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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5日星期一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三章 战国的沉思

Chapter Thirteen Warring States Contemplation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的泛滥就不再是“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一,以中国战国与日本战国为例***

1. Cases of warring states in China and Japan

 

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呈现了战国逐鹿的全球格局;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名为列强,实为“战国”〕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主权国家,以保家卫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在二十世纪鼓动教唆策划执行了许多复杂的计划,在血腥厮杀中屠宰了几亿反应迟钝的人民,使得肮脏的集中营和腐臭的万人坑星罗棋布于全球。这一切到底由于什么?仅仅由于人口过剩或杀人机器的生产力空前提高了?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相似的历史,也许容易找到答案。

 

在中文里,“战国”时代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那一段。当时,整个华夏文化圈扩张为而不是分裂为数十个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国家;其中佼佼者号称“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些国家被称为“战争国家”的最高意志,就是自保独立并伺机兼并他国的领土资源和人口。为此,它们动员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技术的全部力量,进行搏杀。其典型事例是残暴的秦国竟然一次坑杀〔活埋〕赵国降卒四十余万,几乎是后者的大部分壮丁。而最后一位贵族、灭秦英雄项羽,后来竟也仿效秦人的暴行,以暴易暴,一次坑杀秦兵二十余万。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这样的屠杀规模要远远超过日寇炮制的南京大屠杀三十四万和德国炮制的灭犹五六百万。

 

有趣的是,中古日本历史上也有其“战国时代”:十二世纪末,源赖朝受封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并在镰仓建立幕府,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幕府〕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和天皇〕政治的对立。十四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以后,两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应仁元年〔1467年〕一月,应仁之乱爆发,全国各地的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纷纷而起,室町幕府遥遥欲坠,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战国大名的领地成了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十六世纪中叶,决心以武力统一日本、结束乱世的枭雄织田信长出现,他的家臣后来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的秀吉,以及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三人合称“战国三雄”。德川家康最终于庆长八年〔1603年〕建立德川幕府,结束绵延一个半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

 

由上述可见,日本的战国并不是单纯模仿中国战国的称谓,而是由于它和中国的战国历史确实有其相似性。从中国、日本的例子再去看世界各大文明板块,也能发现他们都有各自历史的“战国时代”:这是由区域国家的多元竞争,向当时的世界政府之一元统治的过渡。这一生吞活剥许多主权国家的战国现实,使得其间的思想感情和制度行为,充满了血腥的光彩。在战国期间,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增长,“唯生产力论”泛滥成灾,各国拼命增加生产,其背景是战国列强互相兼并的疯狂压力。无论是中国战国,还是日本战国,或是希腊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统一希腊〕,还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亚述帝国称霸前后到居鲁士大实现统一帝国〕──所有这些战国时代的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征,就是由于军事压力和技术改进的齐头并进,带来了生产力迅猛增长、普遍的战乱、版图的不断重新分割、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等等。

 

这些特征,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同样屡见不鲜、一览无余。例如,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就代表了十九世纪的春秋群雄并预示了二十世纪的战国群雄;但其中除了美、俄两个边缘国家拥有广袤的半开化腹地外,其他几位都由于资源有限、版图局促,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沦为二等国家。冷战结束后,苏联也宣告初步瓦解,只剩美国独大。而今在美国以下的二等国家除了大部分“八国联军的残渣余孽”合组“欧盟”外,又多了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印度、阿拉伯联盟等板块〔还有个日本左右为难〕,隐然似有“X雄争霸的格局”。

 

 

**二,嗜血成性的战国时代合乎“社会发展阶段”这一咒语***

2. The Mantra:Bloody Warring States are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无论面对风暴或是雪花,

还是太阳对我们微笑;

火热的白天,

寒冷的夜晚,

扑面的灰尘,

但我们享受这种乐趣,

我们享受着这种乐趣。

我们的坦克轰鸣向前,

伴随着阵阵尘沙。

当敌人的坦克露出踪影

我们加大油门全速向前!

我们生命的价值

就是为了光荣的军队而战!

为德国而死是至高的荣誉!

伴随着雷鸣般的引擎,

我们在坚实的装甲板后像闪电一般冲向敌人。

与同志们一起向前,

并肩战斗,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扎进敌人的队列

面对敌人所谓的屏障

我们给予轻蔑的嘲笑

然后简单的绕过;

如果前面的黄砂之中,

隐藏的是那炮火的威胁,

我们就找寻自己的道路,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纳粹德国装甲兵进行曲

 

平心而论,卡尔马克思出自德国并非偶然,而是像上面的这首《纳粹德国装甲兵进行曲》一样,是自闭的德国精神的产物。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并非科学总结,而是战国咒语,是浮士德精神的理论化,所以它的理论功效是催眠了传统道德,铸造了迄今最无情的战国机器。

 

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攻城略地,惊人近似,多元竞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悖论:世界一体化。原先,若干核心城市所支撑的区域性主权国家,构成了文明的中心,并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但随着不断的兼并,竞争日烈,主权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消失,争夺空间与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技术和生产的继续疯长,反过去推动了扩张兼并与世界一体化的形成。在这一漩涡里,不用尽吃奶的力气便意味被生活淘汰,所以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纳粹主义的种族斗争甚嚣尘上。有鉴于此,唯生产力论开始泛滥,不问道德黑白,只求物质成效,就不再是一个“贪欲”的表现,而成为生物自保的本钱了。因为事实好像是说,“凡是不能有效增加生产能力和战争能力的国家民族,就只有“被动挨打”,最终因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奴役,甚至亡国灭种。

 

所谓多元竞争既然构成了战国时代各种理想与各种暴行得以横行无忌的基本动力,情急之下的人们自然慌不择路,忘记了要为子孙后代保存一些糊口的资源。对战国漩涡中的厮杀者来说,“竞争”并不是一个利润多少和优势多大的问题,而是通过利润与优势去攫取对方性命的撒手锏。人们疯狂地增产一如疯狂地杀人,其野蛮冲动背后,实际上潜伏着“凝聚雄厚战斗力立于不败之地”的超级兽性。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更大规模地增强战斗力,以期保存自己并扩大生存机会。

 

结果形成了怪现象:战国哲学〔红色共产主义、黑色法西斯主义、褐色纳粹主义、白色回教原教旨主义、猫色即变色的军事独裁即“新权威主义”……〕在伦理价值上,只是对内部〔阶级、种族、宗教〕强调约束贪欲,而对外部则极力鼓动贪欲和攻击性〔世界革命、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因此既缺乏理性上的说服力,更少实践上的持久性,如果战国的屠杀不获得一个终止,那漩涡中的人们如何倾听和平的福音呢?“衣食足而后知廉耻”──如果连必要的安全感都缺乏,人们豈不等于回到了丛林时代,不得不再度变回为兽,尽管这些不幸的兽死后被封为靖国神社里的“革命烈士”。本来,建立伦理规范,是为了使人活得更好,而不是让人们为规范去死。但是对战国的人民而言,“活着”成了头等大事,“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了各种哲学背后的那个“哲学原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者都是遵循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哲学原理”,所以才投降结果却意外遭到了背信的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又何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原理”的信徒:所以他们使自己变成了杀人犯、强奸犯甚至食人肉者!他们并不是什么灾民,而是血淋淋的战国时代的宠儿。这意味着胜利要比伦理更重要些。成王败寇的牲口原理就是这样主“宰”了千千万万的人民,一直把他们送入地狱,然后再踏上一只伟大的脚。

 

 

**三,全球战国局势面临史无前例的危险***

3. The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global warring states

 

1941622日,纳粹德国启动灭苏战争“巴巴罗沙计划”。两天以后,希特勒乘坐专列“亚美利加”号抵达号称“狼窝”的东普鲁士前线大本营,并在这里指挥了对苏战争,长达八百余天。战后这地方虽然割让给了波兰,但厚约四米的墙壁,即使被炸六十多年,也还未完全倒塌……它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希特勒是想在欧洲从事欧洲人以前在亚美利加从事的殖民勾当的──他把斯拉夫人当作黑人来贩卖、奴役、配种、杂交,把犹太人当作印第安人来灭绝和屠杀。因为他发现:到海外开拓殖民地,远远不如在欧洲本土开拓殖民地那么有利可图。强迫白人弟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进行义务劳动,显然要比奴役黑人更加过瘾。

 

所以希特勒严格区分东线和西线的不同政策:他把西欧人当人看,不把东欧人〔包括犹太人〕当人看;就像欧洲殖民者把欧洲人自己和回教徒当人看,但不把黑人和印第安人当人看。

 

根据亚美利加灭绝印第安人〔以及澳洲灭绝土人〕的方式,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共修建了一千多座集中营,尽管它们杀害的人还不到欧洲总人口的五十分之一,比不上欧洲人杀害了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

 

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奥斯威辛是波兰南部一个四万多居民的小镇,二战期间德国在此设立了最大的集中营,这个小镇因此闻名于世。当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管理局控制的地区面积达四十平方公里,包括三个集中营:奥斯威辛主营、布热津卡营、莫诺维策营;莫诺维策营又包括四十个小集中营,分布在波兰南部整个西里西亚地区。1940年到1944年,二十八个民族的四百万人死在这里,其中犹太人有达两百五十万。许多人是在苦役中死去的,其余的则被有计划地消灭了。美洲的悲剧终于在欧洲上演,尽管是在四百多年以后。

 

集中营的第一批受害者是波兰的政治犯。从1941年起,德国人向集中营运送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俄国人、法国人等二十四个国家的囚犯,其中也包括反对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以及所有被占领国的人。

 

除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外,以下集中营也威名远扬:

 

1、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附近,先后关押过二十二万名囚犯,其中有十万人遭害或死于劳累与疾病。

 

2、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落在德国魏玛附近,大约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和其他原因。19454月,美国军队解放了那里的大约两万名幸存者。

 

3、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1938年修建,囚禁过二十万人,其中十万多人被枪杀、毒死或折磨致死。美国军队19455月夺取这座死亡营。二战结束后,该集中营被改建为纪念馆。

 

4、德国达豪集中营:1933年在德国南部小城达豪市建立。19331945年间共关押了大约二十万人,其中至少有三万四千人死亡。现在的达豪集中营故址仍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5、波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继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当时欧洲第二大纳粹集中营。当年共有二十三万人死在这个集中营里。目前该旧址已建成博物馆。

 

“这里是地球上最令人伤感的地方。人们抱着种种期望,甚至深深的忏悔,来到此地。”奥斯维辛博物馆副馆长这样说。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美洲和澳洲的种族灭绝故事。

 

只是经过这残忍无比的希特勒一役,有色人种反倒莫名其妙地开始复苏。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帝国纷纷瓦解。好像美洲和澳洲的死魂灵,在欧洲战场得到了解放和复苏。

 

感谢上帝!我们能对现代历史获得这样明彻的感觉,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于是我们发现了:现代战国比古代战国,更为严酷。不仅在于现代的屠杀规模远远大于古代,哲学更为残暴不仁,而且在于现代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生的革命事物,如毒气、原子弹、自动化、信息化、遗传工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加速度,与此一同来到的则是人加深了对机器文明的依赖程度。多种迹象表明,全面自动化将对人类生存状况给以革命性的控制,如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的科幻社会小说《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所预言。由于人性的作用,其祸似乎大于其福。例如,复制人类的技术使得人们即将面对的变化形态和变化幅度都将是空前未有和深不可测的,并将大大超出以往的历史经验所能概括的范围。因为至今人类文明的基础全是建立在现有基因上面的,如果基因改造完成,人类的历史经验本身很可能从此变成一张废纸。

 

我们知道,使旧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人性的因素。以往,人手中掌握的技术变化了,但人性并未随之而易。以后不同了,基因工程可能改变人性本身。基因工程无疑是潘多拉的盒子,基因工程的泛滥因此比原子弹的扩散还要具有根本的威胁。而消除这威胁的策源地,正如根治核威胁一样,就是要把争奇斗艳结果奇形怪状的主权国家予以终结,建立起规范化的全球政府。只有这样规范化的全球政府,才能有效管理自动化、信息化的社会。试想一下,如果交通管制系统号令不一,或是几个交通管制系统同时发号施令,会是什么局面?其实,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管制系统号令不一、几百个主权国家系统同时发号施令的自动化、信息化时代,如此听凭垂死挣扎中的主权国家胡搅蛮缠下去,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要是不发生颠乱碰撞,全球秩序要是不天翻地覆,那才奇怪哪。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再不需要草菅人命的主权国家。

 

 

**四,主权国家之间国际条约的脆弱性***

4. The fragil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现存最为古老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是赫梯国王哈吐什尔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间签定的同盟条约,现存原文是象形文字,刻在卡纳和拉美西乌姆〔底比斯〕寺庙的墙壁上。和约缔结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二十一年〔公元前1295年〕。哈吐什尔先把写在银板上的和议草案寄来,拉美西斯二世在这基础上拟定了自己的草案,寄给赫梯国王。

 

一般认为,埃及版本是译自原稿的副本,而原稿可能是用赫梯语和当时国际通信所用的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的。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埃及的书吏把带来条约草案的使者到达的日期和报导,也补充到了条约的本文中。而在波伽兹科易发现的赫梯国王档案库中,也保存有赫梯版的条约的若干断片的抄本,它写在泥板上。

 

这个条约是根据替代自己兄长穆瓦塔尔王位的赫梯国王哈吐什尔的提议缔结成的。埃及和赫梯双方都因持续了十六年的长期战争感到疲惫不堪。在赫梯军队中甚至发生了由于拖延战斗而引起的暴动。于是,两个国王只好“确定了永久的和平”,并答应彼此帮助,互相保持住他们所征服的亚洲国家,双方并且答应彼此交还政治逃亡者。条约又以拉美西斯与赫梯王女结婚的方式而使之更加巩固:

 

“第二十一年,冬季第一月二十一日,在上下埃及之王,拉神之子,拉美西斯·美里阿蒙在位时代。赫梯国家的使者来了,送来大公哈吐什尔寄给法老的银板,求得和平,确定每个国家的边界。

 

银板条约永远赋予永久和平与兄弟关系,避免敌对。虽然以前打过仗,但从今后永远不敌对。

 

而埃及的国土与赫梯的国土将和我们一样,也永远以和平和兄弟关系相处,永远不发生敌对。

 

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永远不侵入埃及领地,掠夺埃及的财富,而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也永远不侵入赫梯的领土,掠夺赫梯的财富。

 

假如其他的敌人进犯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的领土,而他派人到赫梯国家伟大的大公那里,说,‘请到我那里并给予力量以反对他’,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应该到他那里。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将击破他的敌人。假如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自己不来,他应当派遣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战车,而他将击破他的敌人。

 

假如显贵的人由埃及领地潜逃,而他来到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的领土上,或者市民,或者属于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土地上的人,他们来到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这里──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将不接纳他们。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将把他们送还给他们的主宰,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假如不知道为谁的一个人或两个人,潜逃到赫梯国土,为的是变成他人的纳贡者──他们不得留在赫梯国土,而他们应被送还给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

 

假如显贵的人由赫梯国土潜逃,而来到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的领土,或者市民,或者一个地区的人,或者属于赫梯国家土地上的人,他们来到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这里,埃及伟大的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将不接纳他们。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将把他们送还给赫梯国家的伟大的大公。他不留他们。

 

同样的,假如不知道为谁的一个人或两个人,潜逃到埃及领土,为的是变成他人的纳贡者──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不得留下他们,而要把他们送还给赫梯国家伟大的大公。

 

〔接着五行几乎写满了作为本条约证明人的埃及和赫梯的众神的名字。〕

 

……至于这银板上关于赫梯人国土和埃及人国土的言辞,谁不留心它,那么赫梯国土的成千的神以及埃及国土的成千的神就要毁坏他的房屋,他的土地,他的仆人。

 

同样,谁留心这银板上的言辞,不论他们是赫梯国家的或是埃及的人,他们不违反本条约上的言辞,那么赫梯国土的成千的神,及埃及领土的成千的神,将给他连他的房屋,连他的土地,连他的仆人一起,以幸福和生命。

 

〔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101105页节选,刘文鹏译〕

 

这种辞令庄严的同盟显然只是暂时的苟且,就像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一样,在庄严辞令后面充满了列强霸权之间互相许愿但尔虞我诈的毒计,让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指天发誓”的可悲实况是如何不堪一击。国际斗争其实和野兽之间的格斗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加狡诈,更加残忍,因为野兽之间都没有人间如此大规模的同类相残。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同类相残是邪恶的,因为国家不是目的,国家只是文明在推行其扩张政策时所利用的一个便利手段和工具。帝国主义的迷误,正如民族主义、家族主义的迷误,在于将“国家的利益”置放在高于一切尤其是高于文明的地位。这其实是主仆易位,终将导致危机四起,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战国时代尤其是全球规模的战国时代的劣根性,必须结束。

 

 

**五,欧洲为何不能建设全球秩序***

5. Why is Europe not able to establish a world order·

 

〔希特勒与汉尼拔,罗马与美国,腓尼基、希腊城邦与近代欧洲殖民国家的比较〕

 

欧洲不能建设全球秩序的主因,是因为过于强烈的部落主义,或曰“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古代部落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只是规模更大,动员得更加彻底,达到了“总体战”〔Total War〕的极端。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总体战都是一个典型的“战国纲领”,在总体战的名义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坦然无畏地干出来。二十世纪的欧洲文明,正是陷入了战国时代的困境中,无论美术、音乐、文学、心理状态甚至社会理论,都是在为战争服务,也就是为战国服务,为大规模的杀戮和种族灭绝服务,或用一句时髦的话,这叫做“为人民服务”。二十世纪的非欧世界,则同步陷入了欧化的困境中,无论政治、经济、军事、科学还是思想方式,或是美术、音乐、文学、心理状态甚至社会理论,都是唯欧洲的种族灭绝的马首是瞻。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展望的中国文明,决不是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蓝本的,而是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为殷鉴的,惟有殷鉴,可以促使周天子的勃兴。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并不是基于现有的中国“文明”的整合,因为现有的中国文明其实并不文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不是现存的欧洲文明的毁灭,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合成。全球整合,不可出自占有性的征服,而是出自慈悲性的施舍,尽管文明的整合不得不以某种征服为形式,甚至精神形式也不得不如此服从人性的规则,不得不以某种“掠夺性”刺激人性的坚实基础。

 

法国人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说:“胜利女神的雕像不会和拥有它的人长得一样。”这句灵机一动的俏皮话使我想到:胜利女神──在诗人的想象中是胜利的象征;但在历史的现实中却是一匹女奴,是强有力者手里的战利品。强有力的异端份子作为适应性极强的“政治流氓”,最后总是赢家,赢家几乎肯定是个无情的阴谋家,惯以精算的牺牲来填补事业的裂壑,甚至以无数人头铺平征途上的坑坑洼洼,犹如苻坚指着长江说:“此可投鞭而渡。”而且,他懂得以不动声色的耐心来等待世界的末日!

 

希特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还不具备一个恺撒的真正气质。纳粹主义,基本上停留在旧式的国家战争的圈子内;而未能进入真正世界大战的境地。用中国历史的概念术语说,希特勒等人基本上还是“春秋末期的霸主”,而非“战国时代的明王”。这些僭主最多是些过渡性的人物,他们的疯狂激动足以说明他们尚未从人道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就拿希特勒来说吧,他未能预见到法国的崩溃,所以无法好好利用这一崩溃,结果竟然在敦克尔刻听让三十多万英法残兵败将从容撤退,白白放过了入主英国的大好机会,且成全后来的盟国反攻,致使自己重蹈两面作战的覆辙。从较大的历史刻度看,这无疑又给了英国和西欧多出一百年的独立与自由。但从现实看,却使新的欧洲恺撒的梦境破碎了。欧洲的霸权中心不得不让位给美洲的霸权中心。

 

关键是这位被认为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并因此自卑且装作趾高气昂的德国恺撒,并不具备世界恺撒的雄图。他甚至在关键时刻怜悯起英国人来了,而英国人却一点也不领他的情。希特勒念念不忘的,只是为德国尤其为自己被扭曲的生存状态进行“复仇”,而不是缔造罗马或秦汉式的世界和平。就是墨索里尼的罗马崇拜,也是过时的民族主义理想,它只能加剧欧洲的自杀局势,而无法开辟全球政治。在全球日趋一体化的趋势下,夸大民族主义的价值对于人类的未来是极其危险的,而过度推崇民族主义实际上是“逆全球化历史”而反动的。对世界范围的政治来说,没有什么比陈腐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更为有害的了,除非仅仅利用民族主义去欺骗国内民众。

 

但从希特勒的行为看,他是一个相当真诚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恺撒那样自私的世界主义者。因此当他出乎意料地粉碎了法国,英国也瘫软在脚边的那几个月中,他竟然惶惑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情感,对英国人的古老的中世纪般情感,竟然阻挠他放手一博,彻底歼灭英国的抵抗。六年以后,蒋介石在满洲犯下类似的错误,没有在1946年乘胜追击,而是幻想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争议;结果到了1947年以后,林彪部队已从苏联得到足够的援助,从中苏边境一直打到海南岛,几乎重演了三百年以前的〔1644年〕的吴三桂征服中国史。蒋介石没有好好研究二次大战史:1940年夏天关键的几个月过去以后,希特勒才大梦初醒,但为时晚矣,英国人已从美国得到有效的支援,稳住了脚跟。由此可见,希特勒的计划,只是春秋时代的遗迹,是注定要在战国的残杀中化为乌有的。他的梦想是落伍的,不仅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而且浪费了许多资源。这是一个分裂的人,在东欧,他表现出十足的战国时代作风,但在西欧,他还滞留在春秋时代的温暖梦乡中。可见,要想完成恺撒的事业,必先具备一颗恺撒的心;要想采取恺撒的行动,必先具有恺撒的计划。当然,即使如此落伍,希特勒的搏斗在事实上还是促进了全球化,促进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没落,促进了非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话说回来,希特勒之所以扮演了一出悲剧而非喜剧,还由于世界尚未成熟到可以唾手摘取的地步。但如果他真的超越了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运动的黎明而非帝国主义的黄昏的话,何尝不能促使这果子早熟一点?在我的理解中,常常把希特勒与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相提并论:是汉尼拔创造了罗马的霸权,正如希特勒创造了美国的霸权。三次布匿战争造就了罗马的和平,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一样造就了美国的和平。也许美国最终不能成就罗马的和平而仅能扮演迦太基的角色,但希特勒和汉尼拔的上述相似性还是存在的。汉尼拔虽然失败,但他作为个人的影响却远远高于罗马的领袖,正如希特勒的个人重要性,远在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总和之上。欧洲很像腓尼基城邦〔迦太基就是最有势力的一个腓尼基城邦之一〕和希腊城邦〔如雅典、斯巴达、哥林斯等〕那样四分五裂,美国能否超越欧洲的弊病成为新的罗马?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俄国和马其顿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半开化国家,同样带头向东方扩张,推行希腊和欧洲文化,同样被西部强权〔罗马和美国〕所击败──通过“马其顿战争”和“冷战”。

 

在战国之后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古老象征,将轰然倒地、彻底粉碎。深透的痉挛将持久不息地穿越文明的壁垒,扫荡阴暗的衰落,治愈惨烈的疲惫。充沛的情绪,热忱的呼号,危言耸听的辞句,伴随着愈来愈离奇的历程,愈来愈怪诞的变调……愈来愈富于创造性的独特,将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人类过往的历史中,苏美尔城邦、马雅城邦、希腊城邦、意大利城邦,都是由于过于强烈的部落主义而沦为野蛮强国的俘虏,在某种意义上,中原各国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半开化的虎狼之国秦,给各个击破的。现在,欧洲各国由于现代部落主义──民族主义的互相厮杀百年而失去了中心地位,未来,我们切不可因为过时的怪物──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拼杀,而失去我们唯一的地球。

 

 

**六,历史有方向但过程充满偶然***

6. History may be moving in certain direction,but its course is full of surprises

 

历史的“偶然”体现在战国的拼杀者身上,也同样体现在“战国的终结者”身上:《史记》说秦始皇实为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而号称始皇的秦王嬴政又是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一大关键。由于商人吕氏决定押宝在秦国王子子楚身上,这么一个偶然事件,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可见历史的走向本身也像历史的评价一样,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不仅“任人打扮”,还要“任人糟踏”。

 

秦王嬴政很可能知道自己的卑贱身份。他在写给吕不韦的信中说“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这岂不是用否定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隐痛?我始终觉得,在秦王嬴政自名“皇帝”、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就像有人自称伟大的导师,仅仅因为自己连大学都考不上,只能上师范中专,结果持久的怨气使他晚年作出了关闭所有学校的荒谬决定。杀伐的成功固然使他们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在古代,“皇”“帝”都不是凡人的称谓而是神明的尊号,嬴政自称“皇帝”和二十世纪的某人自称“红太阳”的心情是相通的。可是人怎么能是红太阳呢?即使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而面容红肿、仿佛“神采奕奕”,也不可能是红太阳的同类。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我始终觉得,嬴政的风格并不与秦国的列王传统同。这与他出生于邯郸歌舞妓厅及其母家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他的母亲虽然是“豪家女”,却依然是歌妓兼小妾,这种女人的淫乱习性和淫乱基因,怎么会对嬴政没有影响?所以他早年很是缺乏威仪,具有太多的“人民性”和流氓性,据《史记》记载,大梁人尉缭事秦,嬴政“衣服食饮与缭同”,但仔细观察后尉缭却发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尉缭的话有一点可信,则秦政的风度显然不是传统的国王,而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革命家、暴发户和无赖,颇有类于后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而不像一个传统国王,甚至比汉代的出身牧童的中兴之主宣帝也更为无产阶级化。

 

果然,后来随着嬴政内夺实权而外扩疆土,他的低三下四就一变而为暴戾狂傲:先前,他恳求王翦伐楚时的低声下气,但到了后来,连神灵都逃不过他的愤怒。例如当他听说阻挠他行程的是湘神,而湘江之神不过是尧的女儿即舜的妃子,而不是什么正牌的天神,自觉还不如秦王陛下,就不仅大怒,还要铲平湘山的树木,以为报复。秦王对神灵尚且如此暴虐,对人事的态度可想而知,后人把嬴政的暴政归罪于李斯的动议,恐怕李斯这位奸佞小人是冤枉的,就像把文革的暴行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一样荒谬。按照文革的经验推测,李斯的毒计大约多系出自嬴政的暗示和唆使,嬴政的革命家一般的诡诈足以做到这一点,而李斯迫于嬴政的淫威岂敢不从?这样看来,嬴政所以成为始皇帝,并不是凭借不可思议的神威,而是依靠后世开国皇帝同样的“无赖行径”。其实,这种无赖行径正被目为伟大的政治才能体现,验诸历史,莫有例外。

 

这种天生的政治才能,可以笼统地叫做“渴望权力的变态心理”,把争取独裁权力视为高于一切的快乐之源。若是不能凌驾在一切人的脑袋上,生活就变成了无味的……这样一来,这种人眼目中的生活,就不再是生活本身,而是成了争取独裁权力的手段。所谓独裁权力,也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不断强化的,难有满足的一天。同样,随着皇帝陛下的认识扩张其野心也扩张,所以知识就不仅成为争取权力的手段,也是产生权力欲望的源泉……如此看来,我们是否能说,嬴政之继位秦王并进而升格为始皇帝这一纯粹的历史偶然,最终成了世界的命运呢?

 

在决定历史的偶然因素里,“自我实现的预言”所构成的 “催眠性暗示”,也构成巨大的演化力量。例如韩非子对于明君的呼唤最终引出了剧毒的蛇蝎。这种意义的先知先觉者不仅是“首位受示者”,而且是“首位创造者”,他的使命是使个人的思想变成全民的共识,以开创天命的窗户,不论这天命多么违背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人本主义时代,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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