并列称为欧洲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德国人终于有权力开辟自己的世界帝国了!由此可见,欧洲思想是多么贫乏!
“心胸狭隘”的康德
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科尼斯堡,他出生时,有“武王”之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个年头。科尼斯堡是欧洲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道,在历史上其归属发生过几次变化。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德国原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划归苏联,科尼斯堡更名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原苏联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加里宁格勒地区就变成了一块北面和东面被立陶宛包围、南面与波兰交界、西面面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的“飞地”。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所以他长大成人后,一生都把信仰和贫贱联系在了一起。虔信派强调宗教的精神,重视虔诚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响。八岁时,康德开始上学,学校提倡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带给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康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此开始一生都对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感到反感。也是因为学校的教育,他开始怀疑建立在感觉与感受上的宗教,他的宗教哲学简单地来说也是对虔信派的一种反动,他的哲学就是要追求富贵、脱离他父母的贫贱状态。
1740年,康德进了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马鞍匠父亲也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
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内容是关于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五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他终于富贵了。
在任助教期间,康德继续追求富贵,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70年,康德在46岁时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是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康德的“三大批判”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康德的说法是错误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有解的,其答案就是:“这是由你自己的定义设定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是同性恋者?
康德是一个没有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传说康德生活得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据说他在一成不变的散步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火花。
康德不但生活刻板,而且活了80岁,一辈子没有过女人,现代人不禁要猜测:康德是不是个同性恋?康德传记“康德的世界”一书作者盖尔教授(现年60岁,生活在汉堡)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说,康德其实曾经两次想结婚。康德本人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养她不起;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不再需要女人了。盖尔说,康德经常在中午时分去一家客栈,其楼上就是妓院。
德国的犹太诗人海涅说过:“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正是因为犹太人海涅他不知道盖尔教授探究出来的“康德的秘密”。

谢选骏: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谢选骏: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本丟·彼拉多,罗马共和国驻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杀害耶稣基督的直接凶手(间接凶手是犹太教徒)——他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判断此人,即使组织上不是一个佛教徒,思想上也是一个佛教徒或类似佛教徒,是因为他的两句经典格言:
1、什么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否认了别人误认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在这里,耶稣承认自己是王者。]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什么是真理呢?”——这是典型的佛教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
2、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自己创造了“反犹主义”。]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是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彼拉多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熟练的禅宗哲学家。

佛教命运的历史沉思
Historical Ruminations on the Destiny of Buddhism 〔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2016年第一版

基督教文存之八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三十年来有关佛教的55篇文章。上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前的作品;下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后写作的。但是上卷和下卷的观点却有相当一致,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述并非发自宗派的立场,而是出自真实的感想。
佛教的历史命运,就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要素而传播到了整个东亚。而后随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佛教也在中国趋于衰落。
Synopsis
This two-volume book anthologizes 54 articles by Mr. Xie Xuanjun over thirty years. The first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before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96,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But the views in the two volumes are quite inter-consist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iscussions contained therein do not proceed from sectional positions, but rather from genuine feelings. Buddhism,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East Asia, and started to decline in China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上卷·1979年〕
第一篇
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
第二篇
佛教与社会主义
第三篇
小乘与大乘
第四篇
佛教是极端的人本主义
第五篇
自寻烦恼的权力
第六篇
佛教与虚无主义
第七篇
佛教狂人
第八篇
佛教排斥一切欲望
第九篇
死后的生命观
第十篇
佛性与神性
第十一篇
轮回与现世报
第十二篇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
第十三篇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
第十四篇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十五篇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
第十六篇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第十七篇
佛教与万神殿运动
第十八篇
基督与佛,汇归中国
第十九篇
蓝色的思想
第二十篇
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下卷·2016年〕
第二十一篇
转世轮回与图腾崇拜
第二十二篇
佛教与婆罗门教
第二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的创世比较
第二十四篇
超人与魔鬼阿修罗
第二十五篇
佛性与原罪
第二十六篇
佛陀出家的“托尔斯泰路线”
第二十七篇
从“开光”看宗教裁判的作用
第二十八篇
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
第二十九篇
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第三十篇
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第三十一篇
印度教庙妓与欢喜佛
第三十二篇
基督教与佛教的礼仪比较
第三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第三十四篇
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五篇
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第三十六篇
读《大唐西域记》所思
第三十七篇
佛教与科举制
第三十八篇
禅宗公案与三位一体
第三十九篇
从思想主权升级《心经》
第四十篇
宋儒的双重人格
第四十一篇
蒙古是佛教的消解者
第四十二篇
佛教总统与盗墓专家
第四十三篇
佛教亡国论
第四十四篇
康熙的无知
第四十五篇
白莲教与髑髅地
第四十六篇
“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第四十七篇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第四十八篇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第四十九篇
佛教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第五十篇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第五十一篇
福山的无知
第五十二篇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第五十三篇
戏子与活佛,活佛与戏子
第五十四篇
如来佛的掌心与地心引力
〔三期中国文明的不同精神状态〕
第五十五篇
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
后记
一神论何以优越于多神教
附录之一
《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附录之二
小溪:读谢选骏先生的《三经论》

谢选骏: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谢选骏: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中国人不快乐,难道是基因惹的祸?欧洲人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基因,里头含有化学物质,可以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不过,研究发现,中国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这种基因最不常见。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导称,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说,在自我评价最快乐的国家中,国民表现出这样一种遗传特性:他们的DNA更容易包含一种与感官快乐和减缓痛苦相关的特殊等位基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其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这种等位基因帮助阻止花生四烯乙醇胺的化学降解,这种物质可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
报导指出,A等位基因最为普遍的国家显然也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国家,包括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北部国家。研究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遗传学还为欧洲各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最普遍,与中欧和南欧国家相比,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情况也更多。
不过,据报导,两位研究人员也承认,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其实,中国人不快乐也被指有其他多种原因。比如,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不像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教导他们调节情绪、选择快乐。其次,华人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
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中国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也让孩子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而且,现今的中国也被指道德稀缺,坑蒙拐骗过于泛滥。
再来,从治国方针看,美国政府的历来“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幸福,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或许多数人认为中国人至少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反倒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人为了钱也牺牲太多,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他们的快乐。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追求做“人上人”的竞争意识,也是人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人缺乏快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共产党统治。
不过反过来说呢?是否这样缺乏快乐基因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生物基础”?

Monday, August 22, 2016

广西吃人事件的民族背景

谢选骏:广西吃人事件的民族背景
(一)
《布洛陀经诗》是中国壮族巫教的经文,也叫“黼洛陀”,黼洛陀是壮族的智慧祖神,壮语之意,“黼”是对德高望重老者的尊称;“洛”是知晓、懂得;“陀”含普遍、全面之意,合起来通译为无所不知的智慧老人。它唱诵壮族祖神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规范人间伦理道德,启迪人们祈祷还愿消灾祛邪,追求幸福生活。这部经诗贯穿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布洛陀经诗》各篇都可以独立成篇。
在《布洛陀经诗译注》中的《唱童灵》一章中则有这样的描写:
男孩童灵上山放牛,一日见母牛生小牛时很痛苦,回家后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说生你时比牛更痛苦。童灵听后很痛心,后来他母亲死了,他不再让人吃他母亲的肉,在他的影响下,人民也照着他去做。
这个记载反映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有过人吃人的野蛮时代,壮族先民的诞生或再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从愚昧状态中进化而来的。
壮族吃人肉传说流传于桂西北(东兰县最多)、桂西南及滇东南、黔东南,说明吃人肉是壮族的古风。
不仅壮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有。
1985年前后,我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那里也是文革吃人事件的中心地带。
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发问说,阶级斗争的残忍何以会发展到大屠杀、人吃人的极端?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理论挑战。
这个问题问得好。
于是他自述道:“第一次广西之行后,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跨过几天图书馆。大量有关广西的史志皆证实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便有吃人之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该算《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上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王固所撰之《汉书》亦赫然写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宋代范哗所撰《后汉书》更写得骇人:‘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若喜而赏其父。……’注:《人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桓出道间伺侯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另一条注也写道:‘乌浒,南方夷号也。’《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对于‘僚人’亦有如下记载:‘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此外,在《隋书》、《宋史》、《异物志》、《桥南琐记》、《炎缴纪闻》等书中,亦有对南方壮族先民嗜杀食人之俗的记载。后来见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在分析人吃人狂潮时亦提及‘壮族有吃人肉旧俗。’”
这是一个正确的开端,本来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十分可惜的是,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被政治正确主义误导了,作者“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结果这一主观设定,导致作者“深信”这些“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不可能和吃人联系在一起。结果作者用这种宗教般的态度却寻求“科学的理论解释”,自然是缘木求鱼了。
作者宣称:“把文革中大屠杀,人相食归结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听来显然最现成最省力。但这个答案是我无法认同的。我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此外,同壮族人民的接触,使我深信这是一个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这样,一头是大量古籍,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一头是我的情感与笃信不二的直觉。显然我已陷入理论的困境:直觉只是直觉。直觉不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对广西发生的一切反人类事件,我必须找到科学的理论解释。我知道,那神秘的答案肯定险藏在壮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壮族作全方位考察,这便是第二次广西之行的任务。”
这个第二次广西之行,显然执行的不是科学任务,而是宗教任务。其结果,和作者企图反对的“阶级斗争为纲”,却正好结成了联盟,只是把解释颠倒了一下:
广西吃人事件是“红色纪念碑”。
(二)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是法西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是法西斯,但是日本人吃战俘的人肉,德国人不吃,仅仅拿人皮做了灯罩,而意大利人也这个纪录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民族背景的差异。
在共产党内部,也有这样的差异。广西共产党吃人,不等于全国共产党吃人。中国共产党吃人,不等于苏联共产党吃人。少数民族吃人,不等于汉人吃人。
在“汉人内部”,也有“地区差异”。
例如,刘邦就喜欢吃人,朱元璋也喜欢,还拿大量的妃子殉葬,恢复了中断很久的人殉暴政。因为这两个“平民皇帝”同为淮人。淮夷在古代是一种异族,不属于华夏,很有战斗力,商纣王都没能征服他们,还因为和淮夷打仗而亡国了。
因此,“壮民qiuye”在“红水河岸9”说:“听我老爸说从前我们市里有一个是讲土白话的穷村庄,因为穷,村里每一戸人家轮流在固定的时间供一个亲人给村里人分食。还有一戸人家,没荤下菜然后把自己的爷爷杀食之。二战时期一个连的日本兵入该村全部被食之!”
还有人说:“只要是外族,杀了猎头没什么不好,不要用现代的标准看过去的习俗。”
(三)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一文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1958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显然,这里的吃人原因是因为饥饿。

(四)
另外一种吃人,则不是出于饥饿的原因。
据郑义《红色纪念碑》对广西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的采访,这个曾经放出过亩产十三万斤水稻大卫星的县,十六万人口在三年期间饿死了四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王定本人因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不过,和1968年发生的事件比较起来,因饥饿而死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相当高级和文明的死亡方法。
1968年夏天,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西各级革委会已经成立,并号召在全自治区内“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全自治区被杀死的各类阶级敌人无以计数,而杀人吃肉的风潮也在十多个县的区域中愈演愈烈。
1985年,郑义两次前往广西对当年吃人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后来撰写了《红色纪念碑》并在香港出版。郑义认为,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性质和大饥荒吃人完全不同。
“这个性质差别非常大。人饿了要吃东西,不吃就得死。这个是一般情况。饿到了一定程度,除了人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这个虽然也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它有一个要活命的需求。这个事情古已有之,而且不会随着人类进步会完全禁绝。比如在战争和突然发灾难都会发生。当人饿得把树皮和观音土都吃了以后,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但广西的人吃人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当时不缺吃的,不是生死绝境,只能吃人,不吃生命就受到威胁。
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出自于一种仇恨。人类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因素发生的仇恨,但从来没有过要把人吃掉。这种战争中的仇恨,从来就没有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那种烈度。这是一种所谓的阶级仇恨,因为被吃掉的人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人类好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种仇恨,这种仇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之后仍然不能泄愤,用种种残酷的方式虐杀仍然不能泄愤,中国人创造到这样一个高度,就是要把他们吃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用吃,来表达他的仇恨,和表达他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
郑义观察的吃人是由于“仇恨”。但是人类学另有一套解释。那就是“吸收精华”。
简单说,谁也不会由于仇恨垃圾就去吃垃圾。
一般说来,吃人的原因主要是嫉妒和希望分享被吃者的生命精华。
所以,一般都是下等人吃上等人。
日本人喜欢吃白人战俘,但很少吃中国战俘。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不吃敌人的尸体。
中国历史上,贪官被杀的时候,大家赶去吃肉,就是为了分享他们的财运。如果叫花子被打死了,除非饿极了,没有人会去吃他们的。
西藏的原始民族也有这个习俗:他们常给路过的陌生人下毒,然后分食他们的尸体。因为原始人认为:吃掉高贵的的人,高贵的品质和幸运的能量,就被自己吸收了。
(五)
广西吃人事件出了民族背景,最让人思考的就是被吃者以前都是上层阶级,而吃他们的共产党人,其实是怀着一种“仇富”、“嫉妒”以外的“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这种原始心理的潜意识,就是缺乏自信,甚至自认为是劣等人类,必须依靠吸取优秀人物的精华才能生存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必然失败?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变成了资产阶级。这种宿命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伦。人歧视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一种基本的人性,是“原罪”的体现,是无法消灭的。共产党国家用自己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马列主义对于人性的错误理解,导致千百万人头的落地。
当然,就本文而言,这种“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也因具备了一种“民族背景”而在广西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谢选骏: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所谓“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一)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部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大树区,为南台湾著名观光胜地。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1967年,目前已经成为全台第一大佛寺,在全世界也设有许许多多的别院或分院,如佛光山西来寺。
另外,佛光山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一个由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称为“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定名为“国际佛光会”,总部设于佛光山西来寺。该会在2003年获联合国正式邀请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NGO)会员。
196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变卖,购得今高雄市大树区麻竹园二十余甲的山坡地作为建寺用地。于五月十六日动土起建,并定名为“佛光山”。
封山
199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
200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其它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佛陀纪念馆
位于台湾高雄。2003年举行安基典礼,2011年12月25日落成。兴建缘起于一九九八年星云大师至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当时西藏喇嘛贡噶多杰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长期为促进世界佛教汉藏文化交流,创设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举办世界佛教显密会议,乃至创立国际佛光会等,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遂表达赠送护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愿,盼能在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纪念馆坐西朝东,占地总面积一百余公顷,自安基至竣工,历经九年,光外观设计图便绘制了百余张,后经一再修改,最后星云大师以一迭面纸和几个瓶子作为范例,也就奠定了佛馆的设计图,成为现在除了主体建筑本馆外,更有所谓“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宏伟格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在线,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八座佛塔分别是一教、二众、三好、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八道。
宗旨、信念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领导下,提倡着“人间佛教”。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1300名的出家众。佛光山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这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化”。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及电视台。这其实也是一些“基督教化”的产物。
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的理念:1.光荣归于佛陀。2.成就归于大众。3.利益归于常住。4.功德归于檀那。
佛光山的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2. 建设四众教团,促进普世和慈。
佛光山的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
人间佛教的定义: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
佛光山在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领导之下,提倡把佛教带入生活,让众生能够在日常与佛接心,这就是人间佛教。
(二)
慈济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CBC Foundation, Republic of China),创立时间1966年4月14日(农历3月24日)。 总部静思精舍位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花莲县。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全球性宗教团体”,总部设于花莲。慈济成立初期,即开始从事社会救助事业。
成立早期 (1966—2006年),释证严受其师释印顺“人间佛教”观念影响,导师叮嘱她要时时刻刻为“为佛教、为众生”,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1966年释证严经历“一滩血”事件及“三修女”的来访,成为了推动医疗志业的助力,在花莲普明寺成立慈济功德会。慈济初成立时为花莲当地三十名成员所组成,推动社会救助慈善工作。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推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要求其成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遂衍生“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希望建立慈济社会、慈济家庭,推动慈济人文。慈济推展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时,普遍以其负责人释证严认为的“普天三无”为原则,推动所谓“佛法人间化”理想。而在此原则下,慈济之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国度。团体中也不乏其它宗教、种族的志工。
慈济的主要事业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群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
慈济十戒,类似圣经十诫,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慈济十戒”是慈济人的根本戒,缺一不可。但是由于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结果流于无神论的个人崇拜:
1、问:慈济人对证严法师有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狂热。
1、答: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比如我就没有。我一开始甚至觉得师兄们那样尊敬上人有点傻。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了解加深,我慢慢发现,虽然我个人没有机会接触过上人,但是还算幸运接触过其它一些法师或宗教领袖,其人格魅力,真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遇到。
2、问:他们内部等级比较森严。
2、答:嗯,一开始参加慈济活动是穿一个临时的黄色马甲。在对于慈济有大致了解和学习之后,就可以穿灰衣了。再承担更多的工作之后,可以穿其它更好看的衣服,比如女性在正式场合的“八正道”,就是“蓝裙子”。这裙子自然漂亮,只是没这些年的磨练,恐怕也穿不出味道来。
3、问:把静思语之类的教条当成圣典。
3、答:既然是好话,有道理,为什么不多说,让更多人了解呢?
4、问:各种规矩准则繁多而且刻板。
4、答: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工和需要帮助的人,哪里来慈济,所以说慈济世界是感恩世界。而真到了现场,几千人有条不紊,自然活泼,不是平时按规律,临时抱佛脚恐怕不成吧?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这一运动,并非近期开始的,而是远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的一种“历史的纠结”。
由于太平天国的弯路以至邪路,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歧视。

商羯罗为什么自杀?

谢选骏:商羯罗为什么自杀?
(一)
商羯罗(788—820年),是婆罗门教吠檀多派的集大成者、不二论宣示者。他属南布迪里婆罗门种姓。
商羯罗认为最高的梵是世界的本源,世间万物都是依靠梵而产生的,而梵并不依赖其它事物。他认为梵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意识。它不具有任何差别与属性,它既超越主观和客观,也超越时空和因果。
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梵制造出来的,而解脱就是亲证梵与我的同一,即“梵我如一”。商羯罗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是学习佛教的(如摩耶论和建僧团修院),十六世纪数论派(Samkhya)学者识比丘(Vijnanabhiksu)以其摩耶论(即幻论)观点与唯识宗学派一致,认为商羯罗有可能是个假面的佛教徒(Crypto-Buddhist)。
(二)
网文《印度教奇才商羯罗辟佛落败投河自尽因缘披露》(怀疑不上当):
一、印度教哲人商羯罗相关简介
商羯罗(Sankara),又称商羯罗阿阇梨(梵Sankara-acarya)、商卡拉。印度教吠檀多派哲学家,婆罗门教改革家。生于南印度喀拉拉邦摩拉巴尔海岸的伽拉迪,属婆罗门种姓。少年时随印度著名的吠檀多不二论者乔奈波陀(640—690年)的弟子乔频陀学习婆罗门的经典,后遍游印度各地,在贝纳勒斯曾与其他哲学派别进行辩论。在印度次大陆的四个方位建立了四大修道院,组织教团进行传教活动。死于喜玛拉雅山麓的基达那特,时年32岁。
商羯罗直接承袭吠陀之冥思方式与奥义书‘万物一体’之理论,又吸收大乘佛教思想及耆那教部分教义,而改革婆罗门教为印度教,对佛教、耆那教造成极大之冲击;更为印度思想界注入了新血,至今仍为印度思潮之主流。其所建立绝对一元论(或纯粹不二论)之体系,认为现实世界皆为幻相(梵maya)而非真实,唯有个人之精神(我),和宇宙之最高原则(梵),方为同一不二之真实存在。商羯罗把“梵”分为“上梵”和“下梵”,“上智”和“下智”,“上梵”也称为“无性梵”(nirguna),它本身不存在任何性质。这个“无性梵”与龙树的“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空在他的哲学中只属于下梵。
商羯罗之生卒,约在公元700至750年间,或谓780至820年间。近年由于印度教在国内的开始流传,某些印度教奎师那知觉派(又名奉爱瑜伽)信徒,为了给自己的信仰宣传造势,频出某些耸人听闻之语,说什么“旷世奇才!将佛教逐出印度的商羯罗”、“商羯罗将佛教彻底赶出印度”、“商羯罗理论是佛教在印度本土灭亡的根本原因”,等等,企图以此贬低佛教,而不断扩张自己教派。
那么,与此相关的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商羯罗(Sankara)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印度婆罗门教改革家,并且影响流传至今的印度教哲人,为什么仅仅活到三十二岁便短命而终呢?笔者近日上网搜索相关文章,忽然在《法称论师传记》中,发现一段与商羯罗(Sankara)生死相关的文字资料,其中谈到商羯罗(Sankara)因与法称论师辩论失败投恒河自尽而死一事,笔者觉得很有考证意义,特将其中相关文字史料摘录如下,以便读者参考。
二、商羯罗时代佛教与印度教论战背景
以下内容录自《法称论师传记》第二十六章 吉祥法称时代
遮罗王去世以后,其弟遮罗悉恥罗治理国政二十年,西方大部归他统治。……那时中部与东方大部的统治者是抵多王之子钵罗抵多与后者之子摩诃斯耶尼。北方有钵罗抵多王的弟兄释迦大力住于诃梨堕罗城,在迦湿弥罗境内发布教令。……
钵罗抵多王与摩诃斯耶尼王主要供养吉祥法称,释迦大力王供养毗昙大师世友,毗摩罗旃陀罗王供养庵摩罗僧诃班智达、宝称钵罗杜多的弟子中观师室利崛多等。复次,在这个时期,大体说来,佛教很是兴盛。但若与无著兄弟和陈那在世时比较,则东方与南方一带,外道普遍增长,而佛教衰减。
复次,般遮摩僧诃王时出现了两个外道阿阇梨弟兄,一个叫做达多咀梨耽乐三味;其次叫做商羯罗阿阇梨耶得大自在天成就,带着瓶子,用幔帐围起来念诵真言,大自在天就从瓶子的中央露出颈部以上,教导辩论。他在藩伽罗国辩论,老比丘们说:“此人难与匹敌。应该召请护法或月官或月称等阿阇梨前来辩论。”年轻的班智达们不听,说:“从他国呼召辩论者,有损此地班智达们的声誉,我们比他们更有学问。”心怀我慢而与商羯罗阿阇梨耶辩论,佛教徒失败。约二十五处法产的资具沦于外道。他们空无所有,约五百优婆塞得不归入外道。
这样在欧提毗舍国,也有商羯罗阿阇梨耶的弟子婆罗门跋咤阿阇梨耶,与前者类似,由梵天女教示明处,在当地与内外道广兴净辩。内道的班达智鸠梨舍世质熟精声明与辩论,他也象前者那样骄傲,以教为誓而辩论,外道胜利。好多内道庙宇被毁,特别是伽蓝民和法产等被剥夺。后者的时代是护法与大德月等(月称与月官)等不在世的时代。
那时南方一带,有辩论牛王之称的婆罗门鸠摩罗梨罗即童嬉与尊奉大天,行牛禁行的速拿陀楼卢即食米屑师胜音二人,他们也在南方诸国作了多次辩论。佛护、清辨、法使、陈那的弟子们与声闻僧众无论谁也不能击退他们的辩论,因而内道的享用属民多为外道的婆罗门所夺。此事比以上所说的略迟。
在此时期,护法阿阇梨的弟子提婆沙摩打算破斥月称而造《中观显白疏》在南方一带与一些外道辩论,阿阇梨获胜,令娑罗婆诃那王归入佛教,他建立了很多佛寺和塔,也设置法产。
这个国王时代成道者瞿罗叉出世,庵摩罗僧诃阿阇梨的详细传记我没听到过,在别处多少可以知道一些(据说宝称造有《入中论》的注释)。世友也造了《俱舍论》的注释,此人即是《异部宗轮论》的作者。
世亲大阿阇梨在世之前,十八部大致完整,过去教法遇敌衰退下去,减少了几部。其间由于诤论和机运产生了种种没落,大众部中的东山部、西山部、雪山住部三部消灭;说一切有部中的饮光部、说分别部二部消灭;上座部中的大伽蓝部和一切所贵部中的守护部消灭,其余诸部还在弘通。
声闻们修习的教法虽然五百年来已形衰微,然而奉持声闻宗见的直到而今还是很多。有些教法史的著者说大乘兴起不久声闻乘就衰落了,认为大乘树立以后声闻众的权威渐趋微弱,在此期间奉持声闻的似乎不大有,这是无稽之谈。自己这一边还不能肯定,就作为千真万确似的教导他人,并且笔之于书,真乃怪事!
三、法称论师相关事迹介绍(资料来源同上)
以前所有的学者都说他生于南方的胜主顶宝,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地名,但由于内外道都说吉祥法称的诞生地是睹梨摩罗耶国,因此古代这个国家一定叫作胜主顶宝。诞生的时期显然是般遮摩僧诃王与抵多王等即位后不久之时,父亲是婆罗门族的外道遍行者沙楼年难陀,自幼才智敏捷,精习工艺、吠陀及其支分、医疗、文法以及外道的一切宗见。因而在十六岁或十八岁时即已通达外道的一切宗义。

正在婆罗门们备加赞扬之际,他看到了一些佛经,看出自己的教主有过失,诸论很不合理,佛陀和正法则与之相反。于是生起高度敬仰,改装为内道优婆塞。婆罗门们询问原因,他称赞了佛陀,因而被他们驱逐。
以后来到中印度,从护法阿阇梨出家,精通所有三藏,心中记诵的经咒总计达五百种。听受其他的辩论的论典虽然很多,但心中不以为满足。
从吉祥陈那的弟子自在军听受《集量论》一遍就与自在军相等,听第二遍时就与陈那相等,听第三遍时知道自在军阿阇梨对于陈那的意旨未能通达,因而有几点错误。于是向阿阇梨说了,阿阇梨非常高兴,开许他说:“你和陈那相等了,可以破斥一切谬误宗见,还要著集量论的注解。”
在那里从真言金刚阿阇梨正受灌顶,修持本尊。醢鲁迦现身说:“你有什么希求?”他请求说:“乞求战胜诸方。”醢鲁迦说:“诃诃吽”之后立刻不见了。
在那里又作了《赞连属》。这位阿阇梨的金刚阿阇梨有人说是陀利迦波,另有人主张是金刚铃,但以说是登耆为宜。据说这位阿阇梨还著了一部《吉祥总摄轮修法》,相传是鲁伊波所著的《金刚萨埵修法》,据说也是这位阿阇梨所做。
之后,打算学得外道宗派的密语,化装为奴仆到南方一带,询问谁精通外道宗义。人们说通达一切宗义,无有匹敌的是童嬉婆罗门,西藏说此人是童不取,是由于不知道系翻译一词或是译自误字之过。有人说他是法称的舅父,但在印度全然无此一说。又有盗取宗义的派密语时,用绳索系住婆罗门妻脚上的无名指等说,印度也无此说,不象是靠得住的。
童嬉从国王处获得巨大权势,享有众多肥美稻田、黄牛、水牛。拥有五百男仆、五百女仆以及众多雇员。阿阇梨也在其中,内外一切事物,男仆五十人、女仆五十人的工作,阿阇梨一人完成。童嬉夫妻很高兴,问:“你希求什么?”答:“乞求听闻宗义。”因此听到了童嬉对弟子的讲学。有若干除儿子与妻以外不传他人的密语,由于作事得到他儿子与妻的欢心,询问他们而通晓,于是知道了宗义的一切要点。
一切如何破斥的方法已胸有成竹时,阿阇梨仔细观察其他弟子们求学的酬金如何,计算了新学的学问和酬金,心想婆罗门贪财,若不给酬金,将要倒霉。他自己所给的工资有五百个银巴那,又从住在彼处的夜叉处取得七千黄金银币,把这些金银施给童嬉,又以银子为婆罗门们举行盛大宴会,当晚逃出。
于是在前往一个有王宫的大集市迦迦瞿诃,在杜鲁诃摩梨部王所在之地张贴文告,问有谁愿来辩论。奉持食米斋宗义的婆罗门迦那崛多此外有奉持六派宗见的约五百人集合起来,辩论了三个月。逐渐把五百人驳倒,使归入怫教。国王受到影响,使他们之中的富足婆罗门约五十人各设置一个内道法产。
这话被童嬉听到了大为愤怒,亲自偕同五百婆罗门前来辩论。告诉国王说:“假如我胜了,请杀法称!假如法称胜了,请杀我!”阿阇梨说:假如童嬉胜了,我或归入外道、或杀、或打、或捆绑,国王自己知道。假如我胜了,请不要杀童嬉,然而应该使他入于佛教,”于是以教为替而作辩论,对于童嬉所独有的五百个宗,以成百成百的正理异门—一破斥。于是童嬉也供奉内道,五百婆罗门众知道只有佛教合理,因此在佛教中出家。
此外还破斥裸衣外道罗睺钵罗底弥曼差声论师部陵迦罗瞿诃耶、婆罗门鸠摩罗难陀、外道的辩论牛王迦拿陀楼卢以及住于宾陀山间的一切辩论家。还到达罗婆梨园,宣告此国有谁能辩论,外道大部逃避,有些人承认不能辩论。此地原来败坏的法产全部恢复后,住在一些寂静林苑中修持禅定。
四、商羯罗与法称辩论失败投河自杀因缘(资料来源同上)
那时商羯罗阿阇梨耶致书吉祥那烂陀,要作辩论,他们推迟到第二年,而从南方召请法称。之后,辩论时期已到,钵罗底多王召集佛教徒们与所有婆罗门和外道于婆罗奈斯。在国王与证人聚会之中,商羯罗阿阇梨耶与法称面临辩论时,而羯罗说:“假如我胜利,请诸位选择投恒河或归入外道。假如诸位胜利,我们就投恒河而死。”
于是开始辩论,法称一次又一次击败商羯罗阿阇梨耶,最后使他全然无话可说。于是商羯罗阿阇梨耶打算死于恒河,阿阇梨劝阻,他不听,告诉他的弟子跋咤阿阇梨耶说:“你来辩论,战胜这个秃头,不胜也好,我要投生作你的儿子,来和这些人斗争!”说完投恒河而死。他的弟子持梵行一派的遍行者多人入于佛教,其余人们避走远方。
就在后面一年投生为跋咤阿阇梨耶之子,跋咤阿阇梨耶供奉天神三年,又用三年时间思考内道教理与破斥之术,到了第七年,如前之教为誓而辩论,跋咤阿阇梨耶又一败涂地,也不听阿阇梨的劝阻投恒河而死。他的长子跋咤阿阇梨耶第二与商羯罗阿阇梨耶的转世以及坚持自己教义的婆罗门众逃往遥远的东方。有心地正直的婆罗门约五百人在佛教中出家,约五百人皈法三宝。
摩揭陀国有富楼那婆罗门、末土罗有富楼那跋陀罗出现。他们的权势和受用都很大,非常增长辩论术。为妙音天女与遍入天等自己的本尊所加持。他们也曾先后前来辩论,阿阇梨以正理调伏,令人佛教,这两个婆罗门也在摩揭陀与末土罗各立内道法产五十处。于是名声遍满大地,以后长住摩揭陀附近摩登伽仙人林中,成就多种明咒。
以后宾陀山区,布湿波王之子郁普罗布湿波王,据说统治三百万村,受用之殊异等同天神。阿阇梨游方到被人这样称道的地方,最后到达王宫。
国王问他是谁。答:
 具智慧者大域龙,月官之说最清净,
 诗出毗罗精韵学,胜超十万舍我谁?
国王问:“你是不是法称。”
答:“在世上这样命名。”
这个国王建立许多寺庙,法称住在这里,著七部量论。
以后在国王的阙观上写上赞文:
 设若彼法称,说法日西没,
 诸法眠或亡,非法此方兴。
在那里长时期弘扬佛教,此地出现了约一万个比丘,设置法产约五十处。
之后来到边地瞿耆罗他,在那里也使婆罗门与外道多人入于佛教,建立乔答补梨佛寺。此地外道极多,他们在阿阇梨的住处放火。火从四面烧来,由于随念主尊与秘密真言,走向天空之路,来到离此地约一由旬此国王宫附近,众人无不惊异。现今所传的《八十成道者赞》虽然不宜认为完全可靠,但所说的“消灭诤辩行虚空”,显然是依据这个传说。
那时商羯罗阿阇梨耶再度投生,智力比前生更为锐利,精通辩论,天神全身露于瓶上。到十五六岁时,打算与吉祥法称辩论,来到婆罗奈斯告知摩诃斯耶尼王。并公告各地。于是从南方把阿阇梨请来,婆罗门人众约五千人与国王等无量人众又集合起来,如前以教为誓,辩论中惨遭摧破,又如前阻止,但仍然投恒河而死。此际众多婆罗门如理地看到自己的教义被破,因而有很多人出家,很多人作了居士。
那时婆罗门毗底耶僧诃、提婆毗底耶迦罗和提婆僧诃即婆罗门的三大阿阇梨从迦湿弥罗来到吉祥法称之前,以正直心广事研讨宗义,法称也教以正智。他们对内道大为敬信,受取皈依和五学处,听闻宗义。特别是听了七部量论,极其精通以后,回到北方迦湿弥罗国,弘传法称派的辩论法,同时传说第二人在婆罗奈斯久住。
复又来到南方一带,在佛教尚未弘传和已衰落的各地,以辩论消灭敌法的逆缘。通过法门收服国王和臣子等人,畅通无阻地发展僧伽和法产。阿阇梨本人所建立的寺庙也有一百左右,策励他人建立的不计其数。由于这位阿阇梨所策励而归人佛教的比丘和优婆塞以上总计据说接近十万人,但是又据称大部分是交付与其他亲教师和轨范师,与他有教法联系的弟子虽然遍满大地,然而随侍于后的不超过五个人。
到了晚年,以前的商羯罗阿阇梨耶投生为后跋咤阿阇梨耶之子,智力比以前更大,自己的天神来到面前,亲教智理,有时进入他身中诠说前所未有的智理。年达十二岁时就要和吉祥法称辩论。婆罗门们说:“请暂且同别人辩论。决定可以胜利。法称难以击败。”但他说:“若不能战胜此人,得不到辩论的名声。”于是来到南方一带。约定谁要是胜利,对方就归入他的教中。吉祥法称胜利,他就归入佛教。据说就在南方一带住于婆罗门优婆塞行,供养佛教。他所建立的佛寺现在还存在。
之后,寿命将尽时,在羯夜伽国建立寺庙,使很多人众归入正法后入灭,由同梵行的人们在尸林中焚烧遗体,因而七日之间,降大花雨,妙者乐声遍满十方。遗体围聚成为类似宝石的石块,毫无骸骨的迹相,到现在还设宴供养。
(三)
商羯罗为什么自杀?
我认为不是由于辩论失败,而是因为其自我神化。
说到底,辩论的得失正如浮云,朝朝暮暮散聚无常,为了一时性起而自杀,恰正说明其理自败。而人自身是经不起神化的,所以较真下去只有自杀。
《哥林多前书》: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现代标点和合本,CUVMP Simplified)
平行经文(Parallel Verses):
中文标准译本(CSB Traditional)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只在于今生,我们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
圣经新译本(CNV Simplified)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
1 Corinthians 15:19 King James Bible
If in this life only we have hope in Christ, we are of all men most miserable.
1 Corinthians 15:19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If in this life only we have hoped in Christ, we are of all men most pitiable.

谢选骏:华人赌瘾来自亡国奴经历

谢选骏:华人赌瘾来自亡国奴经历
(一)
2016年6月20日新京报报道,“腾讯处置上万涉赌账号 赌群每天换群规避打击”:500人的微信赌博群5分钟开奖一次,全天24小时无歇,赌客一年140万不知输给谁。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6月16日公开回应,腾讯公司正在部署打击涉赌。
腾讯打击网络犯罪雷霆专项行动负责人表示,已成立专业的打击团队,并将联动警方全面出击。截至目前,已处置涉赌聊天群和违规账号上万个。
发稿前,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记者仍被职业中介拉入两个正在运行的涉赌聊天群,据中介称,这些赌群通过每天换群的方式规避打击。
  对1.65万个涉赌群限制群功能
腾讯方面称,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团伙涉嫌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赌博活动,而且越发猖獗。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如今的网络赌博主要衍生出两种形式:
一是传统赌博的网络化。比如一些不法团伙使用拼手气红包这一娱乐功能,将传统赌博的“赌大小”“压数字”等搬到了聊天群里面。赌客们先是向“庄家”转账下注,然后猜“庄家”的随机红包尾数或大小来赌博。
二是一些供用户休闲娱乐的游戏平台也开始遭受到不法团伙的侵袭。以棋牌游戏天天德州为例:团伙在游戏中通过盗号、外挂、“双簧”作弊欺诈等方式,大量盗刷和骗取玩家的德州币,接着又以德州币与人民币在线下的双向兑换为幌子,诱导用户入局,利用差价和“汇率”牟利。如此往复,构成了赌博违法行为。
腾讯雷霆行动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加强筛查和清理腾讯全平台中所可能包含的不法信息。同时通过技术能力和风控模型加强防控,智能化识别赌博等不法行为。对于情节严重的涉赌行为,还将把相应线索移交警方处理。
据了解,截至目前微信及QQ共计对16500余个涉赌聊天群进行限制群功能处理,并对超过一万个存在严重涉赌行为的社交账号进行限制支付或红包功能处理。天天德州自2015年8月至今,对2013个存在“双簧”行为的游戏账号进行封号10年的处理。在刑事打击方面,自2015年以来,雷霆行动配合各地警方,打击网络赌博违法案件共14起,抓捕人数129人。
仍有赌群每天换群规避打击
腾讯对涉赌聊天群打击效果如何?今日中午,一名赌群职业中介的朋友圈,依然可以看到赌群的广告信息,“近期由于微信限制,频繁换群,感谢不离不弃,游戏火热进行中,没进群的老板私我拉你。”近日来,该中介每天都会发布类似广告信息。
今日中午12时50分许,记者通过另一名职业中介顺利加入两个赌群,两个群内共计有120余名玩家在线。有玩家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拉记者进群的中介表示,这些群每天都在换群,玩家可以放心游戏。
据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微信空间中存在的赌博群,5分钟开奖一次,部分赌群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玩家们少则下注几百,多则数万。
赌客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等手段将钱汇入庄家账户,赌群开设者通过开盘软件接入微信群,自动抓取赌客押注信息,并根据开奖结果自动算账生成账单。开盘软件销售者、职业拉赌客进群的中介、庄家等组成微信赌博产业链。
去年年底,广东揭阳警方打掉一个涉案逾亿元的微信赌博团伙,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具有隐蔽性强、聚赌速度快、资金流动快、证据灭失快的特点。
(二)
赌博成瘾是一种国际现象,但华人赌瘾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亡国奴经历使得华人的安全感荡然无存,似乎只有可以携带和隐藏的金钱,才比较靠得住。
嗜赌成性的人其实不一定比一般人贪心,只是他们的大脑天生就比较爱钱。一项在神经科学研讨会中提出的研究指出,这种现象就像酒精成瘾,大脑会将特别喜爱的事物优先排在其它基本需求之前。
多数人赌博可能是为了娱乐或是赚钱,但其中约有两成的人却有赌博成瘾的问题,医学上将这些人归类为“病态型赌徒”(pathological gambler)。一般而言,职业的扑克玩家即使一天玩10个小时也不会被认为是赌博成瘾,因为他们懂得见好就收。但病态型赌徒即使面临倾家荡产、人际关系破裂,甚至因失控被逮捕都无法停止赌博。主持此次实验的荷兰奈梅亨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神经科学家Guillaume Sescousse表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还将病态型赌博列至成瘾章节中,扩展了过往精神科学对赌瘾的认知。
长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假设赌瘾是大脑负责反应奖励的神经回路失调,对于赢钱产生的愉悦高度敏感所导致,但实验结果却和假设相互矛盾。所以Sescousse反过来提出另一种说法,假设病态型赌徒可能只是对其他种类的奖励如酒精或性爱较不敏感而已。研究人员刊登广告,找来18名病态型赌博的男性作为实验组,和20名健康男性作为控制组。首先记录受测者赌博的频率,并告诉他们,按钮按得越快,就可以赢钱或看到性感美女的图片,再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扫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受测者的脑部活动。这个实验的理论是,按得越快,喜好程度越高。
实验中,研究人员主要观察大脑两个负责对奖励产生愉悦反应的区块: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眼眶额叶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发现尽管大多数的病态型赌徒在实验前都表示金钱和性爱一样重要,但结果显示他们潜意识里还是比较喜欢金钱,看到美女图时按钮的速度比想赢钱时慢了4%,且其腹侧纹状体的反应也较迟钝,相较之下,控制组对于钱或美女图的反应都差不多。另外,他们还发现眼眶额叶皮质的反应区块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反应基本生存需求如食物和性需求,一为反应后天养成的次级需求如权力和金钱。研究人员说明,病态型赌徒在看到关于金钱的提示时,反应基本需求的部分反而会活跃起来,表示对他们来说,金钱就是其基本需求。
从研究结果来看,治疗病态型赌徒并不容易,须从其对金钱的观念下手。Sescousse补充,要改善病态型赌徒的症状,可运用认知疗法,提升其对非金钱奖励的敏感度和改变他们对金钱的想法,例如将金钱视为工具而非奖励。斯克里普思研究院(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专攻酒瘾研究的神经科学家George Koob也赞同Sescousse的研究结果,认为十分具说服力,说病态型赌徒对于性爱的反应可能过于迟钝,导致赌博成为唯一能带给他们愉悦的事物。
(三)
严格说来,赌博是一种逃避行为,是缺乏安全感导致的。
什么时候,华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苏联缔造的“人民共和国”,赌徒的比例或许就可以减少。

谢选骏:蔚蓝色的中国开始出现


2016年8月,中国大陆在吉布提德海军基地建设已经开工。这个基地距离美军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仅有8英里。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加速转型,它们将从奉行孤立主义的大陆国家转向全球海权国家,可能会颠覆1945年以来的世界秩序。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网站8月22日报道,中国已经开工建设吉布提海军基地。据称,这个基地距离美军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仅有8英里,双方隔一个海湾相望。为了给中国基地腾出空间,美军还将部分设置在吉布提港湾北边的设施搬迁到了南部。该网站评论称,这是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上历史性的一步。
福克斯新闻网站报道称,吉布提的骆驼商队今年1月开始首次看到中国军人在他们的港口岸边活动,那里距离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仅有8英里。中国海军舰艇之前就曾经访问过这个小小的东非国家。他们有时候会进入这里老的法国港口装载补给品,之后就会沿着海岸航行,执行索马里反海盗任务。
这次,中国军人将留在这里。骆驼骑手们这次看着这些军人在工地边建立起岗哨,新的码头和集装箱港口正在成型。报道称,这个90英亩面积的基地是北京建设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中国迈向世界大国的道路上,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关注事态发展的外国专家和官员的说法,该基地预计明年完工,届时这个海军基地预计将具备武器仓库、舰船和直升机维护设施,并可能会驻扎一小批中国海军陆战队或者特种部队士兵。
现在,这里有一系列还很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和船坞正在施工,其中一些已经升起中国国旗,这是中国战略扩张的最新标志,表示着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跨越印度洋,向更远的地方延伸。走出这一步,意味着中国正在加速转型,它们将从奉行孤立主义的大陆国家转向全球海权国家,这个举动可能会让西方及其合作伙伴感受到挑战,也可能颠覆1945年以来的世界秩序。
现在,只有少数国家在其边境之外设立军事基地。美国拥有的基地数量是最多的,在42个国家设立了基地。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也在海外十几个国家拥有基地。
中国共产党否认他们将建设一个巨大的“美国式”军事基地,称在吉布提的基地只是一个“支援设施”,不过他们也表示,随着中国利益的扩张,将与更多国家进行谈判,设立基地。
今年4月,中国大陆的“海军上将”、“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上这样写道,“稳步推进海外基地建设”,这是中国新的对外政策重点。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此前发表题为“美国为何应该担心中国在非洲的新军事基地”一文称, 中国扩张影响力范围的做法,正引起已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的美国的担忧。文章称,华盛顿确实有理由感到担心。“鉴于中美两国面临迥然不同的挑战和优先事项,对中国而言,介入非洲是一场盛宴,而对美国来说无异于一场饥荒。”
这标志着:在1988年播出的《河殇·蔚蓝色》之后一个世代,2016年的中国开始站在了蔚蓝色的边缘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没有白过,思想的力量终于化作了历史的现实。
于此几乎同时,美军两栖攻击舰现身东海施压共产党中国:
8月14日,在中国东海周边,驻日美军“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在东海周边巡航,并组织MV-22,MH-60S等机型进行昼夜飞行作业。此番“好人理查德”号现身中国东海周边,意在磨练陌生海空域,复杂电磁环境下,全天候的作战技能。
早在6日,美国海军就发布消息称,两栖舰“好人理查德”号从母港日本西部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出发,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开始作战巡航。出发后,该舰一路向南,驶入了东海。
据悉,“好人理查德”号属于美国海军“黄蜂”级多用途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高达4万吨,不仅可以支援登陆作战,还可以执行制海任务,充当航母的角色。“好人理查德”号有贯穿型甲板,可搭载6-8架类似F-35B的固定翼飞机,在争夺制空权时无疑能起到重要作用。该舰还可以搭载12架“鱼鹰”倾转旋翼机,以及实施兵力投送等任务。“好人理查德”号的坞仓还可以搭载3艘气垫船,用于登陆作战。两栖攻击舰与航母编队的对战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好人理查德”号现身东海,主要是为了显示美军前沿存在的能力。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在东海海域出现的概率非常低,此番高调现身东海,首要目的是向共产党施压。根据2015年5月发布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谓“离岛”纳入了日美防卫范围。一旦该地区有事,美国的海上打击能力和两栖作战力量很可能成为夺岛的重要武器。其次,美国还想借机向朝鲜施压,力挺韩国。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想要推进从“蓝色”向“棕色”转型,活动范围从大洋转向他国的近海陆地,实现其战略意图,使美军对他国海岸的打击能力和控制能力达到极致。
由此可见,中国如果不能完成“蔚蓝色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很难和美国抗衡,更难成为世界的中心、名副其实的“中国”。

Saturday, August 13, 2016

谢选骏:庄子的恶意


《试妻大劈棺》是一出京剧名剧,是由古代小说家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改编而成。讲的是庄周得道,路遇新孀扇坟使干,以便改嫁;庄周因此回家试探己妻田氏,伪病死,成殓,幻化楚王孙,携一家僮来家。田氏见王孙,顿生爱慕,拟嫁之,洞房中王孙忽患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劈棺取庄周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自杀,庄周弃家而走。
(一)

在庄周汪洋恣肆的文章中有两个有关自己的段子:一个是庄周梦蝶,另一个就是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这两件看上去非常奇异的事情自然是改编成戏剧、小说的“绝妙好辞”。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曲改编本是元代史九敬先的杂剧《老庄周一枕蝴蝶梦》。讲的是年轻英俊的书生庄周如何在太白金星的点化下,通过和四位仙女的风流艳遇,经历了酒色财气的人生后参悟世事轮转的道理,终于超脱尘俗,重入仙班的故事。所谓“蝴蝶梦”其实就是唐传奇里的“黄粱梦”。从这个剧本中可见,在元人的故事里,庄周的蝴蝶梦和他的妻子还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到了17世纪以后,经过明代人的重新改写,故事的主题就由得道成仙的个人修行变成了夫妻关系中道德问题的评判。那个一直没有出场的庄周之妻,不仅有了自己的姓名,而且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角。
相关史料证明,最迟在晚明,庄周梦蝶已经被小说家与佛教徒转型为庄周试妻。(上海市图书馆馆藏的19世纪晚期的佛教宝卷,显示梦蝶故事在晚明已经转型为庄周试妻的故事。)

(二)
《警世通言》卷二及《今古奇观》第二十回《庄子休鼓成大道》、《蝴蝶梦》传奇等在一般演出时投俗所好,多有色情、恐怖、庸俗丑恶表演。汉剧、桂剧、评剧均有此剧目,川剧有《南华堂》,湘剧、弋腔、徽剧、秦腔都有《蝴蝶梦》,河北梆子也有《庄子扇坟》。
庄子本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可是到了小说家和戏剧家那里,他的妻子田氏却不大光彩:故事起因于庄子和妻子的一次闲聊。庄子说,妇人水性,丈夫死了之后是必定要急着改嫁的;田氏却说未必,自己就是能守节的人。只因为庄周还活着,两人也分不出谁对谁错。不想过了不久,庄周果然病重,一命呜呼。田氏哭哭啼啼地守着孝。
到了第七天上,忽然来了个少年秀士,自称是楚国王孙,说是向年曾与庄周有约,欲拜在门下,今特地登门求教。见庄子已死,楚王孙不胜惋惜,提出在庄子家暂住百日,一来为老师守孝,二来得观老师遗著。田氏见楚王孙一表人才,产生了爱慕之情,一来二去,与他仓促成婚。合否之时,楚王孙忽然心疼难忍,说是必得要活人脑髓和着热酒吞下方可治愈。平日里犯病、总是楚王选一死囚来取脑髓。眼下无人可取,看看就要死去。田氏救王孙心切,听说不出七七四十九天的死人脑髓也可以用,便拿着斧头想劈开棺材,取庄周的脑髓为楚王孙治病。这时,庄周突然复生,田氏羞愧难当,自尽而死。
这个故事,由于传统剧目《大劈棺》(又叫《蝴蝶梦》)的演出而广为流传。京剧、微剧、汉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剧种都有这个剧目。
故事中荒诞的内容,当不可信,但庄子之妻到底是否坏女人,倒是有案可查。《庄子·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元气。杂平芒茹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恒然寝于巨室,而我吸吸然随而哭之,自以为术通乎命,故止也。”
《至乐》属于《庄子》外篇,为庄周的弟子后学所写,离庄子比较近,应有相当的可信度。这里提到的惠子,名惠施,也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是庄子的朋友。从这里的记载来看,庄子之妻毫无异常死亡的痕迹。如果有了先前所说的那些事情,她自杀身亡,那么,即使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就算惠子不知其情吧,庄子的回答也完全合情合理。他首先说:“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庄子用的是反问句,也就是说,妻子刚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悲痛的。但后来他对人的生命历程作了一番思索,他觉得人的生命就像春秋冬夏四季一样,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既然生命可以从无到有,那么它也就会从有到无。把个体生命看作是宇宙漫长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那就不必为之哀伤哭泣了。从这儿不难看出,庄于是非常通达的人,善于对宇宙人生作一种宏观的思考。像他这样的人,会用小心眼儿试探妻子对自己忠还是不忠,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关于庄子的妻子是个坏女人的故事来自什么地方呢?关键在于“鼓盆而歌”这四个字。盆是一种敞口的瓦器,古人也用它做乐器。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个著名故事,叫“渑池会”。说蔺相如陪同赵王在渑池与秦王会见。在喝酒喝得很酣畅的时候,秦王对赵王说:“我听说您喜欢音乐,您用瑟演奏一曲吧。”赵王正在鼓瑟,秦国的史官就上前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一起喝酒,命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见秦国的人轻辱赵王,立即走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音乐,我把这些盛酒的瓦器给您,您也为赵王表演一下吧。”蔺相如这里提到的瓦器,就叫“盆缶”,秦人也把它作为乐器的。庄子“鼓盆而歌”,就是一边唱歌,一边拍打着瓦盆,为自己伴奏。这和死了人以后的哀伤气氛的确不大合拍,所以惠子才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尽管庄子很好地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但对于他的反常行为,老百姓还是选择了世俗化的解释。就是说,庄子鼓盆而歌,说明他不悲伤;他不悲伤,说明他与妻子不恩爱;不恩爱,说明他妻子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庄子对生命的严肃思考,就这样被编排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故事。
由此可见,哲学的智慧,到了百姓手里,就会沦为一种恶意。这是毛泽东一类的牛粪思想家无从想象的事实。这些牛粪马粪(马列主义者)自称“泥腿子”,从来不刷牙,还自夸自己的脚上粘有牛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